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冀南、山东出发

李蓉

　　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延安相隔千里，有的直线距离并不算太远，但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仍然是困难重重。冀南区选出七大代表从冀南到延安就是如此。1939年冀南区选出的七大代表是：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于光汉，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马国瑞。还有杨春华、杨俊亭、陈化增、朱德兴、袁泽民、牟海波，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等十余人。冀南区党委确定，冀南的七大代表由于光汉、王从吾、马国瑞带队到延安。
　　1939年秋，在冀南区行署工作的朱德兴被提名为七大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荣幸地当选。听说七大代表将要到延安去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他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延安——党中央所在地，是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时任中共景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兼青委书记的牟海波，年仅20岁。接到地委组织部部长的通知，决定他为七大代表并做好准备去延安开会，他欣喜万分。这种事情属于党的机密，他连家人和亲戚都没有告诉。就到南宫、威县交界的大宁村，和冀南区其他七大代表集合。
　　在冀南坚持斗争13年的王从吾在1939年9月7日的日记中写到：离开这长时间活动的一望无际的平原，经过高山峻岭，汾水黄河，直赴世界闻名的陕甘宁，这是一生的头一次，又是个人早已盼望的，的确值得高兴。但是，在敌人的分割盘踞封锁下，从敌后冀南到延安去的路程，是十分艰险的。9月8日，代表团统一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在冀南军区武装部队护送下，步行着向延安进发。当时为每个人配给了3天的口粮。王从吾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六匹大马满驮着西去的衣被、零用品，各个人穿着军衣，挎着饭包，威风凛凛，准备登程。临行前，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大家便按照预定的方向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由于环境残酷，要尽可能的夜间行军，白天休息。10月份的一个夜里，代表团由内丘县境过平汉铁路，不料被敌人发觉，又遭遇封建会道门“六离会”的骚扰，未能通过封锁线，不得不退回巨鹿县西部。代表团原准备研究好对策后再度前进，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暂缓到延安。于是代表团又返回根据地。11月底，代表们又接到命令，再次出发。
　　冀南代表团在部队的掩护下，昼宿夜行，披星戴月，于夜半在内丘县北、尧山(隆尧)县西横穿平汉路敌人封锁线。过了平汉铁路，告别了华北大平原，眼前呈现连绵不断的山地。平原地区长大的牟海波，最远只去过天津。他理解的“过岗”就是越过一个小山岗，很快就应该是一马平川。哪知这里人所说的“岗”，少则得走上半小时，多则一小时不止。简直是山连山，岗连岗，使人望不到尽头。进入山区，景色全变，行军路线与平原地区大不相同，不走直线向前方，而总是曲曲转转，不是上山，就是下山。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向延安进发。
　　翻过平汉铁路后向西南穿插，到达邢台将军墓，中共太行第一地委的驻地。这时恰值1940年元旦。太行第一地委书记郭峰请大家会餐。随后，他们经浆水、罗罗川，到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武乡的王家峪。时间是1940年的1月初。冀南代表团向北方局负责同志汇报了冀南工作。杨尚昆、朱德、刘锡五、李大章、张友清听后作了指示和发言。
　　他们原计划从西安转道去延安，但这时国民党正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在三个地区——陕甘宁边区、山西、冀南豫北地区展开，所以，七大代表不能从此西进。因此，冀南代表团和山东、晋东南的代表团汇合后，一起暂时进了北方局党校学习，等待上级决定。
　　代表们集中住在武乡县的上北漳、下北漳村，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杨尚昆为他们辅导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徐懋庸也做过辅导。1940年1月12日，彭德怀作了形势报告，指出：新形势下的特点：只有经过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经过严重的斗争，才能争取时局的好转。组织全国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胜利不变的原则。扩大自己是克服危机的保证。
