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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些问题①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目前阶段上党的任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实际行动，表示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爱国份子的压力下面，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一些善意的愿望，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一切这些，证明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开始的转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
中央认为国民党开放全国党禁，发展民主运动，在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上说，在适当的解决中国内部矛盾上说，都是必要的方法。因为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民气才能发扬，敌人才能战胜。也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才能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在目前新旧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应该指出：目前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迫切地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才能顺利的发展起来，以至走到彻底的胜利。把民主与抗日分开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为了唤醒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依照目前的情况，提出能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切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纲领，并为这些纲领的具体实施而奋斗，本党反对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决，正是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但本党认为他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只有这种改善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的开展。
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彻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评转变到批评的武器，从革命战争转变到民主的与合法的运动，从同国民党政府对立转变到同他合作。我们要使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同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适当的配合起来。使公开工作与秘密的工作求得辩证的一致。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的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开展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关键。(以上见中央告同志书)
中央所指示出来的我党在目前阶段上应该执行的这些任务和策略，无疑义的也就是特区党目前应该努力执行的任务和策略，并且因为特区的党是当政的党，在现在环境下，他比较全国任何其他地区的党的组织具有更优越的条件来完成党中央的这些指示。要正确的把中央指示执行到实际当中去，必须要依靠于执行的人，能够把握住当地环境的特点，能够运用适合于具体环境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以下各节就是依据特区的环境和最近几个月工作的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提出一些意见来，作为特区同志和党组织的参考与帮助。
①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发表于《特区》党的工作丛书之二。
二、特区统一战线工作环境的特点
现在，特区的环境一般的进入了和平的局面，这个事实是已经显明的了。但还不能说特区的环境就已经进到单纯的局面了，恰恰相反，特区与统一战线区域之间，虽然一般的建立了和平的关系，而在实际上和内容上，则包含着异常复杂的不一致的情况。大致说起来有三个主要特点：
(一)进攻苏区的军事行动是全部停止了。但不是—下子同时停止的，西安事变中，红军在南线上已经与友军结成了巩固的抗日战线，而陕北国军仍然继续进攻苏区，西北与西南也还在严密的警戒与对峙之中，一直到西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才全部进到和平的局面。现在一部份区域之内，特区与统一战线区域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到这样的地步，即红军与国军人员，特区人民与特区外的人民，相互之间自由来往，无有阻拦，而在一些地区之中，国军所指挥的地方部队，仍然限制自由来往，个别的地方，乘机进扰特区的情形仍然存在。
(二)两种政权尖锐的对立的形势，事实上已经取消了，因为特区自动放弃苏维埃制度，实行普选的民主共和政制。但特区与非特区之间，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差别，则显然存在着，并且没有人敢担保这种差别在短时期内会消灭掉，在特区之内，政府是民选的，人民在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救国运动上，有充分的自由，并且经常得到政府的积极扶助。在特区周围的统一战线区域中，政府对于救亡运动的态度，大致也有三种：第一种是仍然没有放弃“爱国有罪”的政策，抗日运动仍然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这种情形还包括着特区周围很大的地区。第二种是防范和控制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的当局者，多半因为环境所迫，不能不在表面上赞同救亡运动，而实际上则多方的防范与控制，使这个运动不得发动与发展。第三种态度是相当的允许人民有抗日救亡的自由权利。这种情形只包括少数的几个县。至于人民的选举权利是一般的被剥夺了的，但在小部份地方因为那里救亡运动已经起来，救国会较有力量，当地的政府也能接受人民的要求，撤换那些众恶的之联保主任与保甲长。个别比较开明的县长更能允许人民选举保甲氏以至联保主任。
(三)在整个环境进入和平局面之后迎击“赤白对应”的现象，大致随着消除了，但没有完全消除，特区邻近区域里广泛的工人、农民、学生等是同情特区的，特区人民与他们之间将很快的手携手一同走上抗日救亡战线上去。但特区邻近区域里的地主富农等上层份子与特区人民之间，在土地革命和围剿中所结下的仇恨，虽在国内和平与民族仇恨的前面也不容易消失掉，互相猜忌，仇视以至借机报复的现象仍然时常发生，而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开展。
这三个主要特点(少数民族是我们环境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我不打算说这个问题，所以不提及。)指出来，特区虽已一般的进到和平的局面，但统一战线工作的环境，仍然是异常复杂不一致的。因此我们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与工作方法也不能不是因地制宜的。有的地方上层合作正在日渐巩固，有的地方则还没有圆满的成功，有的地方则尚待开始进行；有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取得合法的地位，并且部份的开始民主的改革，人民生活亦在开始改善，有的地方则还只获得有限度的自由，有的地方则根本没有，有的地方可以公开的进行工作，有的地方还只能半公开的活动，另外一些地方则还只能秘密的活动，最后对于特区人民与特区附近区域上层阶级之间，在历史上结成的阶级仇恨，也需在民族利益的前面给以适当的和解，才能顺利的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
