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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工作团经验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我们工作团从去年十二月初出发来到警区，已整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中，我们先后在绥德、米脂、子洲、葭县、吴堡等地工作。就手头统计，从出发到二月二十一日五十天内，我们曾在绥、米、子洲的城乡演出了二十五次，观众计约五万人。所到之处老百姓对我们真太好了，如在绥德义合，工作还没有开始，他们就慰劳了很多东西，演出前，他们的自卫军和我们一起走到会场，慰劳品也挑上跟着队伍走，还放了五声铳，同志们都感到老百姓待我们那样热情，我们应当更努力的为他们工作。
来到乡下，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们看到的是光明，是新的典型的人民；我们还看到从延安回来的劳动英雄们，他们都快乐极了，他们说：“和毛主席结下朋友啦，”毛主席和他握手，拉话，招待他们，他们要好好组织生产，把光景过好，要保卫边区。群众听了英雄们的讲话后，他们说：“看人家光荣成啥样子了!咱们也要好好生产，明年到延安去见毛主席去!”是的，他们看到了劳动人民在边区的地位，毛主席是为穷人谋虑的。
我们还到离友区很近的米脂龙镇去工作过，在那里演戏也有友区的老乡来看戏，他们看了“血泪仇”都说好，有两个老年人说：“这一满是实事”。
“斗争秧歌”
因为正在新年，绥德各区都在闹秧歌，我们还碰见了许多群众艺术家。有一个在延安作木工的杨治清(十八岁)，他不识字，因为工头剥削他们的口食，他们除了要开会斗争外，又自己编了一首说工头剥削他们的情形的歌，还预备编一个剧本，一些工人们自己演，把工头剥削他们，他们要斗争作为内容，他跑到工作团来要我们帮助他编写。挑镇区七乡的农民张守贤等只念了二三年冬学，他们集体创作了十几个新内容的歌(生产、减租、防奸、移民等)，又编了三个剧本(减租、移民、反对赌博)，自己演了，他们问我们胡子怎么做法的，他们说他们的胡子是用棉花黏了豆面贴上去的，不如我们的好。他们说乡里人看了他们的戏都很高兴，都说：“秧歌还带戏呢”，他们以他们的秧歌都是新的内容而自豪，他们说：“以后旧的秧歌都要打垮，一个旧的也不要了，现在要‘斗争秧歌’。(别人也说我们工作团的秧歌是‘斗争秧歌’，不是溜沟子秧歌，因为旧秧歌是要骚情地主)。”有一天，镇上在演“山西梆子”，一个农民晚上来谈，他说：“那(指山西梆子)是古朝代的事，要念书人闲书看得多了才解得下，我们解不下，尔格你们的戏，一满都是实事，我们解得下，越看越热!”真的，看山西梆子的人是很少的，看秧歌的就很多。这个农民对旧戏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而且打破了一些说农民只爱看旧戏的说法。乡下的秧歌现在都已经普遍的发展了，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干部都负责领导，民丰区的边区防奸英雄冯光琪就亲自领导。唱的都改了新的内容，形式上也改用了新的(镰刀、斧头的领头，伞头不用了，灯上都贴了鲁艺送给劳动英雄们的木刻首长像)。我们这里都和他们一起闹秧歌，热闹得很。
向群众艺术家学习
我们有些剧本所以能得到欢迎，除了比较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斗争生活等而外，原因之一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对民间形式的注意多少有些基础(如郿鄠)；同时又敢于大胆利用(工作上也需要这样作)。例如我们对“道情”并不熟悉，而警区的群众对“道情”是熟悉的，我们把才学习的就拿来应用，虽然技术还差，群众也会来纠正我们批评我们的。在双湖峪我们的水钗打错了，立刻有一个老汉上来代替我们打水钗的同志，在龙儿湾就有人指出我们有人唱得不合五音，经过几次练习，技术也渐渐能掌握了。
我们向群众艺术家学习技术上(向吹手、会唱民歌的农民记谱)，在子洲县曾请了闻名的驼耳巷的道情班子中的两个演员(平时都是农民)到团里来住了一晚，向他们学习许多道情调子。但比较好的和自然的方式是在米脂卧羊区杜家石沟的一次，我们都随便的坐在窑里，互相递着烟袋抽烟，我们看他们的管手、胡琴，他们也看我们的提琴，很自然的，我们唱一段，他们也唱一段，他们唱时，我们就记谱，有时也伴奏着，大家都很快乐，兴奋，一直到深夜还不肯散，这种学习方式最自然，同时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组织大家都来写剧本
我们这次下乡在工作上须要多量的创作新的剧本，来迅速反映现实中的许多事物，而许多同志看到了这些使人兴奋的现实，他们也想用文字来表现出来，我们这次出来并没有配备很多写剧本的同志，倘仅依靠这些同志创作剧本来供给全团的演出是来不及的，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发动同志们普遍来创作剧本，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在组织集体创作中我们有些同志是从来没有创作过的，但在创作剧本上都写得很好，如女生组写的关于“妇纺”的水平，和“夫妻逃难”来比是相差不多的。他们的创作方法是几个人在一起，一起讨论内容、结构，甚至每段剧词都是大家想，把最好的挑选出来，再加以整理，使它成为比较完美的作品，因此，在创作过程中，一人有力所不及的便可以取每人所长的来补足它，这种集体创作的方式，我们觉得比一个人单独创作更好，而在“妇纺”这个剧本中就完全表现出来了。最近团内已发动了更普遍的创作剧本的热潮。
我们在这一阶段曾创作了七个剧本(内“血泪仇”是改编的)，写了六个领唱，修改了两个剧本(毛驴、小车)，还有两个剧本尚未写完。但我们所有的剧本中就缺少反映我们的部队的生产及整训中的伟大成绩和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对于盐炭工人的生活也没有剧本来表现他们，这是一个大缺点。
鲁艺工作团通讯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