　　1月14日晚，彭德怀又作了讲话。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有组织地建立学习制度，学习《列宁主义概论》、《大众哲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4月，北方局决定将冀南区党委划分为两个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和冀鲁豫区党委。冀南区党委由李菁玉任书记；冀鲁豫区党委由王从吾任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后来，中共中央北方局考虑，当时日军对太行区的封锁太严，决定随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讨顽部队过正太路，先到晋察冀根据地的平山县西柏坡附近，暂时休整，然后过同蒲铁路，经晋西北根据地过黄河，再到延安。这样，1940年5月下旬，冀南、山东、太行、太岳的七大代表团一行五六十人，在山东代表、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和山东代表郭洪涛的率领下，跟随晋察冀部队，跨过正太铁路，来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休息了几天，到阜平县晋察冀中央分局驻地。
　　由于战争环境，形势多变，冀南等四个地区的七大代表团到平山、阜平后在晋察冀中央分局又住了3个多月。他们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参观和学习。5月27日，在平山听取晋察冀第五专署工作情况的报告。29日，听取平山县委书记关于平山党支部工作的报告。6月10日，参加第五专区贸易局合作社扩大联席会议，听取了邵专员的报告和会议讨论总结。18日，听取第四分区袁主任的报告。25日，听取北岳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林铁关于巩固党的报告。26日到28日，参加晋察冀边区农代会，听取了农代会代表的发言和大会总结。7月1日，听取了彭真在纪念党成立19周年大会上的报告。9日，听取了刘同志关于晋察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我们策略经验的报告。还听取了晋察冀边区有关同志介绍党报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经验报告。28日，听取了彭真关于目前国内国外形势与我们任务的报告。
　　代表们特别注意学习、研究晋察冀边区创建、发展和巩固的经验，主要是发动群众，发展和巩固党组织，建立政权的经验。同时还调查了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问题，专门抄录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征收救国公粮条例》、《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合理负担累进分类表附注》、《民户合理负担比例分数调查简表》，以及《合作社问题》。当时在晋察冀第五专署组织的合作社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而是贸易合作社。有代表对第五专署合作会议作了详细的记录，并对一些做法提出问题。
　　有的代表调查晋察冀边区的租佃问题。发现晋察冀边区的地租形式，冀西、晋东北各地不同。有粮租、钱租、杂租(如油盐等)。半种地，地主光出土地，收获粮食对半分。晋东北地主出肥料、籽种，打的粮食按三七分(佃户三，地主七)，或地主分三分之二，佃户分三分之一。借贷均属高利贷，一般利息为30%或50%。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到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出动39个团，八路军第129师及晋冀鲁豫军区出动46个团，第120师出动20个团，破袭正太、平汉、北宁、津浦、同蒲路。随后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并且反击日军的报复“扫荡”。
　　等到青纱帐起来的时候，在百团大战过程中，聂荣臻司令员派晋察冀骑兵团护送冀南、山东、太行、太岳七大代表团一行百余人，从平山出发，向延安进发。行军路线是：从阜平出发，经过五台山，从崞县越过同蒲路。
　　从晋察冀边区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要经过90公里的敌占区。9月间，在骑兵团的护送下，代表们来到崞县敌占区一个村庄住下，次日下午四五点出发，走到黑夜，从崞县北部同蒲路上一座小桥横穿铁路。这时，敌人发觉，从碉堡里开枪射击；骑兵部队同敌人交火，掩护代表们过路。人走桥下，马走桥上。子弹从头上吱吱飞过，几匹马被机枪击中，跌落桥下。
　　代表团穿过铁路后，趁着月色急行军，奔上吕梁山。天刚亮，敌人的飞机又在天空盘旋扫射轰炸，代表们就地卧倒隐蔽。俯卧在吕梁山的草窝里，太阳晒，蚊虫咬，啃干粮，没水喝，等到太阳落山，敌机不再袭扰，他们才又起身行军。沿途奔波劳累，人疲马乏，但是想起奔向延安，大家就振奋起精神继续前进。
