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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 第一部分
全总工运史研究室
第一部分 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前后的工作
(1937年—1938年的工作)
边区的工会是由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会发展下来的，在“双十二”事变后，全国走上统一战线的新阶段，群众运动随之政治形势的开展而蓬勃开展。当时边区的工会工作，是在转变与创造边区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的总任务下，恢复因内战被破坏了的工会和开展周围的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后，边区党委在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当时工会的中心任务，就在发扬工人在过去土地革命中的积极性与工会的组织力量，而能在政治生活中，经济建设中起坚强的先锋作用，并使工会成为教育工人的学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工具，以达到工会真正成为边区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有力支柱，工人群众成为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公民。现将一九三七年、三八年执行这个任务的情形检讨如下：
一、关于工会的恢复建立与第一次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
关于工会组织的原则办法，全总西北执行局刘长胜同志曾一再指出并作了决议：“那里有工人群众就在那里组织工会。要从工人中经过刻苦耐劳的做解释说服和宣传鼓动工作去组织起工人群众，不要随着行政区域的划分从上往下先建立空洞的工会机关，抄名单式的组织工人的办法”。在六月间决定各级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在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工会主要工作是恢复建立工会，抗战开始至一九三八年四月，改选乡区工会，四月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一九三八年后季是各县工会改选。
1.陕北的恢复工会与延安市工会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初，即进行陕北工会的恢复工作。对当时的陕北省工会，刘长胜同志又指出：“要到下级实际中去组织工人，至于需要成立多少或成立哪些县、区工会，这要看工人的多少，工作的需要来决定。”可是省工会并没有照这指示执行，做的办法是先将县工会的机关安好。最初还说区上不必先安人，直接到工人集中处开始组织。到二、三月间听说省工会要撤消，为了很快把工作做好，就连区带县把机关都安起来了。当时的干部问题除党将职工工作部门和政府劳动部的同志派给外，并把内战时期曾做过工会工作落后回家的四十多个干部都叫了来，放在县区工会上工作。乡工会也普遍的找出几个做工会工作的人，工会就算都建立起来了。后来决定人少的区乡工会要合并，也只是上级工会按知道的人数划一下，并没有真正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组织工作。当时省工会刘泽西的报告说，完全由民主方式对个人的宣传、登记组织的，实际不是这样。当时省工会主任李子厚系新调来做工会工作，不懂怎样做法，对于刘长胜指示也就没有好好研究和认真照指示做。(李子厚、刘呈云谈)在陕北只有延安市工作较好，他是“经过一个一个的谈话，取得他们的自愿，经过会议讨论、审查和民主的决定，最后经过大会通过的办法，才把各种工人组织起来。”当时计木工、泥水工、缝衣、铁工、理发、店员等十二个分会，会员二百三十八人。由于工作方式的深入，对工人情况的了解和进行了与工人实际生活相联系的宣传教育，工人们“爱慕和相信工会，延安市的工人大众实实在在的把工会看成自己的家庭一样。木匠和泥水匠不分昼夜的向工会跑，担水工人有事出城几天还到工会告假，问这几天工会给他什么任务。木匠工友因未完成工作，到工会解释未完成原因。在收集暗藏武器运动中，有许多工友不顾半夜三更的跑来报告消息，担水的工人听到各种工人都已组织了工会，他们自己跑到市工会要求帮助他们也组织起来。这些事实，清楚的表示出延安市工人革命积极性的提高”(刘长胜《延安市工会工作的经验》)。