三、争取抗日自由与民主权利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目前阶段上争取民主自由的目的是为着什么?中央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明白的指出：目前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迫切的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因为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才能使广大人民有机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才能使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广大人民的运动，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去年国民党在西安及一部份县里所举行的国民大会初选只限于联保主任有选举权，并且选举时由公安局长或保安队拿着短枪，强迫选举所指定的候选人，实际连联保主任的选举权利也被剥夺了。现在国民党中所修改的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仍然没有多大的进步，并且南京政府已通告陕西省政府，批准去年初选有效。我们应在统一战线区域之人民中批评国民选举法与组织法的缺点，并积极宣传我们的主张(参看解放周报第二、三、四各期论文)在这上面我们应当(一)把国民政府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及组织法与我们的主张对照(……………)将特区民主制度之办法(……………)来参观我们的选举(……………)权的民选运动与保(……………)层部份的斗争与(……………)政府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因为国民党及其政府今天是为中国当权的政党和政府，他们应该允许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并且他们有权力给予人民这种权利。我们用何种方式来争取这种权利呢?是否用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方式来争取这种权利呢?不能的，我们正在进行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我们即不应该采取同他对抗的方式。特区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与扶助人民实现政治自由的权利，也不是为着与国民党政府对抗，而是要以特区实施民主自由的模范来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政府与全国人民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为着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我们向国民党 政府采取的方式，是要求推动和批评的方式。
这样在人民方面是不是就应该坐着等候政府的允许与给予的到来，而自己不要动手起来呢?不是的，要知道，国民党中虽然不是孙中山革命的民权主义的信徒，他们有实行民主政治与开放政治自由的愿望，但国民党中对民主政治的反动力量还很占优势的，因此，如果没有人民自下的发动与运动是很难，希望国民党政府来满足人民民主自由的愿望的。(即使南京政府能够采取重大的步骤来实施民主的改革，而在现在行政机构之下，没有人民的发动与监督，也不容易使这种改革见诸实行的，西安事变中，张杨关于开放爱国运动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主张，令在陕甘各县(张杨势力所及的各县)遇到许多(……………)这种主张实现的程度，决定于人民发动的程度(……………)远更有力量，那个地方即更多获得政治的自(……………)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我们应当发动和领导人民起来为着抗日自由与民主改革而斗争。不过在现在环境之下，这种斗争的进行，将要采取更多的曲折的方式，避免直接与政府对抗的方式，要使下层的发动与上层的统一战线适当的配合与联系起来。这种复杂的斗争的方式正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细心的去学习，研究与创造。
在现时环境下，民主自由的运动不但是要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不但是要与抗日救亡运动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反过来说最便利于把民主主义运动开展起来的，是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自由。陕甘的某些县份，民主主义运动从争取抗日救亡自由开始，发展到保甲民选权利的取得，就是一个例证。何以从直接的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自由开始，能够便利于展开整个的民主主义运动呢?这因为：第一，在此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时候，人民迫切需要抗日救亡的自由，因此争取抗日自由的斗争容易成为广大人民的运动；第二，在争取抗日自由的前进过程中，必然不可免的要牵动和促起政治制度的民主的改革，我们愈能扩大抗日救亡运动愈能使抗日救亡运动取得合法地位，就愈能推动政治制度的民主的改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党的当权者对于民主改革仍然默不作声，但对抗日救亡的态度则多多少少有些感应，所以我们在争取民主权利与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在策略上，目前要注意抓住“争取抗日自由”的一环。
前面已经说过，特区周围的环境是不一致的，有些地方抗日救国会已取得公开的合法的地位。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还没有抗日的自由。但后面这种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现在的形势是和平统一已经奠定，而国共合作日渐成熟的形势，并且这些地方既然处在特区的周围，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必然受到特区的影响，会更快的发展起来。同时特区与这些区域的上层统一战线必然首先建立起来，这样就使得这些地区中之统治者不能不考虑到改变过去“爱国有罪”的传统政策的问题，我们应立即在这些区域里到处开始上层统一战线的进行。在现在形势下，这是可能获得成效的，如果上层合作可以建立起来，那么下层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放，就比较容易获得，特区边境的党和政府，应该首先从我们自己一方面，把上层统一战线与合作的障碍彻底消除。我们应当真正不记旧仇宿怨，特别要较有力地说服边区的群众，消除他们的报复观念。使他们懂得把地方的局部的利益服从于总的民族的利益，全体一致的以坦白的诚恳的态度，去与邻近统一战线区域的行政的或军事的首长，以及社会的上层的份子进行谈判，协商合作的事宜，不管对地方的态度怎样，我们总要多方的恳切的向他们说明我们的立场，消去他们的疑惑与成见，争取他们同情抗日以至参加抗日，即令这种同情与参加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也是要用尽一切方法去争取至少要争取到消灭“赤白对立”的残痕，建立起真正的、“和平统一”的局面，使特区与非特区之间的人与军人相互往来无限，这样就便利于我们前去进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有的同志过分的估计某些统一战线区域地方行政长官的反动性，特别是甚至拒绝与这些合作。这种错误的成见，必须立即克服过来。
在这些区域发动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无疑义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我们的基本工作，但请注意，在这些区域内，我们的一切活动方式要适合于具体的环境，无论如何不要把在特区内部或在别的抗日自由的环境中所管用的那一套，硬搬到这些区域里去。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例如无论到何种环境中去，一开始就要组织抗日救国会，以为除掉组织抗日救国会，就别无可做，就是犯了这种毛病。我们要使用各种有效地活动方式，在不能进行抗日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先从事宣传的活动，在不能成立新的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旧的组织，我们不拘泥于先做那一件，且拣可能做得先做起来。我们要尽量利用公开活动的机会。例如庆祝绥远抗战胜利和慰劳绥远抗战将士的运动是可以公开进行的，我们应抓住这种机会，为着使某种抗日宣传，或救国会议等能够去的合法的地位，我们可以邀请同情抗日的公正的绅士作发起人，以至请求当地行政酋长派人指导，只要我们的活动能够推广人民的救亡运动，能够扩大抗日自由的范围，那么任何曲折的转弯的方式，我们都可以采用，并且应该尽量采用的。
在已经获得相当的抗日自由的区域里，情形又是别一个样子，那里，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抗日救国会)已经建立起来了。在那里，我们的任务是要吸收最广泛的人民到救国阵线上来，要充实救国会的工作，使救国会的工作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救国会要成为代表人民愿望与要求的机关，自上而下的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反映到当地的行政机关(如县政府)向行政机关提出可能实施的民主改革的建议，请求他实施，并帮助和参加这种改革的实施，如禁烟、放账、开发生产、发展教育等，救国会都要给以积极的帮助和参加。但救国会与行政机关(如县政府)之间，要极力避免对立的现象的发生，不要干涉他的日常行政事务，要与他保持诚恳协商的关系。(个别的县长向救国会声明：救国会不得干涉行政，但欢迎救国会帮助县“行政的改善与实施”。救国会应当毫不迟疑的接受这个要求。个别的县长组织了“行政协议会”之类的机关，聘请我们的同志参加，我们应当以谨慎的态度参加进去，经过在这种机关中的工作，来影响和推动县行政的改革)特别对于某些抗日派的县长，我们要顾及到他的环境，在帮助他解决困难，使他能够应付环境，站得住脚。不必要的把他推到过“左”的方面来，使他不能立足而不得不去职，那是最失策的办法。
