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长征”

李蓉

　　挑战人类极限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着崇高理想信念，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可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小长征”却鲜为人知，同样可歌可泣。“小长征”，是指七大代表们从大江南北，从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等地汇聚延安的路程。他们历经艰辛，短则两个月，长则一年多，步行着到达延安。华南的七大代表赴延安，走的路最远，花的时间也最长，当他们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抵达延安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和接见，被毛泽东誉为经过了一个“小长征”。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少是分散在敌后方。要把七大代表从各地集中到延安很不容易。华南的七大代表从香港、广东、广西到广东韶关，再后到广西桂林和湖南、广西的代表会合，经湖南衡阳、江西上饶，再到安徽新四军军部；华东的福建、浙江等地代表到安徽泾县的东南局集中。然后经皖北、苏北、鲁南、鲁西、冀鲁豫、晋察冀、晋绥，最后到陕甘宁边区。这也是距离最远的一条线路。要经过好多道敌人的封锁线，非常危险和艰辛。
　　1939年11月上旬，参加七大的闽粤赣边区代表方方、苏惠、伍洪祥、王维、谢南石等一行五人，在中共闽赣省委书记方方率领下从广东梅县启程，乘坐一辆租来的汽车到了韶关。当时，韶关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所在地，八路军总部也在这里设了办事处，由廖承志坐镇，代表党中央领导华南党的工作。那里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七大代表的行动是绝对保密的。
　　到韶关集合的还有广东的5名七大代表：古大存、区梦觉、唐初、方华、朱荣；香港的5名七大代表：吴有恒、周才、何潮、周小鼎、钟明。当时香港市委和香港海员工委都属于广东省委领导。加上闽粤赣边的5人，一共15位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由古大存带领。古大存是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同志，后来是东江红军的领导人。他领导的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才下山来。他在15名代表中是最年长的一位。
　　闽粤赣的代表在韶关的旅店住了3天，然后和广东和香港的同志一起坐火车，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代表们在桂林受到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亲切接待和特别优待。李克农领这些代表到著名的七星岩游玩了一趟——这是他们中一些人生平唯一的一次游览七星岩。
　　方方到桂林后，中央南方局要他到重庆去汇报和研究工作，他第二天就匆匆离桂林奔重庆去了。闽粤赣边区的代表指定由伍洪祥带领。代表们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听候党中央的指示。半个月后，接到指示，由于形势变化，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南方各省的七大代表不能按原定路线经重庆到西安进延安，一律改道到新四军军部集中，经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到延安去。
　　11月底，闽粤赣、广东的代表穿上新四军的军装，乘坐新四军的军车出发了。一连7天，晓行夜宿，途经湖南的衡阳、江西的吉安、兴国、南丰、上饶、浙江的开化等地，到达安徽的徽州岩寺新四军留守处；然后步行，经屯溪(今黄山市)、泾县茂林镇，再到军部所在地云岭。
　　从桂林出发的七大代表至少有两批，第2批应该是12月底。湖南代表毛朗明回忆说，他是1939年12月6日接到通知，让他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把韶山区委书记的工作移交后，立即动身去广西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李克农，交了介绍信，李克农告诉他，等几天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经新四军到延安去。过了三四天，湖南的李明秋、广西的陈岸，以及香港的4个同志来了。
　　广西陈岸，时任桂林特别支部书记，属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领导。他接到通知后，赶制好棉军装，记得非常清楚的是12月28日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找李克农报到。李克农给他一套新四军的袖章和襟章，襟章上面还写着“新四军某部班长陈雁秋”。李克农解释“职务低点好，容易应付”。和陈岸一起乘大卡车的有几个人。车上的几个人有湖南的毛朗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从桂林到安徽新四军军部的路线和广东代表走的几乎是一条路。第二批从桂林到云岭新四军军部的七大代表路上比较顺利，路上只走了一天半，就到了离新四军军部40多里的太平镇。
