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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 第二部分
全总工运史研究室
第二部分 领导上行会主义倾向最显著和组织上形式主义最严重的时期
(一九三八年后季至一九四〇年的工作)
一、党的指示和两年来工作简要经过(第二次执委会边委决定，第三次执委会)。
在一九三八年底边区第一次参议会上，高自力同志提出工会工作有行会主义倾向问题，总工会主任齐华同志听了很不满意，大家也不满意，齐华随即指示肖彩峰同志在延安市搜集材料(因所指行会主义倾向延市工作为显著之一)后复写分发毛主席、朱总司令、王明同志、张浩同志、罗迈同志，边委政府……等处。材料主要内容是说延安很多机关对待建筑工人不好，工会做了很多工作，并没有行会倾向，高自力批评是不对的(材料由肖彩峰写经齐华审核后以市工会名义发出)。一九三九年春，边委指出工会工作领导上有行会主义倾向和组织上严重的形式主义，要好好研究纠正，齐华及正义诸同志，翻了几天列宁选集、经济学，结果仍没有想通，齐华仅称边委高岗同志不懂工运，副主任管瑞才到张浩同志处诉苦，经张浩也说批评的对，要好好检讨工作，研究改正。可是总工会并没在自己工作上深刻检讨和反省，而总认为自己的对，批评是冤枉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初边区常委会又指出了上述缺点，但三月中旬所召开的第二次执委扩大会上对于这些指示就没有提出来深刻研究、讨论，关于行会主义仅提到了工人间有些不团结的行会现象，对总工会领导思想上是没有检讨的，这次会议是发展了形式主义，如决议中对各地方及工厂工会没有明确指出具体方针、任务和做法，而是要“成立边区产业总工会，必须要提拔产业工人干部到总工会，成立邮政工会、成立水手统一的工会，成立机关团体的职员工会，分区、县区要普遍创造模范乡工会，分区、县区乡工会要普遍开办训练班，工人一年内要消灭三千个文盲……等。显然的，在这个决定下，工作不会转变的。在这中间边委派人到难民厂调查，总工会负责同志认为是拽自己的毛病，也派人做调查以便对付。五月间，边委召开扩大常委会对工作缺点严肃的指出，负责同志又推托责任，齐华说工作要管瑞才负责，在这次会议上总工会负责诸同志口头上是承认了工作的错误和缺点了，但并没有好好检讨工作，思想上并没有搞通。八月间，边委做了关于开展边区工运的决定，指出工会中心任务是在于对工会会员首先是干部进行阶级的共产主义教育，组织要精干，工作作风要深入下层。对这决定的执行只是做了普遍开办形式的训练班。秋季，齐华、正义等同志调离总工会后，工作走上一个消沉、停滞的状态，年底第二次党代表会上指出了民众团体要从日常工作改善农村组织形式，工会要重新审查成份，保证阶级工会的纯洁，工作作风要深入民主。总工会只抓紧了审查会员成份一点，在发扬民主方面，就是要改选，故一九四〇年各地商工会农村工会就搞了一年审查会员和改选工作。
一九四〇年四月，又照例的召开了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上对于过去的工作总结，并没有根据党指出的需要纠正那些缺点和执行那些任务来深刻检查总结，而是公式的“扩大巩固组织，加强教育，改善工人生活，动员参加抗战”的老一套，这次会的决议中没有提出工会的日常具体任务是什么，对于组织工人积极生产的最实际的任务，在这个决定中就没有提到，公营工厂在一九四〇年，已在扩大，而这次决议上对工厂工会工作只提一句，是“要求政府适当的增加工厂工人工资，提高工人生活”，对教育上仍是普遍开训练班，又新创造了所谓“巡回教育”、“函授教育”的名词，工作任务提的是巩固扩大组织，可是巩固扩大只是在会员数目上兜圈子，而工作日常内容则没有提。工作作风说到深入下层，发扬民主这是好的一点，而内容仍甚空洞，在工厂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都号召了一次五一竞赛、收到些成绩。一九四〇年总工会公布了工厂集体合同准则——仍是一个经济主义行会主义实质的准则。一九四〇年后期，在高长久同志领导之下，工作逐渐转向深入和着重工厂及工人集中处的工作，在整个工作方面，开始有了个转变。现在从以下几方面来检讨这两年来的工作。
