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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工业的发展
解放日报
陕甘宁边区过去曾是一个被叫做“地瘠民贫”的区域，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民间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农村家庭纺织业也因为外来纱布的大量涌入而消声匿迹。可以说，一切日用品都是仰赖外间输入的。
一九三八年，我们开始注意了自给工业的建设，首由边区政府创办难民纺织工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起了倡导作用。一九三九年工业品的输入受到限制，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政府于五一劳动节举行工业展览会以资激励发展工业外，复先后设立了新华化学厂及光华制药厂，并在延安十里铺开始探采厚层煤矿。一九四〇年党中央提出“半自给”政策与“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方针，动员了党、政、军、民、学为边区主要工业必需品的自给而奋斗，纷纷筹设工厂；朱总司令提倡纺毛运动，部份发展了纺织事业。一九四一年党中央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政策，工业发展遂呈突飞猛进之势，党中央直属机关学校新办大小工厂即达二十七处之多，给下一年的巩固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整个时期(指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编者)的建设是带着盲目性的，在许多人员的头脑中缺乏清醒的了解，只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只知道分散经营，不知道统一领导，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建设厅确定《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开始清除盲目性与无政府状态，而增加自觉性，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政府对工业的投资达一百七十万元，农村民间手工业已有很大的发展。
一九四三年，就成了大进步的一年。
首先是纺织工业。全边区现有公营纺织工厂二十三家，工徒一三五七人，织机四四九架，共产大匹布三二九八八匹。于四二年二万二千余匹比较，增加百分之四九·七，与四一年一万八千余匹比较，增加百分之八三，而与三八年一千二百余匹比较，增加数竟达百分之二七四·六二。我们的需要量是四万至五万匹(民用在外)，差不多已快达到自给目的了。
这就是说，纺织工业是在发展中。以难民工厂为例，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该厂历年产量如下：三八年一一二〇匹；三九年二三二九匹；四〇年二四九四匹；四一年五〇一六匹；四二年五五九八匹；去年七五二四匹。去年与前年比较，增加百分之三三点九，与三八年比较，则增加百分之七千二百七十。
这就保证了去年的被服供给，真正做到了“丰衣”。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一、采取了保护土布的政策，二、普遍提倡民间妇纺；据不完全的统计，去年全边区纺妇人数一三三，四五七，纺车十二万。二五五，共纺纱八三五，七〇四.九斤。少部分留作自用，大部分送进了工厂，并因此相当保证了各厂纱线原料的供给等等。
其次是造纸工业：全边区现有公营造纸工厂十一处，工徒二九四人，池子七七个，去年共产纸五.六七一.三九七令，与四二年四千九八三.三八令比较，增加百分之一三.八，与四一年二一七四二七一令比较，增加百分之一〇六.九，而与四〇年八三三.三二令比较，则增加百分之五五二.二。已够全部印刷之用。
这就是说，造纸工业同样是在发展中。以振华分厂为例，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一趋势。该厂历年产量如下：四一年三五.八令；四二年一四九四.一令；去年二〇八九.一令。去年与前年比较，增加百分之三九.八，与四二年比较，则增加百分之五九五.五。
再次是化学工业：全边区现有两个肥皂厂，三个陶瓷厂，一个石油厂，一个火柴厂，一个制药厂，二个皮革厂。拿新华化学厂来说，四二年每月平均工徒数为八四.四八，年产肥皂三一〇六五九条；四三年每月平均工徒数为四一.一七，较四三年减少百分之五一.一四，年产肥皂四八二八五五条，较四二年增多百分之五五.三。其全年任务为三十七万条，超过百分之一三〇.五。与任务比较，超过数已有可观；与前年实际产量比较，进展数更属惊人。火柴是边区的新兴事业，磷的问题解决后，已在大量制造，已可全部自给了。其他各业，亦有进展。
此外，全边区公营工业尚有被服工厂十二个，炼铁工厂二个，工具厂八个，印刷厂四个，木工厂七个，煤炭业、盐业、榨油业与其他一些小作坊尚未计算在内。而所有这些企业程度虽有不同，但其向上发展的趋势则是一样的。例如炼铁，高干会前后尚在试验中，但现在已经建立二个铁厂开始提炼了。
公营工厂是边区工业的骨干，它的产品主要供给边区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需要。
与公营工业相伴发展的，则是各种生产合作社——由手工生产者合作或由合作社投资成立的生产事业与私营的手工厂以及家庭手工纺织业，它们相互辅助而不是相互牵制，形成边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织布业(边区工业的主要部门)为例：一九三九年边区尚只一家公营工厂，工徒二百一十人，织机二十三架，年产大布一四二六匹；纺织合作厂即有二家，工徒二十五人，织机八架，年产大布四百匹；私营工厂六家，工徒一百五十四人，织机五十二架，年产大布三六九〇匹；当时家庭纺织部份开始恢复，产量尚小。去年，公营织布工厂因有极大发展(见前)，织布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也随着前进，计织布合作社三十七个，织机一百七十九架，工徒三百七十四人，生产大布六千匹；家庭及私营工厂织机一万八千四百六十七架，男女织工四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人，生产大布六万五子三百三十四匹。连同公营工厂所产，合共十万四千三百零二匹。合作工业在年产量上增加了十五倍，家庭织布业在总产量中则占据了百分之五十六以上。说明一个问题：公营工业并不排挤小工业，相反，它们是相依为命的。
生产合作社，私营工厂及家庭手工业是边区工业的助手，它的产品主要供给人民的需要。
去年边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标志在量的增加上，而且标志在质的改进上，最明显的就是土纱质量的改进，因此就有可能使边区的布产全用土纱，首先是难民工厂试用，由此推动了其他纺织厂普遍应用。这样就杜绝了洋纱的入口。
六年来艰苦建设的结果，边区变样了，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经济上完全依赖外面的落后地区变成了一个有许多手工业工厂——有公营工厂、私营工厂、生产合作社、家庭手工业和小型手工业作坊的，工业上半自给的地区了。布匹，我们已能自给全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一以上；纸张，我们已能自给全边区的一半；石油、肥皂，不但已经自给，且尚有余力接济临近地区和前方的需要；工、农业所需工具，大部分已能自造；火柴有了，玻璃有了，铁也快有了。但必须记住，我们所有的大部分还只是这样一部分，那样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还只能做到半自给，而我们是需要全自给的。
但毕竟是一个大的成绩，成绩由何而来呢?