2.关中、陇东、神府、绥德工运的开展
(1)在关中，一九三七年初，西北执行局派高长久等同志到关中开辟工作，他们按照刘长胜同志的指示，在店头的炭工及街道工人中，陈炉镇的瓷工、炭工中，张洪镇的炭工中，及通润、职田及各市镇的工人集中处进行工作。在陈炉镇成立了五个瓷窑工会、三个炭工会，组织了工人约三千多名，进行了借粮的斗争。在工人代表会上一致提出了工人生活困难，请联保主任借麦子百石，募捐了二十石，调剂和救济了工人生活，在那里新建立了党的支部。瓷窑的分子由对半改为主四工六。当时工人情绪很高，不久我们住在该处的军队调走，我们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也离开了那里。当离开时，工人集中欢送，有百余工人送出二、三十里路之外，恋恋不舍，可是以后再没有消息。在店头、张洪、通润等处也都成立了工会，当时在工作方面是强调改善生活。可是，因为不调查研究，也常闹笑话。在张洪炭窑有一个工人死了，问工会怎样办，我们派去工作的同志(詹成华)当时随即回答，应给五十元埋葬费。而实际当地炭窑原来风俗则给埋葬费一百元，这样倒引起工人反对。以上这些地方，现在都是友区，我们在这些地方，由于对工人的工作和教育，工人对革命的认识，对我们的信仰是提高了些，也建立了党。到一九三七年后半年，对关中边区内的工会工作的指示(齐华指示，高长久写)，要普遍地建立工会组织，设立干部。在关中工作的同志(张如洲)也认为“反正人多力量大，很快组织起来还好”，所以就采取了普遍的自上而下的、设机关抄名单的办法很快的成立了工会。
(2)在陇东，“双十二”事变后，由管瑞才同志等进行工作，是由庆阳、合水、镇原等城市开始的。在庆阳进行要年节费、减房租的斗争。但在要年节费的斗争中，工作的同志没有根据当地习俗及商店营业情况，工人工作情形，发动工人力量去做，而是一般的提出给一元至三元的奖励(本来当地习俗工作不好的不奖，好的多奖)。在这中间有的主家和工人还不满意。在镇原进行了反对给工人摊派枪款的请愿，因只是几个积极分子出头，没有动员起群众的力量，结果当时虽胜利了，但很快的这几个人就被人家(当时政权是人家的)所借口关押打击。庆合都成立了工人夜校强制上学，庆阳还进行了一次反冯斗争(冯系一挑拨国共团结，吞食公款、榨取乡民的坏家伙)。当时对提高工人斗争情绪上是收到成绩的，但做法多较“左”，工人基础也没有很好打下。后来在乡村里也进行了普遍的工会组织，他是在我们军队和我们工作人员领导下在减租减息、向富户借粮借钱、募捐的斗争下组织的。当时群众情绪很高，但对于如何组织群众的力量，如何打下基础，做得很差。所以三几个月区县工会都完全建立，但后来又很快的都垮了台。
(3)在神府，是在一九三七年的九、十月间开展工作的，当时是搬了陕北的一套办法，自上而下的普遍建立工会的，为了很快发展会员并进行发展会员的竞赛，这样更使发展会员形成抄名。
(4)在绥德开展工作，也是在抗战开始之后。开始是采取了铺张的办法，普遍的叫工人开会成立工会，结果是不顶事，我们白天成立，人家(顽固政权)夜里开会破坏，使群众左右为难。后来改变方式，在工人集中处从工人中搞起，搞城市、水手及盐炭工工作。当时河防吃紧，在宋家川组织了水手游击队，并有枪六十四支，水手情绪很高。在绥德市发动了一次反对顽固派建筑反革命纪念塔的斗争，当时工人二百余名，由组织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怠工起，又发生了监工打人的事，斗争发展为反对打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经过我们的组织领导教育，发展到召开工人大会，(请绥市工会工人都参加)，要捣毁纪念塔的政治斗争。结果工资增加了，反革命碑顽固派用泥糊封了。这次斗争在提高工人及一般群众的政治认识上，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的影响上是有相当收获的。后来工人情绪很高，在顽固派监视下，晚上偷空找我们同志谈话，再后来磨擦吃紧，工作暂时消沉(一九三八年夏)。
