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生

郭鹏

　　三五九旅从中原突围出来，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好容易走到秦岭山中的黑山镇时，我清楚地看到，如果再让我们的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同志跟着部队拖下去，已经是根本不可能了。没进秦岭以前，人们原以为只要一进山，环境就对我们有利了；谁知道进得山来，情况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好转，反倒变得更恶劣了。单是背后的一个刘峙倒还可以对付，但前面又添了个胡宗南，而陕南山区又恰恰是胡宗南统治西北的重地，他自然不甘心我们插一脚进去，所以，他对我们的截击和堵击，较之刘峙，尤为积极。他依靠着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运输工具，可以迅速调动兵力，几乎在我们可能经过的大道、要隘上，都布满了兵力，逼得我们只好走小路，赶夜路。说是小路，其实算不得什么路，只不过是一道接一道的、既深且仄的山涧。到了夜晚，磕磕绊绊，简直不知道往什么地方下脚。当时又正是苦雨季节，天天都下雨，到处是泥是水。本来已经是一步一滑，一步一跌了，再加上敌人强迫山中居民坚壁清野，往往一整天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饿着肚子还得爬山赶路，那苦处就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了!刘亚生一路上那种咬牙坚持的痛苦情形，让人看着委实不能不特别替他担心。当然，要说苦，大家都很苦，要说担心，整个部队都得担心，为什么单单要“特别”担心他呢?这个，你只要看看他的那副深达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就明白了。两个镜片，一圈套一圈，越向中间越往外鼓，戴在眼上，活象一对透明发亮的大螺蛳。在部队里，谁都记得他南下广东时的那段小故事：
　　大概是在东渡汾水，通过同蒲路的那天夜里，他和别人一样，也排在长长的行列里，跟着部队行军。因为是夜行军，我们经常要用传话的方式指挥部队。比方说，我走在排尾，发现前面有人大声讲话，就要拍拍前边一个人的肩膀，说：“往前传，不要讲话。”这样，一个传一个，可以一直传到排头。可是，传到刘亚生这里，却传不下去了。原来走在他前边的是一头骡子。他不知道，硬把骡子当成了人。他伸手往骡子屁股上轻轻一拍，说：“往前传，不要讲话。”走了半天，不见反应，他以为人家睡着了，就又用力拍了一下。这一次，那骡子可是火了，蹶起尾巴，朝他脸上“刷、刷”就是几下，差一点扫掉他那副宝贝镜子。这一来，可把他惹躁了，声音不大，可挺严厉：“喂!快往前传!不要开玩笑!”
　　这故事有些夸张，很可能是谁故意编出来和他开玩笑的(顺便说说，在三五九旅，刘亚生是最能团结群众的一个，不管是谁，都愿意和他说说笑笑，而且，从上到下，一律亲热地称呼他“刘瞎子”)。但是，它说明了一点：刘亚生的视力是很糟的。部队从广东北返中原时，也是没明没夜的急行军，一天二十四小时，数不清刘瞎子要绊多少筋斗。王旅长(王震同志)对我说过好几次，一定要多多照顾刘瞎子，象他这样彻底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贝，无论如何不要让他掉了队。到后来，走到浏阳，我们就强让他留下来，躲到浏阳北乡北盛仓王旅长的家里去了。因为国民党正在“清乡”，王老太太就冒险把他藏在谷仓里，每天偷偷地端饭给他吃。他一来怕连累了革命的母亲，二来嫌谷仓里太闷太热，蚊子太多，实在呆不住，等形势稍微缓和了一些，就化装离开了那里。走到长沙，没有钱买火车票，他扮成工人的样子去扒拖煤的火车，偷偷地坐到羊楼司，被一个押车的家伙赶了下来。可是车一开行，他又扒上去了。押车的人发觉后，打他的头，虽然打出了几个疙瘩，他也不肯下来。终于让他坐到武汉，找着我党参加和谈的代表，回到了部队。如今这一次突围，比那一次不知要紧张多少万分，不用说，对于刘瞎子就不知要困难到多少万分了。亏他在部队里一向威信很高，别看他是个抗战开始才参军的同志，又是个大学生，可一般工农干部和他都很合得来，都抢着照顾他。我们的组织科长朱家胜同志，是个老红军，对他更是关心，一走夜路就让他拉着自己的衣襟，唯恐他掉队。虽然如此，他仍然吃力得很。不幸的是，他又害了非常严重的肠胃病，单是一天泻几次肚倒不算什么，可还带肚子疼，只要一发作，就疼得他满头满脸冒汗珠子，人瘦得简直不成样子了，要是再让他这样拖下去，前途确是不堪设想。
　　偏巧在这时候，他那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妻子何薇也病了。看得出来，何薇的病并没有什么不得了。可是这个何薇，是刚从四川到部队来的高中学生，没有经过什么锻炼，吃不得一点苦，不但不能照顾自己的丈夫，反倒要让刘亚生去照顾她才行。瞎子走路困难到那种地步，她还要叫瞎子搀着她，一天到晚，眼泪不断，好象委屈得很，实在让人看不惯。她平时在一般同志面前，尾巴也翘得很高，群众反映很不好。大家都说，这个人刚一到部队的时候，各方面的表现还可以，怎么骨子里会这么不干净呢?早知道这样，刘瞎子真不应该和她结婚!不过，旧知识分子初参加革命，有这样一些表现，也不足为怪。只要肯接受党的教育，锻炼久了，还是可能变成一个好同志的。现在她既然有病，就应该加以照顾。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设法减少刘瞎子的痛苦。
　　前几天，就有不少同志向我们反映，要我们想办法把他暂时留下来，寄托到可靠的老乡家里去。王恩茂同志和我在一起研究过几次，都觉得：党造就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干部不容易，虽然我们知道他很不愿意只身离开部队，他也绝不肯对党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但是，为了给党保存干部，为了他的安全，我们是应该找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的。因此，我们在征求了王震同志的同意之后，决定让他与何薇一道，化装通过蒋管区，直接回到陕甘宁边区去。
　　我们也曾想过，胡宗南是反共最坚决，手段最毒辣的家伙，而陕南正是他的老窝子。他搞的一套保甲制最严密，连坐法最周到，要钻他的空子，确实是十分不容易的。可是，对于刘瞎子来说，跟着部队走既然已经没有可能，相比之下，化装走出去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何况他还有不止一次化装通过敌区的经验!