　　浙江的代表是于1939年9月6日在刘英同志率领下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9月上旬走到安徽茂林新四军军部时，接到中央电示：为防止形势发生突变，决定刘英、郑丹甫、张麒麟、杨思一4位同志同志返回浙江，加强领导工作。这样，在浙江省党代会选出的七大代表龙跃、丁魁梅同志因工作留驻浙江，没有成行。剩下的就只有林一心、刘先、林辉山、孙绍奎、肖岗了。刘英同志当即提名，由特委书记林一心为浙江省代表团组长。
　　1939年12月，江西的七大代表王只谷和罗其南，由吉安坐汽车，由吉安经安福到宜春，再坐火车到了上饶火车站，再到上饶新四军办事处，住了两天后，又到安徽的泾县，住在新四军军部的招待所。(从1939年12月16日黄昏时离开湘赣边区，1940年12月16日到延安组织部招待所，正好是一年。)
　　先后到达新四军军部，准备奔赴延安去出席七大的代表团，从地区上分已有了闽粤赣、广东、广西、湖南、福建(也称闽浙赣边区)、江西、上海、浙江等八个代表团，总共有代表42名。包括湖南代表2名：毛朗明、李明秋；广西代表1名：陈岸；广东5名：古大存、区梦觉、唐初、朱荣；香港5名：吴有恒、周才、何潮、周小鼎、钟明。闽粤赣边4人：苏惠、伍洪祥、王维、谢南石；浙江5人：林一心、肖岗、刘先、林辉山、孙绍奎；福建6人：范式人、聂显书、毛标、方言、徐莲娇(女)、程序；江西6人：李辉、吴继周、钟平、余昕、王只谷、罗其南；上海7人：卢宁、卢伯明、顾炳章、王明远、张云增、张阿根、刘贞(女)。加上苏南周婉如。42人中，有女代表5人。也有的代表回忆说这次到大后方的代表是50名。
　　七大代表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的热烈欢迎，组织部部长曾山热情看望，项英和袁国平等也来关心和慰问。曾山还召集各省代表在一起开会，讲形势，指出必须保证安全到达延安。他说：尽管有新四军、八路军的部队护送，但是各个抗日根据地是不连片的，由这个根据地到那个根据地都要通过敌占区，穿越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封锁线；而且没有汽车，只能靠大家两条腿走路，步行上万里。
　　因此，曾山要求各省代表像部队那样统一组织起来，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以利于行动；思想上要时刻保持高度敌情观念，要发扬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途中经过的许多地方是新开辟的根据地，群众往往还不很了解我们党的政策，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视密切群众关系。曾山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对外绝对不能泄露七大代表的身份。
　　为了对外保密，东南局决定七大代表团改用“服务团”的名义。由原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任党支部书记兼团长，支部委员有李辉、林一心、范式人、大张和伍洪祥。下面分成几个小组，选出党小组长和小队长各一名，领导行军生活和学习等活动。代表们非常认真地讨论了曾山的讲话，统一了认识，并采取切实办法组织起来，统一管理。
　　在云岭期间，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给代表们作过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支队长陈毅从苏南敌后前线回到军部来开会，特别为代表们做了长篇讲话。陈毅的讲话，介绍了深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英勇抗击日伪军和开辟敌后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情况，这对代表们做好行军的思想准备很有好处，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代表们在新四军军部住的时间，短的有两周，长的有一个月左右，每天都过军事化生活，早晨起床后就上操场跑步，锻炼身体，准备长途行军；另一方面，学习讨论政治形势和中央文件指示。
　　有—回，苏惠和区梦觉、刘贞、徐莲娇几个人一起在一个叫宋庄的村子做群众工作，往回走时在村口碰到了曾山。他急匆匆地说，敌人离此只有半里了——苏惠她们听成是“八里”了，所以不慌不忙，想走回驻地去和队伍一起，到了驻地人都走光了。只好跟着人流走，走了一段路，到了另一个村子，才找到队伍和古大存。这时古大存也非常着急，一路走，一路盼着我们。他是总团长，丢了人可了不得!何况，苏惠还是他天天都离不了的“兼职护士”!
　　古大存在红军游击队打仗时，腿部受过伤，小腿骨上还有一处疮伤一直未愈，成了陈年的溃疡，皮肉外头烂了一个小孔，常年流脓不止。因此，每天都得进行护理——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消毒，然后往疮口里面塞消毒药，塞纱布，包扎起来。开始时，纱布带出脓血，恶臭难忍。从小就怕见血的苏惠，真没法看，更没法下手，后来慢慢锻炼，终于不怕了，护理操作也慢慢熟练了。后来，上海代表团的刘贞也同她一起当了护士。香港代表团的钟明懂得西药，就当了代表团的“医生”，大家互相配合得很好。行军一年多，苏惠当了一年多的“兼职护士”，终于保证了古大存同大家一起平安到达目的地。
　　在云岭过了1940年元旦，他们就在部队的护送下向北行进。
　　临离开新四军军部时，区梦觉、徐莲娇、刘贞、周婉如和周惠5位女代表，意外地得到通知，受到新四军的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接见。项英平易近人，关心地询问了她们各自的经历。听大家谈了后，他有点吃惊地说，呵，你们原来大多数是来自城市的小姐呀!往后的路可不好走哇!太苦了，太苦了，你们会吃不消的!除了周婉如——她参加过部队工作，也许还能走，其他的人大概是走不过去的!你们考虑一下，还是回去吧!
