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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人民生活改善调查
马洪
边区人民生活已有显著的进步，这是革命的民主政权的显著的成绩，巩固了抗战建国的经济基础。
这可以从各个阶层的家庭生活中看出。
(1)革命前的雇农现在变为富农了。以张生祥做例子：他是延安中区张新庄村人，家人四口，革命前给人家“拦羊”和“按庄稼”，常没吃的、穿的，没有一个牲口，但还要每年缴纳民团费等四、五元(约合二石粮)，支差七天。
革命后，分得了土地，有了吃的，到一九三九年雇一个长工，四〇年雇两个，种地四十多垧，打粮二九石，交公粮三石三斗，四一年添种麦子两垧，并添雇一个长工，一个“拦羊”的，现家有六口人，有两个劳动力。此外还有牛一、驴一，羊五二、大猪二口、小猪八口。
这不是稀有的例子，而是普遍各区的很多的例子之一；请看延安中区五乡的材料：一九四〇年有富农卅四户，其中八户为老富户，其余的新富农，都是由贫农、中农、雇农上升来的；而在革命前的四〇户雇农中，一九四〇年只剩了八户，其他都是上升了的。自然他们并不是完全上升为富农，在这些上升的农民中，成为中农的比成为富农的还要多，因此今天延安县的中农，竟占了全县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2)革命前的贫农现在上升为富农。请看孙海生的家庭：
他是延安柳林区三乡人，三四年家有十五口人，能下田者四，有一驴，无土地，租来四十多垧地种，每年交租三石多，租二牛，每年交租一石，是年除交租外，打粮二七石，出团费四、五元，支差七、八天，这时，家中都受苦，没有一个吃闲饭，光景很可怜。
革命后由政府划给三十八垧地(内有川地十垧)，分得羊五十只，“当年一粒租子都没交，粮也够吃了”。到四〇年种地五十多垧，有牛四头，驴三头，雇长工一个，打粮三十石(长工分去三石多)，出公粮二石七斗，他说：“人家说出粮出的不多，我也觉得不多，人家还有多的咧!”因为“现在光景不比从前了!”四一年又添雇长工一，看牛的小工一，新开了七垧荒地，收麦子二石，人家都叫他“新发户”。
象这样的例子也不是个别的，延安中区五乡在革命前不是有一一三户贫农吗，现在只有六十一户了。(其中大多数变为中农，也有不少的变为富农了)!而这六十一户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在两年内新从友区搬来的，原来的贫农已剩得很少了。
(3)革命前的中农现在成为雇主了。请看下面的材料：
刘建昌，延安柳林区二乡人，革命前有七八十垧地，家里有七口人，能下田的不多，有牛一，驴一，羊三十，年收七——八〇石粮。后来以卖木柴为业，买进牛七条，但以年景不好，摊派过重，随即负责四千元，年出息约千元，因此“一年赚的钱，都被饥荒(债务)刮去了”。
革命后分出去一些土地，所负的债，卖了牛还了一部分，余下的就因起了革命取消了。“革命起时心里有些害怕，但没有受什么害，只是摊派比旧社会少了”……到三九年，种地五十垧，有骡一，牛六，羊七十，雇“调份子”的两个，打粮二八石，交公粮七石，四〇年他的经济仍在发展，单就“调份子”的就已雇到四个了。
中农升为富农的，也不仅是这一个单独的例子，延川禹居区三乡革命前有五十户中农，三九年中已有十户上升为富农了。
(4)土地革命时遭受了破坏的旧富农经济，现在仍在上升着，有的又变为新富农了。以张得榜为例：
他是延安中区八乡人，一九三四年时，他的家庭经济是这样的：有地千垧，自己种六、七十垧，租出去一些，荒地也很多，有牛七头，羊四百只，驴四头，骡子一头，家有十六口人，四个能下田的，羊雇人“拦”，打粮九十石，收租子八石，家中连吃带杂费共用四十石，粮食历年有盈余，土地革命起时有存粮二百石。同年家庭对政府的负担是：纳粮八石，民团军队的维持费等 共计一二〇元(约折合粮五十石，连纳粮在内，约值其收入粮食的百分之五十八强)，这种支出靠出卖些粮食和牛羊偿付。
革命时，张全家跑到城里去，家里的存粮，除留给他十石外，其余都分了。三六年回到家里，由政府分给土地二十六垧后来又将大家庭分开。到一九四〇年，张得榜种地十四垧，有一牛，半只驴、二十四只羊，一只猪，雇长工一，打粮八石，交公粮一石五斗，家中有六口人，一个劳动力，“粮食没盈余，因劳动力不够，”
这种由旧富农逐渐转化为新富农的也很多。但这两种富农是不同的。新富农已经不怎样附带进行封建地租经营了，即是出租土地，地租也不像以前那样苛重了。这种转化过来的新富农，由于对政府负担的减轻，加以政府在各方面对于农业的扶育，其发展的前途是异常开阔的。
(5)土地革命后崩溃了的地主，现在又变为新的富有者。以延安中区四乡张丕义为例：
一九三四年时有地一千五百垧，牛六，驴二，马一，羊一一〇，存粮五百石，自己种田四十垧，是自己种，雇人锄草收割，打粮二十多石，收租七十石。
这时对政府的负担，全年约计二百元(约合九十石粮)，“负担很重”。
革命时跑到城里去开杂货铺。
一九三六年回家，政府分给十三垧地，他又用结束生意的剩余钱，买了两牛一驴，“下田受苦”，打粮五石，不够吃，政府发动群众借粮九石救济他，到一九四〇年土地补充到三〇垧，收粮二四石，荞麦七石，出公粮六石。四一年又添了两驴，雇了一个长工，而且经常驮炭到城里去卖，每月可赚三百元。
象张丕义的例子，单在延安中区就有好几家。
(6)“纸烟小贩”变成了“骡马大店的东家”。以童冬旺为例：
童是姚店子人，革命前无土地，家有三口人，一个劳动力，租八垧地种，年收粮五石，交租子六斗，给公家摊派四——五元，“光景很穷”，因此从亲戚家借十四元，贩卖纸烟，后又借到四十元，贩卖土布，“赚钱不多”。
革命后分得了十六垧地(内有川地八垧)，买了半头牛，打十石粮，有一半盈余，同时兼营商业，并开客店，到一九三六年资本已达一千元，经过九年发展，现在不动产计有：新石窑十九个，大马棚十一间，土地二十垧，好牛一，并在绥德老家买了十垧地，在延安姚店子现开两个骡马大店，雇两个工人，动产即以其自报的计算，也在两万元以上。
去年交寒衣贷金一八〇元，今年买公债一〇〇元，交商业税四〇元，再无其他负担。
比童冬旺发展更大的商人还多着呢，特别在商业较发展的市镇上。
就这几个简单的例证中，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在革命前，边区广大群众忍饥受饿的非人生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革命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蒸蒸日上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人民丰衣足食的新的生活。这里不仅过去最受剥削的阶级变成了富有的阶级，而且过去的地主当其转化为新阶级之后，也得到了飞快的发展，繁荣和发展构成了边区经济的简单图画。这正是边区抗战力量之所在。也正因此，边区各阶层无论对那次抗战动员工作和征粮纳税，都以极大的热忱，来响应和竭尽其可能来负担。他们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