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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
一、内战时期的劳动互助
陕北的农民群众为了摆脱军伐、官僚、豪绅、地主的野蛮统治和各种残酷剥削，曾进行了土地革命的斗争，现在边区的一大半地区都从那时起就取消了当时豪绅地主的封建土地占有和他们对农民的封建束缚，而把土地分配给了劳动的农民。这就造成了小农经济发展的广阔前途。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曾根据江西的经验普遍组织了“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农民生产小组”、“杂务队”(半劳动力作农业辅助劳动的组织)、“优红代耕队”(或称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小组”等等劳动互助的组织。不过当时农民群众正在经历残酷的内战，应付着反动武装的不断“围剿”，农业生产受着严重的破坏，一般说农业生产是向下低落的；农民群众从斗争中所得来的土地和各种革命的果实还是不稳固的，也还不能立刻造成他们普遍的生产热忱。由于这些主要原因，上述的各种劳动互助组织，除了“代耕队”之外，都不起什么作用。相反，由于农业生产的低落和耕地的面积缩小，民间原有的各种劳动互助组织也呈现着衰退的现象。比较明显的如延安县安塞等地过去每乡都有一两个札工，内战时期他们都绝迹了。
农业生产的下降，民间原有劳动互助的衰退和“劳动互助社”等等组织还没有为农民群众所接受，没有起大的作用，这就是这一时期边区劳动互助发展的特点。
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以前时期的劳动互助
国内和平以后，边区的农民群众得到了休养生息；我们逐渐收获着从革命斗争中所得到的果实，在边区内未分配土地的地区也执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用各种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在这种帮助之下，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这一时期边区的农业是一直向上发展的。逐年来边区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农业人口不断增加，牲畜和粮食收获量也是不断上升。特别是在经过了分配土地的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在这些地方虽然有大量移来的新户而劳动力仍然感觉不足(注)。如何调剂农村劳动力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上是早已被提出来的。这个又表现在延属分区的一些地方：民间原有的各种劳动互助自发的增长起来。例如延安、安塞一带的札工的数量，在一九四〇年大致已达到并超过土地革命以前的水平。
(注)关于这一方面的材料是很多的。我们只引证最近三边地委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一个报告：靖边龙州区三乡有一百四十户农民，需要雇长工一人以上者六十四户，已经雇到者只有二十六户，其余三十八户至今未雇到。据估计因此影响到耕地面积少扩大一五二〇垧，少打粮食七六〇石。
虽然农村有调剂劳动力的要求，虽然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在自发的增长着，但是从内战时期就组织起的“劳动互助社”等，仍然是不起作用。基本原因是由于他们不是农民群众自愿的组织，而是自上而下地按乡、村抄名单式地组织起来的空架子(注)。许多农民还认为它们是政府为了动员义务劳动的组织，所以把他们愿意自己组织变工札工，而不愿意把“劳动互助社”等充实起来。一九四〇年以后，这些组织都非正式的取消了。
(注)一九四三年解放日报上靖边的一个乡指导员说：“过去说一个村要组织三个生产大队，我估计那是组织不起来的，没办法只得捏造些数目字”。
在这个时期，边区的个别地区，曾根据农民的要求和觉悟，利用民间旧有的形式组织了劳动力，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延安县为了完成一九四二年开荒八万亩的任务，曾组织了四百八十七个札工，另外吸收四千九百卅九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占全县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在开荒期间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八的开荒任务。在这之前延安县也曾因为发动运盐，防止耕地荒芜，进行组织人民的变工，札工锄草。不过，延安县的这些经验还没有及时普及到边区的其他地区，组织人民的劳动互助的工作，也没有引起大多数地区党政干部的注意。
这一时期边区劳动互助的特点是：农民生产情绪的提高，农业生产的上长和自发的劳动互助的发展，而全边区范围各地的领导农业生产的工作(除个别地区外)还落后于这种情况，旧的不起作用的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取消了，民间旧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仍是自流的进行着。