二、关于处理延安市建筑工人与机关关系的问题
刘长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办法(见第一部分工人教育一段)，到一九三八年以后完全改变了，一九三八年师光生为延市工会主任，对建筑工人的分配工作、管帐、罚款都是他搞的，成为延市的总包工头，在给各机关介绍工人时，耍私人感情，看面子。各机关要找工人的话，要请他的客，给他纸烟吃，他公开向工人讲：“谁和我搞不好，我就不给他派工人。”有一次，抗大杨子成同志找工人，他就不给和不管。对各机关尤其军事机关这种情形很多，而对工人做工上是不管教育工人提高劳动热忱和改善质量的，而是包庇工人反对机关，工人做的活很坏，有几次盖房子，刚盖起来就垮了，可是工钱仍需全数交给工人，有的机关对市工会感觉没有办法，直接找总工会，总工会同样的认为“应照数给工人钱，要顾及对外边的影响，不给或少给公款是不对的。”做成的木器很快就坏，我们工会只说机关要的太急，木料湿(自然这也是事实的一方面)。有些机关的人确无长期打算，不注意与教育工人提高质量，对机关有些管理人员对工人态度不好则强调宣传机关不对，而市工会对工人管理则又是家长式的，不听话时则要罚要骂要打。有一次对一个工人竟吊起来痛打。师光生调走后，后来的同志对于处理这个问题基本思想仍是一样——总工会领导思想也就是如此。当肖彩峰同志到延市时齐华指示他说：“要搞好机关关系，对机关毛病要随时反映。”对机关是革命机关如何教育工人给机关做好〔活〕这一方面倒不视为基本的方面，不强调提出。正义并提出“要做好延市工人工作，要加强各机关支部工作。”那时延市建筑工人多至四、五千之上，市工会只是调解日常事务“纠纷”，工作质量之坏，纪律松懈非常厉害。工会对于有的机关与工人发生纠纷采取不管态度，怨用工人没通过市工会，对工人教育虽然没注意做，可是要向机关征收工人文化教育费(另付工资总额2％交工会)。一九三九年在处理女大建筑时王明同志亲自指出工会工作的错误，不顾革命机关的利益是错误的，收机关文教费是不应该的，但那时总工会领导思想如此，认识上仍没有纠正的。在对于工人生活问题上则很注意，中央党校伙食较好，就拿去到处宣传，中央党校对工人管理也好，工人生产成绩也好，同时也就批评了别的机关伙食如何不好，对于工资有些机关不懂受工头的骗，我们的工会知道了而采取不理的态度，“反正只要工人多得些就对了”。对于包工制上主观提出废除包工头取消有剥削性的包工制，要工人集体包工，结果搞不通。一九四〇年总工会派李子厚同志到延市工作才是站在维护革命机关的利益上处理问题，行会偏向逐渐克服，在五、六、七三个月里给公家追还受包工头欺骗的六百余元，给工人追回工头额外剥削的六百余元，解决问题六、七十件，这时一般同志的认识仍是不正确的，如张立克在延市调查时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机关对待工人不好。这种强调机关的缺点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合乎事实的(李子厚)。
三、在公营工厂工会工作方面：
1.工会与工厂关系。
一九三八年时公营工厂还不多，除军事工厂外，只有印刷、难民、被服……等厂，在处理工会与厂方关系上是不正确的，特别是难民厂。难民厂工会在一九三八年底成立之初，工会主任刘遐令同志和厂方关系就搞不好，刘认为工厂一切问题应经过工会，他领导工人向厂方要求工资生活方面的问题，还给工人上课，讲“工会就是代表工人利益向厂方做斗争，争取工人生活改善的”。曾于伙食问题与厂方闹了多少次意见要工会管，一切问题出发点不是帮助厂方，和厂方商讨把事情做好，而是团结起工人不相信和不满意厂方。后来刘厅长(建厅厅长那时为刘景范同志)说伙食就交工人去管。结果管了不很久又管不好。工会又提出工人轮流带款到乡下买菜，厂长提出要慎重，不要对任何人都交给许多款子，以防意外。