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标准与发展资本主义

李蓉

　　毛泽东在七大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他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提出了一段经典性的名言：“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也是七大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用生产力标准，可以判断一个政党的功过得失。
　　根据生产力标准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还在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了几点说明，特别强调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地方，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且“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他认为，《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对资本主义问题作了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资本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从中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也在深化。
　　七大明确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较长的酝酿。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主革命纲领中提出的奋斗目标。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简单地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立物加以排斥。但很快认识到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因此，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规定了为实现党的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
　　因为1927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大革命惨遭失败，一些共产党人认为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受到“左”倾思想影响，把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采取了一些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错误政策，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此外，由于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客观决定作用，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需要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低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因而造成党内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政策盛行，给革命带来很大损失。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国情，进而认识到中国革命和发展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抗战期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科学认识和政策，承认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合理性，实现了党对资本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
　　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区别于欧美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把两者加以区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复杂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中国的官僚资本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又分别依附于英、美、日等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当革命的锋芒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附属于其他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善于利用矛盾，争取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有一定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未能完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断绝经济上的联系，对革命表现出很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他们可以成为一种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在政策上争取他们，经济上保护他们，对其动摇性进行必要的批评，争取他们参加反对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
　　从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有了重要转变。特别是抗战期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界定。既然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就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应地表现在经济上，除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要收归国有，其他各种形态的资本主义特别是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马上就要消灭。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是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中国的实际，提出要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同时要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个经济上要发展、思想上要反对的矛盾，常常造成一些同志思想上的迷惑。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毛泽东分析和论述了两者的关系，提出既要消灭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同时也不要害怕发展资本主义。消灭党内的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性质所决定。而发展资本主义，则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开始把资本主义分为党外的和党内的，不主张党内把资本主义打得“超范围”；以后又进一步改为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而不再一般提反对资本主义。他在1940年9月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边区党代表大会把资本主义痛打了一顿，但有些地方是打得超过范围。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消灭限于党内。可见，在社会经济中发展资本主义是肯定的，不必害怕。要反对的只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克服人们对发展资本主义的恐惧和担心，毛泽东一再声明不要害怕在边区发展资本主义。194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口号的改变也是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了保证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和党内反对腐化思想并行不悖，毛泽东强调两者缺一不可。他在1941年4月19日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正确决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毛泽东在会议上郑重宣布：这个决定是中央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的设想。他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员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7月，毛泽东会见外国记者斯坦因时谈到：中国的私人资本及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都必须给以宽大的机会，以便扩大发展，因为中国需要工业。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实现。8月，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谢伟思谈话时，也讲到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已经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战后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的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有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毛泽东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问题，用胡乔木的话说，是因为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党内存在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在我们这个党里，这样的思想是会经常冒出来的，需要不断地警惕。毛泽东在七大上充分地阐述了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赞成和提倡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
　　其理由之一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有进步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发展有利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为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和奠定基础。发展资本主义，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利。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讲到：“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
　　其理由之二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依照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比起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而是少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而且提倡它的发展。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便不能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其理由之三，中国要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有生命力和革命性的。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再次谈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有积极作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集中体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新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其含义是指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其理由之四，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所要争取的、实现具体纲领的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这些要求以及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企业与财产，农村改革的要求，与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要求，都是有生命力和革命性的。
　　所有这些，就是“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原因所在。根据生产力标准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毛泽东还提出引进外资的问题。他指出：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机会大规模发展，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自由企业和外国投资的助力。七大进一步论述：“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我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可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上，七大提出了两个“广大”，一是“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一是“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这是七大提出的极为开放、极为高明的战略思想。
　　针对党内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疑虑，毛泽东还指出：不能像俄国的民粹派那样“左”得要命，否认资本主义发展。七大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作出的极其明确的规定，是大会取得的极其重要的成就之一。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都是为了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是为着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追悼革命烈士大会上，深刻阐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他指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可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其不能发展。”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生产力，所以要破坏它们，否则，“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这就需要解放生产力。而革命是干什么的呢?革命“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
　　七大召开后，《解放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论，精辟阐释毛泽东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包括发展资本主义必要性、具体纲领及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态度，并提出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就必须有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还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因为“这些乃是中国工业化的最主要的先决条件，也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受到解放区、沦陷区和大后方人民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热烈拥护，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论的发表，对于人民群众学习和领会七大精神，推动七大精神的学习、传达和贯彻，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七大论述发展资本主义问题，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联系。毛泽东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看法。他说，布尔什维克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所以，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可见，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所借鉴。
　　七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客观地评价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而形成的正确认识。
　　首先，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一切设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证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企图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跳过这个阶段，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或者不敢正面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论调，看来似乎很“革命”，而实际上却是非常错误的。错误就在于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论述党的一般纲领时指出：“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再次，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前提下。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是不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不怕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间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他认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民粹主义主张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克服民粹主义企图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思想观点，确立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有助于克服超越历史条件的“左”倾错误。在《论联合政府报告》的说明中，毛泽东认为：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他批评有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特意强调七大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确认“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这种认识比起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有明显的变化，认识更深入了一大步。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向，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