三、一九四三年劳动互助的新发展
一九四二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确定了发展农业生产是边区的第一位工作，而组织劳动力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关键。在毛主席为高干会所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特别指出：“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的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把它作为农业政策之一。又总结与发扬了延安县的经验，要各县普遍提倡变工、札工，从此以后，全边区的劳动互助走上了一个新的、自觉的发展阶段。
一九四三年全边区用各种各样劳动互助形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的数目现在还没有全面的统计，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不完整材料分春耕、夏耘和秋收三个时期来加以叙述，最后再予以估计。
春耕时期，在关中、延属和陇东三个分区(延属分区缺一个县的统计)共有四千五百八十八个变工，参加的劳动力三万二千〇八十一人。札工和唐将班子五百五十三个，参加的劳动力五千九百十九人。集体开荒队七十五队，参加的劳动力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在上述各分区中，有组织的劳动力的数目在全部农业劳动力的数中占比例最高的是关中，为百分之三十六。其中同宜耀的唐将班子共一百卅四个，参加的劳动力一千五百〇四人，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三。陇东分区有组织的劳动力数目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数目的百分之廿。延属分区各县的统计都不完整，其中延安县有组织的劳动力占百分之十八，安塞有组织的劳动力占百分之廿六，固林县占百分之廿八，全分区有组织的劳动力约占全都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以上是根据建设厅的统计数字，至于三边和绥德分区在春耕期间组织的劳动互助的数目，我们根据下面一些零碎材料，也可以看出它们是有了相当的发展：
在春耕期向，三边分区的靖边县有一百十一个札工，一百四十九个变工，参加的劳动力二千余人。定边县只有一个区的统计(四区)参加变工的劳动力四百五十八人。在绥德分区，我们只有个别区乡的统计。如绥德义合区的二、三、九三个乡参加变工的就有一千〇二十三人，全区参加变工的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十，同县的沙滩坪，四十里铺区参加变工的人数都很多。米脂的关家湾村全体农业劳动力都参加了变工队，此外在今春绥德分区的减租运动中，许多减租会在取得减租斗争胜利之后，领导了本村的生产，组织了变工。
以上就是春耕期间各地各种劳动互助的统计。
(注)以上统计只有劳动力的数目，缺参加劳动互助的牛犋的数目。
在夏耘期间各地的统计更不完整，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即由于锄草只由人力参加没有畜力参加比较更容易组织，而且农民早有在锄草时期组织札工和唐将班子的习惯，所以夏耘时期参加劳动互助的人数更多了。不但大多数春耕期间组成的变工开荒札工、开荒班子，都能保持不散转变成为锄草的变工、札工和班子，而且又增加了新的变工、札工和唐将班子。不但吸收了全劳动力参加，而且吸收了一大批半劳动力(妇女老汉)参加。
例如陇东的锄草变工参加者共有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七人(队数缺一个县的统计)，占全分区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三(春耕时只占百分之二十)。延安县的变工和札工共一千〇四十七队，参加者占全县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三(春耕时只占百分之十八)。安塞县锄草时间组织了四百廿个札工，参加者四千〇六十三人，五百五十八个变工，参加者三千三百一十人，共占全县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春耕时期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甘泉县参加锄草变工札工的占全县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九(春耕期间只占百分之十五)。志丹县组织了四百十四个变工，参加者三千一百多人，八十五个札工，参加者八百多人，二十七个妇女变工，参加者一百六十八人，以上共占全县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三(春耕期间只占百分之四)。