而工会则向工人讲厂长看不起工人，不相信工人。另外，关于技术问题，有些工人不满意技师，说技师压制技术，工会也就不详细调查而只是站在工人方面，也就不满厂方。在各方面问题上形成对立，总工会是支持刘遐令的，后来到刘厅长处解决。总工会齐主任和陶悉根同志都帮助刘遐令讲道理，说厂方不对。结果刘厅长仍指出刘遐令的不对、陈康白领导的调查团调查难民工厂时总工会陶悉根同志也去了，回来后向中央财经处做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说吴厂长的许多缺点。那时总工会做工厂工作的主要是陶悉根一人，他每次到难民厂总要和厂长闹摩擦，直到现在难民厂厂长吴生秀称“听到说陶悉根就头疼”。
在中央印刷厂总工会和厂方关系上有些问题处理也不妥当，如徐亚文的老婆在厂做工，要去学习，不经厂方正式准许和介绍，总工会就介绍到学校去了。(正义处理)引起厂方很不满意。
在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三九年后季，工厂是正义同志负责领导的，他对工厂工会和厂方关系上认为工厂行政和工会是平行的，“对某一问题、某一事件要做必要的争论，遇事则均应互相蹉商，共同解决的”，对工会和工厂对立的问题他认为原因是：“态度上的问题；工会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行政上对工会工作的了解不够；误会(就这样简单)。而没有了解基本缺点是工会工作同志的行会主义思想，只注意工人狭隘的目前生活，而不了解工厂是革命的财产，厂长是革命政权的代表，不了解革命工厂生产意义。领导者思想如此，对工人教育就可想而知了。而那时的工厂工会，组织方面则很庞大，难民厂工会分八、九个大部、印厂工会五个部、处，另外有将近十个特种委员会，有许多是没有工作做的。
2.在对工厂工会的领导与两次竞赛。
自一九三九年指出行会主义之后，一九三九年后季直至一九四〇年后季，领导更是放松，就没有了解和研究过工厂的工会工作，在中央印刷厂、机器厂工会在行政帮助之下搞得比较好，总工会也并没有去研究过。在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只号召西次生产竞赛，一九三九年在竞赛中参加了六个厂(中印、军印、机厂、机分厂、难民、鞋厂)，产量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创造了七十一名生产模范、三十八名学习模范；一九四〇年的竞赛，参加了十个厂(中印、军印、机一、机二、难民、造纸、被服、鞋厂、农具、化学)生产量平均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六，创造劳动英雄五十三名。在这两次竞赛中总工会没有进行具体的教育和组织工作，更没有检查。工人的积极性如何启发组织与巩固，总工会是更谈不到的。至于各工厂工会和总工会关系除了在竞赛时期有些报告外，在经常是没有联系的(生产竞赛详细材料从略)。
3.关于集体合同。
虽然一九三九年经党委指出行会主义领导，但由于思想上没搞通所以仍没有改正。在一九四〇年后季总工会印发的“边区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暂行准则”是仍贯穿着经济主义行会主义的，他只顾及目前工人生活上的利益，它只规定工人应享受的权力，工厂应该给工人些什么，而没有规定工人对工厂应有的义务，尤其是合同上规定的休息时间是太多的，即规定着(1)每星期日休息；(2)每年例假日八天；(3)工作继续满一年事假未超过14天，病假未超过14天得休息两星期；工作继续满半年，事假未超过7天，病假未超过7天，得休息一星期；(4)妇女分娩前后休假两个半月；(5)每日工作八小时；(6)哺乳妇上午、下午各哺乳二次，每次15分钟。以上的放假期间，工资都是照发的。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按规定的休息日，每个工人全年的生产日是：三百六十五日减五十二日(星期日)减八日(假日)减十四日(病假)减十四日(事假)减十四日(休息)等于二百四十三日，要是产妇的话则全年生产日是二百四十三日减六十六日(两个半月除去星期日十日)等于一百七十七日，一般工人应休息一百〇二天，产妇则全年生产日不到半年，再加每日生产时间短，上下工纪律松懈，冬季天短就做不到八小时，这样行起来对战时的生产尤其在边区基本上是手工业式的工厂生产上是常减少产量，浪费人力，极不应该的。