　　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不容许犹豫。所以，我们就在黑山镇宿营的那天深夜，告诉副官处为他们夫妇准备了化装用的东西，又通知了刘瞎子本人。当时，他落下了眼泪，十分舍不得离开部队。我们和他客观地分析了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以后，他才冷静下来，也觉得只有这么办，才比较合适。可是，据说，刘瞎子回去以后却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睛。政治部的同志连夜赶磨谷子，准备他带到路上吃，他硬要陪着一起磨，人们把他扶回去休息，过一会他又来了。人们知道，他心里实在是舍不得离开大家。
　　第二天一早，部队还要停一个时间才出发，我就跟王恩茂同志一道先丢给刘瞎子送行。
　　记得是在一条山沟里的一座小土房子跟前，刘瞎子和何薇已经走出门来。何薇穿的是一身小姐衣服；刘瞎子也扮成了一个中年的国民党公教人员，头上戴顶脸盆帽，上身是衬衣，下身是短裤，只是赤脚穿一双破布鞋，显得有些寒伧。我知道，当时找这样一双鞋子也很不容易，只好就这样将就着吧。
　　这时候，本来应该有许多话可说，可是，我们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一道默默地站着，心里却想得很远，很多。我想到了过去，想到我们相处以来的那些难忘的日子。
　　大概是在一九三八年前后，他和另外七个同志一起，从一二〇师师部介绍到了三五九旅。从材料上，我们知道：刘亚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就参加了党。他还编著过一部上下两册的《中国革命历史教程》。据我们党的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这部著作虽然写得不够细致，但却歌颂了历史的真正主人，劳动人民；在当时，这还是比较难得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做基层工作，十分积极，后来被敌人捕去，坐过一个短时期的牢，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他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考验。这个介绍，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因此，一开始就分配他跟王旅长当秘书了。但是，说老实话，当时我接触的高级知识分子还不多，即便接触过几个，留下的印象总是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对他这样的一个人，一时还很难理解。因此，对于他日常的工作生活，也就有了格外留心的兴趣。从一般情形看来，初参军的文化人，在部队里总是比较突出，他们喜欢接近的也往往只是那几个文化人，有什么话也只肯和那些人谈，工农干部、士兵群众，很难和他们谈到一起。而刘瞎子却不然，他很朴素，很好接近，对工农出身的同志很尊重，很诚恳，自己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想法，也肯和我们痛痛快快摆开。在接近群众方面，也是很主动，很努力的。打扫房子、搞饭，这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按他的职责来说，是完全可以不搞的，他不搞，人们也不会有意见，可是他只要一有空，就去帮那些勤务员、警卫员的忙，那些同志有了什么思想问题也愿意找他解决。行起军来，常见他不是帮着炊事班扛炊具，就是和战斗连的战士们走在一道谈什么。有时候我们找他研究工作，找了半天，才从连队上把他找回来，往往帮我们了解很多连队里的具体情况。总而言之，一句话，在他和群众之间，完全看不出一点隔阂。一个知识分子，作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很想研究出一个道理来。后来，相处的时间长了，常在一块儿扯，我才知道，他的家境原来是非常贫寒的，从小就过的是债主敲门的日子。他念小学和初中，是靠了一家亲戚的接济，高中、大学，则完全是在一种勤工俭学的情况下读完的。实际上，在北大最初只是一个旁听生，后来才得到了转正的机会。他白天去上课，晚上就工作，当家庭教师，给杂志译稿子，给石印房写药版……都干过。最主要的还是研究中国历史，这工作花去了他很多的时间，搜集资料，寻找参考，构思提纲，都只能利用每天的后半夜。他的近视眼镜分明就是那一段生活的真实记录。他的著作写成以后，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得以出版。因为他不知名，又因为他不快点卖出去就不能生活，出版商人给他的报酬是极其微薄的。我想，大概就因为他的生活地位是这样的，他经受了旧社会贫困生活的磨难，和劳苦人民有着共同的呼吸，所以他才会那么爽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找到了共产党。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自然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以后通“一二九”运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深了对真理的体会，难怪他一到部队，就和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象他这样的同志，在党的直接培养教育下，那是一定会很快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化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时间长了，我们才发现，这个人虽然工作起来很严肃认真，平时却很有风趣，肚子里虽然装满了知识，社会经历也很丰富，同时却很质朴、纯洁。