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陕甘宁，踏破贺兰山缺，席卷大西北—（二）

钟仁

　　（二）内线防御，初步稳定西北战局
　　(1947年3月至8月)
　　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8个月之后，手持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被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71万余人，建制师(旅)65个。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在军事上的失利，及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为了激励其日益下降的士气，继续取得美国的各项援助，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统帅部将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重点进攻的方针。敌军共调集了94个旅约70余万人(占其机动兵力的43%)，用以重点进攻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
　　陕甘宁解放区，从内战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被列为国民党军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只是因其兵力部署尚未完成，加之碍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故未敢贸然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全面进攻节节失败之后，蒋介石于1947年2月，将他的得意门生西北军政大员胡宗南召到南京，策划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想以攻占延安，来实现其“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的战略企图。此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总兵力为43个师(旅)32万余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师(旅)7万人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力共达34个旅,25万余人。其中蒋介石嫡系第一战区胡宗南集团(1947年6月，第一战区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为主任)20个旅，17万余人；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部(又称“宁马”)、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部(又称“青马”)共12个旅，6.9万余人；晋陕绥边邓宝珊部2个旅，1.2万余人。
　　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是：以胡宗南集团的主力2个整编军、7个整编师、15个旅约14万人，迅速夺取延安，尔后会同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等敌军合击陕甘宁人民解放军，一举加以歼灭。
　　其具体部署是：胡宗南集团以15个旅沿咸榆公路及金盆湾、宜川地区分两路进攻延安；以“宁马”2个师5个旅夺取三边及环县等地；以“青马”3个旅夺取庆阳、合水等地；榆林敌军2个旅则相机南下，配合胡宗南部作战。
　　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定的战略目标是：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西北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或逼迫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和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
　　中共中央军委在1946年底即已判明，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利的情况下，正着手准备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为加强陕甘宁解放区的保卫力量，迎击敌军的大规模进犯，中共中央军委于1946年11月决定，将晋绥野战军的番号取消(晋绥野战军成立于1945年8月，贺龙兼司令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详细建制见附表)，所属部队组成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1949年全军统一整编时，分别改称为第一野战军第1军、第2军、第3军)，并将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解放区。第2、第3纵队分别于1947年3月和8月从山西调往陕甘宁解放区作战，编入西北野战军建制。
　　晋绥军区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解放区后，为了统一作战指挥，提高作战能力，中央军委于1947年2月10日，发布了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签署的命令：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1纵队(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旅)，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集团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7年3月10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亲临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胡宗南在宣布了进攻延安的计划后，十分兴奋地对与会的将领们说：总裁授命我等攻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尔等须奋勇作战，为党国建功立业，切莫辜负总裁的重托。胡宗南还满怀信心地说道：凭着我们优势的兵力及装备，再加上强大空军的支援，我军3日之内即可占领延安，将共党中央消灭在陕北。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解放区发起了全线进攻。敌军的近百架飞机从空中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地面上，敌34个旅，25万余人，兵分3路，从南、西、北三面向解放区压了过来，其中，直扑延安的是由胡宗南集团的董钊、刘戡率领的第1和第29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共14万余兵力，分左右两路从洛川宜川之线，对延安实行钳形攻势。胡宗南集团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即保存下来，经过长期反共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一支比较精锐的军队，兵员充实，为半美械装备，弹药充足，并配有飞机、坦克。
