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陕甘宁，踏破贺兰山缺，席卷大西北—（一）

钟仁

　　第一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是由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直接指挥下，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克服了敌我兵力、武器装备相差十分悬殊，战场环境极端恶劣、艰苦，物质供应保障特别困难、匮乏等种种不利的条件，在3年多的时间里，共歼灭敌军51万余人，剿灭股匪7万余人，解放了中国的西北全境，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西北战场的特殊环境和特殊情况，第一野战军的战史可分为：反击进犯之敌，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内线防御，初步稳定西北战局；内线反攻，夺取西北战场的主动权；战略进攻，在外线大量歼敌；解放大西北，赢得战争的全面胜利这样5个历史阶段。
　　（一）反击进犯之敌，做好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打破敌人对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围困、封锁，加强边区的保卫力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下辖第12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等部队。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在关生病休养期间，由高岗代理)，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为副政治委员。联防军成立以后，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完成了抗击日寇，肃清土匪，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为了适应大反攻的需要，最后消灭日本侵略军，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各战略区的部队进行整编。在保留军区、军分区继续指挥地方武装与民兵的同时，组建了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即野战部队，并相应地建立了野战指挥机构。两种部队和两种指挥机构并行分设，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逐步健全以正规兵团为主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1945年8月11日，晋绥野战军成立(辖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并与晋绥军区(辖吕梁、雁门、绥蒙3个军区)，一同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统一指挥，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此时，担负陕甘宁解放区作战任务的部队有教导第1、第2旅，警备第1、第3旅，新编第4旅，第385旅和军分区部队共计6个旅，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由王世泰任代司令员，高岗兼代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司令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张仲良任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不久，高岗、谭政先后奉命赴东北工作，徐向前调晋冀鲁豫军区任职，中央军委遂任命习仲勋为代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新编第11旅旅部和1个团起义，编入联防军序列，仍称新编第11旅(旅长曹又参)。此时，联防军总兵力约3万3千余人。
　　1946年3月至4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的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精简机构和整编复员工作，大幅度压缩了部队员额，先后裁减了2个旅部，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共复员2千7百余人。同时，调整了部队序列，合并了领导机构。
　　第385旅与警备第3旅合编为警备第3旅，并兼陇东警备区，部队由5个团缩编为3个团，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合邦。
　　教导第1、第2旅合并，改称教导旅，兼延属警备区，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部队由5个团缩编为2个团。
　　警备第1旅兼关中警备区，部队由3个团缩编为2个团，旅长兼政治委员高锦纯。
　　新编第4旅，部队由3个团缩编为2个团，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
　　新编第11旅兼三边警备区，旅长曹又参，政治委员高峰，所属部队不变。
　　整编后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5个旅，共约2.8万余人，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老根据地，西抵环江，东临黄河中流峡谷，北靠长城，南到渭北丘陵，包括陕西的北部和甘肃、宁夏两省区的东部，共20多个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首府延安，自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是中共中央和我军总部统率机关所在地，是我党领导全体军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抗战期间，蒋介石派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率二三十万人的庞大军事集团驻扎西北。胡宗南奉蒋介石的旨意，对日本侵略军消极避战，却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在西北地区除抽调了胡宗南集团之第1军、第3军、第16军等部进攻我华北解放区外，仍以8个军另3个骑兵师、1个独立旅等部共20万8千余人，以相当于我陕甘宁人民解放军约7倍之兵力，继续封锁、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其中胡宗南集团4个军，另1个骑兵师，约11.5万余人，于陕甘宁解放区之南边的镇原、宁县、正宁、淳化、宜君、中部、洛川、宜川之线；宁夏国民党军马鸿逵集团2个军另2个骑兵师6.75万余人，于陕甘宁解放区以西陶乐、灵武、金积、中宁、同心城之线；榆林国民党军邓宝珊部2个军另1个独立旅，约2.54万余人，于陕甘宁解放区以北之榆林、横山、桃儿庙、宁条梁、安边地区。
　　在敌人兵力相当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倍，并且实行严密封锁、包围和频繁袭扰及局部进攻的严峻形势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体指战员，不断地加强形势教育、军政训练，认真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全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警惕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共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的多次袭扰和进犯。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加紧准备后，完成了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部署，他们自以为可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遂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宣而战，首先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接踵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辽东等地实行了分区的全面进攻。此时，国民党军用于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为19个师(旅)20余万人，其中胡宗南集团12个师(旅)14万余人，宁夏马鸿逵集团5万余人，榆林邓宝珊集团1万余人。胡宗南集团，虽为国民党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军队，为西北敌军之主力，但因该集团须分兵兼顾中原及晋南，尚不能集中其全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宁夏马鸿逵、榆林邓宝珊部均系国民党军之“杂牌”及地方实力派，虽反共一致，但与国民党历来奉行的“排除异己，吞并杂牌”政策有矛盾，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初期，为保存实力则采取“观望待机”之态度，因而此时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之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按照蒋介石制定的内战计划是“解决了中原的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了中原的共军”之后，再集中胡宗南集团的所有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大举进攻。
　　从1946年6月底至1947年2月，是国民党军向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时期。这一阶段，国民党军虽未向陕甘宁解放区大举进攻，但曾两次准备偷袭延安，并不断地向陕甘宁解放区的周围袭扰和局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面临的战争威胁日益严重。西北人民解放军和陕甘宁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机关的直接指挥下，实施了南线出击迎接359旅战役、榆横战役、关中分区囊形地带争夺战等战役战斗，及陇东西华池战斗，连同民兵游击队的作战，共计大小战斗250余次，消灭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部共1.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两次偷袭延安的计划和不断向我陕甘宁解放区的局部进攻。由于在作战中不断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推迟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时间，使陕甘宁解放区军民加强了为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战备工作，不仅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与扩大了陕甘宁解放区，发展壮大了西北人民的武装力量，而且还直接支援了建立陕南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了其他各解放区的作战，打下了粉碎敌人全面进攻的思想、物质基础。
　　从抗战胜利到国民党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的一年半时间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遵循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精神，吸取了其他解放区各兄弟部队的作战经验，根据陕甘宁解放区的具体情况，在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上，均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发起战役的突然性，并适时、灵活出击，迫使敌人仓促应战，被动挨打。但由于从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转向解放战争的运动战，尚需有一个学习、熟悉的过程，因此，这一阶段，无论是在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上，还是部队的技战术水平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部队与部队之间；火力与兵力之间；以及在战役中各战斗之间尚不能完全协同一致，以致丧失了一些良好的歼敌战机。如迎接359旅战役之良平镇、太平镇攻坚战斗；榆横战役之鱼河堡打援战斗；关中争夺战的栒邑攻坚打援战斗等等，都反映出在大兵团运动作战，尤其是在攻坚战斗中的战斗准备、周密计划、组织协同等一系列的战斗组织和战斗指挥问题上尚不熟练。在我军装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对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亦不够重视。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实战中认真克服解决。
　　

第一野战军/钟仁编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