在这些区域里的党组织与工作同志中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不认识自上而下的行动的重要，以及自上而下的行动的配合。他们只知道在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权中自上而下的行动，在非苏区之中，他们就只知道做下层的群众工作，不知道在统一战线中在另外一种形式下也可以采取自上的行动，因此也就忽视了这种行动之重要与意义。在许多县里，我们的党员是埋头做群众工作，不去理睬行政机关，结果不但失去了便利于发展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机会，而且造成与当地行政机关的隔膜，误会，以至对立的现象。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县委)住在农村里，领导农村工作，另外有一个工作团在城里进行城市工作与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但工作团与县委没有经常的和确定的关系，各干各的，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得不到配合，因而大大的减低了工作的效力，甚至于发生不合拍的行动。我们同志必须认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些区域里所以能够取得公开和合法的地位，首先是由于上层统一战线的成功，成功了的上层统一战线既便利于人民争取得抗日救亡运动的公开的合法的地位(也就是抗日自由的权力)他也就可便利于人民争取得一般的民主自由。所以在这些区域里，我们要扩大上层统一战线的成果，用各种的办法去推动当地行政机关实施民主的和其他的改革。同时使这种自上的行动与自下的行动适当的联系和配合起来。例如对于某种政治的或经济的，教育的或社会的具体政策要求，一方面可以自下的发动群众起来请求政府采纳，另一方面又可以自上的去影响和推动政府接受这种要求。两种方式，常常可以这样配合的进行。党的领导当然要注意使群众的要求是在当地条件下可以实现的而不是过早的或过“左”的行动。在某些区域里，救国会对于人民和政府都已建立了信仰时，自上和自下的行动的联系，可以经过救国会来实现。
四、对国民党与地方政权机关的策略
过去的十年，国民党因为在政治上成了压迫与屠杀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革命旗帜，在组织上也就成了军阀官僚政客的腐败的集团。三中全会以来，国民党在政策上有了开始的转变，而且内部的分化，也在继续发展中，但国民党的社会成份，则还不曾有开始的转变。
陕甘方面的国民党，也和上面的情形一个样子。不过在西安事变中，省党部与许多县党部被迫解散了，而现在则在陆续恢复中。国民党的问题，在特区周围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已经提出了。我以为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既然已经确定了，由打倒他转到与他合作。则我们立即以合作的态度去接触他。有的地方，对国民党采取厌弃与不理采的态度是不对的。
当然，国民党如果不在组织上有个彻底的改进，是不能很好的担负起民族革命的使命的，他在政策上的转变，也必然是很慢而不能彻底的。所以，我们对国民党的具体方针，应该是把过去从外间与他对立的方针转变为从内面来改造他的方针。我们要同国民党合作，同时要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从合作批评并参加新的成份的过程中来改造他。
因为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压迫与屠杀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结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仇恨与敌视的心理不是十分容易改变的。何况国民党至今仅仅开始改变自己的政策，谈不上向人民承认自己十年来的错误与披露“与民更始”的决心。因此，我们要在人民中进行充分的解释，一方面要解释在现在形势下，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与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必要，另一方面在解释中对于国民党十年来叛变革命的事实与实质，在群众前面丝毫不应该模糊，丝毫不能为他辩护，应该公开的向群众说明：过去的十年，国民党是彻头彻尾反革命的，所以应该打倒他，今天他开始有了转变，我们就要把打倒的办法，改成推动他促进他走上抗日战线的办法。
我们的同志要个别的以群众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且要动员新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份子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的成份来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把同志和群众中的革命积极分子，要在国民党中取得某些位置，在今天，特别要取得与群众有关联的位置，以便去发展国民党的群众基础。
在国民党中，要团结左派，要争取中派与动摇份子，要分化右派，打击与洗刷右派的亲日汉奸分子。
为着实现上面的策略，就特别需要我们强调政治上理论上的斗争，提高我们自己的政治警觉性，确保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与批评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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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地方政权机关，我们的策略不是摧毁他，而是要在这个旧的机构中灌输新的内容，达到改造他的目的。
在红军驻防区域，在上层统一战线有了相当成效的地方，在民众救亡运动有了相当力量的地方已经提出了改造旧的地方政权机关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注意一般地是不够的。虽然在个别县份已有了相当成绩。个别的同志，过低的估计在新的形势下地方政权机关的改造的可能性，因此，对旧政权采取了与之完全对立的斗争方式，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估计到，假使我们灌输新的内容到这个旧政权中去，争取他成为抗日与民主的拥护者赞助者或至少是同情者，那便对于抗日救亡运动下层行政系统的改革，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有许多的便利，所以争取改造旧政权，也和争取和改造国民党一样，是现时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争取和改造地方政权的工作上，要采取向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方式，要利用地方政府的每个允诺和好的决议，政令以及每一个好的法律条文，来发动群众要求“兑现”式的运动。同时自下而上的提出为群众迫切需要的，属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改良要求。推动政府来接受和实现这些要求。对于政府压迫人民的事实，以及贪污勒索……等黑暗现象，应该发动群众起来反对，另一方面则向上级政府实行告发，要求上级政府惩罚撤换那些贪官污吏代以廉洁的份子，对于汉奸卖国贼份子，应采用各种方式打击之和驱逐之，代以真正抗日的份子。但在策略上，要集中大力反对最坏的份子，并且这种斗争的进行，还要估计到当地人民的觉悟性和积极性，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
改造旧政权的运动，不但只要依靠自外的推动，要求、督促与逼迫，还要极力从政权机关内部争取左倾份子，团结他们在内面起推动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把保甲制度当作统一体的东西看待，是下层行政系统，是人民自卫武装，又是群众基本组织。在当作下层行政系统看的时候，实际上这已经是成就了的机器。当作“人民自卫武装”看时，在特区周围各县也有相当成就，至于当作群众基本组织，则是最近以前才特别高唱的口号。在这里，我只说到把保甲当作下层行政系统看时这个问题。县政府的行政设施，对于人民的管理，派款派粮以及兵差劳役等，一切都是经过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达到人民中去。联保主任与保长大都是地主豪绅来当，甲长，则部分的由所谓“良善的”劳动群众担任。在特区附近，因为过去“围剿”的需要，保甲系统更是操纵在土豪劣绅的手中，因此，保甲压迫剥削群众的作用也就更加显露，而为一般穷苦群众所深恶痛恨“敢怒而不敢言”。但我们在目前不能提出“取消保甲制度”或一般的反对保甲的口号，因为这样作，就是正面的与现行政策对立起来，我们不能而且不应该采取这种策略。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采取的策略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个别地方已经实现了，在实际执行这种策略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即提出民选的要求，那要看具体的情形来决定，在开明的政府之前，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争取其实现；在比较保守的政府之前，开始可以从反对贪污、中饱，不公正的联保主任，或保甲长与要求撤换他们的斗争做起。西安行政会议提出了：“肃清豪吏把持保甲”、“肃清贪官污吏”的口号。我们应当抓住这些口号作为改造保甲的武器。在可能的时候，应当争取保甲委员会的制度，设立联委、保委、甲委，由人民选举。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可以参加委员会以至兼任联保主任与保甲长，这样来使抗日救国会的组织逐渐的起下层政权的作用。