记得有一天，我第一次听到有些同志当面叫他“刘瞎子”，我知道，同志之间只有到了最亲热的程度，叫外号才不会伤感情，刘亚生和大家的关系是否到了这种地步，我没把握，因此，我当时还担心他不能够理解，从而伤害了团结。谁料他竟十分高兴，比叫他“刘亚生”答应得还要爽快。从那次之后，他这个外号就公开地叫开了，连我们也不例外。还有一次，我忽然发现我们司令部的伙食时常变换花样，菜的味道也比先前可口多了，我们以为一定是大师傅的烹任技术提高了，没想到在一旁的勤务员们却看着瞎子笑了起来。一追问，才知道：原来这都是刘秘书出的点子，这个菜就是刘秘书亲自下手烧的。这倒是个新发现!我跟他开玩笑，故意说：“这不稀奇!大学生的特点就是爱吃!”他笑着补充说：“爱吃的可不一定都是大学生。”也是从那以后，差不多每次打了胜仗，一住下来，王旅长都要喊他：“刘瞎子呀!看看给大家搞点什么吃的呀!”这时候，就轮到他显手艺了。你听吧，勺子、锅子，叮叮当当，热闹得很，不大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座院子弄得喜气洋洋，和和美美的。后来，他调到了政治部，再想享受享受那种乐趣，就很难得了。回想从前，总觉得很有味道，很有意思。一九四二年以后，旅部住在绥德搞生产，他常常和我搞到一起。我栽树，他跟着挖坑，我种菜，他跟着泼肥，一天到晚忙得很高兴。最有意思的是锄草，他过去没干过，就跟在我们后面学。他一会儿看看我们锄的，一会儿看看自己锄的，显得他最忙。可是，他的眼近视太厉害，看不清哪是苗子哪是草，总是加着一百二十分的小心，腰弯得几乎够到了地面，象是在地里找针。我们开他的玩笑，故意学他锄草的姿势，并且夸张到了极其可笑的样子。他总是嘻嘻哈哈地喊叫：“夸大!过火的夸大就是歪曲。学文化的时候我当老师，学生产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老师，老师可不许歪曲自己的学生!”提起学文化来，我可真得感谢老刘。我是个放牛娃出身的人，从小就没进过学堂的大门，如果说今天有了一点子文化，那和老刘把着手儿教我是分不开的。要不是他在司令部那两年，每天花费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教我学语文、学算术，恐怕到现在我还拿不起一根笔杆子。他教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当时司令部的人，不管是参谋、文书，也不管是警卫员、司务长，几乎没有哪个没有当过他的学生，不是跟他学文化，就是跟他学政治。因此，我们对他从远而近，从生疏而亲热，最后，竟上下一致地对他产生了一种尊敬的心情。的确，在三五九旅所有的大学生里，没有哪个更比他受人尊敬的了。但他却总是说：“象我这样的人，要是没有党的培养和你们这些老同志的帮助，究竟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我握着他的手，想得很多，很远。我们都想在一起再多呆一会儿，哪怕是十分钟也好呵，事实却是办不到了。他应该趁着现在情况比较缓和的时候出发，以便离部队尽可能地远一些，减少敌人的怀疑。王恩茂同志和他再一次握手之后，我把事先从副官处拿来的两个金箍子递到他的手里，就势又紧紧地握住了他那微微有些发颤的双手。直到这时，我才说出来一句：“保重吧!刘亚生同志。”这时，他也象是从回忆中醒来似的，大声地回答我：“对!到延安再见吧!”——这真是最好不过的回答了。
　　此时此地，只有延安，只有党中央，才是我们汲取力量和勇气的源泉。想到我们不久就要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想到我们不过是一次短期的别离，我们又都笑了。
　　我们望着他们夫妇的影子消失在远山深处之后，才转回旅部去布置部队出发的工作。
　　吃罢饭，部队出发，路上我还在想：这时，恐怕他们走出去已经有二十几里路了吧。可是，走着走着，忽然听到有人报告说，刘瞎子又回来了，我不相信，赶去一看，果然。我问他，他说：“心里老挂着部队，让我和部队再走一段吧。”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出了他那诚挚的心，实在不忍悖了他的意思，又答应和他走了一段路，才劝他离开了部队。
　　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事实上也不可能听到。
　　部队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回到了陕甘宁边区。我们立即向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查询，然而，回答只有一个：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位同志。最后，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他，的确没有能够返回边区。按路程计算，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不幸，即使并不怎样顺利，这时也早该回来了。既然没有回来，那么，是不是说，他已经落到敌人的手中去了呢?这很有可能；可我们谁也不肯向这方面设想，只是想：或许他因为有病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吧，也可能是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被什么临时的任务耽搁住了。因此，我们在重上前线的时候，向上级提出了请求，请上级组织通过地下关系，找一找刘亚生同志。