三边分区的吴旗县组织了二百六十八个变工，参加者二千〇二十七人，占全县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二。靖边县春耕期间的变工队、札工队都转变成为锄草的变工、札工，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变工、札工，个别乡的统计也达到占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上面所引的许多统计是不完整的，例如许多地方作统计时，把五人以下的变工没有统计在内。另外有的统计数字比实际数字大，因为个别地方组织劳动时沿用了“抄名单”、“指定参加”的老一套，而把不起作用的名誉组织当作完成任务。又有的地方(如陇东的环县、曲子)变工的数目是估计的，又有的把极短期的小变工也统计在内。
秋收期间(收割、打场)的劳动互助，许多地方采取了发动全体农户全家上山，进行小规模的三两家变工。大多数长期的大变工都采取分为几个小组的办法。关中的许多锄草班子这时又转变为秋收班子，早上割，下午背，晚上打。有些地方配合着进行了上粪开秋荒等等工作。因为秋收为期较短，有些地方落霜早，庄稼受了冻，抢着收割，又因为秋收可以全家上山(秋收无老少，一人一镰刀)等等原因，所以许多农户没有变工。我们只有个别区乡的统计，不再引它了。
要了解一九四三年劳动互助发展的规模，可以把个别地区劳动互助组织过去的数量和今天的数量作一个比较。例如同宜耀过去全县只有廿二个班子，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了一百卅四个，增加了六倍多，参加人数过去只有三百五十人，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一千五百〇四人，增加了四倍半。淳耀县原有搭工二十五个，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一百九十三个，增加了八倍，参加人数原有一百十七人，一九四三年春天就有二千三百〇四人，增加了二十倍。绥德义合区三个乡的统计，过去参加变工的二百八十五人，一九四三年就有一千〇二十三人，增加了几乎四倍。至于陇东、三边许多地方，过去农民很少变工或是差不多没有劳动互助习惯的，一九四三年也组织了很多的变工和集体开荒。根据以上可以估计一九四三年全边区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比较过去最少有了四至五倍的发展。
若是综合上述作一个慎重的估计，可以说：一九四三年在全边区春耕期间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在夏耘期间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秋收期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我们再去掉一部分不起作用的互助组织，那么可以估计去年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力参加了劳动互助组织，它的数量是比过去最少增加了四五倍。
再从地区上观察：虽然它的发展程度在不同地区还是不一致的，但是除了个别地区成绩较少外，在全边区范围内不论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或是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不论是劳动力缺乏或是劳动力过剩的地区，又不论是过去有劳动互助的习惯或是没有劳动互助的习惯的地区，都普遍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劳动互助。
这种普遍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自愿参加的，实际起作用的，所以它不同于内战时期的“劳动互助社”一类组织。另外，它虽是从民间旧有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发展起来的，但它的意义已经根本不同于民间原有的劳动互助了，上面已经指出民间原有各种劳动互助的特点之一就是他数量之微少，规模之狭小，只能成为小农经济的补充物，在整个农村经济中不占重要比重；现在这些劳动互助组织已经真正吸收了约四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参加，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占着重要的比重。单单数量的空前发展一点，就使我们再不能以旧有的眼光来看它了。
四、旧有劳动互助的变化
