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代表中的夫妻俩

李蓉

　　出席七大的代表中，夫妻俩都是代表的有十多对。如朱德和康克清、张闻天和刘英、王明和孟庆树、聂荣臻和张瑞华、萧克和蹇先佛、孙毅和田秀娟、江华和吴仲廉、贾拓夫和白茜、郭洪涛和史秀云、段焕竞和李珊、欧阳钦和黄崴、甘泗淇和李贞、朱春和和杨俊亭、张兰英和丁盛、肖岗和王枫，等等。
　　江华和吴仲廉是老同学、老战友。江华生于1907年，湖南省江华人，1925年考入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初，担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不久就调到红四军前委当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29年初，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曾被任命为福建闽西特委秘书长。参加红军长征，曾任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等职。全国抗战爆发后，江华结束了在抗大的学习，分配到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他强烈要求到前方工作。这时，党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山东，征求他的意见。他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离开延安前，他和吴仲廉向组织提出了结婚申请。
　　吴仲廉，1908年生，湖南宜章人，也曾是衡阳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从事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入党，在中共宜章县委组织部工作，参加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她曾任红军的连指导员、军团政治部部长、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当时在胡乔木主持的云阳青年训练班任指导员，任务是对外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革命的基本训练和教育。吴仲廉工作积极、能干，深入群众。朱德曾为她题词：“不爱红装爱武装”，可谓女中豪杰。
　　军委将他们的结婚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泽东说他们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于是，江华和吴仲廉在离开延安前结了婚。同时，因为在敌后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江华不好再用以前的姓名黄春圃，经毛主席批准，改为江华。他们在张经武、黎玉的带领下到了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组建工作，江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组织、宣传、锄奸、民运、联络、敌工6个部，吴仲廉担任组织部部长，夫妻俩并肩战斗在山东抗日前线。1943年，江华和吴仲廉回到阔别5年的延安，住进党校，参加了整风学习，1945年又一起出席了七大。
　　段焕竞和李珊是来自新四军的七大代表。1943年3月中旬，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通知他俩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要求他们尽快作好准备，可以带一个孩子，十来天内就要出发。当时，段焕竞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副旅长，实际主管苏中军区第二分区军事工作；李珊在第二旅卫生部当教导员。接到通知，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一岁半，小的1942年12月生。因为李珊缺奶，请了个奶妈，李珊工作忙，小女儿就放在奶妈家。这样，就只能把大女儿带走。
　　带着简单的行李，他们一家三口从新四军第二旅的“后方”——江苏阜宁县蒋家机米厂出发，于1943年3月下旬到达东台县靠黄海边不远的大桥镇，准备在刘培善、温玉成带领下，汇集到延安学习、开会的其他同志，由第二分区派部队护送，到盐阜区新四军第三师师部，然后换乘海船到山东。