　　在行军途中，骑兵团掩护代表们在敌占区一村庄休息。出发后，敌人在西面山头挡着去路，代表们在山沟里行进，骑兵团再次与敌人交火。为了掩护七大代表能平安抵达目的地，晋察冀边区骑兵团的十几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冀南代表陈化增被敌人子弹击中负伤。
　　八路军第120师贺龙师长派部队前来接应，代表们一行穿过敌占区，涉水渡过汾河，来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娄烦镇第120师兵站，然后到达第120师驻地兴县县城。这时正是中秋节(阳历9月16日)。贺龙师长、林枫来看望并设宴招待。
　　9月20日，贺龙向代表团作了题为《关于120师三年来的活动情形及几个著名战斗与百团大战的情况》的报告。21日，林枫给代表团作了《晋西事变与晋西北建设》的报告，总结了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代表们在兴县八路军第120师师部休息了几天，从神木渡过黄河，经过佳县、米脂、绥德，于9月底到达延安。
　　冀南的七大代表历时1年多，行程1000公里，横过平汉路，道经太行山，跨过正太路，路过晋察冀，冲过同蒲路两侧180里的敌占区，到晋西北，渡黄河，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护送部队伤亡十余人，代表伤一人。大家一路行军，一路看书学习，调查研究，豪情满怀，歌声阵阵，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来到久仰的革命圣地，精神抖擞，心情振奋。到延安后，他们住在马列学院的窑洞中。10月初，毛泽东、朱德来看望各地来延安的七大代表，并且讲了话。
　　山东的七大代表到延安，从地图上看，和冀南到延安的路线差不多。比起华中、华南来，山东到延安也不算太远，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路途上也充满了困难和艰险。山东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实际上分了好几批。第一批到延安的山东代表是1939年10月。
　　1939年10月中旬，山东的代表大都在当时山东分局的所在地山东沂水县集合。胶东的七大代表吕其恩(吕志恒)、张修竹、于洪锦、李维真(李世忠)、冯肖山、于眉、倪弄畔等人到鲁南和山东分局的代表会合。当选为山东苏鲁支队的七大代表朱广泉从驻地幼鹿山村启程赴延安时，同行的还有去延安抗大学习的几位同志共4人。他们在临沂县大炉村(八路军第115师师部驻地)编入郭洪涛、张经武带领的山东七大代表团，随罗荣桓同志西行。除郭洪涛、张经武等领导人外，还有山东的七大代表郭子化、姚仲明、张北华、夏辅仁、张天民、赵明新、崔健、朱春和和史秀云、徐运北等，一共几十人。
　　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等带着七大代表的队伍，从山东省沂水县马牧池庄出发。他们长途跋涉，有时骑马。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们在滕县官桥附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津浦铁路。接着渡过微山湖，安全抵达沛县。1939年11月，他们到达湖西党委所在地(现江苏省丰县)。罗荣桓带部队与他们一起到湖西，并和郭洪涛、郭子化共同对“肃托”扩大化的错误做了处理。
　　在江苏沛县一带停留数日，他们从丰县北上，经巨野，在冠县过卫河到河北省大名县，再经广平，从邯郸穿过封锁线平汉铁路，到涉县，再进入晋东南山区。经八路军第129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镇，于1939年12月底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和北方局驻地武乡县王家峪。
　　这时，国民党正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中央电告七大延期，让山东代表暂留晋东南待命。同路去抗大学习的同志们转到罗瑞卿领导的抗大总校学习去了。代表团就地组织学习，实际上是和冀南的七大代表在一起学习。一方面请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作报告，一方面在北方局党校听课。作报告和讲课的有：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左权、傅钟、陆定一、杨献珍、周桓、李大章、徐懋庸等。
　　彭德怀给他们作报告说：“他们打第一枪，我们一定要打第二枪。”朱总司令也讲：“现在是毛泽东领导，不是陈独秀领导。”意思是，我们决不会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他摩擦我们就反摩擦，用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他的报告主要讲党在七七事变后几年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再是讲解党的各项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经验等。在党校主要是听讲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马列主义等几门课程。到北方局以后，他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如获至宝，感到很解决问题。通过四个多月的学习，使代表们对抗战形势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提高了政策水平，增强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又掌握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感到收获很大。当时北方局党校的驻地就在离王家峪很近的上北漳村。