3.第一次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
抗战开始，工会即将原来组织系统加以改变，全总西北执行局改为边区总工会，陕北、陕甘、陕甘宁等省工会，改为直属县及分区工会。自一九三七年六、七月起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选，这次改选配合了调剂工人生活和抗战的宣传工作，比以后的改选要好些。在改选中换了不好的区乡干部六十余名，并调换了年老的干部二十余名。一九三八年四月召开了第一次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由于会前对外宣言，全国许多工会来贺电送礼物派代表参加。国民党西安省党部和行营亦派人来参加。大会的进行情形和通过了示范式的工作纲领、组织章程及会后的通电等，这对于推动各地的工人运动有相当大的作用。就边区来讲，通过的纲领、章程和选举领导机关，这对于今后工作固然也有很大帮助，但这次会议，对过去的工作是没做深刻的检讨的——本来在以前的工作上就已有了毛病，而这次会又要对外，自然更由于领导者的作风对工作形式铺张，只看表面夸耀成绩，而不是踏实的认真的检查工作的优缺点和研究进行方法。在这次会后工会工作的形式，铺张的毛病是在走向发展的路子。代表会后各县工会进行改选，也搬了一大套形式，铺张的一套。当时工作作风上就很不深入，如当时称为模范县工会的延安县工会，实际县主任(方占库)空吹一阵，总工会也就不到区乡去检查，就连县上别的同志也不问一下，只看报告，也有夸为模范吹嘘起来。三月份在新中华报发表其工作成绩，称“工友对政治形势都能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困难问题都经工会解决了，……一般工友对民主普选制有彻底的认识，对市政纲领有三分之二的工友彻底了解，成立了二十三个俱乐部，一千余工人参加识字组，干部对抗战形势、工作任务有深刻了解，能彻底了解工友的迫切需要，并且能想法替他们解决，能以身作则具体领导工作。到五月份进行改选，代表们不选方占库当主任，后在总工会及县委的保证下才算选上了。不久即被别的干部揭发他的贪污会费、打击干部、工作空吹的毛病而撤职了。对别处的工作亦可想见。在组织的数字上当时有会员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八名，县工会二十个，区工会一百一十六个，乡工会五百四十六个，工商工会七个，在一九三八年所有的县区乡都有了工会。一代会后，各县的工会工作主要任务都是筹备和进行县工会的改选。
二、关于动员工人参加经济建设与改善工人生活问题
1.对农村工人生产与生活困难问题的解决
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由于几年的战争刚刚停止，国民经济受到很大摧残破坏，工人们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生活是很苦的，种地缺乏耕牛、农具，一九三七年粮食就是大问题。统一战线开始，豪绅地主渐渐回来，又要收回土地债务。手艺工人缺乏工具没活做。在当时解决工人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农村里，工会对于种早粮瓜菜调剂春荒都做了些工作，那时候就提出了进行人工变牛工、变驴工的办法。没粮食吃的工人，工会帮助借了不少，在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里就知道每县借粮有三、五十石。在还粮利息问题上，当地最先多是借一斗秋收还一斗半，经工会搞成借一斗还一斗一升或一斗二升。(高长久)这样解决了很多困难，可是当时发生强迫硬借的事情不少，还有抢借的事，如横山大石砭有一家地主把粮食埋在沙梁上，说没有粮不愿出借。我们的工会同志知道了消息，带了三十七、八个工人群众也不通知地主，自己就去把粮挖出，大家分了带走，共计二十二、三石。后来县工会负责同志知道了，才到区上去与区长共同到大石砭向地主解释，并说秋后归还(后来还不还则不清楚，温汉德)。各地也救济了些，如神府水手失业四十六名，经工会发动救济粮十二石五斗。华池几十家人没饭吃，工会要求政府救济一百三十五元，粮五斗，工人互相捐借四石。在救济手艺工人方面，如蟠龙四、五家铁匠没办法开炉，经工会多方面交涉，向政府借洋一百元，在修械所借了些铁才开了工。