　　就在这时传来噩耗，新四军第三师去延安的干部，乘海船在连云港海面与日军汽艇遭遇，受到袭击，第三师参谋长彭雄和第八旅旅长田守尧等多人牺牲。没有想到赴延安学习、开会的路程竟是这样的艰苦与危险。于是，段焕竞和李珊等人不能从海上走了。到第三师师部后，改由第三师派部队护送到淮北地区第九旅旅部，然后再经淮北到晋冀鲁豫，走敌占区到太行山根据地，再穿过山西省到陕北。他们从第三师师部出发，走了一整夜。平时行军，旅团长们都有坐骑，这次却只有少量马匹，基本上都是自己跑路，走得相当疲劳。天亮以前，走到江苏涟水两北约25里的梁岔和大黄庄附近，在一个村庄里住下来。
　　谁知，他们刚住下，护送部队的哨兵就鸣枪报警，日军正好下乡“扫荡”，竟把他们包围起来了。幸亏他们连同家属都是游击战士，动作迅速。段焕竞带领护送部队在村庄西北冲开口子，占领阵地，用密集火力掩护所有的人向西北方向突围。他们冲出去时，段焕竞看到第三旅政治部主任卢胜负了伤。等到打退日军的追击跟上大家的时候，却发现李珊和孩子都不见了，卢胜也不见了。日本鬼子是追了一阵子的，难道他们被冲散遭不幸了?这怎么办?段焕竞急得六神无主。没想到第二天，地方干部把卢胜和他爱人以及李珊和孩子送回来了。原来李珊抱着孩子跑不快，见卢胜鲜血淋淋，便和他一起在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敌人“扫荡”过去后，地方干部把他们找到了。
　　所有的人都集合后，他们到新四军第七旅胡炳云副旅长带着第十九团所在的泗洪地区，休息了几天。可是，日军对淮海地区以及新四军第四师的淮北地区都在“扫荡”，怎么走呢?新四军军部对他们很关心，很快来了指示，要他们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军部暂住，今后怎样走法讨论后再作决定。紧接着又通知他们，暂时去新铺镇华中党校学习。于是，他们在胡炳云派部队护送下，从洪泽湖西岸南下盱眙。七八百里路走掉了，还没有走出江苏省。段焕竞打开地图一看，盱眙和大桥镇一样，仍然在南纬33度。
　　他们在华中党校学习了两个多月。华中局决定他们分两批走。旅一级的干部夫妻俩一对一对走。1943年7月，段焕竞和李珊带着孩子经过军部上路了。在军部见了陈毅，陈毅劝段焕竞：“你还是不要去了吧!这一路要化装坐火车走敌占区，你文化不高，装得不像，不要给鬼子抓去杀掉了，不上算!”段焕竞坚决要去，他说：“秘密交通员刘基干给我们谈过了，进车站走铁路，我都实践过了，不会出纰漏的。”曾山说：“可是你说话要小心，不要一不留神就叫‘同志’。还有，北方人不叫‘老板’叫‘掌柜’，开婊子行的才叫‘老板’。”
　　他们在盱眙码头上船，北渡洪泽湖到泗阳县的青阳镇(今泗洪县城)，到了第四师的师部。当晚，第四师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请刘培善、温玉成、钟民、吕一平和段焕竞以及各位夫人吃饭。然后分批启程。
　　段焕竞和李珊是由华中局秘密交通员刘基干伴送的。他带段焕竞夫妻到第四师滕海清的旅部住了几天，请地方干部帮他们搞通行敌占区的“良民证”。结果托人搞来一张假的“良民证”，身份是商人。刘基干帮他们采购衣服用品，化装为商人，就带着他们上路。一直向西，走了足有180里，经过泗县县城，到灵璧县的任桥车站上火车。任桥是小站，手续可以简便一点，可是进站时也要查“良民证”、查行李、打防疫针，才准上车。
　　火车进到南徐州(宿县)车站时，车上的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良民证”和行李物品了。这次查验可厉害，异常挑剔，常要打骂旅客。查到段焕竞的箱子，发现有两个苹果。日本宪兵立刻憋着中国话叫起来：“南方的食品!”“传染病!不准带!”段焕竞说这是干净的，日本宪兵却拿苹果在段焕竞头顶上狠狠地打了两下，打得真痛!段焕竞暴怒起来，正想发作，忽然想到陈毅说的“装得不像”，想到这“良民证”也是假的，就硬忍住了。结果两个苹果被鬼子丢到车窗外面去了。“良民证”倒是没有看出假冒，他们得以一路顺利到徐州。在旅社里住了一晚，他们第二天换乘陇海路的火车到开封。这一路也顺利。在开封住了几天旅馆，等火车，原来是铁路上军运繁忙。日军伪军大批调动，又是去根据地大“扫荡”。
　　在旅馆住了几天了，思想上放松了，有一天段焕竞竟忘了曾山的交代，要茶喝，竟忘了喊“茶房”而喊起“同志”来，急得李珊连忙捂住他的嘴，第二声“同志”没有喊出来，要不然暴露了身份，不但延安去不成，还会关进监狱。
　　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的省会，日本宪兵特务多得很。段焕竞回忆说，李珊比他灵敏，她的警惕性高，普通话也好，许多时候要靠她出头来对付，不然真会出事。下一班火车是从开封经郑州、新乡到漳德府(今安阳市)的，他们赶到车站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人又拥挤，他们好不容易抱着提着挤进车站，交通员却不见了踪影。这怎么办!李珊说不要紧，老交通丢不了的，先上车吧!
