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流血牺牲

李蓉

　　从华南、华中到延安，不仅路途遥远似“小长征”，而且必须渡过无数江河湖泊，穿越津浦、平汉、正太、同蒲路等多道封锁线，还有其他各种艰难。途经山东时，浙江代表刘先不幸得了伤寒病，发高烧，病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林辉山同志代替了他的班长职务，还经常热情地照顾病员。团部特地向当地老百姓雇来毛驴让刘先骑上。到达鲁中时，遇到从延安前来这里检查工作的徐向前司令员，他一听代表团里有个小鬼患了伤寒病，特地派了一名医务人员来看望。这个女同志看他病得严重，拿出当时最珍贵的“盘尼西林”针剂，一连打了六针，才使他的高烧逐渐减退。每到一地，同志们总先找个地方安置他休息，喂他喝水，女同志还帮助他洗衣服，缝缝补补。代表团内部团结友爱，胜似亲人。
　　一路上，特别是到华北地区后，遇到敌人的“扫荡”和前所未有的大灾荒，代表们常食树叶和草根。因为在平原上容易遭到敌人追击，不得不取道太行山北上。敌人又追上太行山。太行山海拔千尺以上，冬天雪花纷飞，寒风刺骨，山上有很少树木，敌人飞机扫射，没有隐蔽之处，山上几十里不见人烟，更无粮食，不能久住。但是羊肠小道，坡陡难行，敌人的摩托队也不能上，这有利于服务团，不利于敌人。有一次，代表们从拂晓前上山，爬了半天，到达山顶的一个庙中。只见云层盖满山下平原。山上却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大家感到十分愉快，只是肚子饿得咕咕叫，在庙后，喝了几碗清凉泉水，权当午餐，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向前走。
　　他们登上一座又一座高山。下山时，往下看，头晕眼花。伴随快落山的阳光，一步一步往下走，向晋西北地区前进。走到半山腰时，已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了。左侧有两座小草房，住着的乡亲对他们很好，看见八路军来了，以礼相待，煮豆面疙瘩汤给他们吃，这是他们中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豆面。
　　林一心身材瘦小，身体虚弱，肺部有病，行军十分困难，常拿一根棍子拄着走路，但从不掉队。谢廷斋能写善讲，一路上做了很多工作，大家给他起了三个光荣绰号：一是“经济部长”，帮助大队部管经济，管理账目；二是“秘书”，听首长报告，他作记录员，向小组同志作传达，帮助文化低的同志学习；三是“副官”，经常打前站，在路上与有关方面联系，工作很积极负责，得到了大家的称赞。班长孙绍奎是近视眼，行军困难，但很有毅力，坚持行军到底，夜间行军常常带木马(木棒)跟着大家跑，从不骑马，一路上也没掉过队，夜间虽常摔跌，但爬起来就跟着跑，这样，坚持一年行军万余里。
　　到延安出席七大的各地代表，不仅要克服关山阻隔，路途漫漫上的各种困难，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晋察冀代表团就曾遭遇这种不幸。194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决定，北岳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冀东区党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在阜平县集中组成一个行军大队，由赵振声(即李葆华)、鲁贲、吴德等带队赴延安参加七大。吴德是在天津得知中央要召开七大的。因为在天津的党组织有电台，能够同中央和中央分局进行联系。冀东参加七大的代表是指定的，有吴德、阎达开和谷云亭。为了参加七大，他们从天津出发，先到了平西，也就是冀热察，在那住了一段时期。然后继续前进，于1940年四五月间，到达晋察冀中央分局。他们向分局的领导彭真、姚依林等人汇报了工作。之后就随晋察冀代表团前往延安。
　　1939年10月被选为七大代表、时任晋察冀边区农会副主任、北方分局委员的姜占春，1940年4月起身去延安。和他同行的有：李葆华、阎达开、阮泊生、吴德、孟庆山、谷云亭等同志。据他回忆，当时组成了两个大队。军队代表是第一大队，孟庆山任队长，代表中有冀中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孙志远，老红军陈伯钧等；地方代表是第二大队，姜占春任队长。七大代表共100多人，还带了一个警卫连。为了便于领导和行动，分局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即在大队上面成立指挥部，由地方和部队党组织的代表李葆华、吴德、申力生等负责。
　　前往延安的途中敌人设置重重封锁线，队伍只能走山路、走小路，行军非常困难，一般一天走六七十里。但代表们都不怕苦，不怕累，情绪很高。按照行军计划，队伍将从太原市西南白水镇通过同蒲路。当时，大队负责人骑牲口，战士徒步，一天走60里。路上吃饭、住宿都由部队给安排。走到太原以北阳曲县地方准备过敌人封锁线时，他们在山里休息了一天，弄点干粮，每人半斤炒米。