　　5位女代表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异口同声地说道：“我们都是被选出来的代表，是受地方组织的委托，到延安去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走不动，爬也得爬去呀!怎么能半途而废!这不是和逃兵一样可耻吗?”因为她们态度鲜明，一致坚持，项英也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参加谈话的女代表之一苏惠回忆起这次谈话时说，项英叫他们返回的态度太出乎意外了。项英也是出于关心，但给她们留下的印象却不佳。不过，这也有好处，提醒她们，加强了为奔赴延安，要吃尽许多艰苦的思想准备。
　　七大代表到达繁昌县城后，休息了3天。随后，到达日军严密封锁的长江南岸地带，他们一面作好战斗准备，一面下船横渡长江。那是一个雨雾濛濛的夜里，新四军一个营护送他们横渡长江。长江江面宽阔，浩浩荡荡，船头浪花纷飞，江上烟雾迷茫。他们从铜陵县小河口附近一个小码头上船，在江中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江中有敌军巡逻船来往频繁，企图阻止长江南北中国军队的联系。根据敌人行动的规律，服务团选择拂晓渡江。护送部队由团长统一指挥，留一半在后面掩护，以防止遭到从后面来的突然袭击，前一半先渡江，上北岸后，分三班放哨，埋伏江北西侧，以掩护后一半过江，终于全部胜利地渡过了敌人封锁的“天险长江”，于拂晓前在北岸无为县码头镇附近安全登陆。无为县码头镇是新四军江北支队控制的，他们在镇附近村庄过了春节。
　　春节后，江北指挥部派含山支队护送他们北行，到定远县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路程近四百公里，中间要经过国民党控制的含山县古河镇，这里驻有国民党军一个团及专员公署。过去，我们部队借路经过，不发生什么问题，可是这次却很反常，代表团一进入镇里，国民党部队如临大敌，架起机关枪，一触即发。好在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的夫人韩碧与他们在一起，国民党专员知道了张副军长夫人在此，才让他们通过，否则，一场激烈战斗难以避免。
　　通过古河镇后，他们急行军进入新四军第四支队控制的定远地界，来到定远县大桥镇附近一个小村庄。到达定远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热情地接待他们，张云逸也前来看望。当天晚上，古大存告诉大家，明天上午胡服同志给代表们作报告。
　　第二天，胡服步入会场。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同志，为便于行动，他当时化名“胡服”。当时看上去刘少奇有四十上下年纪，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体，戴一顶旧帽子，穿一双布鞋，身着一套深灰色便服，眼睛炯炯有神，神情刚毅，态度和蔼可亲。他给代表们作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报告。他讲话没拿讲稿，也不用提纲，站着讲了两个半小时，说话流利，情绪激昂，讲到要紧处，手臂还不时挥动，给坐在第一排的林一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在这时，国民党韩德勤调动了5个团的兵力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半塔集进攻。在刘少奇指挥下，路西新四军主力东援半塔集，代表们也跟着行动。
　　半塔集的守备部队只有江北指挥部一个连及地方群众武装，在群众支援下英勇顽强地抵抗顽军优势兵力的进攻，坚守阵地7天7夜。在路西新四军东援及陶勇、吴载文率领的苏皖支队(新四军第四团)、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支队急速北进支援下，顽军败退了，退缩到运河以东“两淮”(淮阴、淮安)地区。
　　在半塔集，邓子恢前来看望七大代表。邓子恢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负责人，是半塔集保卫战的总指挥。他给代表们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主要讲这次保卫战中顽强战斗、军民结合的许多动人事迹以及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的情况。
　　新四军江北纵队叶飞送给七大代表两匹骡子，一些老同志的行装就可以利用牲口驮运了。代表们在半塔集停留几天后，在新四军皖东部队护送下，向洪泽湖以北地区行动。
　　经过天长县，再到安徽盱眙县城。盱眙县城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是新四军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回来的。日军在这里烧杀奸淫，房子被烧掉很多，群众受到深重灾难。他们在盱眙住了3天，还配合地方工作同志做宣传和救济群众的工作。
　　有七大代表回忆说，1940年3月间，他们来到盱眙县洪泽湖畔的一个小村庄里。恰好那天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村里召开干部大会，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长篇报告。刘少奇提出要坚决冲破国民党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根据地。他说，凡是日本占领区，我们就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占据的地方，他不打日本，还压制群众抗日民主运动，甚至与日伪暗中勾结，反对和限制新四军、八路军活动，搞摩擦，进犯我根据地，我们要坚决反击，开展反摩擦斗争。
　　七大代表林一心清楚地记得，在刘少奇作报告时，有同志写了一张条子问他：现在我们四面受敌，北有国民党顽固军分三路向我们根据地进攻，东南西三面有日本侵略军与伪军夹攻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先打谁?后打谁?