　　与敌军相比，我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装备极差，仅有少量山炮及迫击炮，且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步枪子弹不及30发，轻重机枪不及500发，炮弹则更为缺乏。在解放区经济落后，人员稀少，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中央军委为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确定了基本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时间空间换取敌我力量的逐渐改变以至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以利其他战场的我军打击、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以教导旅及警3旅1个团共5000余人、第1纵队(2个旅)、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3旅第7团组成野战防御部队，抗击进犯延安之敌；以警3旅第5团、警1旅第3团组成游击兵团，在咸榆公路以西侧击进犯之敌，以威胁其后方，迟滞敌人的行动；以警3旅第8团及新编第11旅活动于三边分区，在当地民兵、游击队的配合下，相机歼灭进犯之敌；以绥德分区第4、第6团配合民兵、游击队狙击榆林南犯之敌。为加强我军的作战力量，中央军委又急令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绥军区第2纵队，迅速由晋中西渡黄河入陕，加入陕甘宁战场作战。
　　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有极大优势的敌军，从3月13日发起全面进攻后，经3日连续攻击，突破了我教导旅和警3旅的第一线防御阵地，进至距延安仅60公里处，延安此时已处于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党中央、中央军委考虑，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所有部队，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计划。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来挑起重担。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野战兵团由原晋绥军区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第1纵队、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和原陕甘宁联防军罗元发、张贤约分别指挥的教导旅和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3月20日中午，彭德怀率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在青化砭西北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约五六十人。(附我军战斗序列表)
　　西北野战兵团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以极高的战斗积极性和极大的顽强性，与敌寸土必争，激战了6天6夜，胜利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疏散的任务。3月19日上午，我防御部队主力撤离延安。毛泽东对部队指战员说：“敌人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在延安保卫战中，我军共歼敌整编第1师、第17师、第27师、第36师、第76师、第90师各一部，合计5200余人，我军伤亡691人。
　　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后，骄狂已极。蒋介石致电嘉奖，并颁发勋章。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宣扬“陕北大捷”，声言“中共已成流寇”，得意忘形的胡宗南开庆祝会，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一再叫嚷，要与我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指挥下，利用敌人骄狂和急于求战的心理，于3月25日在青化砭歼敌一个旅2993人。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歼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
　　青化砭之战后，西北野战兵团运用“蘑菇”战术，又于4月14日，在羊马河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接着，于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攻克敌重兵把守的补给基地——蟠龙，全歼守敌第167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计6752人。
　　从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2.6万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战役，以伤亡2200人的代价，歼灭敌军3个旅及一部分地方团队，共1.4万余人。这三次作战，被誉为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这是西北野战兵团执行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野战兵团首长指挥下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以少胜多，以“蘑菇”战术歼灭敌人的成功范例。经过这3次连续作战，我军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蒋介石设想的“3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计划亦宣告彻底破产。
　　正当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胡宗南集团时，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青马)、马鸿逵(宁马)两部，见有机可乘，遂于1947年4月8日至5月12日，先后侵占了陕甘宁解放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企图配合敌主力胡宗南集团围歼我军于安塞、志丹地区。为打破敌人的合围企图，西北野战兵团于5月21日至7月7日的47天中，在陇东与“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地域内，给胡宗南集团的帮凶——“青马”和“宁马”两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了“三边”，歼敌2500余人，使胡宗南集团处于更为孤立的地位。
　　陇东、三边战役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于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工作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部署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时，各战区的协同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原准备加入陕甘宁战场作战的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改调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参加陕北作战，编入西北野战军的序列。