　　以后，我们又投入了紧张频繁的战斗生活，一连几个月都没顾上打听他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七年的七月，打下蟠龙，捉到了敌人的旅长李昆岗，我们才想到：应该从俘到的高级将领口中去打问打问。李昆岗，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如果刘亚生被敌人俘去，他是不会不知道的。事情办得很快，李昆岗交代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们所最熟悉的那个。这一来，刘亚生落入敌人手中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我们就急切地叫李昆岗把详细的情况全部吐露出来。可是，他的供词很简单，只是说：“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西安了。”再追问，他才说：刘亚生被俘的具体日期，可能是在三五九旅经过黑山的当天或者次日。胡宗南的指令是：宁错抓一万平民，不放过一个共军。地方保甲每天都要登记过往人员，因此，刘亚生很难不被扣留。当时，他一没有足以确证身份的执照，二不会说陕南一带的土话，又是日常少见的近视眼，嫌疑很大。他们的谍报人员认为：或者确实是个普通的公务员，或者就是共军的高级人物，甚至可能是李先念、王震的副手，绝不能是个一般角色。因为根据经验，下级干部是多半没有老婆，也不会这样化装的。总之，干系甚大，所以很快就把他押到了西安。听说后来闹清了他是三五九旅的政治部副主任，虽然经过软化、争取，却没有投降国民党。至于详细情况，李昆岗说他不知道。
　　恰巧，在这时收到了上级转来的西安地下组织的调查材料，不用李昆岗我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了：敌人对外完全封锁了消息，根本不打算公开审理，因此，刘亚生很难进行法庭上的斗争。他在狱中，首先把被俘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支部，并且和当地的地下组织挂上了钩。所以，敌人虽然也动了刑，可是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胡宗南的限期很严，审讯的人也急想报功请赏，弄清刘亚生的本来面目，所以用的刑是十分残酷的，尽管如此，却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这年四月，胡宗南大举进攻边区，我军主动放弃延安，敌人才找到了一个从心理上瓦解不坚定分子的机会。地下组织事先曾向刘亚生打过招呼，刘亚生通过支部也向狱中的同志进行了教育，大多数同志都认清了当前的形势，保持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高贵品质，可是，还是有一个人向敌人自首了。他叫尹钊，外号“尹麻子”，在九旅干过几天参谋，为了讨好敌人，他把刘亚生出卖了。更可恶的是，他还建议敌人通过刘亚生的老婆何薇来软化刘亚生。他竟然恬不知耻地向敌人提出了这样反动的三条根据：一、他们新婚不久，必然是难解难分的；二、何薇并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感情，拉过来一定很容易；三、人都是感情动物，虽说刘亚生一向对共产党很忠实，究竟三十几岁了，找个老婆不容易，真正到了让他在老婆与共产党之间择一而事的时候，就是铁人，他也不会不动心。
　　但是，敌人并没有立即采用尹麻子的建议，因为胡宗南从中间插了一手。在这件事情上，胡宗南也跟打仗一样，好大喜功，事必躬亲，非要亲自露一手不可。他以为凭着他的旗号，刘亚生一定不会让他不顺心。所以，当天就把刘亚生请到他的一座小公馆里单独优待起来了。又派了他的一个高级参议代表他，专门做刘亚生的工作。那家伙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女特务，说是他自己的干闺女，专门来招待刘亚生的。老刘不是个乱弹琴的人，凭着他的社会经验，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这套美人计。一拍桌子，站起来说：“请你赶快把她给我打发走，不然，咱们没话可谈。”那家伙说：“这是胡长官的意思，你也就不必客气了。”刘瞎子一瞪眼：“谁给你客气!”那家伙怕说不上话，只好施了个眼色，把那女特务打发走了。接着，又是赔礼，又是道歉，江湖上那一套都用尽了，可刘瞎子睬都不睬，只说：“不必这样，有话直截了当地说!”那家伙见刘瞎子不吃这一套，只好说：“今天把老兄请来，无非是谈一谈今后的出路问题。既然老兄的处境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就不能不做进一步的考虑。”刘瞎子答复得好：“这很简单，我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一条就是活着和你们斗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那家伙赶紧摆手说：“老兄想到哪里去啦!胡长官还表示要请老兄任他的少将参议呢，生命自然更不会没有保证了。”刘瞎子嘲弄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这时候，那家伙才把条件摆出来：胡宗南有意在被俘人员里组织一个叫“反毛小组”的东西，要刘亚生做个发起人，首先在报纸上发个消息。刘亚生的回答很干脆：“不行，办不到!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都没问题，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能反的!他是我所敬爱的导师，我不过是他的一个小小的学生，要我反对他，那是妄想!请你回去复命吧!”几句话堵得那家伙说不上来话，只得灰溜溜地退走了。