　　5月26日，队伍在阳曲以北的白水镇遭到敌人袭击。傍晚下山，走到同蒲路的铁道边，天黑了。前边是鲁贲、吴德、李葆华、栗再温，姜占春骑着牲口是第五个。过路很平安，没有动静。又走了十来里路，刚一进山，敌人开了枪。
　　当时，吴德跟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在大队后边走，两人都牵着马，一个人带两个警卫员。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忽然听到前边轰的一声响，鲁贲就喊：“前边可能出事了!”说着便骑上马就往前冲去。
　　敌人把前后路都封锁住了。前进过不去，退也退不回来。警卫连战士冲上去阻击敌人，鲁贲带头从山侧跳崖，姜占春也跟着跳了下去，但到半腰碰到石棱把他架住了。这时，从上面又跳下一个人撞在我身上，他们一起滚到了沟底，姜占春的左肩被摔得骨折。当时天很黑，敌人到了崖头，拿机枪扫了一阵子就走了。
　　他们和部队失去了联络，文件马匹都丢了。身旁只有两个战士跟着，一个叫小赵，一个姓付，他们两个也是从崖上跳下来的，头都碰破了，幸好伤不太重。他们搀扶着姜占春往沟下走。姜占春满嘴是土，口渴得不行，肩臂又痛得厉害，迈一步都很困难。这时看到沟底下有灯光，小赵去侦察了一下，回来说是老百姓，他们就进到屋里去，一问是个放羊的。他们说是八路军，放羊人便给他们烧了一壶水喝。姜占春一躺下身子就不能动了。
　　第二天早晨，看到几十个人从岭上过来了，小赵看清是自己的部队，跑上去报告说：二大队长在这里，他受伤了。战士下来了五六个人，马上要了担架，抬上二大队长姜占春到预定地点集合。这个地方是敌占区，群众基础差，快到集合点了，两个抬担架的，装肚子痛不走了，没办法，只好两个战士扶着姜占春走。口渴，没水，拔点草嚼嚼，润润嗓子。
　　到了集合点，赶上了队伍，见到李葆华，姜占春说膀子坏了。李葆华一摸说：“不要紧，还有一个呢!”这时还没有出危险区，部队吃了饭，就继续前进了。李葆华留下两个人照料姜占春，负责要牲口、担架，还留下了两个集合地点，头一个找不到时，就找第二个。
　　姜占春负伤后，已经一夜一天没吃东西了。同志们给他煮了点稀饭，他吃着真是香得不得了。担架没有找到，找了头毛驴，吃完饭，他就骑着驴上路。虽然膀子很疼，他仍坚持着追赶队伍。
　　在这场遭遇战中，代表团损失惨重，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部长鲁贲、地委书记吴健民牺牲，不少同志负伤，有的代表戴的帽子也被打掉了。如果不是因为天黑敌人摸不清情况没有追击，可能损失还更大。
　　突围出来的队伍过了汾河，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亲自接见，给他们配备马匹、服装，给姜占春的肩膀作了包扎治疗。他们到达延安这一天是1940年6月18日。在各地奔赴延安的七大代表中，他们是最早的一批。
　　晋察冀七大代表团在途中遭遇敌人袭击，两名七大代表牺牲的事故发生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非常重视，立即为此事致电山东、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冀南、彭雪枫，说明此次晋察冀代表过同蒲路时损失大，虽配有部队护送，但还重视不够。此后，各地高度重视掩护七大代表赴延安途中的安全问题，按中央要求进一步加强了部队护送力量，做好掩护七大代表工作，确保代表安全。
　　为了保证七大代表的路途安全，各地采取各种措施，主要调集足够的部队，实行武装护送。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为加强统治，切断太行山区和冀鲁豫平原的联系，对平汉铁路的控制和封锁特别严密，在铁路两侧各挖了宽4米、深3米的封锁沟。这给代表们设置了回延安的严重障碍。为护送华中代表越过平汉铁路，冀南军区特派出部队。七大代表越过平汉线到达冀西后，邓小平等听取代表们关于路上情况、前进日程和路线的汇报，也决定派出部队护送他们继续前进。
　　在华中，刘少奇也是亲自安排布置保证七大代表的安全。1940年7月15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黄克诚并报中央：请彭雪枫、黄克诚立即派出2个团(最好3个团)到皖东北与张爱萍会合，以坚持皖东北阵地;另外再派一个团到津浦路东，接七大代表到路西去，因为路西部队少，要在过路东之后，送代表过路西，再回路东。可见，各地想方设法完成护送七大代表的任务，保证万无一失。像晋察冀七大代表团在途中遭遇敌人袭击伤亡惨重的事故再也没有发生。代表们也回忆，途中一般都有部队护送，有的地方军事首长还在现场指挥，确保通过封锁线时的安全。这也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