　　刘少奇看过条子后，把手一挥，提高嗓音，慷慨激昂地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刘少奇又加重语气接着说：“谁先进攻我们，我们就先消灭谁!”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时敌我友军的情况错综复杂。国民党顽军名义上是友军，却总是背后对我们下毒手。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很多同志有畏难情绪。少奇同志的报告，使我们更明确了对敌斗争的方向，增加了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听了刘少奇的指示，新四军的同志大为振奋，代表们也进行了认真学习讨论，一致认为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并联系过去工作中的实际，感到片面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压制政策，因而不敢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群众运动，使工作受到一些损失，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江北停留了大约一个月。在这期间，刘少奇要七大代表分成若干个小队，下去搞点调查研究，做做群众工作。代表团的周婉如同古大存一起去看了部队。他们回来说，看到到处都有点乱，军队的群众纪律也不很好——因为军队的成分也比较杂，其中有些是刚刚起义过来或者是刚刚被我们收编进来的国民党杂牌部队。看到有些没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侵犯了群众利益的现象，古大存心里很不安，便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并建议首先要把军队整顿一下。
　　刘少奇为此又给代表团作了一个报告。他引用列宁说的一句话，革命工作要抓主要环节，整个链条才能动起来。现在这里周围还都是敌人，天天要打仗，客观环境不允许我们整顿军队。现在的中心问题，首先是要打胜仗，打了胜仗才能休养生息，才能谈到整顿军风纪的问题，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了。刘少奇的讲话处处联系实际，很启发人，给代表们以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那时，七大代表同刘少奇住在一座地主的大祠堂里，他住在后庭，代表们住在前庭。但代表们并不知道。有一天，天气很热，苏惠想找点水喝，信步走到后庭去了。看见有一口大水缸，上面有盖，打开一看，里面长满青苔，有点水，却长满了孑孓，没法喝。她一抬头，发现刘少奇在这里。刘少奇走过来问她，做了群众工作，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她说，群众最迫切的需要是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帮助他们找到水源。刘少奇笑着说，你倒同我想到一块去啦!