共产党员因此在群众拥护之下，取得地方政府之最下层的和群众有联系的位置。以便利于为群众谋利益，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同志可以争取得保甲系统中选举的位置。
无论是红军部队或我们所派之工作团，在友区工作时，应与当地政府取得密切关系，在工作中来影响他们，我们除与他们协同进行抗日救国工作外，还应发扬其行政工作有益于抗日救亡与改善民众生活各事项，并帮助他们实现这些部份(如训练保甲，改造与加强联保工作，发展春耕，赈济灾民等)，为着能使彼此工作取得密切配合，特别是在工作中影响他们起见，我们的工作团，县政府以及当地抗日救国会可共同派代表组织一种临时委员会，彼此可以讨论，商议全县的各方面工作，然后经过各个系统去进行，对于群众与政府之争执，我们同志在保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之上，可以处于调停的地位，进行调解。
靠近友区的特区中的模范抗日民主政策的实施，对于友区旧政权向革命方面转变是有最大作用的。这些地方的特区政府应与友区政府发生最密切的友好关系，我们可以与他们彼此作行政实施的参观与研讨，甚至特区的某些行政会议，他们可以派人参加。我们可向这些地区政府建议组织不常驻但定期会的委员会，彼此可以经过这一会议互相交换行政意见与问题等。这些实际工作的影响与推动，是把友区旧政权推向抗日民主道路之最好办法。
五、保安队、保甲常备队(民团)与人民抗日自卫武装
从其历史的和社会的作用来讲，保安队与保甲常备队(我们一般均称为民团，以下简称民团)过去确是豪绅地主用来压迫剥削农民的工具。在靠近特区的地方，因为他们曾经担任着进扰苏区的“地头蛇”的作用，他们中的指挥成份，更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择而最忠实于地主豪绅的成份，并且吸收了不少的“苏维埃的叛徒”在里面，他们过去是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最残酷的敌人。这是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以后，在国内和平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之下，保安队和民团的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动摇，这种动摇并且在继续发展着。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地方，这些部队日渐接近到抗日战线方面来，虽然他们还远没有成为人民抗日自卫的武装。在某些地方一部份民团仍在进扰苏区(如陕甘宁方面)但这种形势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从事实的发展来看，争取保安队和民团变成人民的抗日自卫武装的可能，是已经得到证明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确不动辙的拿“争取民团成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的口号，来代替“消灭民团”的口号，我们应该放弃瓦解哗变的政策，也不要争取民团参加红军或收编民团，而应保持这些部队在原来行政系统指挥之下，争取民团成为抗日武装，是在争取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改变，而不是在于“易帜改名”，对于部份的或个别的民团进扰特区的行动我们应当毫不迟疑的采取自卫的手段，予以严重的打击以至解除其武装，但这不是放弃政治上的争取。在进行这种不得已的自卫的“打”的时候，同时应该积极进行争取的工作，穷追到特区范围以外的办法，在今天也是应该放弃的，个别的同志，似乎还没有明确的了解这个政策，而提出“消灭民团是我们最紧急的任务”的口号，这是一个进攻的口号，而不是自卫的口号，并且完全抹杀了争取的政策，这是应该改正的。还有个别的同志以为“打也是为着争取”。因此，把“打”当作争取的一个手段，这也是不对的。
一般的来讲，现在的保安队和保甲常备队离开“人民抗日自卫队”来还很远，这因为：第一，这些队伍保留过长期的反革命教育；第二，他们参加过长期的压迫剥削与杀人的行为；第三，他们干部之中有不少反动的和不可靠的份子；第四，队员之中虽有很多的农民，但同时包含着不少出身很坏的政治上不可靠的成份；第五，他们现在的环境大都是守寨子守城楼，不易与劳动人民接近，不易接触抗日的宣传。
从这些情形看来，要争取这些队伍变成人民的抗日自卫武装，没有政治的思想上的改造与成份上(特别上层成份)的改造，是不成功的。
在要达到政治的和思想的改造方面，基本上需要进行两种工作：一是从这些队伍的本身方面争取爱国运动的开放，即是争取这些队伍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自由，如允许在部队中公开的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允许弟兄们参加一般人民的抗日救亡工作等，争到这点，就使部队的干部与弟兄们容易接受外来的政治影响。第二件工作，就是要把部队中固有的“精神”“讲话”，在内容上变成“抗日救亡的讲话”当作一种政治来上，在部队中建立一种很经常的政治教育。如果红军要在那些地方，那红军的司令部与政治部应当积极地促成这种工作，并帮助他们规定教育计划与派出教员等(因为红军威信很高，红军来推动这些工作，更能便利的进行)。在个别的地方，我们已经实现了上面这些办法，并且收到了相当的成效，我们应当推广这些办法。
但要能够进行上面这工作，则先决条件是要上层的合作确实在“互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为这些工作如果没有上层的同意与许可，是一步也行不通的，特别因为保安队与保甲常备队也是一种军队，对于军层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十分精心的、坚持的、并且主动地去与这类部队的首长和上层指挥机关建立合作的关系，我们要多方的去消除他们心中的怀疑与恐惧，使他们相信我们抗日救亡的真诚，相信我们是好心善意的要帮助他巩固部队，把部队教育成为抗日自卫的武装。
在现在形势下，团队的上层分子是可能赞成抗日的，至少在表面上要表示赞成抗日救亡的主张，我们不要以为上层分子的表面是不诚意的，或只是表面的，便觉无事可做，而把双手束起来。相反的，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他们赞成抗日的表示，那怕这种表示的百分之九十九是不诚意的，我们也要利用那一分的诚意来自下与自上的用各种方式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与运动，如果团队首长能够开放救亡运动，或多多少少给其部下以参加抗日救国的自由，那我们在其他的实际问题上，如给驻防地等不仅仅可以让步，并且可以帮助他。因为取得了抗日自由，就取得了争取团队成为抗日武装的先决条件。
部队中不可靠的干部的更换与不可靠的成份的洗刷，是重要的，但这要在相当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做到的，这种条件就是在部队内部政治觉悟的提高，大多数先进分子起来反对那些对民族不忠实的份子，或者则是上层统—战线很有成效，自上的来进行更换与洗刷。一切企图由我们方面用“外科手术”去强求更换与洗刷的办法，是不成功的并且对于统一战线是有害的。
“统一战线是具体的”这个原则对于争取保安队和保甲常备队的工作，是更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些队伍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东西。就他们对于抗日和我们的态度来说，则有的已与我们建立了友好的合作，有的还有待于建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还有各种各样摇摆程度不同的队伍。在数十百个保安队与民团之中，有的已有多年的历史，有的则是在围剿之中组织起来的，有的是从土匪收编过来的，有的则是苏区叛变份子凑成的，有些民团包含着许多土匪流氓、会党、叛徒及地主子弟等各种复杂成份；有些民团则包含了不少被强迫加入的农民，他们是左倾力量。这些队伍的上层份子中，其成份其历史，其出身也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必须调查和了解这些复杂不同的情形，采取各别的策略与方法去进行工作，不要把准备好的一套当作万应灵药，去包医百病。
我们必须分析和了解每个团队的上层份子与队员中的各种情绪和倾向，分别出谁是反动，谁是动摇，谁是坚决抗日的份子。对于抗日份子，我们要极力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扩大他们的力量。对于动摇份子，我们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脱离动摇而走到抗日营垒中来。对于亲日汉奸和反动份子，要在群众面前揭露他们的罪恶，要使他们孤立起来，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打击他们，以至驱逐他们。对于叛徒与投诚的份子，我们同样的要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不要拿过去的事情去羞耻他们，而相反的要消灭他们的恐惧、害怕与迟疑的心理；对于他们之中的热心抗日份子，同样要鼓励他们前进，但对于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的份子，则不要轻易抬高他的地位。
我们必须要在每个团队中，团结真正抗日的份子，形成中坚的是有影响全队的力量，以至建立党的核心，只有在政治上已经争取了大多数，而在组织上又形成了中坚的力量的时候，才能保证在某种环境中，当着个别上层份子要投到汉奸卖国贼去的时候，能够有力量处置他们。在团队中常常发生少数队员或下级干部，因为革命热情的冲动，或其他原因，而要扔枪不干或拖枪逃跑。我们对于这些份子，应当耐心的说服他们，要他们留在队伍里面，告诉他们以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以达到争取整个部队成为抗日武装的目的，有的同志，遇到这种事情不加思索的鼓励他们离开队伍，由于没有了解让先进份子离开队伍，实际上是帮助了反动者巩固其领导。