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有些地主收回土地，在八月分登记土地时，土地回去不少(安塞、志丹、安定等县都有，固临更厉害)，有些分得地的不敢讲话，工会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三八年五月初保护已得利益布告，工会在维护布告执行上做了些事。在固临县经重新要回的土地二千三百余亩。
在一九三七年，对处理工人困难问题，工会同志间即有不同主张，多数同志主张政府发粮发钱救济，刘长胜同志坚决主张一方面困难要救济，而主要的必须强调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事业上来解决困难，改善生活。延安工人合作社是在刘长胜同志领导下筹备计划的。
2.延安市工人合作社及各地的工人合作运动
延安市工人合作社在总工会直接领导下，于一九三七年年底开始，最初由两个失业的鞋匠做起，逐渐发展扩大到鞋厂、被服厂、木厂、炭瓷窑、制糖、豆腐、豆芽、理发、饭店……等十二个单位。包括一百二十多工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组织了一次延安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为边区展览会之始)，这个合作社在发展边区经济建设上，在救济失业工人上，在推动边区合作运动上都有相当作用的，还培养了一些管理生产的干部(栾佩章、刘遐令、王彩文、韩继旭、李逢春等)，并得到边区外边人士的赞许。西北工会来人参观后，愿投资二十万元。现在的边区被服厂和中管局的鞋厂还都是那时的基础，(此合作社一九三八年飞机轰炸延安后，多数部门分散垮台，被服、鞋厂交给政府了)。可是那时领导思想上注重了救济失业工人，对于建立与发展生产事业认识不够(管瑞才谈)，搞得也铺张。关于资金除工人入股(很少)外，主要是在农村工人及机关、学校、工厂“动员”的。在延安各农村共一千六七百股，股金八百余元，不是自愿的，股东离城很远，也得不到直接利益。后来合作社交给政府，这些股金据说在工会存放着，直到现在股东、工人不满意。合作社还搞了一套制度，可是规定限制入股，是不适当的一点。
在各地区工会也组织工人合作社，如定边的运盐合作社，鄜县的造纸烟，安定的搞纺织，盐池的皮毛、榨油，靖边的制毯，环县的瓦瓷……，可惜各地工会没有认真去领导，也没有研究办法，都没有搞好就垮了台。
在各地成立工人独立的消费合作社，据一九三八年统计，边区各地工人消费合作社入股者三二八五人，股数七三四四，股金三二五八点六元，在延川、固临、延长、庆环、甘泉、赤水、铜〔淳〕*(左光右日)都单独成立工人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是不适当的，(1)工人不是自愿的，而是动员入股；(2)工人散住在辽阔的农村，共同合股，在县里成立消费合作社，工人是得不到什么方便的；(3)工人不相信能入股生利，认为白出款；(4)政府也领导成立合作社，向群众普遍布置股金，工人更不满意，说加入工会、多出“害代”(即工会的股金)；(5)有些因征收股金，使工人与一般农民群众对立，“工人入工人的社，农民入政府的社”，延川县这样搞得很不好，这些社有的没搞成就垮了台，如庆环分区收了几百元股金(只曲子县就三百余元)，分区工会交给一个赵瞎子去办货，把锅花光了，其它搞好的也少，一九三九年初都交政府了。延川较好，述能赚些钱，后来将各区股也分到各区合作社去了。
3.关于城市工人生活问题
