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出了三名七大代表

李蓉

　　七大代表中，竟然有3名代表是来自一家人，这就是杨寿堂和他的女儿杨俊亭、女婿朱春和。
　　杨寿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宫县县长、冀南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他1892年生，河北南宫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生，仅读过3年私塾，后因家庭困难辍学务农。青年时代的杨寿堂就富有正义感，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是村里有名的“硬汉子”。同时，他在农忙之余刻苦自学。家里节衣缩食，积累一点钱购买书报。因此他思想比较开明，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他的三个孩子，有的考取了半工半读的大学，有的考取了官费的师范学校。即使家里负债累累，他也支持孩子读书到毕业，这在当时的农村还是少有的。
　　杨寿堂关心国家大事，看到北伐战争的成就，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便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够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号召民众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并曾担任国民党南宫县党部西区的负责人。但是，他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激起他的愤恨；加之国民党内部贪污腐化，剥削民脂民膏，苛捐杂税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于1929年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国的光明在哪里?怎样才能拯救中国的命运?他在寻求中国的道路，革命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国土沦丧，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同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杨寿堂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要想推翻旧社会，拯救劳苦大众，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只有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找到南宫县中共领导人之一李菁玉，开始接受党的任务。经李菁玉介绍，杨寿堂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就担任南宫县北贾城村支部书记。
　　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的家作为党的办公机关。他以卖书为名，走村串户，发动和组织反封建斗争。他不惜卖自家土地购买土造枪支弹药，武装农民游击队。他经常夜间出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还利用亲属关系去分化瓦解敌人。共产党的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直南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围剿”。国民党调来大批军队，在“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口号下，血腥镇压，他们把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头颅悬挂在城楼上。
　　白色恐怖下，杨寿堂遭到通缉，被迫从南宫逃到枣强县。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靠农民群众继续开展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在农村发动群众，继续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说，宣誓入党时即准备着为党牺牲，为劳苦大众而死是光荣的。他抱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信念。他常说：别看敌人嚣张一时，共产主义社会早晚要实现。只有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正是这些信念支撑着杨寿堂，即使过着流亡生活也想着革命。西安事变以后，形势有所变化，他秘密返回南宫，恢复和发展本村和周围村庄的党组织。
　　1937年7月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地方官员逃走，南宫出现了没有政权的混乱局面，流氓恶棍和各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乘势而起，大股土匪包围城镇，到处绑票勒索、抓丁逼捐，派税纳粮，抢劫杀人。日本人支持汉奸在城里成立维持会，给日本人交粮纳贡，人民深受其害。在这危难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主动站出来，先是派人和伪区长谈判联合剿匪抗日，由当地提供八路军给养、释放政治犯等等。杨寿堂担任当地和八路军之间的联络交通，很快解决了土匪骚扰的问题。
　　1938年2月，46岁的杨寿堂被选为南宫县西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常委、动员分配部部长、党团成员。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形势，带领农民减租减息，在西区农民中很有声望。3月，他担任了南宫县战委会主任，后又被选为第一任抗日县长。9月成立冀南区农民抗日救国总会时，他又被选为主任、党团书记。
　　1939年，杨寿堂担任冀南赴大后方呼吁团党支部书记，与团长齐燕铭率团赴大后方、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宣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形势，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重庆后，被国民党当局以“赤化宣传”等罪名通缉，并到处追捕，险些送了命。多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到黄河边接应，才脱险到达晋东南的八路军前方总部。
　　1942年春，日军铁壁合围冀南，实行“扫荡”和蚕食政策，党为保存干部，选派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冀南区农民抗日救国总会主任兼冀南第四专区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的杨寿堂也是其中之一。这年秋天，已经50岁的杨寿堂，奉命担着自己的行李、给养，步行着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延安。他进了中央党校第四部学习，和女儿杨俊亭成了同学。1945年4月七大召开时，他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候补代表，参加了七大。
　　杨俊亭回忆父亲历史时，讲到杨寿堂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刻苦认真，虚心向同志们请教的情景。杨寿堂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荒，参加大生产运动。因为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他上交的大萝卜，10个就挑一担子，受到党校领导的表扬。他还把自己生产的劳动成果无偿地送给那些有孩子、家庭负担较重的同志。
　　杨俊亭，1917年11月生，受到父亲进步思想影响，学生时代，她就有爱国之心。1935年，她在冀州师范学校读书时，就作为女生代表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毕业后，正赶上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纷飞，学校停课。杨俊亭从1937年7月担任河北南宫县西区战委会宣传部的副部长，以后又任部长，编辑《救亡民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11月，杨俊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她担任南宫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部长兼党团书记。9月担任冀南区的妇女抗日救国总会主任。1939年3月她又担任中共冀南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积极参与冀南区党委的创建，从事冀南区妇女救亡工作，表现十分突出。因此，这年9月，她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39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司令员张经武、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率领山东的七大代表团回延安，经过冀南。因为山东代表团有一个连的部队护送，比较安全。所以，杨俊亭等冀南的七大代表和山东代表们一起过平汉路，到晋东南。到晋东南时正赶上阎锡山搞反共摩擦，即十二月事变，交通阻隔。他们在北方局所在地迎来了1940年元旦。节后，这些七大代表被安排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杨俊亭担任党校党总支委员。从晋东南不能直接到延安，他们又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学习考察。直到1940年秋天，他们才又出发到延安。
　　在山东的七大代表中，有一位来自部队的朱春和。他和杨俊亭等冀南代表一起在北方局党校学习，一起走到延安。朱春和对杨俊亭的评价是：一个很能工作、很能干的人。因为有这样好的印象和到延安的路上共同经历的一年时间为基础，朱春和和杨俊亭在延安喜结伉俪。
　　朱春和，1917年6月生，山东省寿光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把他拉扯大。因为家中贫寒，母亲含泪将两个姐姐卖掉，让他上学读书。九一八事变后，14岁的朱春和满怀爱国热情，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队。两年后他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更是积极参加共产党员组织的读书会，阅读抗日救亡刊物，参加爱国活动。1934年10月，朱春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发展党员。1936年秋，他又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多次返回寿光县，帮助恢复和健全党的组织。
　　全国抗战爆发后，朱春和投笔从戎，参加鲁东抗日游击队，担任第八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兼民运队队长。后来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他担任了团政治部主任、第一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多次参加同日、伪军的战斗。1939年7月，朱春和在山东纵队第一支队的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七大代表，和他同时当选的代表还有连指导员张次宾，作为基层战斗部队的代表。
　　到延安后，朱春和作为军队代表，安排到军政学院学习。杨俊亭则作为地方代表进马列学院学习，还担任了第十支部组织委员。1942年，朱春和和杨俊亭都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两人成为中央党校的同学。按理，两人接触的时间不短，相互也比较了解，完全可以不再经过别人牵线搭桥。但两人在观念上都比较传统，最后还是经过朋友的介绍，才结为夫妻。1945年4月，杨俊亭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朱春和则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加上杨俊亭的父亲杨寿堂，这一家也是出了三名七大代表。
　　实际上，田秀涓家也是三名七大代表，除了她和妹妹田映暄，还有她爱人孙毅。妹夫李葆华当选七大代表并到了延安，但因工作需要又奉命回了晋察冀，所以没有能出席七大。但是，孙毅则是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所以，这一家也有3名出席七大的代表。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