发动团队驻地附近的党和群众来参加争取这些队伍的工作，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提出了以后，实际上多没有开步走。为什么呢？原因在于群众对于这些队伍的宿仇旧怨很深并且这些队伍经常又还在向群众催款催粮，所以群众对他们采取冷淡不理采的态度。记得去年东北军向苏区伸进的时候，群众很不满意红军的不战而退的办法。但后来经过党和政府的说服，终于争取了一部份群众参加东北军工作，而得到些成绩。现在民团散驻各地，我们不能像争取东北军一样组织许多工作委员会去工作，主要的要靠当地的党和群众去作。因此我们必须说服那些民团驻在地的党员，转变他们对民团狭窄观念，责成他们积极担任争取民团的工作，并领导群众参加这种工作。如果他们这样作，那末，他们是有许多的办法去作的。
以上结束关于争取保安队、民团、保甲常备队成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的问题，这主要的是在政治上改造这些部队的问题，在我们的文献中，还有另一个问题，而且是实际工作中曾经是出了的问题，就是抗日义勇队(军)与抗日自卫军的问题。前者是脱离生产的，后者是不脱离生产的，前者类似于特区内的抗日游击队，后者相当于特区内的农民自卫军。
在对日抗战发动了以后，抗日义勇军(队)将以别动队和后方勤务队的作用，而大大发展起来。那是无疑义的。但在抗战未发动以前，特别在现在局面之下，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如果没有得当地行政机关的同意，而由我直接去组织抗日义勇军(队)是过早的，因为如果这样的，就势必要与国民党的统治对立起来。而这在统一战线策略上是不许可的。事实上西安事变中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不是归红军收编了，至于抗战已经发动起来，全国实行总动员，那时情势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除非汉奸卖国贼，谁也不会并且也不敢禁止人员，自动武装起来参加抗战。但是目前我们应停止在统一战线区里独立去组织抗日义勇军(队)。
在特区边境收编土匪为抗日义勇军，是解决土匪问题的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只有在严格的条件之下才能成功，过去有些地方随便给土匪以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和旗帜，土匪拿着这个旗帜更加肆行无忌的继续土匪的生活，结果破坏统一战线影响很坏，收编土匪必须在下列条件之下才可以进行，(一)受调动，(二)受编制，(三)受训练，否则不应收编。在我们现时物质状况之下，对于边境愿受编的土匪，最好是帮助友军收编，而不由我们自己收编。对于不愿受编的土匪，在特区境内的应由红军迅速消灭之，在边境者，应与友军协力消灭之。所谓消灭，是解除其武装，而不是消灭其肉体，对于被解除武装的土匪，一般的应当准许其悔过自新，不应该采取“杀无赦”的办法，只有对反动的首要，在群众公审之下处以死刑。
现在说到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抗日自卫军的问题。依据现在特区的周围环境，也不宜拿“抗日自卫军”的名义去进行武装人民的工作。我们应该拿“抗日自卫军”的内容，拿现成的(但未普及的)合法的保甲预备队与后备队来进行武装人民的工作。保甲常备队一般是由预备队轮派的。预备队与后备队的区别，即前者大都是壮丁，而后者是比较老弱的组织。在“围剿”中预备队也常在紧急的时候被集合起来参战(以上是我所知道的陕西情况)，在内战停止以后，许多地方的这种组织，是无形中松懈和涣散了。西安行政会议着重的提出了整理和训练保甲队的问题，并申令各县加紧执行。我们应该积极的参加这工作，把这种组织特别是把预备队加以整理并扩大之。注意武装的配备，军事的训练与政治的教育，建立基干的队伍与党的组织。除保持原来的组织形式不加改变，并在成份上可以让其宽广一些外，过去苏区训练和教育，赤卫军的许多经验，多半是可以参照和采用的。
六、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
把几个月统一战线工作的材料拿来检查一下，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所做的事情，是很少的，比较做了几件事件的，是延安庆阳与合水，有的地方则似乎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是人民方面没有这种要求么?不是的，人民方面不但有一般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而且有许多为人民所感受的切身痛苦，迫切的希望改善。我们且不谈那些一般的要求，如减轻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增加薪资等问题。人民中比这些还更要迫切的要求目前就可举出来，例如因“围剿”造成的饥民、难民与春耕缺乏种子，耕牛及农具等问题。如行政机关的额外征收，临时摊派，包税人的敲诈、浮收与中饱，某些民团中的月饷被扣，某些城市里房租的奇贵，某些农村里有粮人家故意高抬粮价居奇不卖……等等，如果我们注意去考查一下，人民各阶层生活中的迫切要求是很多的。
为什么人民改善生活的行动没有起来呢?这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注意他们的迫切要求。群众斗争第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都要从群众的迫切的要求出发，因为只有是群众自己感觉到的迫切的要求，他们才会积极的坚决的为达到这种要求的目的而奋斗，只有从群众的迫切的要求出发，才能吸引广泛的群众并且连落后的群众也能吸引到运动中来。我们有些同志，过去学会了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套，觉得现在既不打土豪，又不分田地，还有什么事情可作!因此，对于人民的迫切要求就忽略了。
在统一战线区域里，因为长期的压迫与钳制人民对于要求解除自己切身痛苦的情绪，常常是以一种潜伏的状况存在着，而没有显露出来，这就需要我们细心的留意的去观察他们的情绪，但我们在群众工作中常常缺乏这种细心和留意，不能恳切的反映群众的情绪和要求。
在苏区里面过去解决人民的需要，常常预先有了上级党部的决议和政府的指令，我们同志依照着去执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统一战线区域里是不存在的，既没有党的决议可依据，又没有政府的指令可遵行，有些同志常常觉得“彷徨无主”，“不知所措”，因而把事情放下去了。有的地方群众曾因此表示不满意：“过去你们打土豪分田地，现在你们什么事情也不管了，只是天天要我们加入救国会”。
以上是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忽视了人民迫切要求的情形和原因。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运动，要从人民迫切的要求出发，领导人民切身利益的斗争，这样来提高广大人民参加抗日救亡的积极性。
在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另一个应当重视的原则，就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要适合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要防止在实际环境上过早和过“左”的要求，以及狭隘经济主义的观点。如果在以前，在革命没有进到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的策略是要顾及到本阶级内部的成份工农联合的统一战线，那么在现阶段上，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上，我们就需要照顾到各阶级各阶层的统一战线，要照顾到下层统一战线，还要照顾到上层统一战线，总之要使改善人民生活的运动适合于扩大与巩固整个民族的统一战线。虽然在我们，在特区周围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事情还做得很少，但已有实际的例证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能了解这个原则。在某一个县里我们与县政府的上层统一战线正在进行，而我们的工作同志坚持要废除苛捐杂税，把这条纲领当作立即行动的口号去执行，结果使刚在进行的上层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在某特区与统一战线区域边界的地方，特区里的农民群众提出“围剿”中的许多问题来，要向友区地主绅士同样有向民团和政府算苦帐(在这些地方友区地主绅士同样有向特区农民算苦帐的，如追租追债之类。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对“围剿”期中既成的事实，一般的不再清算，地主绅士的反攻应当反对，农民的报复观念，也应说服，至于说服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则可以把他当作特殊的问题与友区行政机关协商处理。)农民的这种行动，多半是出于报复的观念，他们只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不能照顾到整个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有些工作同志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赞助农民吧，又觉得与统一战线有碍，不赞助农民吧，又怕脱离群众，有的同志则跟着农民走，而不知道党的作用是在于教育群众，使它们懂得为着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有时候要把自己的某些局部利益放在服从的地位。
