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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占魁运动的收获

胡尹奎

　　农具工厂在往年，当挑选劳动英雄的时候，符合条件的实在太少，在选举的时候，都感到条件不符的困难。而去年则根本改变了这一情况，在选举的时候，似乎也感到困难，但这困难却是符合条件的太多了，正如第七股股长孙云龙同志所说：“的确太难搞了，我们股你能说谁不好?我看都好；尤其是这批新学徒，他们原是一批知识青年，赵运前不但不安心做学徒，甚至还不安心在本厂，然而赵运以来他们不仅安心做学徒，而且能愉快地去干学徒以外的任何粗糙工作，如去年夏季，他们在烈日熊熊的阳光下，上山打石头，建筑作坊，山下挖水沟，开辟了一条小运河……又在大雨下搬石头。去年二月他们刚到工厂，不到一年的功夫，他们能担任着和熟练工人相差不远的工作。”又如烘炉股股长崔锁贵同志所说：“论起打大锤，卖力气，谁都不让。”再如钳工股股长范明谦同志所说：“我们股也一样，反正上了工都是埋着头干，尤其正在工作的时候，每天连加工干他十三个小时，大家都很愉快，从未发过牢骚。”所以从质量上来说，去年的劳动英雄是由好的内挑好的，挑了又再挑，虽然经过这些挑的手续，但在数量上还超过往年三倍，计特等的有孙云龙、崔锁贵、范明谦、梁生友、刘清和、张洪让等六同志，他们是赵运的推动者与指挥手，他们不但埋头苦干，而且苦心想出无数办法，战胜了原料工具与技术上的困难，在赵运中他们起了骨干的作用，甲等的有刘治州、张发森、刘福林、白维家、赵立喜、□乘风，冉瑞峰等十七同志，他们在竞赛中表示出高度的积极性与脚踏实地的精神，对技术上有极大的贡献，对工厂之爱护与材料的节省也有颇大的成绩。乙等的有刘永安、栾希圣、陈传福、李崇富、徐世美、李精明、董耀生、芦宝镜、丁桂英等二十一同志，他们是赵运中执行纪律与完成任务的模范，在工作的推动上，他们亦起了极大的作用。统计四十余名，而往年最多不过十余名。如果拿往年的劳动英雄条件来说，则去年的甲等可比得上往年的特等，乙等可升到甲等，落选的也起码应该升到丙等，一般的则应当升到丁等。这是全厂的总进步。
　　在个别的进步上来说，有吊儿郎当的变成积极努力的，有二流子变为劳动英雄的，如李精明同志过去是个呆儿郎当自由傲慢的小知识青年学徒，在一年来的赵运中，思想大大改造了，现在他说话做事都很负责，学习与工作也很虚心认真；又如白维家同志，过去是个十足的二流子，自高自大，打人骂人，目无组织，吊儿郎当，说他是大大的转变了，不但自己积极努力，而且劝说与影响了其他一部分较落后的人也转变了。
　　总的说起来，绝大多数同志都认识了这里的工厂和外面的工厂是两样的，外面的是资本家的，给人家干；这里是工人自己的，给自己干。如老工人梁生友同志，他在外头做了三十来年工，其生活是流动不定的，现在他好象找到了永久的家庭——工厂。他常说：“我就是这条老命，交给八路军，我能多干就多干，干的不中用了公家还管咱饭吃，这愁啥。”其他如刘清和、崔锁贵等同志也是如此的。他们处处表示出：“党就是终身的依靠”，“工厂就是自己的家”。
　　在青工中，他们在政治上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了，比如刘福林，李崇富，他们曾说：“在家里咱啥也解不下，参加了八路军，经过党的三几年的教育，咱还识了些字，懂得了不少的道理，知道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自己的前途也是远大的。如果在家里不出来的话，还不是‘比球不旦’。”正因为认识到这些，所以在工作上他们虽然技术生疏些，但精神也不亚于一般老年成年，象刘福林同志，他时常上工比别人早，甚至天不亮就到工房。其他如董耀生，刘治洲等同志都是如此的，在工作忙的时候，上工钟未响，他们就到了工作岗位。在作坊外，还可听到他们的愉快歌声：“我们要跟上老赵(赵占魁)，老赵是我们的目标……”。
　　在生产上，和赵运以前也有极大的不同，过去虽然也有每月的生产计划，但完成计划的却不多。赵运以来，各部每月的生产计划，有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三十五、二十等，最低的也完成了生产计划；在工作效能上，有从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部门。在节省量上，七股与四股的燃料与赵运前相比起来，每月节省达两千公斤，烘炉股焙制了杂铁与土铁，节省了洋铁，机工股处制了油棉纱，节省了新棉纱。发明了×式钢珠瓦代替了外货。钳工股长范明谦同志改装了毛机与天秤，工作效能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工具节省了一倍。
　　其次，在赵运以来，工友们自动做义务工者达一千九百二十八小时以上。以上这些，说明了农具工厂职工在赵运中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思想与政治认识，而这提高了的认识，都反映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中。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6日第二版)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