　　小河村会议之后，中央军委于7月31日致电彭德怀，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翌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王政柱，后勤司令员刘景范。中央军委还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前委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人组成。西北野战军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4旅和骑兵第6师，全军共约4.5万人。
　　中央军委在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的同时，为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及后方工作，决定将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1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1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3旅和骑兵第6师。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率野战军全部人马，共3个纵队2个旅北进，准备攻歼陕北要地榆林。以期达到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巩固解放军的后方，取得兵员、物资补充的战略目的。由于西北野战军缺乏强有力的炮火支援，战役准备较仓促，加之敌军增援迅速，我军未能攻克榆林，但吸引敌人主力北进的战役目的还是达到了，给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另外，在榆林外围我军歼敌5000余人，给敌一定杀伤。
　　西北野战军从3月13日至8月12日，经过5个月的内线防御作战，经历大小战役(斗)7次，以8300余人的伤亡代价，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3个旅部，11个团，俘敌16856人，毙伤敌人8145人，缴获60炮以上各种口径火炮146门，轻重机枪800余挺，各种枪8579支。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首创了西北的辉煌战例，扭转了内线防御时期的困难局势，打开了胜利的局面，为尔后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陇东、三边战役痛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帮凶——青、宁二马，为尔后我军更多地歼灭敌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榆林战役调动与牵制了胡宗南集团，配合了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造成了我陈、谢兵团南渡黄河，解放豫西的有利条件。
　　经过5个月的斗争，敌我力量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我西北野战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仅人员数量从2.5万余人增至4.5万余人，而且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技术兵种由野战军司令部直属旅属3个炮兵营另1个炮兵连18门火炮，发展到4个旅属炮兵营另1个炮兵连27门火炮。由完全没有工兵部队到初步建立了旅属工兵连。西北野战军从不大熟悉大兵团运动作战，到不仅能熟练地运用运动战中阻击战、伏击战、追击战的战术与技术，而且还学会了阵地攻坚作战。随着西北野战军战术、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作战的规模与能力也逐渐增大与增强。初战青化砭消灭敌军1个旅部和1个团；再战羊马河即能阻击敌8个旅，而消灭其1个整旅；蟠龙之战更能歼灭固守坚固工事之敌1个旅(欠1个团)等7000余人。而敌军虽不断由其大后方得到兵员补充，但仅胡宗南集团的机动兵力即由战争开始时的15个旅14万余人减少到10个半旅6万3千余人，且士气日益下降，战斗力日益降低。青、宁二马和邓宝珊集团亦遭到沉重打击。
　　西北野战军内线防御时期取胜的关键是正确地执行和运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与军事原则。根据陕甘宁解放区在全国战局中的地位和陕甘宁解放区的人民条件及经济力量等因素，从全国战局着眼，集中可能集中的一切力量，不断削弱敌人的生动力量，全力牵制西北敌军不使其增兵其他战场，逐步改变西北战局的形势，是西北野战军在此一时期作战指挥的中心指导思想。
　　西北野战军根据西北敌军的特点及其内部矛盾情况，首先选择了胡宗南集团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这是因为胡宗南集团兵力强大，是国民党军在西北的主力，是西北最疯狂的敌人。该敌虽强大，但在深入我根据地后，在地形、民情、社情等各方面都处处受限，由此给我军创造了歼敌的良好战机。我军主动放弃延安，是将胡宗南集团牵制在西北的第一步，使蒋介石不得不背上延安的“包袱”，舍之，则必考虑到“中外影响”与士气的急降；继续占领，则不得不用相当一部分兵力守备延安及维护其交通运输线，即便敌人不寻找我主力决战，也难以抽出大量机动兵力开赴其他战场。
　　西北野战军则抓住敌人到处分兵的时机，运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原则，在各次战役中，以少量兵力钳制集中强大之敌，而以绝对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军孤立薄弱的一部。青化砭之战，我军以1个旅钳制了敌军5个旅，集中主力歼灭了其翼侧的1个旅部和1个团；羊马河之战以2个旅阻击了敌军8个旅，歼灭了敌军1个整旅；蟠龙攻坚战，用1个多团，引诱敌军9个半旅北上绥德，而造成了蟠龙的胜利。
　　内线防御时期，是西北野战军向大兵团运动作战方向前进和提高的过程。虽然由于环境困难、战斗频繁、部队整训时间短促等一些不利因素，影响了进步速度。但由于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等野战军领导的高度重视，西北野战军仍然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不断以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教育部队，克服部队的游击习气和散漫作风，加强整体观念和统一行动的纪律性，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改造、消化了大量俘虏，给我军补充了有生力量，进一步加强了军队内部团结和军民团结，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向大兵团正规运动作战迈进了一步。而党委制的建立与党委集体领导的形成，对部队军事、政治的全面进步和争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野战军/钟仁编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