如何使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适合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到处可以适用的公式，而只有依靠于我们的同志随时随地细心的研究党的策略原则，细心的分析具体的环境之间得到适当的有机的联系。
改善人民生活运动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他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方面，同时他代表了人民中各阶层需要，我们要注意，把这个运动灵活的推动到各方面与各阶层中去，这样才能顺利的扩大统一战线，使之成为大多数人民参加的阵线。
在斗争的方式上，也需要说到几个问题。
首先重要的是民主的问题。前面说过的，过去在苏区里习惯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统一战线区域里的群众斗争中，是根本不是用的，应该头脚倒转过来。我们不应当包办，不应当代替，不应当命令，一切都应当经过群众民主的讨论与决定。不但斗争的要求应当是代表着群众切身的利益，而且应当是经过群众自己的讨论和决定的，我们不能代替群众决定他们的要求，那怕这种要求在客观上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要求用什么方式来提议?谁来领头?斗争应当采取什么方式?斗争过程中发生了的波折应当怎样处理?以及斗争发动的时机，斗争的结果……等等问题，都应经过群众自己的讨论。我们应当指导群众，使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与方式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但我们不能不经过他们自己的选择，即令大多数群众的见解是错误的和危险的，而我们给予他们纠正也必须做到他们能够自觉的同意与接受。只有这样的民主的方法才能使群众对斗争有信心，有毅力，有前途，才能使群众在斗争中教育了和锻炼了自己，才能使我们党的领导在群众中树立起真正的信仰。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充分利用公开的和合法的可能，并且尽可能争取这个地位。这不但与民主主义不可分割，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开展，而且也有利于上层统一战线的进行，讨论的方式应当着情形采用，调解与仲裁的办法一般的不应当拒绝。在上层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应当尽量利用自上的行动来帮助人民要求的胜利。救国会取得合法的地方，救国会应当起联系自上的与自下的行动来，而不包办人民的要求，或抹杀人民的民主权利。
七、群众组织问题
在群众组织问题上，我只打算说下面四个问题：(一)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去组织群众；(二)利用旧的组织形式；(三)民主主义；(四)救国会的组织与工作。
(甲)利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去组织群众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不要拘泥于一种形式而要灵活的采取各种形式?理由有两个：第一，一种组织形式的采用，是依据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的愿意与否，不能强迫群众采取某种一定的组织形式。第二，群众组织必须顾到公开存在的可能，秘密存在的组织必须顾到只能是党，如果群众组织而只能秘密存在，必然成为狭隘的第二党的组织，对于统一战线是不适用，因此，我们组织群众的时候，不要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要依据于群众的意向与公开存在的可能，而采用各种的形式。我们应当做到而且可能做到的是拿抗日救亡的主张与纲领，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去争取群众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我们不应该企图把群众纳在一个模型的组织中，因为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很好的弄清楚，例如现在在群众组织的名称上，流行着一种公式，就是一切组织都以“抗日”或“救国”的名称出现，无论工、农、商、学、兵、贫民、妇女、青年，不组织则已，要组织就必须是名叫“抗日”或“救国”的才行。甚至硬要在旧有的组织上加上这种名称，有的地方还把哥老会改为江湖抗日救国会(我认为哥老会分子应当加入到一般救国团体中去，而不应单独组织起来。)基督教会改为基督教救国会等等。这是一种情形，是拘泥于名称，把名称“公式化”了。
另外一种情形是更加有害的，就是把苏区里的组织方式硬搬到统一战线区域里去，在工人、妇女、青年的组织方面都有这种情形。例如在青年组织中，联合会——俱乐部——小组这么公式是不允许变更的，某个县城里，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学生会，但下面仍分为两个俱乐部与四个小组，一定的构造，一定的系统，板起面孔要群众来就范，群众不来，就说群众落后，没有办法。这种组织形式上的教条主义与统一迷，必须来一个清算才行，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组织广大的和各色各样的群众的。
(乙)关于利用旧的组织形式的问题。
我这里所说的旧的组织形式，不包括那种黄色的群众组织，因为在特区周围的统一战线区域中似乎还没有这种组织，我这里提到的旧组织，是指那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组织，如商会、行会、哥老会之类，他们之中是有群众的。这类组织是封建制度下之遗物，所以其形式是反民主的，其内容带有许多反动性的，因此，我们不能拥护这种组织，但这类组织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为现时统治者所依靠，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特别在统一战线的时期中，简单的不理睬他们甚至排斥他们，实际就是违背统一战线的策略。因为在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时候，这类组织是可以争取其参加到抗日战线上来的，而我党的策略上的改变，正是为便利于他们参加到抗日战线上来。有的同志只看见这类组织的封建性和反动性，而没有看到另外一方面，特别是估计到他们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对于这类组织常常采取厌恶的和不理睬的态度。在某个城市里，我们同志于商会之外，另组织一个商人抗日救国会，争取了小部分商人到商人救国会中来。这种分裂的政策，显然是与统一战线的原则相违背的。
我们的策略应当是利用这种已经陈旧了的形式，把抗日救亡主张灌输到里面去，争取停留在那里面的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我们不但只由外而内的灌输，在可能时我们要参加进去，从内部来起“发酵”作用。“只要那里有群众，便应该进去工作”。(列宁)
我们的策略，这种组织一般的是被少数的上层分子所把持着，而这些上层分子常常是依靠着某种特殊地位。下层分子对上层分子的统治，多是不满的，为着在这种组织中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必须使下层分子抬起头来，因此我们主张这类组织实行民主制度，要发动这类组织中的下层分子为实现内部的民主而斗争。
利用这些半封建的组织形式并加入进去工作时，我们的同志，特别要注意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不为黑暗势力所诱惑。有许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争取哥老会工作中，有不少同志跟着哥老会走抬不起头来，至今在个别的地区里哥老会的地位比党还高，这种教训必须要用来警惕我们!
(丙)关于群众组织中的民主问题。
让我们着重的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据我看到的事实，我感觉得我们在统一战线区域里的群众工作中，确是太轻视了，也可以说是太不尊重群众组织的民主。包办和代替的方式是很厉害的。我在这里要揭露几件显著的事实来，以便引起我们以后深刻的注意。
(A)某地抗日救国会已经组织起来了，而我们的同志仍然代替着抗日救国会去工作。
(B)某地群众中已有可以担任抗日救国会主任的人，而我们仍然派出同志去充主任甚至硬把原来的主任退为副主任。
(C)某城市各救国会的委员会中，只是我们的同志单独的处理一切工作，等于一人独裁。
(D)某救国会开委员会讨论工作计划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预先帮助各部委员准备计划，而自己代替他们，提出各部计划。
(E)某地选举联保主任，我们同志不经过救国会去动员与准备候选人，而自己沿门挨户去叫人到选举会，民主在这些事例中是看不见的，然而这类的事倒是很多的。没有民主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群众把救国会看做是红军的，红军说怎样就怎样，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被阻抑着，不能发扬起来，他们当选做议员也不还是备数的，并不热心的来参加工作。
在我们的工作中当然也有很好的例子，如某县抗日救国会我们从开始即没有派人去，我们只经过几个积极的群众去作经席给他们以指导，结果工作做得并不错差(当然这并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派人去工作)，在群众组织当中，必须遵守下面几条民主制度的原则：