延安市的工作，一九三七年无，一九三八年初还好，以后领导上发现严重的行会主义(详见第二部分)，其它城市处理工人生活问题也是“左”的。如定边市在“双十二”事变前不久，工会开会就直接命令商会要粮五斗，纸烟二包、石炭一千斤，限二点钟交到。这种观点在“双十二”后也并没有改。在一九三七年，工会组织店员、学徒差不多每天要上操，还时常开会。严重征收店主文教费，有的雇主就不愿用店员。聚益阳一次要解雇十几个店员，工会知道了马上与政府商议，将掌柜押起，除不得解雇外，并要处罚金几千元。上级工会知道了，才通知他们请政府将掌柜放出，也不要罚款，只不准解雇就算了。有一次永盛和老板李庆轩不让店员开会，给店员工资不足合同规定数目。店员本人倒没什么意见，工会知道了，马上派人和老板交涉，谈话中和老板争骂一顿，工会向商会提出讨论。经召开工人大会解决，除批评斗争老板外，对工人工资待遇要完全按合同(定边市统一的合同)规定发给，处罚雇主篮球一个，网球四个，网球拍子四个，网子一个，鬼头刀八把，限两星期内交清，作为结束。店员学徒成立少先队，雇主要给每人缝一套学生装，按时上操，不到操则处罚雇主。合同中规定了一定的工资数，供给衣服、鞋袜，七天内休息一天，三餐与老板饭菜相同，自由开会，辞退必须报告工会考查同意，手艺学徒工作八小时……。这些条件，我们的同志强调一定执行。常发生开工人会斗争与处罚雇主的事。延安市在一九三八年正义帮助订立合同规定时，只看到工人狭隘利益，而不顾及雇主的，是不合乎我们的劳动政策的。在一九三八年后季以来，处理建筑工人和机关关系上，那是更露骨的表现了行会主义的领导。
4.关于公营工厂工人的生产及工资待遇问题
一九三七年时，公营工厂还少。为了建立和扩大工厂，向外边招请来了一些技术工人(机器、印刷)。对于他们的生活待遇上，刘群仙主张要提高工资，就答复工人每月十八至三十八元，当时在全国是很少有这样高的工资的。当时刘长胜同志就指出，我们对于工人必须注意教育，提高政治认识，不应单强调(工资)。后来，党也向工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一九三八年春，才又在教育动员之下，进行减少工资的运动。在中央印刷厂，经过了对每个工人的谈话、了解，经过了党员和积极分子，由工人自己提出减少工资，经大家讨论每人每月减少一至四元，李长彬等十人减的超过讨论的数额。在兵工厂年均减少百分之十。在生产上，印刷厂、机器厂、被服厂等常自己进行生产竞赛，但工会经常组织生产是没有的。
三、关于教育工人动员工人参加普选及抗战工作
1.教育工人方面，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上季的延安市和印刷厂、兵工厂，还收到了不少成绩的。延安市在一九三七年对工人的抗战教育宣传，如组织市工会委员会和泥水工人讨论，对给“公家”做活应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上级并没做什么报告，而只是提出问题交工人讨论，有的工友说：“现在的公家与以前的公家不同了，现在是抗日救国的公家，我们不应当向公家要很多的工钱，公家对我们好，我们也应帮助公家，应以劳动精神表示抗日救国的诚意和决心。”(延安工作经验)这是不容易的事，这是以后我们许多干部还不明白的道理!
一九三七年后半年，延安市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在对工人提高政治认识上起了不少作用。还办了两期工人夜校(每期三个月有四、五十个人学会了新文字)和组织工人娱乐，现在的民众剧团，还是那时候工人俱乐部搞下的基础。各厂在减少工资、生产竞赛、团结工人、消灭行帮观念，都进行了教育和收到了成绩。但到一九三八年，竟要将俱乐部普遍到农村，要每个乡工会都成立一个俱乐部。延安县报告说成立了三十七处，还要各地成立工人识字组、工人夜校，延安县会员大半参加了识字组。庆环说建立了七十七个工人识字组，十八处工人夜校。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的。总工会出版了《工人之路》，编印了工会工作大纲等小册子。
2.在动员工人参加普选运动上，工会印发了参加普选运动的小册子，号召工人参加普选，后来是有一些工人当选。如延安县一百二十名参议员中，工人四十八名。五个常任议员中，两个工人成份的干部当选为科长。但当时对于选举忠实积极的工人分子参加政府工作，认识是不足的，在延长县，有一个工会干部当选政府工作，县工会不放，打官司到边委交涉。(刘呈云)再有的工人认识上是“人家有能力工作，让人家去干，咱们穷工人能干个啥”(李子厚)。
