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临门，好事成双

李蓉

　　参加七大，是许多代表终身难忘的喜事。但对强晓初来说，七大期间，他是双喜临门。强晓初受革命思想影响，15岁参加革命。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刚18岁。以后，他先后担任县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特区政府副主席，县长、分区专署行政专员、中共中央党校第五部副主任。出席七大时，他担任延安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他曾经充满感情地回忆起这段历史：
　　1945年4月23日，是一个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晨曦照耀下的宝塔山是那样的红，延河潺潺的流水是那样的清。树欲绿，花欲绽，春风袅袅，万象一新。庄严古老的山城，在迎接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清晨东方刚刚发白，他就离开床头，做好各种准备，带着激动紧张和无比兴奋的心情，去参加七大的开幕式。
　　4月的延安，早晚还是凉意袭人，但对于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的青年来说算不了什么，整日感到热乎乎的，这大概是七大的光和热的反射。是的，经过近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和无比坎坷的奋斗历程，全党、全国人民对这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会议，自然十分关注，并寄予殷切的期望，这是人民热爱党和党的威望空前提高的表现。
　　七大的会场里悬挂着排排标语，代表们一进入礼堂，就能看到醒目而熟悉的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突出的会标，正反映了党内已经基本澄清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
　　强晓初第一次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天，他聚精会神地聆听了毛主席的开幕词，心情非常激动，全身是劲，心里特别亮堂。毛主席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黑暗的中国之命运，这是蒋介石已经写了书的；另一种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也即是全党的任务，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第二天即4月24日，是毛主席作报告。下午，刚宣布休会，强晓初便直奔兰家坪中央医院。他年轻的妻子在中央医院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孩，强晓初第一次做了爸爸。此刻，喜悦的心情实在按捺不住。他爱人高兴而含羞地说：“给你生了一个女孩。”“女孩、男孩都一样。”他们亲昵地抚摸着孩子。“你看孩子像谁?”“耳朵像我，鼻子像你。”“不，像你多。”夫妻俩讨论着，争辩着，充满了感情和幸福。强晓初还将七大的盛况简要地向妻子作了介绍，让她也分享快乐与幸福。直到护士把孩子接去，他才依依不舍地踏着夜幕回到行政学院。
　　当强晓初走上学院山坡，就碰见几位熟悉的同志，笑呵呵地对他说：“院长，你双喜了，祝贺你!”说得好，是双喜，但最大、最重要的喜，还是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七大啊。当晚，强晓初心情激动地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
　　七大期间出生的七大代表的孩子，还有“七中”、“会生”，仅从这些名字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纪念意义。
　　曾经参加红25军长征的冀鲁豫军区保卫部部长刘德海，1943年下半年到延安，妻子和他同一个目的地，但为安全起见，男女同志分成两个组行动。途中，他妻子在兵站生孩子，遇到敌人“扫荡”，妻子被抬到山沟里躲起来，敌人没抓住，可是孩子死掉了。刘德海有一年多时间得到没有妻子的任何消息，焦急万分，但却无可奈何。忽然有一天，妻子骑着小毛驴到了延安，夫妻得以团聚。七大期间，他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也是他们的大孩子，小名叫“七中”，就是为纪念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期间，来自山东的七大代表李桂枝在延安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既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又生了孩子，这对李桂枝来说也算是双喜临门。
　　此前，李桂枝和胶东军区参谋长兼西海军分区司令员赵一萍结为夫妻。结婚后一个星期，因为赵一萍要到延安去学习，组织上决定让李桂枝和他一起去，并通知他们随时作好出发的准备。两个星期后，他们就踏上了去延安之路。