(一)彻底的实行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各级领导机关都经过选举，让群众自己去选择领导自己的人。我们应该唤起群众注意慎重的选择领导者，但不要代替他们指定。
(二)在开始进行工作时，就要注意民主的方式，注意从民主的生活中培养出群众的领袖，帮助他们工作。在组织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即被选举出来担负领导责任。
(三)各级委员会必须建立起集体的领导，各部的委员都得认真进行自己所管的工作，如我们的同志当选为委员时，那么他在组织上的责任首先就是与保证这种集体分工制能够实际的建立起来。
(四)重大的问题必须在会员大会或代表会上以及委员集体讨论取决于大多数。
(五)领导机关必须定期的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听取他们的批评。
(六)在工作中充分实行自我批评的原则。
(丁)关于救国会的组织与工作
几个月以来，我们 已经在许多地方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但救国会的会员还不是很广泛的。最有基础的救国会，其会员也不过达到居民的半数，这证明救国会还没有成功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
救国会是各阶级，各党、各派、各县、各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只有一种人不能加入救国会，这种人就是汉奸卖国贼。除开汉奸卖国贼外，应当是无论何人，不问其社会出身、阶级成份、政治倾向，职业的贵贱，都应吸收他们加入救国会，并且要注意到吸收他们中间的热心分子参加工作，使救国会在组织上确实成为各阶级合作的组织，这好象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事实上还有拒绝地主绅士，或避免他们加入救国会的，有不许流氓和妓女加入救国会的，或者对于那些职业低贱和富裕阶层采取冷淡态度的，吸收他们参加工作更是谈不上。这些现象是由于没有了解救国会除汉奸卖国贼外应该团结一切人民加入进去的团体。这个观念不改正，不能使救国会成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组织。
由于社会的阶层的不同，政治觉悟不同，客观环境的不同，虽然抗日救国会已经采得公开的合法的地位，而有些民众仍然不愿加入救国会，这时我们应该在抗日救国会周围以其他名义(如民众夜校、民众俱乐部、友谊会等)组织许多附属组织，把这些群众团结在各种各色的组织内，进行对他们的教育，这实际上就是抗日救国会的群众基础。当中央军达到xxxxx时，他们把那些地方抗日救国会的“抗日”二字取消了，只叫做救国会，这影响到XX的抗日救国会，当时有些会员提出照样把抗日二字取消，但我们的同志机械了解一定要争取抗日自由，一定要抗日二字，结果有部分会员，甚至干部退出，在这样情形下，我们就应采取救国会的名称，因为这实质上并没有变动的，我们只有如此适合于环境与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来灵活的改变我们的组织形式，才能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应当欢迎一切旧的社会团体加入，(只要他里面有群众)不要机械的去改变他们的名称，也不要等待他们内部的改造，吸收他们加入以后，更便利于去争取其群众。
有的地方政府因为害怕群众起来而自动的去组织空招牌的救国会或指定联保主任保甲长做救国会主任，我们不要采取“反对”“打倒”他们的态度，也不要空喊“改组”更不要另起炉灶，组织一个救国会来与之对立，我们的办法应当利用这种“空机关”和“假招牌”到群众中去工作，另招群众加入救国会，把假招牌变成真招牌，把空机关变成实机关，另一方面，抗日救国会应取得合法地位，向当地政府党部登记，与他们发生密切关系，在各种会议中让当地政府或党部派人参加指导，向他们经常作报告，这样使那些虽然愿意抗日但怕赤化的群众参加。救国会不要把自已的工作限制在抗日救国的宣传与组织上面。他要在不干涉行政系统的形式之下，参加政治改革，经济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等工作，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要领导人民改善生活的运动，他要善于解答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巩固自己与群众间的关系。某个城市的救国会曾经因为调解了一个农民与业主间的租佃纠纷，农民纷纷要求加入救国会。有一个救国会曾经调解了两个农民间的纠纷，免掉了一场官司，于是大家有不能解决的事情，都跑到救国会来，这可见救国会能够解答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便能够扩大自己与群众的联系，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信仰。
如果环境不许组织公开的救国会，则我们不要组织秘密的救国会，我们可以用别种形式，去团结群众，用别种方法去做救国活动，在山西可以加入到牺牲救国同盟中去，在陕甘国民党政府提出“保甲是群众基本组织”的口号，我们可以利用保甲这个形式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在里面团结积极的分子，进行武装人民等工作，在下层群众中打好政治的与组织的基础，等到时机成熟便举起救国会的旗帜来。
八、宣传工作
我觉得在许多县份里面，我们的组织工作中，虽然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作了许多成绩，错误和弱点是在成绩中表现出来的，至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却常常落后于政治形势很多，值得我们注意来研究这个问题。
宣传工作要能及时的抓住事变，向群众解释并指出事变发展的趋势，使群众不至迷惑于事变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我们党的中央对每个事变，都是及时的做到了这一点的，但是地方上则常常是远落在事变发展的后面，新的形势久已到来，而我们的宣传口号和标语还停在旧的阶段上，例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三中全会过去已经很久，而有些地方的口号、标语，宣传品内容还是西安事件中那一套。某城市里三月半间成立一个救国会筹备处，而宣传上的内容，还多是从西安事变时期中党的文件上抄袭来的，中央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所发的游行标语，好几个地方连底子都不见了，这种情形，就是离中央最近的地方，也没有比较好些。这种情形的严重影响，就是党中央对于时局的分析和主张没有能及时的传播到群众中去，群众中许多可说些怀疑没有得到我们的解释。这种弱点是值得我们用很大的努力来改正的。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以后要加上许多组织上办法，来保证党的主张能够圆满的下达到与传播到群众中去。
我们在群众中解释的工作做得太少，太偏于临时的发动，实际上有许多问题，是非耐心的解释不可的，例如党宣布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土地革命，在社会上便引起两种怀疑，有的说是“投降”，有的说“欺骗”，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这些怀疑是恶意，我们应当做充分的解释工作，而我们在群众工作中却恰恰缺少这种工作，多是简单的否认一下算了。解释既是说清道理，不是干件容易的事情。地方上的同志由于政治水平不高，同时由于对时事政治问题没有注意研究，所以觉得没办法做。以后地方上的同志要经常研究时事政治问题，讨论说服，增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同时上级领导机关也要多多想出办法帮助地方同志。每个标语和口号都代表着生动的实际的内容，应该把内容解释给群众听，不管他是何性质的或鼓动性质的，不加以解释，就不能发生影响，但仅照例的喊一遍或写一遍，作用是很小的。
不管宣传的对象，只顾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或者照着宣传大纲背诵一下，常常使听众感觉得“漠不相关”“索然无味”以至厌恶起来。我们宣传上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在着手以前，就要认清对象是谁，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他们的情绪怎样?他们有什么怀疑要解答?他们有什么要求?都要尽可能的估计到，宣传者好比医生，总要“对症下药”“擦到痒处”，才能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我们要灵活的使我们的政治宣传与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但要避免那些“硬凑”的办法，开口必从抗日救国说起，(也许过些时，开口必从巩固国内和平或民主自由说起)，随便什么问题都加“抗日”两字，“起来要求减少点房租吧!要抗日必须减少点房租”，这是硬凑，是“党八股”的变形，必须改正的。
不可拒绝别人的反驳与质问。对于别人的质问与反驳要以诚恳的和蔼态度向他们解释答辩，无论如何不要采取漫骂的态度。恶意的质问和反驳在听众中可能引起反对，也可能引起同情，我们出以诚恳与和蔼的答辩，便能把反驳的同情者，变成反驳的反对者，而拥护我们的主张。
要不断的学习与创造新的宣传方法，但也要利用旧的形式，阴历年节的时候，“耍社虎”成了民间的狂热，有些地方的党有计划的派人进去，利用这种旧形式做了许多宣传工作，有一次我们一些同志利用旧戏的形式演了一幕抗日救亡的剧，激动了数百个男女老幼的情感，不亚于人民剧社演“亡国恨”时候的情况，可惜，我们对这些旧的形式，利用的太少!