　　然后，代表们从洪泽湖乘船到达泗水县青阳镇。这里是张爱萍、刘瑞龙领导八路军南下部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张爱萍、刘瑞龙分别给他们作报告，介绍创建抗日根据地及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战争的情况。随后，张爱萍派出部队护送他们渡过运河，往北向宿迁方向行动。
　　运河以东、陇海铁路线以南地区是八路军南下支队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设宿北分区司令部，江华是司令员兼政委。他派部队接应代表们到了司令部驻地——宿迁县贵仁集。在宿迁，代表们遇上了日军的大“扫荡”。这里是大平原，敌人进攻时出动汽车，快速行动，分几路包围，目标是占领贵仁集。
　　八路军英勇顽强反击，战斗非常激烈。敌人突入镇内，与八路军进行巷战。从早激战到下午3点钟，敌军死伤累累，狼狈败退。群众看到八路军取得胜利欢欣鼓舞。可这次也使代表们受惊不小。日军进攻时，8辆汽车迂回冲到代表们的驻地。敌人有一个中队的兵力，而守卫代表的只有一个排的部队。好在部队立即展开，掩护代表们向贵仁集东北方向转移。
　　敌人从汽车上一跳下来就遭到八路军的射击，死伤不少。双方离得不远，八路军有战壕作为依托，敌人带的炮，近战不中用，八路军的手榴弹发挥了威力。部队也有一些战士伤亡，但胜利地把敌人打退了，完成了保卫任务，受到表扬。
　　这次敌人袭击，七大代表没有受到损失是很幸运的。敌人跳下车，发动进攻时，代表们才发现敌情，马上紧急撤退。许多同志行李都来不及背上就往后跑。几位女同志，特别是区梦觉大姐，高度近视，年龄又较大，好在广东几个青年代表尽力扶着她，还走在前面。苏惠失足踏空，掉下2米多深的水沟里。那时敌人炮弹打到附近，好在王维在危急时刻沉着地用绳索把她拉了上来，才脱了险。这次遭遇战使代表们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的表现得到部队领导的赞扬。他们在危难中更体会到团结互助的重要。
　　5月上旬的一个月夜，江华司令员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他们过陇海路到鲁南根据地去。这一夜，他们走了近100里，在东海县以西，现在的新沂县之间穿过了敌人的铁路封锁线，顺利地通过敌占区。
　　拂晓前，他们渡过了沂水河，到达北岸堆庄村休息下来。百里行军之后，大家都疲劳了。团长古大存，还有区梦觉大姐，年纪都比较大，和我们一样行军，自然更加辛苦。他们一到住地就抓紧时间煮饭吃，饭后都打开铺盖准备休息。
　　这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不料发现了紧急敌情。堆庄村处于敌占区与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边缘地带，日军一个中队前来袭击。后来听说，日军是昨天晚上发现他们的行动跟踪而来的。
　　一发现敌情，正在准备休息的护送部队急起应战，掩护代表们向安全方向转移。敌人来势很凶，炮弹已打进村子里。有两位七大代表睡着了，炮弹爆炸震醒了他们，才赶快往外跑。看到敌人进村了，他们又赶快转到村子后面。这时村外的高粱、玉米长得很高了，群众带着他们，在青纱帐掩护下走出了危境。后来，护送部队受到了上级批评。其实，代表们也有责任。他们以为过了沂水河就安全无事了，思想麻痹，导致了有惊无险的场面。
　　第二天，他们到了山东郯城县码头镇，八路军第115师一个主力团驻在这里。在这里住了几天后，部队送他们向枣庄东北方向的抱犊崮山区开进，顺利到达了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在八路军第115师驻地，七大代表受到热情接待，得到很好休整。代师长陈光抽出时间给代表们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还给每人发了两件正需用的白布衬衣。师部卫生所还给七大代表每人检查了身体，补充了药品。
　　师政委罗荣桓前来看望，政治部文工团还演戏欢迎他们，戏名叫《同志，你走错了路》。这是最新创作的剧目，主要是批判“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七大代表中一些人如伍洪祥见到在八路军第115师工作的老战友袁志钦、何挺一、张舜初等人，感到十分亲切。半个多月后，八路军第115师派出一个营的部队护送他们到泰西抗日根据地去。他们从抱犊崮出发，经10天行军，越过曲阜到费县公路(费县县城为伪军盘踞)，经新泰到达泰安，随即向南穿插过津浦铁路，进入泰西抗日根据地。
　　他们在肥城县城住了3天，然后从东平县上船，过东平湖顺利地到达湖西抗日根据地。所谓湖西，是指山东西部的几个湖的西部。这几个湖是东平湖、微山湖、昭阳湖、独山湖、南阳湖。东平湖基本上是八路军控制的，湖东只有东阿镇有敌人据点，但驻敌不多，只能龟缩在据点里。坐在船上，看湖上菱花盛开，两边大地上高粱、玉米一片绿，景色宜人，大家很高兴。
　　随即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住下，司令员杨勇、政委萧华亲自来迎接。萧华这位年轻的指挥员——长征时还只有18岁的少共师的政治委员，像接待亲人似的热情接待了这些来自南方的代表，他和有的七大代表在中央苏区见过面，所以一见面就高兴地谈起当年往事。萧华还特地让人找来白面——这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山东是稀罕的，做白面馒头招待他们。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吃到馒头，不大习惯，一个馒头几个人分着吃还吃不完。后来发现战士们吃的一种两面金黄、中间夹着一层红馅的东西，以为是红糖夹心的食品，拿来一尝很难下咽，才知道这是用苞米面和高粱面做的。战士们乐了，都叫他们为“洋土包子”。