民间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经过去年一年的提倡和实行，不但数量有了空前发展，而且它们本身在内容上和组织形式上也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还在继续着，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过去的劳动互助都是无领导的自发的，所以多是短期的不固定的，有的虽是组织起来，也很难持久，往往因为一点小纠纷而解散，去年的劳动互助则有很多是长期的，全年的。从短期的、临时的、不固定的劳动互助向着长期的、全年的、固定的劳动互助发展，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过去搭庄稼“伙种”，牛犋变工，“伙格牛”一类比较复杂的变工形式，只限于本族亲友之间，所以他的规模是狭小的。去年的劳动互助大多数是农民群众为了发展生产和完成生产任务而组织的，所以它大多数已经冲破了本族亲友的圈子(虽然还有一部分是按本族亲友关系组织起来的)，例如陇东分区参加集体开荒七十五队，参加的有一千三百六十五人，一千〇七十九犋牛。关中的搭庄稼，同宜耀即有五百七十二组，参加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九人，一千八百四十三个牛，一百七十三个驴，三百九十六个骡子，最多的每组达十四人。伙格牛在陇东分区的合水、环县两个县的统计就有七百一十户。吴旗三区四乡经过政府调查和说服，互不熟识的农户伙格牛的即有三十多户，多开秋荒三百多亩。在各地又产生了许多过去没有过的牛犋大变工队。象这样大规模的复杂变工，有的是全村参加，自然不能限制在过去本族亲友的关系范围以内了。
第三，过去的各种形式的变工因为规模很小，参加者又多有本族亲友关系，所以没有一定的组织和领导人，也没有一定大家必须遵守的纪律，劳动日的计算也是不严格的。这也是过去变工不能持久和扩大的一个原因。去年的劳动互助因为范围的扩大，一般都有了比较严密的组织。有的是一个自然村(或行政村)成为一个变工队，其下再按不同的农业劳动和参加农户不同的条件，灵活编成小组，在小组之间的劳动力也可以互相调剂。小组或队又都是民主选举了领导人(有的变工队还是给谁家做，由谁来领导)。许多变工队又规定了大家必须遵守的劳动纪律。例如：按时到工，不到必须向组长请假批准；作息服从组长指挥；先给谁做由组长分派；自己怎做给人怎做；不半途退出……。劳动日的计算也比较清楚了。长短不齐的工或是“补工”，或是按短工工价找工钱。个别的劳动互助对劳动力强弱不等的还规定了“折工”的办法(子长南区的变工队，延市田二鸿的札工队)。关中的唐将班子又规定了按地计算工资的“包工”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能使劳动日的计算更为公平合理，造成劳动互助更加长期保持和更加扩大的可能。
第四，去年的唐将班子和札工与变工比较，则起了更多的变化，尤其是关中的唐将班子在一年的发展中，农民群众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使现在的唐将班子根本不同于过去了：
(1)过去札工的功德主和唐将班子的包头大半都是富裕的农户(中农以上)才能“底垫得起”。去年经过政府的号召与帮助成立的札工和唐将班子，当功德主和包头的大半是小农户(贫农或中农)。
(2)过去雇札工或唐将班子做活的差不多也是中农以上的农户，他们才有余钱余粮，也才有大锅灶。去年在政府的帮助和调剂下，小农户甚至新来的难民也有“拉工”或“叫班子”的了。
(3)去年新发展起来的札工和唐将班子绝大多数是朋工和换工性质，而其中又参加了少数的雇工。他们以变工为主，在有剩余时间再向外出雇。他们很明显地是向着小农户中间的生产合作性质的劳动互助发展。
(4)过去的札工、唐将班子主要是在锄草期间才有，很少用于开荒和秋收的。去年的札工和唐将班子则大多数是在开荒期间组成，在完成去年开荒任务上起了很大作用。开荒之后又进行播种、锄草，关中的唐将班子有的还转成“收秋班子”。
(5)关中的唐将班子取消了包头抽短工的钱，抽空工和高价出赁、出卖工具等等制度。取消了工头对工人的压迫打骂而代以民主的批评和教育(札工也早没有这些现象了)。工人方面也规定了劳动纪律，自动提高劳动效率，减少休息时间，有的班子还规定每天给主家背回一捆柴，不论吃饭好坏要一样劳动等等。
(6)取消了各种无意义的迷信的习惯。
改造了它的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办法，而保持着它吸收短工，调剂农村劳动力的长处，这就是去年的唐将班子、札工发展的趋势。
第五，过去“请牛对”的形式只是有牛犋的农户对没有牛犋的农户的单方面的调剂，而且为数很少。吴旗县去年广泛提倡请牛对，不但帮助了无牛的农户，而且提倡有牛犋的农户互相请，这就把请牛对发展成了大的牛犋变工队了。据统计这样请牛对的有一百〇四户，共一千零卅二队牛，开秋荒二千九百十三亩。
第六，过去的“伙开荒”(伙种之一种)大多数只是两户“交头手”的合作，而且为数很少。去年陇东发动的“集体开荒队”有一千三百六十五个劳动力和一千多犋牛参加，有许多是按村组成的。一部分开荒队的办法是开垦的荒地归全队所有，收获则按劳动力分配。这种形式是综合了民间的“伙开荒”和牛犋变工而成的新形式(延安念庄的刘秉温大变工队也属这一形式)。陇东分区因为提倡这样形式进行开荒突击完成了春开荒任务(注)。
(注)不过根据陇东分区和延安县念庄的经验，都证明这种形式在今天条件下还不宜普遍提倡。陇东的报告上说：“其坏处是不能大大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即是按人力牛力多寡分粮，群众私有观念重，调皮的可以耍奸，同时“麻达”多，大家要一起种、锄、收割，居住分散，集中起来劳动，不免浪费劳力和时间”。例如曲子土桥区一乡一村的“集体开荒”，“共开九天，开了三十五亩地，因为大家关心都不够，只打了七石粗粮，几乎连工本都不够，每人总是把自己的地搞好了才搞那一块……”(劳动英雄张守成的谈话)。又据念庄的经验也是说：“这样的办法对于提高劳动效率还不够，这个变工队共打二十四份账，某一队员只一份的，那他心里就想在二十四份中我只占一份，劳动的差些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份子多的就吃了亏……”(一月四日解放日报)。