九、把党的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来
没有党的工作便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任何好的群众工作都是不坚实的。只有把党与群众工作密切联系起来，才能使工作巩固发展收得切实的效果，我们在友区工作一开始，就应把党的工作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样才能逐渐在工作过程中把党的堡垒建立起来。可是在目前工作状况说来，许多地方的党的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没有把这一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甚至有部分同志认为在工作开始时不应发展党的组织，要过了几月后才建立党。由于党的组织的薄弱，工作没有经过党的作用与党的连环，把党的策略深入到群众中去，正是由于如此，工作还是停留在红军或公开工作团身上，使工作不能经常的发展与广泛的开展。
在友区建立党的组织，在原则上应特别慎重，吸收入党的同志，应是真正在政治上很觉悟，在工作中很积极的分子，要以在精而不在多为原则，这就是说不在乎党的组织在数量上是多么庞大，而是在质量上真正能够起作用。就是在地域上，也不是这里发展几个党员那里发展几个党员就算了事的。没有中心和没有计划的发展组织也是不能圆满的实现党的领导的，我们现在应真正抓紧几个中心地区，以最大力量在那里建立几个真正有战斗力的支部，这些区域的选择，不但是中心，而且应该是有战略意义的。目前在友区所发展的党员，应根据上述原则予以整理，有那些基础比较好的支部，应予以大力的教育训练，使之真正能起作用，而把那些零散的支部联络起来进行有系统的组织，也是急需进行的工作。
我们可以常常在友区中碰到自称党员或自称为正统党的组织，对于他们，应详细审查与冷静的判断，而不能立即与之发生组织关系或承认他们的组织，要在工作中分配他们作群众工作，经过相当时期证明他们没有其他问题时，方可以经过上级的批准恢复他们的组织。自称的分子，是不能恢复党籍的。但不是说要拒绝他参加革命斗争，他们可以参加一切群众工作的。
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应与一切公开工作同志在组织上分开，群众团体中的一切公开活动分子，与党的支部完全混合起来是不对的，应该立即纠正。现在我们的公开工作团一方面作公开工作，一方面作秘密党的工作，是不好的。作党的工作应是一些专门的人，他们在公开工作团掩护之下或在其他社会关系与职业关系掩护之下进行这一工作，红军地方工作部应有人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
在党的教育方而，除了基本教育外，应注意在实际工作中，来教育与锻炼他们。支部成立后就应根据当地的环境与工作需要，适当的分配他们初步工作，告诉他们工作的办法，不断在他们执行工作的过程中予以帮助，这样来创造他们工作能力，使他们自己起作核心作用。
党的干部应该是当地的，有社会职业的，所以我们在工作开始时，就注意干部的选择，用各种巧妙方式来培养与训练这些干部，使他们能负起当地领导的责任。没有一点社会掩护从外面派来的干部，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培养训练当地干部是友区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十、工作作风与反宗派主义
(一)我们同志要记住，自己肩上所肩负起的任务，是到广大人民中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与巩固这个统一战线，以达到中华民族解放的目的。我们是以中华民族最忠实的子弟和最英勇的战士的资格走到统一战线中去，我们要具有为中华民族而牺牲的无尚的真诚，至高的热情，与英勇的气慨，以身作则的去影响和感动数千数万万的中国人民。我们是统一战线中的模范战士，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与共同决定，是忠实的执行者，而不是反复无常的骗子。我们坚决反对那种把统一战线工作当作耍政客手腕的恶劣倾向，我们要毫不留情的反对个别同志在西峰镇“把党的统一战线当作玩手腕弄阴谋”的那种行为，因为那种行为的恶果，不但是使我们的工作失败，而最坏的是使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的信用受到损害。
(二)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于党的政治主张保持严肃的立场，而对于同盟者则采取诚恳的态度，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在一定时期内指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共产党员应该最忠实于自己党的政治主张，并成为实行这个主张的模范，在任何环境和任何困难情势之下，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动摇党的政治立场，就是在策略上方法上采取许多曲折的转弯的办法，也是为着达到政治主张的实现。所以共产党员对于党的政治主张的立场，是严肃的，这对于共同的统一战线纲领也是一样，因为共同纲领既是由党的中央批准的，就同样是党的主张，每个党员都应以严肃的态度遵守之。在同盟者的中间，可能发生对于党的主张，怀疑、曲解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于这样的同盟者，我们应该诚恳的态度去说服教育他，同志的态度去批评他，我们绝不可采取高漫的宗派主义态度对待他们。(冷嘲热骂、瞧不起人家等等方式，就是高漫的宗派主义的方式)对于那些怀着善心好意的反对者，“应当恳切的，坚毅的，忍耐的，解释他们的错误”(列宁)。对于那些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我们更应多多采纳同盟者的意见，不要固执己见。在不违背党的政治主张之下，实际工作中是可以允许某些让步与妥协的。“抢住七寸不放八寸”，对于总的政治主张是应该的，但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就应当依照具体情形决定。
因为不要动摇党的政治主张，便不许别人怀疑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肯与别人协商，谈判，在日常具体问题上固执己见，或者以为保持诚恳谦虚的态度便可在政治上“婆婆妈妈”、“人云亦云”——这都是由于没有了解上述的原则。
(三)要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从群众方面学习，我们工作同志中是有许多是能够深入群众的，但也有不能深入群众的。深入群众，从群众方面学习，同样的是要能克服高漫的宗派主义才成功。
“耍社虎!我见了就讨厌，还讲进去工作，我们去召集了六次会议,都召集不来，唉!群众真太落后了!”“我还没有深入群众么?我去了好几次，把他们编了小组并且指定了组长，但要他们开会，他们不来，找组长找了后个不见了前个，群众这样落后，要我有什么办法呢”?
以为自己懂得了“耍社虎”是落后的玩意，以为自己懂得了开会、编小组，群众不跟听使，不照我的办法做，都是群众的落后，与我们不相干，可惜这些自命为高明的同志没有懂得一件事，那就是“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是在于能使落后群众信服”(列宁)，请问如群众都是先进分子，都象共产党员一样觉悟，那还须要“无产阶级先锋(共产党)的作用”做什么?“无产阶级先锋的作用正是在于训练启发、教育、引导工人阶级及农民之落后分子与落后群众”(列宁)。我们既然要争取落后群众到我们方面来，我们就要更真能深入到他们里面去，细心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情绪，意向与要求，与他们打成一片耐心的“教育、启发、引导他们”，假使一次没成效，以至四次、五次、六次还不成功的话，那么，我们同志不但不要灰心，反而要更加警惕，反省，反问“我的办法有什么错误和缺点，应该如何改正，如何找出更有成效的办法去工作!”
要使群众信服自己的领导，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倾听群众的情绪与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从他们那里学习见识，看不起群众，自命万能的人，是不会取得群众的信服的。
(四)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斗争的环境是很复杂而且是变化多端的，领导者发生错误是可能的“聪明的人不在他不做错事，这种人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聪明的人，在他能够不弄出严重的错误，而且懂得迅速的敏捷的加以纠正”，(列宁)小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严重的错误可以使事情不可收拾，要使小的错误能够迅速的、敏捷的得到纠正，而不弄出严重的错误，那就要靠在工作中经常的执行自我批评，坦白的揭露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而及时加以纠正，特别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各党各派的同盟者，是互相处在监督的地位的，有时我们自己未曾留意到的错误，同盟者先我者发现了，那我们就要虚心接受同盟者的批评，坦白的承认与改正。反之如果高漫拒绝别人正确的批评，则不但降低自己的信仰，还会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团结，给恶意的反对者以利用的机会。
(五)生活习惯要通俗化与群众化。这虽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关系很大，而且同志中常常不注意或做不好，例如在因为某些统一战线区域是公开的环境，便不改装，无论男女都是红军服装。这对于妇女工作曾发生了不少阻碍，而在建立秘密党的方面，那就等于公开的秘密。“此地无银三百两”，此外生活习惯也有许多是不与当地群众一致的，言语动作常常流露出苏区与红军中的那一套，这些都要来一个大大的改变。
同时反对把“群众化”“通俗化”解释成为“庸俗化”与“同流合污”。个别的同志到了城市便沾染了腐化的习惯，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六)总结起来说，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建立种新的作风，这种作风就是具有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无上真诚、最高热情与英勇气慨，以身作则的为人民模范，以严肃的立场遵守党的主张，而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同盟者，以学习的精神深入群众，而以自我批评的精神监察自己，所有这些基本上都与党内高漫的宗派主义的残余对立着。我们要建立新的工作作风，我们要肃清宗派主义的残余。
写在篇后的几句话
一、写这篇东西的意思是希望把特区几个月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做一个概括的总结，我所写到的方面，虽然比较广泛，仍都是实际工作中已经提出来的问题，但不知不觉写得太长。
二、因为着重的写出教训来，我所引证的具体例子，多属于错误与缺点方面，但我没有想抹杀特区党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作中所得到的很多成绩，所有这些错误与缺点是这很多的创作中带来的。
三、材料是陕甘(过去)及陕甘宁两省的，我没有找到陕北的材料。
罗 迈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