　　往后越走，生活越艰苦。这不但有物质条件的原因，还有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到了鲁西北，群众生活更苦了，大多数人只能吃用柿子面掺和着做的煎饼，吃起来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于是，有些伙伴在行军中就做起“精神会餐”的把戏来，一路走，一路吆喝着：叉烧包子嘞，馄饨面，……及第粥、茄汁粉肠……尽是好吃的东西!真是叫得大家垂涎三尺，却又兴致勃勃，在不知不觉中，把什么困难都扔到一边去了。
　　八九月间，他们随一个团的武装部队从山东郓城县北渡黄河，进入黄河以北的冀豫大平原。这时，天气炎热，久晴不雨，比较干燥，每天行军都汗流浃背。他们一路经过山东的范县、观城、南乐、莘县、馆陶，进入冀南的肥乡、丘县、威县、巨鹿、任县、南宫。南官是冀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冀南军区、行署都驻在这里。
　　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宋任穷、行署主任王竞都来亲切慰问七大代表，还介绍了冀南根据地的情况。那时，冀南斗争局势紧张，一方面，日军受到百团大战打击之后，正在平汉铁路沿线加强封锁，并向抗日根据地进攻；另一方面，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加紧搞摩擦。八路军正在部署对石友三部的反击。他们在冀南根据地辗转半个多月，因为敌我斗争的形势日益紧张，他们的行动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冀南进入太行抗日根据地，必须通过平汉铁路。平汉铁路是联系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交通大动脉。敌人在铁路线上的封锁据点愈来愈密，铁路两侧都挖了几米深的深沟。除了敌人设的据点村有路可通，其他地方的路都被挖沟切断了。凡是有路可通的地点都由日军或伪维持会把守。每天晚上，鬼子的铁甲列车还频繁巡逻。
　　为了护送代表们安全通过封锁线，护送部队和地方政府花了很大力量。但许多地方原来做好工作的，现在有的受到破坏，有的失去了联络。七大代表们在引邱、沙河地段先后两次遇到敌人阻击，没能通过。第三次，他们一晚上步行130里，虽然走得很累，终于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他们进入太行山区的河北涉县县境，已是9月底。太行山区是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行军不必部队护送。
　　他们经过涉县赤岸到达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再到桐峪住进总部招待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看望了他们。这时太行山区也在加紧战备，日军正在向我太行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从石家庄、太原、长治、邯郸四方出动兵力，对太行根据地合围“扫荡”。
　　他们在麻田、桐峪住了10天左右，就向西北方向行动，到了西井、洪水。这里是八路军第129师师部所在地，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前线指挥部也设在这里。他们到达时，日本鬼子一个联队正在向八路军进攻，深入到西井、洪水来了。
　　1940年9月30日，八路军在山西榆社发起红崖头、官地垴战斗，合击敌人。临战前夕，彭德怀副总司令来看望了七大代表。官地垴战斗激战两天，八路军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但敌机整天轮番轰炸，被围困的敌人依据官地垴山头顽抗待援，而且从两面来了援兵，八路军未能全部歼灭该敌，撤出了战斗。
　　日军的“扫荡”结束后，代表们随八路军总部回到桐峪，又停留了一段时间。这时天气已经转冷，八路军总部给大家发了棉衣棉裤和绑腿布。当时华北地区连年遭灾，抗日军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代表们在太行区不仅得到很好的休息恢复了疲劳，而且还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亲切会见。随后，他们向西北行动。他们不知道，除了太行军区派出一个旅护送外，还有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以及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的徐向前，和他们同行。
　　到了和顺县后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派出的部队掩护他们通过最后一道敌人封锁线——同蒲铁路和汾河。这也是难度最大的一次。越过同蒲路，才能到达延安，这是去延安的必经之路。日寇企图切断华北与延安的联系，特别加强了对同蒲路的封锁。铁路两旁，已经挖了两米深、两米宽的封锁沟，里面放了水，人马都不能通行。日军还留了伪军把守，每隔几里地设有碉堡，有伪军昼夜巡逻。服务团第一次带着跳板想架桥而过，但被敌人发觉，拿机枪扫射，被迫撤退；第二天，护送的八路军增加了兵力，另选去路，终于强行通过了。在这两次通过铁路战斗中，有几个人受伤，两个老战士还不幸牺牲了。