　　过了两天，那家伙又来了。这一次，条件降低了一点，只是要刘瞎子在几个高级军政人员的茶会上作一个简短的演说，谈一谈内战的责任问题。哪怕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双方都有责任也未尝不可，事后绝不向外宣传；请刘瞎子考虑。其实，那家伙早在茶会的桌子底下安装了一架精致的录音机。只要你讲出口来，想收也收不回去。第二天，西安广播电台对全国一广播，胡宗南的大功就算告成了。当然，他们预先也曾考虑到，要刘亚生照办也还相当不易。可是，谁也没想到，刘亚生这一次竟然答应了，他说：“这个题目我可以谈。”那家伙一听刘瞎子答应了，连忙说：“是不是需要代拟一篇讲话稿子?”“拟不拟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生了一张嘴巴，就是要说话的，你们出的这个题目我可以谈，而且各方面都可以谈谈。”那家伙不知道“各方面都可以谈谈”这句话是刘瞎子的口头语，一天到晚总要说几遍的，以为是同意了他那个国共双方都有责任的意思，更高兴了，立即决定茶会就在当天晚上举行。等用小汽车把刘瞎子请去，“主人”早已经到齐了。本来，他们还安排了个程序，准备等茶会进行到一定段落，再请刘瞎子演说，可是刘瞎子比他们更积极，根本没坐下，也不等谁介绍，就开口了。那些家伙真是喜出望外，一股劲地鼓掌，自然，录音机的开关，这时候也就打开了。开始，刘瞎子还客气了一句：“我讲不好，如果大家听我讲完再这么欢迎我，那才算我讲好了。内战的责任问题，其实不是个需要再三研究的问题，说法虽然不同，真正的看法却只有一个。我熟悉中原的情况，就拿中原做例子。双十协定，国民党向人民作了还政于民的诺言，接受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口号，真是再好不过了。全国人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看到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建设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是欣喜若狂的。中原军区的部队听到公报签字的消息，同样十分高兴。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最终实现，不惜牺牲，曾经做过不少的让步，最后，几万部队被压缩在一块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给养的困难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六月二十五日刘峙的部队向我们发动了进攻。责任问题，不是明摆在这里吗?在座的诸位，难道不知道吗?我要问一问大家……”讲到这里，敌人可气炸了，大吼一声：“不要讲啦!”敌人不知道刘瞎子的厉害；起初听得倒还入耳，后来越听越不是滋味，想不到欢迎了半天欢迎出来这么一堂训话，还糟踏了半卷录音钢丝，真是扫兴得很，只好喊护兵：“快!押走!”接着，推推搡搡，就把刘瞎子给推上了汽车。这一回，小公馆也不让住了，径直就给押回了原先关他的那所集中营。
　　胡宗南这一段插曲一过，敌人自然不会再给瞎子什么好受的。灌辣椒油，坐老虎凳，凡是想得出来的都用尽了。一方面是为了报复，一方面是给下一个节目敲一通开场锣鼓。等他们把刘瞎子扔回号子的时候，人已经只剩了一口气。万万没想到，这时候，何薇却早已经在号子里等他了。
　　原来，就在他们分开关押的这几天，何薇已经叛变了。这也不奇怪。象她这样的人，本来就是抱着一脑袋个人幻想来参加革命的，一接触这样残酷斗争的实际，幻想自然就破灭了。在敌人的凶焰之下，受了一些皮肉之苦，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就把一些神圣的东西都抛弃了，终于答应了给敌人作争取刘瞎子的工作。她扑倒在刘瞎子的怀里，一直哭到刘瞎子从昏迷中醒来。她想用她那不值一文的眼泪，耍一场不平常的政治把戏。我相信老刘识得透何薇的意思，而且不会被这种泪弹攻垮，可是想到老刘当时眼见自己的爱人竟然成了敌人而又无法挽救，那内心的痛苦一定是到了极点的。老刘当时也曾努力劝她回心转意，想让她在敌人面前重新坚强起来，但当她仍然执迷不悟，并且反过来劝说老刘投降的时候，他还是愤恨地举起手来，接连敲了她两个响亮的耳光。这是他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打她。我知道，老刘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人，也许这还是他一生当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呢!当他终于伸手往何薇脸上用力打去的时候，我想象不出他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敢断言：老刘的一颗忠于党、忠于自己的阶级的真诚的心，无疑地是沸腾到了极点的!