因为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的，这表现在下列各方面：首先，全部自给工业已经逐渐走上统一的领导。其次，去年四月间政府召开了厂长联席会议，既检讨了曾经存在于各厂的缺点甚至错误，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具体想出了克服与改革办法，例如开始建立经济核算制，提出“当天帐目，当天核对，当天过完”等等口号；开始解决供销间的矛盾现象与工厂管理、组织上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确定工厂改为政府的供给机关，解除其产品销路上的疑虑与人力上的浪费，以便埋头生产，另一方面，供销统一，减少了采购人员。过去只是难民、边区工厂的采购机关即达七个之多，人员四十八个，现在政府系统各工厂只有一个供销处，各县由合作社代办，人员减至二十五个。工厂机关化的倾向，已经纠正。例如化学厂一九四三年生产肥皂三十一万零六百五十九条，职员每月平均数达三九五八人；四三年生产肥皂四十八万两千八百五十五条，职员每月平均数反而减至二十五点五人。并加强了各厂的领导，选派得力干部出任厂长，除难民工厂外，政府所属各厂的领导骨干都已全部更换。偷盗浪费现象曾是严重地存在过的，但由于领导的加强，亦日益减少。这样，就使各工厂的领导一元化、管理制度、供销制度走上了正规。其次，边区政府对于工业实行奖励和扶持的办法，在过去两次工业展览会上，奖励了有发明有创造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在去年更奖励了妇纺劳动英雄一百五十人，这些办法鼓舞着农村纺妇、工厂职工、技师和科学工作者的往前迈进，而没有这些优秀技术干部苦心孤诣的创造(这方面，军工局有好些模范例子值得大家学习的)与广大群众劳动热忱的激发，边区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并经常增加资本分别投放于各种自给工业中，在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对于工业的投资总计已在一万万以上，光政府系统(分区在外)去年一年共投资额即达一千万元，而对于家庭纺织的投资(二百万)，对于农村纺妇的投资(十余万斤棉花)以及对个别私营工厂的投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办法刺激着工业的向前发展。
这是关于领导方面。
成绩之所以获得，这因为赵占魁运动的展开，赵占魁运动是一种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革命工厂的群众自觉性运动，一九四二年开始就在职工中间酝酿、发生，而一九四三年即普及于边区所有工场和作坊了。他们自动提出超过生产定额，拟定新的个人生产计划，节省原料，爱护工具，遵守劳动纪律。由于这个运动的开展，就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这在行将开幕的厂长、职工代表大会上就可以看到的；就使边区工业生产大大提高了一步，下面是几个简单的数字：边区纺织厂去春组织竞赛，全厂月产量即由八十三大匹提到百五十三大匹，增加百分之八十四。难民工厂四月份产布四百八十六匹，八月份即增至一千零六匹。宝丰纸厂五月份产纸一十点九令，十月份即增至三十八令。
这是关于工人群众方面。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一帆风顺的，边区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就如去年那样蓬勃发展的热潮中，我们却也看到了“一股逆流”：有那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毛织厂，三、四月间真正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中。以后新厂长到了，他做了些什么呢?要建立经济核算制，而他还是“我厂长说开支就开支”；行政、支部、工会要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而他却是不能开会，一开会就拍桌子，闹无原则的意气；要开展赵占魁运动，而他却是一动不动，最后竟是“厂长也不知道”；要领导一元化，而他却是“一把抓”；产量增多了，但质量降低了；成本减低了，但管理费提高了。应该说，这样的领导是完全无能的，这对于边区工业的往前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是极须注意纠正的。
六年的工业建设，尤其去年的经验是特别丰富的，我们必须仔细总结它，我们必须从实践中得出今后关于工厂与工人合作问题，工资制度问题，工会工作与坚持赵占魁运动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厂副业问题，工厂会计问题，技术改进问题，供销问题的结论出来。只有这样，边区工业才有更巩固的阵地并由此出发更往前发展。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第二、三版)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