　　从胶东到鲁南走了40多天，路上很艰苦。特别是李桂枝身体较弱，行军中的困难很多。但延安是她早就向往的地方，她鼓励自己：就是吃一点苦，也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从鲁南到冀鲁豫就更艰难了，这时，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进行了分割和严密的封锁，平原和山区都建立了密集的据点和碉堡，铁路沿线都修筑了无数的封锁沟并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电网。过津浦铁路时，李桂枝发现自己怀孕了，行军更加困难了。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平汉线和同蒲线两条铁路很不容易通过。为了寻找机会，他们在冀鲁豫和太行地区停留了很多日子。这期间，李桂枝的产期也日益临近了。
　　在过同蒲路时，李桂枝已怀孕8个月，实在不能在一夜之间穿过120里的封锁区。当时赵一萍带着队伍在前面走，无法照顾她，她被当地的同志收留下来。孩子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敌占区平遥县的罗城村出生。可是，孩子出生后没吃、没穿，不到20天就冻死了。李桂枝强忍着悲痛埋葬了孩子，在饥寒交迫中跟着路过这里的交通队同志继续向延安行军。对李桂枝来说，这真是到了最艰苦的时刻。但是她想着前面是党中央，前面是延安，这一切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前进。
　　经历了1年多的艰苦行军，李桂枝终于在1944年6月到达了陕北绥德县，这里设有中央处理委员会。到了处理委员会，她好像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在登记时，她哭了。想起自己痛失可爱的孩子，想起路上1年多的艰辛，想起自己终于活着来到了陕北、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她把一年来的情况向党作了汇报，党给了她安慰和鼓励，并决定她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6月中旬，李桂枝正式进入中央党校，开始了学习生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整风。这时整风学习已快告结束，她只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和几位同志的典型发言，接着就是整顿党风。通过学习和思想检查，她认识到自己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政治水平还差得很远，还需要努力锻炼。1945年春，开始转入政策学习。
　　不久，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召开了。原山东代表有个别的变动，同时根据山东党的发展情况，需要补选代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胶东妇联宣传部部长的李桂枝被选为候补代表。
　　4月23日七大召开，这时李桂枝已怀孕8个月，只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听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报告。4月29日因临产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当天傍晚孩子出生了。因此，虽然她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但大部分时间在过产假，很为遗憾。为了纪念七大，她给孩子起名为“会生”。
　　来自山东的七大代表王枫，1945年4月5日生下了一个男孩。她和同样是七大代表的肖岗商量，盼望等待已久的七大就要召开了，小孩必须送人，因为不能耽误参加七大；同时七大闭幕后，就会马上奔赴前线去战斗，带着孩子也不方便。所以他们积极想法找能接受这个小孩的人家。终于托人找到一家。为了七大和党的工作，王枫夫妇送走了出生才13天的孩子。送走孩子已经令王枫难过伤心，偏偏又得了产后热。幸亏她是七大代表，可以照顾得到磺胺药，用这种药退烧较快，所以产后第16天，王枫就参加了七大的预备会，第18天就参加了七大的正式会议。朱瑞是山东代表团的副团长，他很亲切地告诉王枫，他在主席团后边，给王枫找好了放小孩和喂奶的地方。王枫告诉他已把孩子送人了，谢谢领导的关心。王枫后来感慨，那时领导对同志真是关心备至。
　　七大期间，七大代表任志远，除了聆听大会报告、参加讨论外，还完成了结婚这一终身大事。他和爱人任远是1944年初在延安认识的。他的同乡、同学和好朋友当的牵线搭桥，认识了当时在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的任远。任志远经常在星期六去找任远。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任志远觉得任远这个人不错，学习认真，政治思想水平较高，想到七大完了以后，自己就要回到在山西的工作岗位。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延安，相距太远；加上相互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于是，便向任远提出结婚的要求。可是，任远却回答等抗战胜利后再说。可能她感到有点突然吧。经过参加七大的山西代表们去做工作，加以说服，任远才同意6月2日结婚。
　　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天气特别晴朗。任志远很早就派警卫员牵着马去接新娘。有五六个同学送任远来到任志远当时学习的延安中央党校。任志远已提前将宿舍布置成了新房，墙上挂了一些苏联画片，还有同志们的贺词及大红的喜字。他们在食堂要了饭菜，摆了一桌子，大家一同吃饭。在当时的困难时期，这样一桌子的饭菜就算是很丰盛了。