合同上关于工人待遇方面规定的无微不至工会文教办公费，俱乐部工会办公室、厨房、宿舍、肥皂、被套、医药、死亡、受伤、妇弱待遇都规定了，总是工人向厂方要的越多越好，还规定了解雇十日前要通知工会，要经工会同意，并给一月工资为解雇金，实际边区工人是没有工人失业的，工厂不要的只有调皮的二流子，总之，合同的精神总象工人对付资本家似的。
而各工厂工友，实际上一般的生产情绪是好的，关于工作时间，各厂于一九三八年以来多数工人星期日加义务工二小时，八路军印刷厂于一九四〇年由工友讨论决定正式改为九小时工作制，其它各厂均一致响应实行。青工工时以前规定为六小时，而中印等厂均自动与成工同作息，各厂并常自己进行相互间的竞赛，在提高技术、节省原料，都有很多成绩。而总工会对这些积极工人倒不去注意联系和发扬他们去推动大家生产，而只是在工人生活问题中打圈子。
四、关于城市店员手艺工人的工作
只就延安市来说，一九三八年延安市所订立的店员手工艺工人的合同，一九三九年仍旧继续执行，一九三九年全年经市工会处理店员学徒离店铺的约有八、九次，不管其原因情况如何总是向雇主做批评斗争，再给几个月解雇金和路费的。现在只举经总工会齐主任及正义直接处理的一件事情，简略的经过是中华书局雇工葛长有，山西碛口人，任店员分会委员，因常开会掌柜是有些不满意，有一次开会回店较迟，掌柜说：“你这时候才回来，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我去给你做。”本来葛长有当店员也担任做饭，掌柜的这话是有不满和讽刺意味的，葛长有听了这话当即发了脾气，说：“不愿用我就算了，为何这样欺负我，我也不干了!”当天就把行李搬出店来到朋友处住，次日到店算帐，掌柜劝他继续干，他坚决不干了。后来葛到总工会办事处报告说：“掌柜不让他开会，要开除他，他也不干了。”齐华、正义听了叫他还回去干，他本人坚决不干，后正义到书店去，批评雇主不该开除工人，既然工人亦不愿再干，则由雇主给了几个月的工资做解雇金并发给路费，实际葛长有既不回家也不失业，就到公家合作社去做工作了，这件事店主很不满意。在一九三九年还有一次店员学徒发衣服的问题本来是合同规定了发衣服，学徒店员都是青年少先队员，常常上操，衣服不整齐，市工会则提出检查合同，要雇主发衣服为了整齐叫少先队统一缝制了七十多套，发给每人一套，向雇主照价要钱。对于这件事，大的商店还没什么意见，是苦了一些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店，有些确实缝不起，所以当时是有“带不成学徒了，伙计不能用就不用了”的呼声的。还有如雇主不满意的事情就是开会和提拔干部，少先队每星期上操，每日训练，工会也开会，对工作比较积极的，掌柜怕多耽误时间尤怕脱离生产，总要想法打发走开，如店员分会主任李明发系三益店店员，于一九三九年冬任职工作积极，一九四〇年春掌柜说他家里有事情打发回河南去了，一九四〇年才又回来；店员分会文教委员刘英系天德店店员工作积极，市工会决定叫他住训练班，掌柜又脱故打发回家过了一年才又回来。本来延市的店员学徒都是家属、亲戚或朋友子弟，讲究取信用，学本事，并不计较学徒时待遇，工会就只代替他在待遇上要求，至于对于怎样学本事，市工会是不大过问的，因此，店主是不满意市工会的。万盛昌掌柜说：“那时谁家也不愿多用人，能不用就不用，那时我家用一个伙计，常去开会，回来晚了，还要侍候他，给他做饭，有时候还不一定是开会，是借了开会名去耍又不敢说，用人没利，谁还愿用。”(以上系肖彩峰谈)