　　显然，敌人早已经教会了何薇，这时候，她拿出了她最后的一张王牌：离婚。在她的心里，大概早就把老刘对她的纯真的爱情，看作是怕她离婚的表示了，因而，她才会以为：用离婚来要挟，将是最终动摇老刘革命意志的绝妙法宝。我很高兴，老刘当时的表现，不亢不卑，的确做出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样子。他没有丝毫犹豫，也不再动声动色，立刻拿起敌人为了让他写自白书而设置的纸笔，一挥而就，写成了一张离婚文书，递过去，要何薇在上面签字。直到这时，何薇才真的放声大哭起来。那是不难理解的：她不是在惋惜爱情的永不复返，而是因为她并没能达到她所预约给敌人的胜利；她的第一个特别任务，就这样不光采地告终了。
　　胡宗南本来企图在刘亚生身上做一笔生意，结果却很让他失望，没有办法可想，最后只得以献交高级战俘的名义，把刘亚生送到了南京。
　　材料上说，尹麻子倒是还在，在胡宗南进攻边区以后，他毛遂自荐地当上了突击队长，现在正在给刘戡、董钊充当向导，可能正在沙家店粮站一带活动。我当时非常气愤，心想：“好呵!我正要见见这个突击队长。”立刻打电话通知了二科，让他们派一个侦察队出去，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我请到。
　　尹麻子是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可是，刘亚生呢，却很难再得到他的消息。据人们推想，目前大概还不会遭到毒手，如果敌人急欲置刘亚生于死地，就在西安下手也是可以的，既然把他解到了南京，那就是说，南京方面对他还有幻想，除非有特殊事故一时半时不会有结果的。这种推想，很有根据，我也希望它能够成为事实。只要他还活着，我们迟早会见面的。他和敌人斗争的第一个战役是胜利了，我预祝他在新的战役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时，正是革命形势大飞跃的时期，一个战斗紧接一个战斗，一个胜利紧接一个胜利，日子过得快，形势的发展更快，转眼到一九四九年的春天，大江以北已经全部解放，我们在西北战场上也已经把战事推到了西安附近。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一道命令，解放大军百万雄师飞渡长江，蒋介石的老窝——南京也跟着解放了。消息传来，真是让人高兴得发狂。这一下，刘瞎子可要回来啦!甚至我们都已经开始替他考虑今后的工作了。我有时候还这样想：刘瞎子出来以后，看到中国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该是个什么劲头呢?他要我们给他介绍这几年的战斗生活时，一定又该说“各方面都可以谈谈”了吧!这样想着想着，好象这已经是事实了，让人不由得一天高兴到晚。终于，有一天，从野战军司令部得到了消息，说是三五九旅突围时被敌人俘去解到南京的同志，从华东转回来了。我一听，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哈!可回来了!这还有什么说的，瞎子一定也在里边!立时催警卫员备马：“快!快接到这里来。”也许是我当时过于兴奋的缘故吧，竟而忘记追问一下总共有几个干部。直到警卫员把人接到了，我才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只有一位同志，七一七团三营的副教导员王丕兴。当然，我们受难的同志，不论是谁，只要能从虎口里脱出来，都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我立时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让进了房子，劝他坐下来，谈一谈别后的情况，顺便也说一说瞎子的消息。(说实话，当王丕兴同志初一出现时，我就已经敏感地想到：老刘可能已经回不来了，如果他还活着，站在我面前的，会是两个，而不应该只是一个。但是，在王丕兴同志面前，我是把这种情绪抑制了的。)王丕兴没有就坐，反倒把我的双手握得更紧了，满眼转着泪花，沉重地说：“请首长镇静，我给首长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我赶忙问：“怎么?”他低声地说：“他，被害了!”
　　对于我，按说这并不是十分意外的消息，可是，我当时仍然觉得象是被谁兜头打了一拳，感到一阵昏眩，闭住眼睛老半天，才稳住身子，招呼王丕兴坐下来，请他把知道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谈一谈。
　　他也很激动，沉默了好久，才抬起头来，强自镇静地开口说：
　　“我被解到南京以后，一直不知道刘亚生同志也在南京。直到一九四八年的年底吧，我的号子里又搬来了一个同志…”
　　我紧插了一嘴，问：“刘亚生?”
　　“不，我始终没有见到刘亚生同志的面。这位同志是新四军派到郝鹏举部队工作的一个团政治主任是在郝鹏举叛变时被裹走的。从他口中，我才知道，在伪国防部二处，还有另外一个关押所谓共军高级战俘的秘密监狱，他就是从那里被转送过来的。刘亚生同志和他关在一个号子里，已经将近两年了。对于刘亚生同志，他和我们三五九旅的同志一样，也是非常的尊敬。
