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俩一起出席七大

李蓉

　　出席七大的代表中有一对亲姐妹，这就是来自晋察冀代表团的田秀涓和田映萱。两人都作妇女工作，一个担任县妇救会主任，一个担任晋察冀边区妇救会主任，都是193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田家三姐妹，人们习惯称田秀涓为“大田”，妹妹田映萱为“二田”。家中还有一个小妹妹叫田秀英。
　　姐妹俩，家住河北省完县现改称顺平县。当年的完县既小又穷，是革命老区。它离保定只有35公里，比起其他一些县，完县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县里的地形是一半平原、一半山地；京汉铁路从平原穿过。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冀中区后方机关如供给部、卫生部等，都设在山地。
　　田家住在县城里，城外有点土地，与人合开了一个小油店，供各村炸油条铺子需要的棉籽油、花生油，生意比较清淡。母亲是家庭妇女。大田，生于1917年11月，小学毕业后，到保定上学。前3年学初中课程，后3年学师范课程，增加了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1936年从保定的河北省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留在附小当老师。刚刚1年，日本打来了，占领了保定及大田的家乡。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大田的父母也很支持。但因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太了解，有些胆小，没让大田、二田而让最小的女儿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这时田家的小女儿才十三四岁，就在1937年冬参加了抗日宣传队。
　　大田1938年1月参加革命，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县妇救会主任及妇救会党团书记。10个月后，她调到晋察冀边区机关，仍然在妇救会工作。大妹妹田映萱即二田，接任姐姐走后留下的县妇救会主任一职。1938年9月，晋察冀边区召开妇女抗日救国会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大田被选为主任。这时她才21岁，非常年轻。晋察冀边区开始每半年召开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来环境残酷了，就一年开一次。大田是晋察冀边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妇救会主任，一直工作到1942年。这一年，她还担任了中共北方分局妇委书记。当时晋察冀边区的领导中心在北岳区，同时也包括冀中、冀东和冀热辽地区。大田工作在北岳区，但负有指导冀中、冀东和冀热辽地区妇女工作的责任。
　　1943年春，大田进北岳区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赶上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3个月的大“扫荡”。她在山洞里生下的一个男孩子被冻死了。1944年春，党组织决定让她到北方分局党校继续整风学习。学习了半年后，党组织决定她和丈夫孙毅一道去延安学习。于是，1944年秋天，大田和孙毅出发到延安。抵达目的地时已是年底。他们先住招待所，时间不长，孙毅分到干休所当支部书记，大田分到中央党校第二部学习。那时中央党校分成六个部，都住窑洞；还挺分散的，并不在一起。开始，大田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后来又搬到第三部。第三部大多是比较有文化的干部。她们三个人住一个窑洞，有王震的夫人，还有一位是晋绥地区领导同志的夫人。住的时间不太长，就召开七大了。
　　二田即田映萱，1919年9月生，比大田小一岁多。她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开会选举七大代表时，她正担任河北完县的妇救会主任、县妇女委员会书记。当选为七大代表时，她正好20岁，非常年轻而活跃。因为她领导的完县妇救会工作很有成绩，所以，她被选为当时晋察冀边区的两名女代表之一。和她同时当选七大代表的，还有边区妇救会的组织部长张兰英。张兰英也到延安出席了七大，并和也是七大代表的丁盛结了婚。
　　1940年5月，二田作为代表，和赵振声即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等到延安参加七大。因为七大推迟，他们于同年8月入中央党校学习，以后参加了整顿三风的学习。在延安学习期间，田映萱和李葆华相互了解，建立了感情。他们于1941年春节结为夫妻。婚后，赵振声因为工作需要，返回了晋察冀，没能够出席七大。只有田映萱和姐姐大田一起参加了七大。
　　1945年4月份，要开七大了。晋察冀边区是当时全国模范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的中共党员多，约有40万人。党员最多，参加七大的代表也最多，代表团最大，一共有120多人。有些在前方的同志不能出席会议，就叫在延安学习的同志补选代表。而第一批到延安的七大代表已经等了好几年，在中央党校也学习了好长时间。
　　大田认为自己倒是挺幸运的，到延安不久就赶上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还被补选为候补代表。正在干休所休息的孙毅，则被补选为正式代表，并接到开会通知，到中央党校第一部集中。于是，大田夫妻俩都到中央党校一部参加七大召开前的会议准备。先是预备会，主要是学文件等等。印象最深的一个项目就是审查代表，互相审查，审查有无历史问题等等。大田也接受了审查，主要是审查在保定上学和任教的那段历史。因为她上学和工作的那所师范学校的校长是中国青年党的，有些教师也是青年党党员，审查时就问她是不是青年党的，为什么把她留在女师附小当老师等等。有同志对这段历史表示怀疑，提出要对大田进行审查。
　　大田对组织上的审查，采取了老老实实的态度。大家叫她介绍当时的情况，她就如实回答说，她们班总共40名同学，总分数她是第10名，算是上中等，学校留校的人都是留功课好的。那年她们女师的三所附小要留9个人任教。但成绩较好的几名同学中，有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师范学校毕业也不想当老师，而想继续上大学。于是，大田就有幸留校。上学时有时开展一些课外活动，由老师领着学生们搞。大田回忆说：我这样实在的人，学习成绩上中等，也不是很活跃，所以不是青年党发展的对象。她作了这些解释和交待后，党组织也相信，就没在大会上提出再审查。当时党校副校长彭真是晋察冀代表团的，还有刘澜涛。彭真曾委托刘澜涛告诉田秀涓，因为她的问题已经在前方作了结论，相信这个结论，所以就没再继续审查她。
　　中央党校一部在杨家岭的延河对岸，开大会的时候，大家都是脱了袜子，脱了鞋，从河里趟过去。因为那时延河上没有架桥，人们都是那么淌水过河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表住得远一点，住在延安城南，所以开大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坐大卡车，一卡车一下子就拉来了。住在中央党校一部的七大代表倒是到开会时间才稀稀拉拉的趟过河去。开完会后，回党校一部食堂吃饭。那时候大田正怀孕，反应挺厉害。开会改善生活，她没口福。会上照顾她，说是怀孕不能吃饭，就给熬点大米粥喝，但也是喝了就吐。伙房炒菜有油味，她怕闻着那味，就绕着厨房走。
　　大田虽然是七大的候补代表，没有投票权，但七大的大小会都参加了，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也听了。她回忆七大时谦虚地说，那时候自己只做了几年的妇女群众工作，也是1938年才入党参加革命的年轻同志，没有那些老同志对党的历史经历得多，理解问题也不那么深刻，但还是挺受教育的。
　　妹妹二田是七大的正式代表，1940年就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大家都改自己的名字，她也“赶时髦”，改名叫卜宁。家里最小的妹妹、也是最早参加抗日工作的田秀英，后来改名叫田莉，解放战争时期同丈夫一同南下，在湖南株洲市的一家工厂做党委书记，后任市政协的负责人、市委顾问。1978年召开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大田作为全国妇联的代表；二田时任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作为纺织工业部的代表；小妹作为湖南省女干部、女先进工作者的代表，三姐妹相聚在北京，非常高兴。河北省电视台还专门给三姐妹拍了一部纪录片。编导对三姐妹说，难得你们家出了两个七大代表，三个“四妇大”代表。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