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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生气勃勃 争取抗战全面胜利：第二节
张水良
第二节 工商发展 集市活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解放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轻工业提供了粮食、原料、资金和市场，尤其是毛、棉纺织工业，由于棉花、蚕丝的增产和畜牧的繁殖，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原料，因而发展更为迅速。
我们先来看看陕甘宁边区公营纺织厂的发展情况。它由1938年开始创立的一个厂，年产布125匹(每匹布长10.4丈，宽2.5尺)增加到1943年的23厂，年产布32，968匹(毛毯、毛呢与精制毛线不算在内)。下面两个公营纺织厂年产布匹的统计数字，可使我们进一步看出边区公营纺织业是随着农业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而发展的。(见表三十八)①：
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纺织生产合作社和私营纺织厂，由于原料的有效解决和民主政府的扶助奖励，也都有较大的发展。纺织生产合作社由1939年开始创立一家，年产布400匹，增至1943年38家，年产布6千匹。私营纺织业由1938年5个厂，年产布1，260匹，增至1943年50个厂，年产布12，000匹③。
此外，家庭手工纺织业，发展也很快，从延川县的民间纺织业发展情况，便可看出(见表三十九)④：
其他各县的家庭手工纺织业，也同样是在不断地发展着。在当时，自种、自纺、自织、自穿、不买棉花、不买布的村庄到处出现。例如葭县木头峪，1940年只有13架纺车，两架布机子，13个纺织妇女。1943年，由于农业大生产运动推动了植棉，全村64户种棉80亩，收获净花1，700斤，由此，纺车即增加到128架，较1940年增加了115架，布机增加到21架，较1940年增加了19架，纺织妇女增加到156人，较1940年增加了143人。全村年需布匹2，000丈，要是把这一年所收1，700斤棉花完全纺成线，就可织布3，000丈，除了自给外，还可余1，000丈，支援其他兄弟地区的需要⑤。
据统计，全边区1943年家庭手工纺织业已有纺妇133，457人，纺车120，255架，共纺纱835，704斤9两。截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家庭手工纺织业纺妇则已达15万人以上，织妇4、5万人，各种织布机2、3万架⑥。由于棉花增产，原料充足，全边区布匹产量也随之大增，如1943年的118，460匹，1945年的150，000匹，都较大生产运动前的任何一年有了较大幅度地增加。据统计，当时全边区军民与公务人员，年需布25万大匹(其中军队及公务人员约占5万匹，人民群众约占20万匹)，这样，1945年的产量15万匹布，就可以保证军民所需布匹的60％了。
在环境条件异常恶劣的敌后解放区，随着农业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纺织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晋察冀边区北岳区1944年春的统计，仅易县一地公营及私营纺织厂就有数十家，资本额在800万元以上。家庭手工纺织业发展更快。全边区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2月，即二个月间，纺织村庄由46个，发展至395个，即增加了7.59倍，1942年12月至1943年4月，即4个月间，纺纱人数由1，200人，发展至30，000人，即增加了24倍，织布人数由34人发展至500人，即增加了13.7倍。
晋冀鲁豫边区的纺织业，随着农业的发展，也成为当时该区最发达的三种轻工业(制油、熬盐与纺织业)之一。“所织的毛巾毛毯除自给外，还行销敌后方与抗日邻区，物美价廉，颇受各方欢迎。”⑦
晋绥边区的纺织事业成为该区经济建设上的一朵鲜艳之花。大生产运动开展后，“不仅旧有的纺织区域有了发展，即新的地区也展开了纺织热潮，到处可以听见纺织机的声音。”⑧据1944年春的统计，全边区已有纺车5万架；纺妇6万人，“土机”9千多架，“快机”1，300多架，工人2万余人，每年可产506，000余匹，加上出产的毛巾，“能达到全晋北军民的衣服自给。”⑨
解放区纺织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成就，是由依靠洋纱，转变到大部或全部采用本地区自纺的棉线和毛线来织布。陕甘宁边区，1940年织布仅用土纱55％，1943年上半年则增加到88％，下半年土纱就占了100％，“以后就不依靠洋纱了。”⑩晋西北区在1941年前“洋布占入口货总值60％”，1943年后，布匹则自给自足，而用不着进口洋布了(11)。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从经济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讲，都有它重要的意义。
除了纺织工业外，由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副业等提供生产原料的被服、皮革、制鞋，榨油、面粉、造纸、木器等日用必需的工业以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具厂、铁工厂等，在各解放区也都不断地发展起来。如陕甘宁边区，就以造纸业为例来说，1938年开始建立公营纸厂，年产纸五十令。1943年，公营纸厂则发展到11个厂，年产纸5，671令，私营纸厂一厂年产600令，家庭造纸作坊年产约1，868令，公私合计年产纸8，139令。1945年，截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造纸量又增加到1至2万令(12)。
晋西北的造纸业，在1941年的总生产量已赶上战前的十分之九，1943年则已超过了战前的产量，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现时纸业出品中，已能造自印报纸、印票纸、卡片纸、书皮纸、漂白纸等。各机关部队的办公纸，大部分都已采用了土产的麻纸。”(13)
总之，农业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各解放区，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不但在农业方面做到了“足食”，而且在轻工业方面做到接近“丰衣”的境界了；其他日常工业品，也达到自给或接近自给的程度。