一九四〇年合同修改了两点：在“雇主不得阻止开会或参加工会工作”之后，加了“但不许工人学徒借上课开会之名在外闲游不归”；开除工人发解雇金由一年工资改为三个月工资。这是比较好了一些，但基本精神并没改变、而是不适合于调节劳资关系发展工商业的。可是到一九四〇年感觉行不通，也就不去坚决检查执行他了，合同成了没用的空文，这样的问题发生也比较少了。
在别的城市里如庆阳市合同中规定每年发一套新棉衣与雇主吃同样饭菜，童工不能担水做笨工，要讲卫生，每月发一块肥皂。定边市也仍保持以前的合同，这些条件事实行不通的，工会工作同志强要执行，或是不发生纠纷，则装着不知不去问他，如果发生纠纷那就一定不能成。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四〇年底仍是这样。
店员学徒的工作究竟有些什么成绩呢?在开会、上操、上学中对政治上的道理是明白一些，有的夜校文化方面也学习了些，可是因为讲道理和实际联系少，学习也没有根据人家的条件和需要去进行，成绩也不大。店员学徒对工会也没什么好感，而雇主对工会“不满意”。
五、关于各地区农村工会的工作
1.两年来工作概况。一九三九年以后的农村工会是更表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在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时，农村工人生活困苦，乡工会本身虽不能建立自己的工作，可是在上级干部领导帮助下，对解决工人困难，保护已得利益等问题还可以在工会的会议上讨论，研究进行些工作。一九三九年以后，人民生活日渐安定、富裕，工会工作不会根据情况研究出适合于环境和群众需要的新的内容，这样就只有开会时讲一套空洞的大道理，不能联系一定的实际任务，解决问题和进行教育，工会工作更易形式主义，会员对工会更逐渐感到不需要了，在一九三九年在毛主席生产号召下，各级工会干部都忙了开荒生产，工会工作没有做些什么在后来强调提出对会员尤其干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总工会即指示各级工会开办训练班，而训练的教材内容不是从实际情形出发与实际联系，而是公式的，教条的，因此，虽经训练干部思想认识是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的，而县、区的训练有些地方(如关中)倒是在工人群众中摊派训练班粮食费用，增添负担和麻烦。一九四〇年则进行了一年的审查会员和改选、和开展警区、陇东的工作，兹分别概述之。
2.关于审查会员。在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后，总工会对于怎样充实下层工会的日常工作和改善组织形式是没有认真研究的，而只注意了审查会员一点，于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做了关于边区工会会员的决定，但是怎样审查呢?不是配合一定的工作任务，而只是单纯的问成份，在陇东就有人提出“人家忙着春耕，你们工会偏要一天价开会，审查会员!”的确这样脱离群众实际生活和要求孤立的进行审查是没什么意义的，有些地方也就马马虎虎的搞过去，如延安东一区三乡、四区四乡的工会主任就取出会员名单用笔勾掉几个就算审查任务完成。
在这次审查会员中尤其在第三次执委会后，提出了深入下层的口号，因此，对一些会员和乡工会的情形是比较有清楚的了解。如发现到过去工会会员确实马虎的很，有些根本不是什么工人的也统计了，在工会会员内，如子长县，全县有名的富户徐文斌、贾克仁等竟是工会会员，因为他们有时也赶牲口去驮东西，就算做脚户工人了。在审查中比较普遍的了解些会员的经济情况，会员都是部分为贫农，部分为中农，还有些是成为富农了。在审查中对于会员不是说本人应不应该和愿不愿参加，参加工会了，又有什么作用意义，而只是站在群众之上，要或者不要。有很多地方为了留空洞的形式，对这些不是工人的会员也留恋，如环县的模范乡工会二十来个会员中自己养牲口驮脚的，作为农闲时家庭副业的，榨油的，造粉的和开小货摊的商人就有十九个。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