　　“在刘亚生同志进去之前，那里的同志相当沉闷。他来的第一天，情形就变了。那时，他的眼镜已经被敌人打烂，看人走路都很不方便，他故意凑到每个同志的脸前，挨着个看了个遍，嘴里还说着笑话：‘千里有缘来相会，咱们互相认识认识，从今往后，大家好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还一一记下了每个人的名字。大家问他叫什么，他说：‘以前在我们家里，大家都叫我刘瞎子，我看你们就叫我刘瞎子吧，好让我觉得就跟在家里差不多。’说来也怪，就这么三言两语，那些同志就和他弄得挺熟了。那里虽说是个高级监狱，待遇其实更坏，人们都睡在冰凉的土地上，乱七八糟的几根铺草，湿得沾成了饼子。刘亚生一边安排自己的铺位，一边又说笑话：‘让我到南京来，我以为南京是什么好地方，原来就是这!’一切安排停当以后，大家都躺到铺上休息去了，他却歇不住，又伸胳膊伸腿地作开了体操。那些同志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得可真有意思：‘干什么?一会儿人家就该请我会餐了，我不活动活动，能消化得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他笑了，反问大家：‘你们刚一进来，没会餐?’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知道他是在锻炼身体，准备集中精力迎接敌人的那场下马威。果然猜得不错。天一黑，敌人就把他提走了，直到第二天吃早饭前，才把他送回来。表面上看不出哪里受了伤，人可完全换了一副样子。脸色黄里透青，象是一层透明的桑皮纸包着骨头，两只眼睛陷进去，简直成了两个黑洞，胸部不听话地扇动着，把一口口的大粗气从那半张着的嘴里强挤出来，而嘴唇已经被火气烧得肿起来，嘴皮都烧焦了。靠着同志们的帮助，他瘫了一般地倚墙坐着，不回答人们的问话，只是木呆呆地望着乌黑的天花板，重复着两个字：‘下流!下流!’然后，呼地一下躺下去，一直昏迷不醒地睡了一天一夜。醒来人们再问他受审的情况时，他仍然只是那两个字的回答。后来，从敌人的嘴里才知道，敌人在他身上三番五次地试验了一种刑具——真是最下流无耻的东西才想得出的刑具，把刘亚生同志的身体完全搞垮了。大家都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良好的营养，生命是非常危险的。牺牲并不是什么意外的可怕的事情，然而，大家所希望的是壮烈的牺牲，是对于人民群众有激励作用的牺牲，就这么看着自己的同志消瘦下去，以致无声无息地死掉，那是不肯甘心的。可是，就在这时，敌人又来开始软化刘亚生了。大约是在他受刑后的第三天，一个叫做什么处长的家伙亲自跑到牢里来，装着一副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样子，把管监狱的人臭骂了一通，然后就说他也是北大的校友，个人一向对刘亚生的气节怎样敬佩，所以甘愿不避嫌疑，出头保刘亚生跟他出去就医，只要刘亚生答应和他的上峰通个电话，做一个今后再不反对‘政府’的口头保证，就万事大吉了。最恶毒的是，他还说：‘口头上的两句话，一说就完，不过是给上峰一个面子，又不是书面的东西，完全不作数的。以后的时势千变万化，即使有什么打算，也还可以从长计议。’听起来，好象他真在为刘亚生打算，好象他比共产党人还同情共产党人，其实，刘亚生早已经把他看透了。当时，想不到刘亚生还有那种精力，他从铺上霍地站起来，瞪着要冒火的眼睛，指着那人的鼻子，严厉地说：‘告诉你，少给我来这一套!第一，我要求公开审理；第二，我坚决抗议你们使用这种下流的刑具。别的话，你给我少说。’说完，就睡倒下去，再也不理那个家伙了。等那个假善人走了以后，大家又和他研究怎么样调养身体的问题。他疲惫到那种程度，却仍然和同志们开玩笑说：‘怎么?你们担心我活不长啦?同志，我这人命长得很，死不了哪!你们不信，我敢跟你们打赌：三个月之内，我要不死，你们请我吃一顿南京板鸭，我要死了，我请你们吃一顿南京板鸭。怎么样?到了南京不吃板鸭，那可真说不过去。’几句玩笑一开，把大家的紧张情绪全赶跑了，也都跟着开起玩笑来。可谁知道，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刘亚生却一声不吭了，一看，已经昏过去好久了。大家慌了，折腾了半天，才把他救活过来。他一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小意思!本来我想不回来了，可后来一想，糟糕!这一来非得输一顿鸭子不可了。我舍不得，就又回来了。’说得大家又笑了。象他这样站在鬼门关上开玩笑的人，真是少见!背后议论起来，没有一个同志不敬佩的。大家问他有什么办法把体力恢复起来，他笑了笑说：‘我有办法!你们要听，各方面都可以谈谈。第一是吃，不管好吃难吃，一定要吃；第二是练，一天三遍拳，坚持到底。这就叫：促进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列宁在狱里就是这样做的。’休息了一两天以后，他就拉开架子练拳了。他那条不知穿过多久的裤子，全都开了绽，两条裤腿成了四片片，他又不能缝，打起拳来飘飘荡荡的，让人看着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旁边的人先是不以为然，只是贴着墙根观阵，慢慢地兴趣来了，也跟着他比划比划，三比两比，果然觉得浑身上下舒畅多了。吃饭的时候，食欲大振，虽然还是和往常一样的烂饭，又霉又臭，吃起来却象添了什么作料。不久以后，不但大家都壮实了，就连刘亚生那样的身体，也一天天复原了。敌人原来料定刘亚生不出去就医是必死无疑的，没想到他一不肯死，二不肯瘦，反倒一天比一天壮实起来，一天比一天精神好，真把他们气得要死，闹不清我们共产党人到底是什么材料作成的。于是，在所有的同志中间，悄悄地传开了他的那两句玩笑：‘促进新陈代谢，气死蒋宋孔陈’。但是，刘亚生同志并不满足，他说：‘不行，要气敌人还得有新内容，我们找他们点什么麻烦好呢?’有的同志说：‘没有报纸看实在苦闷。’刘亚生就说：‘对!先提出来要报纸，哪怕是他们自己出的也可以。从他们的报缝里找真实消息，我有一套窍门。’可是，敌人比蛇还滑，他们知道这几个人不是一般的对手，他们在新闻报道中搞的那套戏法是瞒不住这些人的，同时，他们既然从肉体的折磨上取不到成绩，就打算从精神上控制得更严一些，妄想把咱们这些同志变成白痴。