3.在参加抗战动员工作上，工人是比较积极的，工会在说服动员工人参加抗战工作上是有不少成绩的，如在征收救国公粮上，尤其在揭发一些落后富农地主的隐瞒谎报上，事实很不少。在扩大自卫军，扩大部队，剿匪除奸，优待部队及抗、工属及为部队募捐，都做了不少工作(见一代会报告，此从略)。在募捐中，如毛袜、手套，一九三七年工会计划五千双，完成五千四百四十三双。一九三八年的募捐中，机器厂百余人捐一百五十六元七角六分，几个工人捐两个日工资，印刷厂不足百人捐三百零一元。定边市三十余手艺工人捐三百四十元。三八年“五一”发起一分钱劳军，捐六百九十余元。对于动员工作，除工厂外，都是在“一把抓”的方式下，干部来参加动员来进行的。工人是积极的，但工会组织的作用则是无从说起的，因工会的讨论推动是不多的(关于工人参加抗战工作，除与工会组织领导有重要关系者外，一般的从略)。应该说到的是，当时工人情绪确是高，“打先锋”“起模范”，这是工会开会的照例内容。也有的问题工会的处理是严重错误的，如神府的水手工人有一次运伤员，走到河中间，水手扔下船跑了，后来部队捉了回来，我们工会的同志竟认为“对待水手不好，不叫吃饭，伤兵有时打骂，那里能怪水手逃跑呢!”简直跑开是对的了!工会又对水手运输采取不理态度，后来在党委命令下，对水手工作是进行了些，但错误的思想认识并没有都搞通(丁存山)。
简单的评论
就这两年的工作来看，在一九三七年刘长胜直接领导时期，对于政策任务原则的掌握和指示，关于组织原则办法，反对形式主义，关于改善工人生活问题上，在边区主要应是组织生产，教育要和实际相联系，工作作风要深入工人群众，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许多同志由于思想认识不清，没有在他领导下贯彻党的政策和执行他指出的具体任务。在组织上我们工作同志，仍执行了自己的简单化的一套办法，成为组织形式主义的开端。在处理工人生活问题上是没有改正土地革命时期“左”的偏向，工作作风不深入，不具体。除延市及印刷厂、兵工厂外，没有建立与实际联系的文化教育。在一九三七年底刘长胜调走以后至一九三八年，工会在动员工人参加生产及抗战工作等是有成绩的，工会干部都直接参加动员工作，积极努力的干，但工会工作的领导思想上是有毛病的，形式、铺张、求表面，不深入实际，对工人生活上表现的行会主义，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在一九三八年是在向上发展的。
再者在审查中对于经济发展的会员，则称为“蜕化”、“变节”、要“开除”，“清洗出去”，这样的思想出发是不妥当的，就有的人说“工会就是不愿让人富裕，富了就要除”。这样显然是违反会员的利益和不合乎于我们对会员的要求的。
3.关于工会改选。一九四〇年后半年进行了乡工会的改选，对于改选是看作发扬民主和巩固组织的主要办法的，这次改选是在工作深入，发扬民主口号叫得最响，也正在边区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时候，工作上各级干部都相当努力，都召开了县的、区的、乡的工会主任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并多采取在一乡实习研究后推动他乡工会的办法，从这次改选中更看出了乡工会工作的空洞，大多数乡工会是没有工作报告的，有报告的也多只是讲一下组织的数目字，这次改选对于“选举”方面是比较发扬了大家的民主意见，调换了一些不好的委员，如志丹县换了乡委员七十八人(主任十四人)，延安县改换了二十三人，合水城保主任曹俊福赌钱嫖女人，打骂工人，强向工人借钱，他向四个手艺工人借了三十块钱，谁要不借钱给他，他就常叫去开会，如借给钱，就可以少开一些，开会就可以不来。这次改选被揭露撤职了，这同时也说明了开会成为工人群众的一种负担。……
在这次改选中，由于县区干部的直接帮助，是解决了会员中一些问题的，如因物价高涨，增加工资和调解纠纷等，可是这是上级干部做的，而乡工会的工作任务和办法是没有解决的，有些地方改选的更不好，如环县边境上一些乡因土匪扰乱，人心惶惶，工会为了完成任务，不顾群众怎样不满也要改选一下，有的地方会员到的很少，甚至当选人都没到会，会后通知他他不承认。在富县交道区一带每乡仅到五、六人，就算改选了。
这次改选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在认识上把这样的改选就看作是“民主了”，实际上这种改选并不是群众所需要的，对乡工会工作任务办法没有搞出来，只是在人上改选一下，这样就是选出了比较积极的人，工作仍然是没有办法的。
