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致少数民族委员会的信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

　　(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
　　少数民族委员会，高岗、梓铭诸同志：
　　去年十一月四日的报告，十二月二十八日高岗的信，今年一月十九日梓铭的信均收到。
　　去年八月间，中央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曾经指出我们在蒙古人民中工作的方针，是“发动蒙古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帮助蒙古人民的抗日运动和民族解放，联合他们一同进行对日作战”。这个总的方针到现在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环境与半年以前有大的变动，主要的是绥远的抗战已在进行，西安事变更促进全国和平统一，国共合作的条件更加成熟。估计这种新的情形，蒙古工作不能不有许多重要的变动。
　　一、目前蒙古工作的中心，应当是抗日援绥，发动全蒙的人民拥护绥远的抗战，拥护阎、傅抗战。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组织全蒙的人民，参加和帮助绥远的前线，组织大批的蒙人参加前线作战和到前线去慰劳。在蒙民中清楚的说明，只有积极参加绥远的抗战，才能保证绥远战争的胜利，从绥远赶出日本的侵略，绥远的沦亡，即是蒙民的灭亡。在这一中心任务之下，应在绥远召开蒙民会议，由各旗选派代表，王公均应出席与傅主席共商援绥具体方案，其主要点：(一)全蒙人民动员，(二)全蒙人民联合，(三)组织蒙民援绥抗日武装，(四)给前线以物质帮助，(五)组织慰劳团去前线。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的策略，因为绥远的汉族统治者傅作义正在抗战，如果不改变过去这一策略，则使蒙民与正在抗战的汉族统治者处于对立地位，结果使蒙民不能参加到抗战中，在客观上是有利于日本而且是帮助日本。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应着重解释蒙汉的联合一致抗日，这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目前宣传蒙人的独立或分裂，甚至与汉族的统治者对立，这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会给日本以便利。
　　在你们的报告和信件中，虽提到抗日援绥的问题，但没有当作中心任务提出，而且与反对汉族的统治同时提出，这是不对的，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二、在蒙民中对于抗日问题，显然的已有分化，即一部分左倾分子主张坚决抗日，而且与我们更接近，如你们所说的亲红派，但还没有形成力量，另一部分即右派，与德王有联系，在德王的蒙蔽之下，以为德王可以救蒙古。最近汤恩伯用很大力量，想帮助他们形成力量，作为反对共产党的工具。另一部分蒙民的上层中的大部分，或因榆林方面的威胁，或因其它关系，害怕与我们接近，对于抗日是赞成的，但不敢有坚决的行动。我们以这一派人为中派，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帮助抗日派的形成，扩大他的力量，争取中派，巩固左派与中派的联合，对右派应采取孤立分化，批评与打击同时并用。但运用这些办法时，要看抗日的力量来决定，这一部分右派并不就等于亲日派，因为他们与亲日派还有若干距离。
　　过去采取亲红派的名义去团结左派，在现在是不适宜了。如果这样做，将使广大的蒙民不与我们接近，而使我们陷于狭隘的、孤立的地位。不要用亲红而要用抗日的名义去团结左派，将使右派无法反对，而使广大的蒙民更易于团结。
　　盟克尔纪为蒙古之出色人物，素有威望，且有才干，应该要他出来主持援绥抗日的工作，多吸收蒙民的前进的和开明的王公参加，巴英为一无用之人，只以善骑射获得若干武侠者的钦佩，恐不能成为团结蒙民的中心人物。
　　过去对调解乌审旗的纠纷，站在帮助那素的方面是不对的，因为那样做是帮助了右派的形成，而使左派瓦解。
　　三、目前的中心任务则为抗日援绥，为使这一任务迅速完成，不能放弃蒙民中的特殊要求之争取，减轻汉族对于蒙民之压迫，蒙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治生活等，以动员与团结内蒙之蒙民。但这种特殊要求，并不能违背抗日的中心任务。有些特殊要求则可与绥远傅作义在蒙民会议协商解决，有些则经过群众的斗争而实现。这都需看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
　　在蒙地居留的汉族土豪，不能用迁回长城的办法去解决，只能由当地蒙民汉民的斗争去决定。
　　在蒙地居留有不少的汉族劳动者，应以汉蒙联合抗日，来化除民族仇怨。我们的工作步骤，不能有任何使民族仇怨加深。
　　蒙人的土地要归还蒙民，这并不是一部公式，只能看具体情形决定。目前我们不应过分刺激蒙民要回土地的斗争。只在不妨碍民族感情之下，我们帮助蒙民索回土地。如果使民族感情恶化的情形之下，我们则帮助调解，双方说服之。
　　四、从你们的来件中可以看出我们在左派分子中组织的削弱，这里的原因有三：(一)由于我们提出“联红抗日”或“亲红派”使许多左派分子畏缩，(二)由于没有扩大力量去争取中派，使左派与中派合作，(三)由于对右派没有正确的立场，结果帮助右派的猖狂而瓦解左派。纠正这些弱点是蒙古工作发展的基础。
　　中央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