　　晚饭后，开始举行婚礼仪式，约有四五十人参加。他们中有太岳地区的七大代表刘开基、王锐等，薄一波同志也来了。大家在窑洞前的院子里就坐，各自带的小板凳。帮忙的同志们摆了些花生、瓜子、大枣之类的干果。婚礼上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锣鼓喧天，但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说说闹闹，体现出十分欢乐的气氛。简朴而隆重的婚礼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七大召开是一件大喜事，在七大期间举办的婚礼也特别令人难忘。
　　还有的七大代表是因为七大而加深了解，七大结束后结为夫妻的。
　　左英，上海人。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时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党中央正将南方各地区坚持游击战的红军整编组建为新四军，挺进敌后作战，急需医务人员。因此，左英申请参加新四军。经组织批准，她于1939年3月到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正式入伍。整训数月，分派在新四军军部军医处任教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军部卫生部学校任教务主任。去延安之前，任新四军卫生部的保健科科长。1942年底，由于华中形势紧张，部队实行精兵简政，并组织一批知识分子、专家、科技人员去延安学习。1943年1月，左英在新四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的率领下，经过10个月的长途跋涉，到了延安。因为中央医院缺乏医生，中央卫生处把她调到内科作临床医生。1944年她被评为模范医生，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因为表现突出，1945年2月，她作为华中代表团中新四军医务界的代表，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当选七大代表后，左英到住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七大华中代表团第二组报到，和段焕竞、李珊等编在一组，组长刘培善。当时刘培善的爱人因病逝世半年多了。3个月后，也就是七大召开期间，组里有同志来说合，连陈毅也带口信给左英，说刘培善是个好同志，可以考虑。但左英却有些顾虑，不敢轻易允诺。
　　一天，左英在皖南的老师罗琼的陪同下到蔡畅大姐处，蔡畅大姐待人亲切，问她有什么想法，可以谈谈。左英是多年的党员了，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她坦率地说：自己是一个长在大城市的技术人员，和工农干部合不来，听到一句“他妈的”口头禅就很反感。如果结了婚，弄不好也要离婚。其次，左英把事业看得很重，她热爱救死扶伤的卫生工作，不愿过分牺牲自己的工作去照顾对方，影响自己的事业和发展。
　　蔡畅听后，丝毫没有勉强左英，而是诚恳地谈心。她讲到，革命队伍中的夫妻，不仅是丈夫或妻子，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侣和战友，革命目标的一致是结合的基础。所谓帮助，叫对方教你ABC不可能，但红军干部对革命的坚定，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定的党性原则，立场观点，是值得好好学习的。如能学其所长，补己之短定会获益匪浅。至于生活方式、语言和互相理解等，结婚不是终端，而且是对方适应的开始。在婚后也要努力培养。只要互爱互助互勉，潜移默化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做到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建设一个美满家庭的。经过3个小时的谈心，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左英被打动和说服了。
　　在左英眼里，刘培善是一位比较典型的工农干部。他出生在湖南茶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文化程度不高。9岁进私塾读书两年，后因家庭困难辍学务农。17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对人民和革命事业十分忠诚。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在湘赣边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政治委员。1943年4月到延安出席七大。他政治坚定，工作能力强，对同志真挚、诚恳。左英经过认真考虑，决心以学习其人之长，婚后建设的积极态度，和刘培善结为夫妻。
　　七大结束后不久的1945年7月1日，左英和刘培善喜结连理。婚后，他们互相关心，互助帮助，成为一对相知深、感情深的革命战友和伴侣。在没有结婚前，左英住在中央党校，和同是七大代表的李建华住一个窑洞。两人常常在一起聊天，非常投机。在左英的印象里，李建华是南方人，是经过长征过来的女同志，人很开朗也很能干，在中央的一个部门里从事机要工作。根据左英提供的情况，这位江西高安籍的女红军，在有关七大代表的著述中得到了反映。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