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解放区轻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市场的活跃。如在陕甘宁边区，李富春同志在1939年《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的报告中说：“商业方面——农业生产量的急速增加，人民的需要亦急速增加。因此，商业的发展也是与整个边区经济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一年来边区以土产与必需品为主要的商业，不论是私人经营的或公家经营的，都是生意兴隆，获利颇多的。就以公营商店而论，去年有70万元的盈余。而延安、安塞、定边、保安、曲子人民的商业，由于需要的增加，没有苛捐杂税，更加速地发展，建立了整个新市场，新街道，建立了30多个新的市集。生产品与工商业流通额的扩大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的收入较前更多了。”(14)其后，如林伯渠同志1941年11月8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过：“几年中由于农村生产增加，商业确有飞跃的发展，市集到处皆有，商业资本在两年中增加十倍。”(15)
商业繁荣，市场活跃——一方面表现在商店、特别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商店的日益增加和不断扩大。如延安市，1936年各种商店仅123家，到1943年达473家，即增加了将近3倍(16)。而且，商店经营的范围比前更加扩大了，它包括京货铺、杂货、文具、油、盐、粮食、皮货、瓷器、医药、钟表、照相等行业，以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因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需要。
商业繁荣，市场活跃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消费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和迅速发展，下表所列数字，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见表四十)：
商业繁荣，市场活跃的再一方面表现在各地城乡集市贸易的逐渐恢复和建立起来。如几年来仅关中分区即新增7处(17)，为流通、交换城乡货物的场所。在延安，以往一个荒凉的山沟里，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则成为“二里多栉比相连的市场区。”货物交易繁多，人们往来不绝。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正如林伯渠同志在《茶坊新市场》七绝一首中所形容的：
“翻新市场辟茶坊，
拥抱三川汇万商，
半面乡村风俗古；
斜阳影里下牛羊。”(18)
随着农业、工业的不断发展，边区内部城镇乡村集市的日益繁荣，在民主政府关于“对外统制，对内自由”；“以我之有，易我之无”的贸易政策下，对外贸易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如边区贸易公司组织年达30万驮以上的食盐运销，以及大量土产如皮毛、清油、药材、牲畜、杂货等的外销。因此，“虽在极端严重的封锁下，仍然及时换进了必需品，保证了供给。”(19)仅1943年，边区对外贸易的货物及其数量就有如下的成绩(见表四十一)：
同时，由于生产发展，棉花、棉纱、棉布、纸张等的进口逐渐减少，入口总值也因此减少了相当大的部分，如1944年一年中，仅棉花、毛巾、纸烟、火柴、纸张、肥皂、土靛等项，即减少进口共值200，540，000万元(20)，相反，则增加了农具等生产上所需的进口额。又由于民主政府在金融和贸易事业管理上的计划性、主动性和组织上大大加强，因此，这一年，“金融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出入口趋向平衡，物价也渐趋稳定。”(21)
不仅如此，农业劳动互助合作的广泛开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和畜牧业的不断发展，牲畜的大量增加，为交通运输事业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交通工具)，促进了边区交通运输事业、特别是作为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盐——运输的发展。从1938年到1943年6年间，陕甘宁边区外运(出口)盐数达1，409，068驮，而仅1943年就有380，000驮，较1938年7万驮，即增加了4.42倍。
食盐出口外销，发展如此之快，数量如此之大，毫无疑问，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没有畜牧业的大发展，是难以做到的。正如毛泽东同志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的：“牛驴的发展比内战时差不多增加三分之二。因此，1940及1941两年能输出食盐50万驮。假如没有牛驴的增加，这项食盐是很难运出的。”(22)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农业的增产，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繁荣和市场活跃的情况，也大体如上所述。晋察冀边区就以合作商店，即供销合作社的发展情况来说，仅据北岳区1944年上半年的统计，社员较1943年增加了一倍，股金增加了九倍。乡村集市，亦日益繁荣，如该边区某一市集原来10日三个集，每集不过千余人，1944年春则隔日一集，每集达二千人以上。又如某专区通往徐定大道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市，“四五县的货物都在此集散，……每逢集市，人山人海，似乎都忘记了不远就是敌人的封锁沟墙。”(23)晋绥边区兴县1943年8月间举行骡马大会，“4天之内，仅贸易局即卖出粮食20大石，盐4万余斤及布2，000匹。前后到会牲口千余头，成交者在200头以上，使物价稳定并逐渐回落，边币更加巩固，其中小米价降低30％，麦价降低25％，其他一般物价均趋下降。4天共到有群众4万人以上，临、保、岚各地亦有不少赶来参加。”(24)