　　1940年5月底或6月初，他们到达晋察冀边区四分区所在地的平山县洪子店，又接到了中央要求他们在此地待命暂缓赴延安的通知。晋察冀分局的负责人有彭真、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晋察冀之所以是模范根据地，最主要的是群众发动得好，减租减息的动作很快。农村里，经过真正减租减息以后的农民翻了身，有抗日和生产积极性。翻了身的农民，真正组织起了农会，政治地位提高了。这就是晋察冀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的原因。当时山东的七大代表在平山、阜平一带住过，亲眼看到农民翻身的情景。
　　他们听了程子华等负责同志关于边区建设的报告。收集了许多关于边区各项政策的学习材料。通过两个多月的学习，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之所以先进，首先是有党的坚强领导，认真地贯彻了党在抗战期间的方针政策；在武装斗争方面，有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密切配合；又较早地建立了各级政府机构，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等政策，基本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由于执行政策比较稳妥，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抗日阶层，使边区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喜气洋洋，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作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已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雏形。
　　1940年8月下旬，百团大战开始后，中央电告此时活动在晋察冀的七大代表速去延安。于是，山东的七大代表和华北其他地区的代表，从晋察冀边区转赴延安。于是，他们随聂荣臻、吕正操向西挺进。大家随晋察冀的部队行军和作战，越过重重封锁线。虽然一路上都有部队护送，有时仍然很危险。在过敌封锁线正太铁路时，遭敌袭击，但有惊无险，没有人员伤亡。
　　9月，他们穿越当时很难通过的敌人的封锁线同蒲铁路，到达八路军第120师师部驻地晋西北的兴县。停留数日，从黑峪口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等地，于1940年10月10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10月，他们到延安时，朱德总司令骑着马到路上来欢迎。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欢迎会，欢迎从敌后来的七大代表，他们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王稼祥还同部队的代表们一起吃了一顿饭。第一批山东代表到延安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第二批赴延安的山东代表主要来自鲁西地区。他们出发的时间是1940年5月。还在1939年底，在中共鲁西区党委召开的地委书记扩大联席会议上，经过讨论，确定了鲁西地区的四名七大代表：区党委民运部部长徐运北、郓城地区副专员梁仞千、泰西地委常委兼政府工作部部长、敌工部部长崔健和东平县委委员、妇委副书记、县妇救会主任王枫。
　　本来通知马上动身去延安的，但正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封锁线难以通过，所以组织上决定让徐运北一人随山东分局的代表先走，其他代表先在原工作岗位上坚持工作。实在赶不上会议就不去了。后来党中央电示：让选出的七大代表都去参加会议。王枫就在这时接到去鲁西区党委集合的通知，准备奔赴延安参加七大。得到消息，她真是高兴极了，心里想，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她回忆说，他们三位代表到鲁西区党委后，领导同志非常热情，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特别是鲁西妇委副书记郭军，对王枫的那种亲热劲，使她真像回到了家。郭军说对王枫说：你是个好同志，年纪虽小，但你是代表全鲁西的女党员和全部妇女去延安见毛主席和参加那么重要的大会，一定要学习好。这使王枫既感动又感到责任重大。区党委还给去延安的代表配有马匹。一切准备好后，便从区党委出发，由部队一站接一站地护送。王枫回忆说：“我们有时白天行动，有时离敌人近的地方，就只有晚上行动。反正我年纪小，他们两人又都是我的领导，只要一切服从命令，自己管好自己不给他们增加麻烦就行了。路上我很少操心。百团大战后，敌人的封锁线更加严密。敌人还时常到各个根据地‘扫荡’，所以我们这次去延安的路途上增加了不少困难。特别过平汉铁路和同蒲路就更加困难了。”