4.一九四〇年在警区、陇东的开展工作。一九四〇年在反顽固派斗争后，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工会工作又重新开展，在绥德、警区总工会派了干部，尤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了三十余人的工作团组织工会时，在绥市及盐炭工中经过了在工人中的宣传解释，从解决工人问题开始，经调查登记，征收会员后成立工会。在广大农村仍是采用了普遍铺张，自上而下的办法，还有很多地方是在乡上开个群众大会，把青救、妇联、自卫军、工会都成立起来。清涧县石咀驿一个堡，就这样成立了工会，结果一调查，这个堡就没有揽工的，大会上选的工会主任，还是在几年前揽过工的。一般的多是调查一下有多少工人，亦请乡长都叫来，选几个人工会就成立了，这样组织起来很快，清涧县一个人三天之内组织了一个联堡(相当区)工会，吴堡县三人一个月内把全县的县区乡工会都组织起来了。在庆合也都是这样的搞法，农村工作是很空洞的，在城市和盐炭工……等处还做了些工作，绥德市成立工人俱乐部，办工余学校，在工会初成立一个半月之内解决土地、工资纠纷数十件，在盐炭工中作了提高“分子”的斗争，事情的经过是工作团到盐湾后就提出了改对半分为工六主四的分子，工人自然高兴，可是这事没有发动起工人群众来，而是干部在做，后来盐主开秘密会竟推选人打官司，还推选人杀人(杀我们工会工作的人)。和出钱的，顶命的，盐工分会几个干部都吓得跑了，分区工会知道了这个活动，与特委、专署、司令部商议召开了工人雇主大会，把最坏的三个盐主(李树云、蒋家獒、奕长玉)逮捕后，四、六分才实行了。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在当时将工人分子根据各个具体情况酌量增加一些是应该的，可是不应粗枝大叶的一般化提出同一的分子，应该在调解关系，改善工人生活原则下，根据各个盐井的产量及其它条件，分配处理，同时应动员工人群众自己的力量与盐主进行合法的斗争。借政权、军队的力量，这样做法是不如那样做好，在问题解决之后，有些盐主因得利少，影响打盐井的积极性，以后又根据各井情况，在数字上做了些个别的变更，盐炭工以后的工作上，只是解决一些日常纠纷和生活问题，工作作风又不深入具体，工会还不能成为坚强活跃的团体。
在成立工会时解决干部问题是件大事，这方面主要是依靠了党的工作，和拉了一些曾做过革命工作落伍回家的干部，真正由工人群众中提拔选举的干部是没有的，在绥德的拉干部中，有几个是很不好的，如四十里铺工会主任王列三联保主任，说是有嫌疑问题不好分配工作，才叫当工会主任的，结果不久逃走当土匪去了。有的干部对政策还是糊里糊涂，如绥德在开过工人代表会后，一个乡主任传达决议说是“工人要好好调查土地，调查清楚工会好主持划分”，区主任在坐，也认为大概是这样，后来调查清楚才纠正了，这样成立的工会，这样的干部，在政权新建立，人民新解放，工会成立之始，工人情绪还高，可是很不巩固的。
简评
总的来看这两年多的工作，固然在号召各工厂生产竞赛上，在号召工人参加各种抗战动员工作上和各级工会干部在党的统一分配下，直接参加了动员工作(如在第二次党代表会后的征粮、扩兵两大动员及其它动员工作)都积极努力的有不少收获。但在工会工作方面，由于领导上的行会主义倾向和作风上的不深入、不研究情况，不注意群众需要和情绪，形式铺张，这是阻滞了工运顺利的开展的。在一九四〇年第三次执委会之后高长久同志领导下，在工作作风上才逐渐转到注意调查了解下层具体情况，大家才比较清楚的意识到大多数的农村工会，严重的形式主义，存在空架子而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可是这只是开始的认识，对情况的了解仍是很差的，许多同志的行会主义，经济主义的思想还并没有揭露与纠正，也就是对党委指出的进行干部的阶级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在总工会领导思想上就没有搞通，对下级干部和工人最通俗、最实际的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没有真正执行的。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