　　过汾河时，在预定的渡口发现敌人，不得不改到另一个渡口，但又发现敌情，只好再往南面到第三个渡口，才安全过了汾河。由于整夜行军，代表们走了170多里，实在太累，到信贤村住下后，本想好好休息一天，不料日本鬼子又突然向信贤村进袭。
　　护送部队和敌人展开激战，代表们拼命往西北山区奔跑，又跑了几十里，通过了太原至离石的公路，才停下来休息。这里已是文水县境，是游击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第120师的活动范围，就要进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了。晋西北派出了一个旅来接应他们。
　　他们闯过了最后一道难关后，又连续走了几天山路，翻越海拔2830米的关帝山，到了临县。这里是吕梁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八路军第120师师部及晋西北行署就驻在这里。在这里休息两天，他们又开始西进。从临县到黄河边走了3天的路程。虽然还爬山，但日行几十里已经显得轻松愉快。
　　服务团安全抵达黄河岸边。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许多南方来的代表是第一次见到黄河，只见水急浪高，波涛滚滚，似乎象征着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到来，顿时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山西、陕西交界处的黄河，水量充沛，浪花翻滚，显得气势磅礴，和流经山东的情景完全不同。几个月前代表们在山东省境内看到的黄河，河水几乎干涸。那是因为1938年日军向陇海路西进，攻陷开封，国民党为了阻挡日军进攻郑州，在花园口炸开防洪堤，黄河改变河道，水流经淮河入洪泽湖，沿运河流入扬州入长江出海，造成黄河下游断流。
　　渡黄河的时候，也令人惊心动魄。船到中流，水流湍急，恶浪翻腾，发出阵阵怒吼，如鬼哭狼嚎。渡船受冲击左右摇荡，上下颠簸，十分危险。好在船工掌舵技术熟练，船破浪前进，最后安全到达北岸，很快进入陕北境内。一河之隔两重天地，颇觉天地豁然明朗，令人心旷神怡。万里行程中，三渡黄河，代表们切身体会到黄河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伟大、坚强。
　　过了黄河，他们在陕西佳县住下。休息一天后，来到绥德县城。又休息3天后，经清涧、延川就到了延安。万里行军至此结束。有的七大代表说到延安的时间是1940年12月底。但也有的回忆说12月16日下午。据和古大存等同行的杨尚昆于1940年12月20日致彭德怀的一封电报说，陆定一参加七大中央同意，已有电复，邓小平可不来。此间正积极准备大会，等等。从电报内容看，杨尚昆等是在12月20日前抵达延安的，和大后方七大代表到延安的时间是吻合的。
　　总之，从1939年9月6日浙江省的七大代表离开温州平阳县的冠尖、马头岗算起，这支出席七大的队伍行经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7个省，途中渡过严密封锁的长江，越过崎岖的太行、吕梁，闯过了敌人道道封锁线，跨过波涛滚滚的黄河，经受了种种考验，历时15个月，徒步行程1万余里。而从从韶关出发的广东等地代表，出发时间晚两个月，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12月共13个月，但经过的地区却达到10个省：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行程上万里。所以，毛泽东称他们的延安之行是进行了一次“小长征”，名副其实，毫不夸张。
　　当大后方的七大代表抵达延安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亲自迎接。1941年元旦后，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来看望了代表。毛主席也在驻地杨家岭亲切接见了他们。接见全体代表前，各省代表团的负责人先进入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很高兴地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古大存代表南方几省来的代表们向毛主席表示敬意，并简要地把一路行军安全到达延安的情况作了汇报。
　　然后，毛主席到窑洞外面接见了全体代表。他非常热情地举起手说：“祝贺你们胜利地到达了延安。”并且说：“同志们来到中央，希望能够好好利用这时间学习理论。”同志们知道毛主席日理万机，非常忙，还抽出时间接见他们，都非常高兴和激动。
　　毛主席还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代表们听了很高兴，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后来回忆：说真的，走这一路也确实够苦的了，刚到延安城时，大多数人身上只剩下一根裤带拴着一只口杯，其他就一无所有了，一个个都像是叫花子。但是，他们也真感谢毛主席的这个先见之明——据说，代表们的行军路线是毛主席指示的，这一路的“苦”，其实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样，他们就更能适应和战胜以后的艰苦生活了。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