　　他们在车站听到了熟悉的江南口音，这是一位老太太。一问，原来是江苏省常州人，大名陈香兰，是到漳德府去看望儿子的。她儿子在那边做工。李珊与群众是“自来熟”，上车帮她提行李，到车厢里坐在一起，完全像一家人，扶老抱幼的，一家四口，绝对不像是新四军，所以一路上没遇到什么检查盘问，顺利地到达安阳。
　　他们牵牵拉拉地下车时，交通员早在出口处的方向等候，陈老太的儿子也来接她，大家高高兴兴地走出车站。然而事情又发生了曲折。在旅社住下后，交通员立刻去找联络站，打算明天一早就上路进根据地。不料交通员回来说：联络站在一星期前被敌人破坏了。这困难又大了，怎么办?交通员又另外去找关系。这样段焕竞和李珊在旅社等了三天。交通员终于找到了进豫北游击区的联络员。他们先到豫北，再转晋东。这次是一条牲口、一根扁担也没有了，抱着拎着，走了两个晚上，又紧张又疲劳，真艰难啊!幸亏他们平时行军打仗是常事，所以翻山越岭还不太难。经过林县、平顺、长治、潞城、黎川等县的农村山地，他们终于在1943年9月初到达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麻田。
　　晋冀地区的八路军根据地留给段焕竞的印象是十分严峻残酷的。原因是这里不仅遭受着日伪军灭绝人性的“扫荡”，还正经历着极为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因为遭灾，八路军的吃饭也发生困难，多以红薯与瓜菜充饥。群众生活的困苦就更不用说了。有的村庄上，树皮被剥光，树叶被捋尽，都和着野菜、杂粮吃掉了。
　　在麻田只作了短暂的停留，段焕竞不想增加边区的负担，便继续前进。现在是掉头往西，由兵站派交通员伴送，他们经沁县，翻过太岳山，进入灵石县境，然后转向西北，从孝义县境内通过同蒲铁路和汾河。过同蒲铁路倒没有什么险情，过汾河却十分紧张。汾河边有些地段有相当深的河滩泥沼，李珊背着孩子竟一下子陷在淤泥里，陷得齐腰深，不能动了。这种泥沼陷进去是不能乱动的，要不越陷越深，深陷到喉咙人就呼吸心跳全会停止；必须旁边的人平躺在淤泥上一点点帮助拔拉出来。李珊母女就是这样给拖出泥沼的。身上沾满污泥当然顾不上了，好在母女平安，小丫头在背上竟也不哭不叫，过汾河才洗了洗，继续往前走。他们经过吕梁山南麓，到石楼县，从河口渡过黄河的。上岸就是陕北的清涧县境，然后经过子长县，到达延安。他们被分配在中央党校第四部学习。
　　1945年4月下旬，党的七大开幕了。段焕竞是正式代表，李珊是候补代表。当时，他们在中央党校已经过整风学习，七大的教育就更深广。在段焕竞心中，毛泽东思想有两条印象最深，一条是“实事求是”，根据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列主义确定方针政策；另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后来传达七大精神时，也很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在我党领导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两条，对于他回华中苏北以后独立坚持原地斗争，确是非常重要的。
　　离开延安回华中时，段焕竞靠老乡、当时驻南泥湾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陈外欧团长的帮助，借了一匹骡子，骡子背上放行李，骡子两侧一边一个筐子，每个筐子里放一个孩子。这时，段焕竞夫妇已有两个女儿，一个四岁整，一个一岁半。因为日本投降，没有敌情了，大白天走路，秋高气爽，和来延安的时候那种紧张艰苦的情况大不相同。然而条件好转并不等于万事如意。段焕竞一家四口走到冀鲁豫时，4岁的女儿突然生病发高烧，死掉了。段焕竞和李珊怀着悲痛，直奔苏北。回到苏北时，就剩下从机米厂接回来的3岁的女儿和1岁半的小女儿了。战争年代，他们有一个儿子在武功山下落不明，一个女儿长眠在太行山。
　　肖岗和王枫也是出席七大的夫妻代表。1941年2月份，来自鲁西的七大代表王枫，经过6个来月的奔波，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胜利地抵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之后，她受到中组部和山东分局先到延安的七大代表郭洪涛等领导的欢迎，被安排到马列学院学习，并发了军衣和被褥。
