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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政权建设中的关门主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社论)
中央档案馆
去年我党“七七宣言”提出了“在共产党占优势的地区，共产党员在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原则。此后，华北各地及边区次第实行。今年根据这一重要的原则，陕甘宁边区举办了乡、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十一月间召开了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严格地依照“三三制”原则改选了边区政府和选出了边区参议会的常驻委员会。但是在乡、市、县参议会和乡、市、县政府乃至边区参议员的选举里，却未能完全实现这项规定，许多地方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有的县份共产党员竟占多数；有的县份勉强拉几个党外人士来“点缀一下”；也有的县份请了党外人士进来，但是工作作风依旧不变，不晓得怎样去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所有这些现象，固然是因为中国一向缺少民主的传统，边区周围还受着反民主势力的包围，且边区内部各阶级间还残存着过去的阶级仇恨，但是主要的却不能不归咎于“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着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二届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见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报)。
这种错误思想表现在那里呢?
第一，表现在有些同志认为“三三制”只是“拉拢”党外人士的一种“手段”，只是“一部分的统一战线工作”，而没有认识“三三制”就是现阶段中国革命所要求的政权形式，没有认识到中国现阶段所要建立的政权正是“三三制”的政权，而不是任何其它形式的政权。这些同志时常这样想“不要三三制不是也已经干了这许多年的革命，而且有了这么多的革命成绩了么?”他们却时常忘记了从这许多年的革命中间吸取教训，他们不懂得“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他们不懂得如果不使最大多数的中间阶级各得其所，“就会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第二，表现在某些同志时常藉口“找不到好人”而拒绝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他们不懂得：中国今天既存在有各种不同的阶级和阶层，自然就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行为与习惯；而且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今天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中国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各党各派各阶级各民族合作，只要是中国人，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共同奋斗”。中国人的好坏标准，在今天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不是赞成抗日。这就是中国全体人民大团结的范围，也就是我党一切政策和主张的出发点。把自己一党一派一阶级的尺度去断〔衡〕量全国人民的好坏，决做不到全民族的团结。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愿我同志在与党外人士相处时，三复斯言。
关门主义错误认识的第三种表现就是有的同志以为：“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共产党就不能起领导作用。”抱这样念头的人根本就误解了“领导”的意义，领导并不是仗势凌人，而是靠了思想上的合于科学、政策上的主张正确。行动上的令人佩服。共产主义里的“阶级专政”永远是包括最大多数人的几个或一个革命阶级对于少数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对反革命分子是专政，对革命分子是团结、是合作，而且越团结得紧，越合作得好，革命越能得到更好更大的胜利。反之，只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只在官府衙门里多抢位置，作威作福，那并不是什么领导，那乃是把持，乃是包办，乃是专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能不能起领导作用呢?”我们的回答“是能，而且只有占三分之一时才能更高度的发挥领导作用。”
关门主义错误的第四种表现就是：有的同志耽心：县以下一般党员同志大多是工农分子，文化程度，办事能力，世故经验大都比地主士绅差的远，万一个别坏分子在区乡间因缘勾结，布置自己党羽。造成个人势力，回转头来欺压当地群众可又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应该记得我们的党是一个有着正确的政策的伟大政党，而政治生活中决定的力量是群众自身的力量。正确的主张和政策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和拥护，便成为决定历史的力量。违反历史要求与人民意志的坏分子是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的，纵或能蒙蔽欺骗于一时，终究亦会被群众所识破与抛弃，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情形，那终究只是食中之噎，决没有因噎废食的道理；如果是党外人士以自己的主张高明，办事能干，勤苦奋发而获得了群众的拥护爱戴，那对于我们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所要求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人物吗?
最后，我们愿意指出，如果有人竟是这样的想：“在三三制政权下，共产党员既只占三分之一，那么共产党对于一切事情的成败功罪就只负三分之一的责任”。这种办法也是不对的，实行三三制，不是减轻了共产党员的责任，而且是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即与党外人员推诚合作共同负责的责任，在这样的新的任务面前，我们不能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更加提高我们自己，更加加强我们党性的锻炼。历史要求我们如此，我们一定要如此努力。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档案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