第七，过去的劳动互助只限于一定农业劳动上(例如小变工多用于春耕，大变工、札工多用于夏耘等等。一般说劳动互助只限于耕作和农业运输、打场上)。去年的劳动互助使用的范围则大大扩展了。不但在各种农业耕作、输送和打场上广泛地使用了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而且它还扩展到以下的领域：
(1)变工修埝地——例如：“过去关中修埝是分散的，没有组织的，东家修西家不修，所以一面修一面又冲开了，结果始终修不住……今年则走上集体修埝”。例如；“一区蒙家村二十多人七天完成七十多亩，大家实行换工，男子专门修，女人割草喂牲口……”。埝修好之后还必须时常保护(一年修埝十年保护)，因此这种集体修埝必须是一个经常的组织，在下大雨的时候，轮流或全体到地里去使水入地。(以上见去年十一月一日解放日报)
(2)变工修水漫地——三边的修水漫地同样也是若干农户合作，用变工形式集体打“过水坝”、“顺水坝”。这种劳动互助有时达到六七十个人。它有一个坝头，下面有小组长，一个人记帐记每天工作人数，修好之后按工分地。这种组织也是长期的，春秋二季合力修补冲毁的墙坝，山水发时全力护堤，有计划的放水。
(3)变工修水利——靖边、鄜县等地的水利灌溉去年许多也都是变工修成的。例如鄜县张村驿就组织了二百三十七个全劳动力修水地、修水渠，由乡干部领导兴修，修好后按工分地。这样全县共修了一千〇九十七亩水地。其中张村驿三乡的水利，国民党联保处时代曾动员人伕修筑数月未成，去年我们用变工办法四、五天就修成了。凡是这种水利，同样有一个经常的变工组织，轮流视查水渠，分配放水。
(4)变工运盐——这又有两种，一种是几家农户本来变工种地，在运盐时就转变成合伙运盐，抽出各家的牲口，抽出一两个劳动力运盐，他家里的地由留在家里的人变工耕种。例如安塞马家沟、淳耀白塬村的运盐都是这个办法。第二种是几家本来不在一起变工的农户为了运盐才合作起来，一部分人去运盐，一部分人留在家里耕种全部庄稼。例如定边贺保元和长脚户的变工，和吴旗三区二乡一村，靖边镇靖区二乡都是这种变工运盐的办法(这些变工和绥德的“抽牲口”很相似，但是引起变工的条件却是不同的)。
(5)变工打盐——三边的打盐也采取了变工，大大提高了产量。
(6)变工进行农事准备工作——例如春耕前的砍柴、锄草、整修农具、秋收冬藏的编筐子屯子等等。
第八，过去的劳动互助本来也有光景较好的对于较贫农户，劳动力较强对于劳动力较弱的人帮助的性质，不过它只是限于本族亲友之间。去年的劳动互助组织更加发扬了这方面的互助的性质。带上了边区群众革命的急公好义友爱互助的色彩。例如关中分区去年抽了两千个劳动力帮助新来的移难民开春荒，以免误了开荒时间，后来再由移难民陆续还工。又发动老户的牛犋帮助新户种地，不要新户还工。仅在同宜耀的四区就这样帮助新户种了一千三百卅五亩熟地，五百七十八亩二荒地。在赤水县由于老户牛犋的帮助，难民多开荒地一千亩。有许多唐将班子规定了帮助难民的办法，不准嫌难民的饭坏，有的班子给难民开荒时不吃饭(新正别岭村的班子)。有的变工队帮助难民种地不要难民还工，也不吃饭(赤水陈建伯的变工队，十一个人、十四个牛犋这样帮助了难民十四天)。有些札工和班子还规定了劳动力强弱不同互相帮助，劳动力强的做重的活，弱的做轻的活，或是锄草时一个强的帮助一个弱的等等。子长县有的札工，功德主不但不抽空工还给拉不起工的农户借米。这许多例子都表示各种劳动互助都正在变成群众性的真正团结互助的组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清益在关中分区所发起的义仓运动。每个村集体开垦荒地作为义田，收获的粮食即归入义仓，每村组织一个义仓管理委员会，逢荒年或贫户无粮时皆可向义仓借粮。这样义仓不但有互助备荒的作用，而且有积极促进生产的作用，这是劳动互助的又一发展。
第九，有一些劳动互助组织把生产同拥军优抗、自卫动员联系起来，例如关中别岭村的班子，白塬村的变工等，凡是动员担架出发的人在外一天算做工一天，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变工队、札工队在环境紧张时就转变成自卫军的组织，有些变工队就是优抗代耕队。有的把生产同踊跃负担、碾送公粮联系起来。例如安塞卫家塌的大变工队在碾送公粮的时候把全村变成碾送公粮的变工队，用三匹马、两个骡子、八个驴碾米，廿个牛专门驮送，白天由十个妇女轮留看碾，夜晚由男子代替，抽出十个劳动力专门送，这样就很快的完成了公粮的任务。有的把生产同文化教育联系起来，例如关中许多班子在休息的时候读报纸、教唱新编的秧歌等等。所以去年的劳动互助不但是一个生产的组织，而且有些已经开始从拥护军队、拥护政府、自卫动员、文化教育各方面把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这一新的特点，自然是过去的劳动互助所不能有的。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说，去年的劳动组织和民间旧有劳动互助比较，不仅是量的不等，而且已经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我们工作成绩好的地方就很显著，在工作成绩较差的地方就不大显著，但是这一个新的趋势是很容易看出的。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