　　敌人为了切断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为切断太行山与冀鲁豫平原的联系，强迫老百姓在铁路两侧挖封锁沟，沟宽而深，沟壁垂直如悬崖。所以要想穿过封锁线就要走日本鬼子预先留下的路。每个路口均设有敌人的哨所，大部分哨所都是由伪军把守着。每隔八里十里的就有日军的炮楼据点，管辖附近的几个哨所。两个哨所之间又能相互呼应。到了晚上每个哨所都点上信号灯，一发现情况就熄灯，以通报所有的哨所和据点，这样日寇就以最快速度出击。另外沿铁路的村子，敌人强迫组织护路队，以打更巡逻守护铁路。所以每天行军除躲避敌人的“扫荡”外，过这两条铁路封锁线更是难上加难。有时为了隐蔽不准出村，有时一天或一夜要跑130里至140里路，还可能走不过去又走回头路。在冀南转了一两个月，两次过平汉路都没通过，第三次是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先摸好情况，做好敌伪工作，再由部队掩护，才算胜利地通过了平汉路。
　　过了平汉路，大家精神为之一振，以为这下可以直奔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了。谁知道走了一晚上的路，天刚亮，本想到前边一个镇子休息，可是没想到有敌人。部队对这边敌人的活动没有弄清，七大代表也没有太高的警惕性。王枫当时很兴奋，骑马跑到队伍前面，想早进寨，可谁知一接近寨门就被敌人打下了马，马的嘴巴受伤了，把她摔下马又压在马下边，她有些晕了。在部队的掩护下，马夫老范把她拖到路旁的苇子地里。老范边拖边说她受伤了。这时王枫清醒了，一看身上不少血，但哪里也没伤，才知道身上的血是马血。这匹马真好，负了伤还一直跟着，带伤又驮着王枫跑了不少路。敌人疯狂地在这一带“扫荡”，所以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转来转去总算找到了八路军总部。
　　八路军总部的领导正忙于对付日军的“扫荡”，并寻找机会打击敌人。领导对七大代表们说：你们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想办法派部队送你们去延安。总部还有几位同志也在等候去延安。一个是郭洪涛的妻子史秀云，因生小孩没能和郭洪涛一同去延安，生下孩子已一两个月，把孩子已寄在老百姓家，急着去延安参加会议；一个是晋东南的一位地委书记张景林，也是七大代表；还有一位叫张曙的女记者。因敌人严密封锁很难通过，都在总部等待机会。所以总部把我们组织在一起，由张景林和梁仞千负责，组织大家一边学习，一边等机会去延安。
　　跟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整整转了一个多月，因敌人时常出来“扫荡”，还抢粮，抢鸡、鸭、牲畜等。老百姓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全藏起来，弄得部队也没东西吃，只有黑豆，人马都吃黑豆。有的时候转到一个小村庄没地方住，就住在牲口棚里。男女同志只有临时隔的一层席子。晚上大家因为吃黑豆吃得都大放响屁，又都笑个不停。
　　总部几次派部队送七大代表过同蒲路，都没通过，只好又退回来。大家又弄不清七大到底什么时候开，总担心赶不上开会。后来总部说，要想现在走，只有穿便衣由侦察员送，通过敌伪关系过同蒲路，再由那边的部队送往延安。这时王枫等几个人都同意穿便衣走，只有张景林不同意，后来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决定穿便衣走了。
　　穿便衣当然很危险，部队送到离铁路较近处，由侦察员带他们从预先联系好的口子，黄昏时急行军穿过铁路，一过路马上爬上大山隐蔽。那个山根本没路，又陡又难爬，几乎是侦察员把他们一个一个用绳子提上去的。然后急行军，走了100多里路后才休息。第二天稍加休息又接着走，直到把他们送到晋西北的部队为止。这时大家虽然极度疲劳，但心情特别激动，非常高兴，总算过了鬼门关，到达延安的希望就要实现了。
　　1941年2月份，他们抵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圣地。从鲁西出发经过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长达6个来月的奔波，总算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比起第一批山东代表，他们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一路艰险，经过敌人封锁线、敌占区，有时还要打游击，经过太行山、冀察晋、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但毕竟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到达了延安。到延安时，还受到第一批到延安的山东代表和有关领导的欢迎。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