　　到马列学院后，王枫先是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中国革命理论。没多久，又把她们集中到马列学院后山，编成一个支部，来自浙江的七大代表肖岗和王枫在一个支部。他们一起学习理论课，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到了延安，王枫感到摆在自己面前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特别是开始听毛主席的报告，非常兴奋，但毛主席的一些湖南话她听不懂，急得满头汗，越急越听不懂，只有事后再和别的同志对笔记，慢慢才好些。从这段学习中，她初步领会到必须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对每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分析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根据一知半解，想当然来解决革命问题，或发号施令，就一定会犯错误。
　　1942年初，中央党校改组，七大代表集中到党校一部，王枫也从马列学院后山搬到党校一部，叫特别支部。肖岗任支部的学习委员，王枫任学习小组长，两人接触更多了，互相修改笔记，互相的了解就更多了。
　　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紧接着又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更加明确了整风的内容。
　　王枫回忆时谈到：毛主席提出要坚决纠正“三风”，并一抓到底，主要是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这也是为七大做好准备。但毛主席工作太忙，既要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侵略者，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军事摩擦和经济封锁，不可能对整风工作抓得那么具体。1943年，康生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致使反特斗争扩大化，十多天就摘出大批的所谓“特务”，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肖岗也被说成是“红旗党”的特务分子。
　　当时王枫和肖岗正在热恋中。支部书记让王枫去劝肖岗坦白交待问题。王枫不相信肖岗有问题，所以“劝”肖岗：你要实事求是地说清问题，不要胡说八道。支部书记听了这话很生气，把王枫喊出屋来，问她是什么意思?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肖岗?要让王枫和肖岗划清界限。不久还把王枫的学习小组长免掉了。1943年9月份，肖岗等被怀疑的人撵出中央党校第一部，让到其他部去边学习、边交待问题。幸亏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后又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肖岗才渡过了难关。
　　王枫等人都被编到其他支部和老同志一起学习两条路线。王枫被编到第一支部，支部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康克清。这个支部老同志多，对王枫学习党的历史和弄清路线是非问题，讨论和批判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等，帮助很大。她们一个小组住在一个窑洞里，其中有四位大姐：周越华，贺诚夫人；张月霞，博古夫人；张瑞华，聂荣臻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组长江勇是位老红军。当时说王枫和肖岗划不清界限，没发给她校章，不准出校门。于是，星期天康克清常带她去王家坪玩，和朱德总司令打扑克。这些老领导非常平易近人，使王枫学到不少东西。
　　1944年初，延安进行甄别平反，毛主席亲自到中央党校，召开全校大会，给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冤枉的同志赔礼道歉。王枫高兴极了，更觉得毛主席的伟大。可是又总觉得康生这个人在毛主席身边犯这种错误太不应该了。肖岗经过甄别平反，确定没有任何问题，继续当七大代表。
　　1944年上半年，由党校副校长彭真亲自批准，经历了考验的王枫和肖岗在延安结婚。1945年，他们又一起出席了七大，并相濡以沫，相爱一生。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