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外贸易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为了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有些地区还专门设立对外贸易机构，如晋冀鲁豫边区的长治统销贸易局，晋察冀边区的裕民公司，晋绥边区的“营业公社”，苏北解放区的利华公司等。各地人民群众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把对外贸易当作既是一项经济斗争任务，又是一项政治斗争任务来看待。他们充分发挥了合作社集体力量，从敌占区换取了大量必需的物资，如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沙河县王曲合作社，在1943年一年中，用土特产换取并“组织了30万斤棉花入口，调剂了市场，加强了对敌斗争。”(25)在晋察冀边区，据北岳区曲阳县二个区的统计，1943年仅在一个月内，商业部门“用各种方法”从敌占区换来的人民必需的物品，就有粮食700余石，食盐5800余斤，棉花1500余斤，土布7800余匹，火硝4200余斤(26)。
这样，解放区人民不但增加了非必需品和多余产品“出口”的收入，而且“老百姓能在集市上买到便宜的必需品。”促进了生产，保障了供给。
总之，以军民齐动手的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建设的胜利开展，使“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27)
董必武同志1945年春由渝返延时作的《大后方的一般概况》报告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过：
“我回到延安一个多月，看见我们各方面的建设，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成绩。过去，我听到的也很多，到延安后眼见的就更多，把眼见的和耳闻的比较一下，眼见的比耳闻的多得多。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这几句话给我们在大后方工作的人，以很大的鼓励。”(28)
1945年1月16日《解放日报》报道，当时一些留延的“盟国”人士，他们参观了1944年12月在延安举办的“边区建设展览会”之后，“极表欣慕”，其中有一位写了如下感想说：
“我曾经在‘自由中国’(29)的九个省份走过，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象这里(边区)的惊人成绩。你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有如此的成就，我们是应该向你们学习的。”
这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骄傲和光荣!
① 见《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12、727页；《解放日报》1944年5月17日。
② 此系估计可产的数字。
③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29页。
④ 见《解放日报》1945年3月2日。
⑤ 参阅《新华日报》1944年4月3日。
⑥ 参阅《群众》第九卷第十六、十七期，1944年9月15日出版，第728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3页。
⑦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6页。
⑧ 张操：《挺立在敌人后方的晋西北》，《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6页。
⑨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108页。
⑩ 犁华：《雄飞突进的陕甘宁边区》，《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5月30日出版，第408页。
(11) 《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5页。
(12) 参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3页；《新华日报》1944年5月29日。
(13) 张操：《挺立在敌人后方的晋西北》，《群众》第九卷第一期，1944年1月11日出版，第16页。
(14) 见《抗日中的中国经济》，第445页。
(15)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92页。
(16) 参阅《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17页。
(17) 《陕甘宁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4页。
(18) 林伯渠：《茶坊新市场》，《解放日报》1942年1月30日。
(19)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4页。
(20) 《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7日。
(21)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13页。
(22)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11页。
(23) 《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6页。
(24) 祝华：《晋西北的经济建设》，《群众》第九卷第二、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45页。
(25) 参阅《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册，第619页。
(26) 见《群众》第九卷第三、四期，1944年2月25日出版，第138页。
(27)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889页。
(28) 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概况》，解放社印，1946年4月23日。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材料》，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1957年6月北京版，第135页。
(29) 即指国民党统治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张水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