因此，敌人不但不肯把报纸拿给他们看，而且从此不再往他们那里增加新‘囚犯’，完全断绝了他们与外界发生联系的可能性。他们一再抗议、一再要求的结果，只是几十本子古板线装的佛经，和两大部布面精装的新旧约。同志们真是气坏了!‘什么话，让共产党人读佛经!’有人就想去打打看守们的主意，想从他们嘴上套出一点消息来，费了几天劲，根本不抵事。那些家伙都是专门挑选出来的铁杆特务，嘴严得很。到后来，亏得刘亚生同志想出来一条好主意，他说：‘没关系!这难不住咱们。他不让咱们看，还能不让咱们想吗?咱们从今往后，安排一个日程，每天早饭以前，回忆以往历史一小时，午饭以前，推测外界形势一小时，晚饭以前，幻想将来一小时。我看也还有点意思。’这个办法立即被大家采纳了。试办的结果很有成效，每个人念念不忘革命，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斗争意志越坚定了。实际上，刘亚生同志是利用坐牢的机会，办了一个相当精干的马列主义讲习班。他们在推测外边局势时，心情是复杂、矛盾的，一方面很希望革命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一下子就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又怕估计得过于乐观了，会影响自己坚持持久斗争的情绪，所以，交换意见的时候，大家一致地把当时战局估计成局部反攻初期阶段的形势。可是，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有一天，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了炮声，而且正是来自大家朝夕盼望着的北方。起初，还不敢把它设想成我们自己的，后来，日夜不断，接连几天，不象是国民党在搞演习，而且从看守们的脸上又察觉了惊慌的神色，这才使他们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原来，大反攻早就开始了，解放大军就快要打过长江来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喜讯。刘亚生高兴地拍打着脑门，一迭连声地说：‘落后了!落后了!’大家都互相道喜，说是可盼到出头的日子了!刘亚生还说：‘想想看!咱们出去以后能作些什么工作呵?我看当一个新中国的中学教员，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倒是个挺有意义的工作。’经过他这一提，大家都往这方面转开脑筋了。有的说，他出去一定要争取当一个新中国的工人；有的说，他出去硬是要当个新中国的说书的，下决心编一本一百二十回的《革命演义》，说它个三年五年的……，大家都很乐观。直到那一天敌人开始分批把他们往其他集中营转移的时候，他们才猛然发觉：残忍成性的敌人，临死还想拉几个垫背的，可能马上要处理他们了。除了刘亚生，华东部队的那位政治主任是最后一个离开那个监狱的。他们快分手的时候，刘亚生同志有机会向他一生当中最后的一个亲人说了最后的几句话：‘我可能看不到咱们盼望的那个世界了。有机会请转告我的战友们吧!我一直想再看看他们，看来是不可能了。唯一值得自慰的是，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的尊严，但是，我不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党做更有价值的贡献，却是再遗憾不过了!’……
　　“后来，南京解放了，我们从俘获的狱卒口中查明了刘亚生同志最后牺牲的情况：大概就在那以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敌人把他传去，问他：‘经过了这么两年的时间，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现在是你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了。’刘亚生说，‘没有，永远也不会有。’敌人说：‘那好吧!’于是，几个人把他押上汽车，送到了雨花台。在听到枪声以前，他喊出了许多革命烈士都曾经喊过的那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枪响了，子弹从头顶飞过，没有把他打中，他站在那儿，等着第二声枪响，但是，敌人再没有打第二枪，把他又推上汽车，押回了那座监狱。敌人再逼他投降，他却一句话也不肯说了。于是，敌人又把他押到了燕子矶。那里面临长江，正是江水回旋的地方。敌人硬在他身上坠了一块大石头。临推下去的时候，又问他：‘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刘亚生坦然地笑了：右手直指北方：‘听!’这时候，江北我军的炮声正在远处轰鸣，他笑着回答敌人：‘这就是我的答复!’那家伙一听，气急败坏地狂叫起来：‘你以为我是跟你开玩笑吗?扔!’就这样，刘亚生同志被敌人扔进了长江……”
　　这不是意外的消息，王丕兴同志不过是给我们做了一次最后的证实。但是，我的心依然是不平静的。我想起了和老刘相处的那些难忘的日子，我又想对老刘说几句什么，可是千头万绪，一时实在不知道先说哪句才好。忽然，我想到了长江，我曾不止一次横渡的长江，就在那汹涌澎湃的江水里，埋葬着我的战友，埋葬着我的亲爱的同志。我想：长江的水是波澜壮阔、奔腾不已的，我们的革命事业不也是波澜壮阔、奔腾不已的么!我不禁在心中默默地叫着：“老刘!老刘!你听!听到了么，那就是我们的声音!那就是我们前进着的脚步声!”

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