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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来边区工运总结材料(草稿) 第三部分
全总工运史研究室
第三部分 工作中心转到工厂和农村工作的放弃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的工作)
一、边区中央局为加强工运工作的指示和两年工作纪要
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中央局为加强工运工作的指示信里指出，工会工作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全体工人维护政府政策，巩固边区，反对投降与妥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实现全国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奋斗，应动员与教育工人为执行政府的法令，提高生产效率，为完成边区经济建设与军需供给而努力。其它如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文化政治水平等，均应服从于政治上的主要目的。根据这个指示，高长久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工会工作方向中指出首要的工作任务是，领导工人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并指出领导中心应着重在工厂、矿场和工人集中的地方，反对形式铺张的作风。本来在当时敌人及顽固分子对边区经济封锁，党提出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方针，为了保障工业品的自给，工厂建立和发展的很快。据一九四〇年统计，工厂工会十六个，职工七百二十三人，各地炭工三百五十人，共工矿工人一千零七十三人。到一九四一年的三月，发展到机器厂六个，三百九十二人；印刷厂五个，四百五十五人；化学制药厂四个，三百二十一人；纺织厂二十二个，一千五百三十三人；造纸厂五个，三百零四人；被服厂七个，四百一十四人；皮毛业四个厂，一百二十三人；其它木工、榨油等八个厂，一百八十七人；石油厂一百人；绥德、关中、延安、安定、三边等地盐炭工二千六百五十六人，总计工厂矿场共工人六千四百七十人。这是个很重要的力量，集中的企业工人，应加强它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第四次执委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对于应该加强工矿、厂工作大家是一致了，但是工矿、厂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应怎样做法，是没有搞通的。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上，虽然是着重了工矿、厂，可是工作中发生了很多错误和毛病，在第四次执委会上，讨论了反对农村工会的形式主义问题。但在当时，对农村工会的详细具体情况不了解，会员的情绪要求不清楚，在工作的方针、任务、作用等方面未研究，在会员数目上打圈子，不是通过了乡不满十五人不成立乡工会，区不满一百五十人不成立区工会的决定，这仍是不足以克服形式主义的。在执委会之后，各地方工会进行了县工会的改造和动员工人参加政府选举运动，在后半年进行了乡工会的调查，在工厂工会方面则进行了全边区工厂的迎接“五一”的生产大竞赛，制定了工厂工会章程准则，与建设厅共同决定了工厂工人的工资标准，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共同进行了几个工厂的调查，并召开了工厂工会干部的训练班。第二次边区参议会后，党提出了精兵简政政策，先是各地工会多数地方仍然留恋区乡形式组织，至此时才真正实行了区乡形式主义组织的精简。
在一九四二年各地进行整风学习，总工会工作着重各直属公营工厂。于五月五日召开了工厂工会的干部会议，修改了过去的合同和工资标准，邓发同志做了公营工厂劳动性质的报告，会后许多同志到工厂帮助工作，而由于思想认识的错误，各工厂发生了不少的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振华纸厂工会委员组织怠工，农具工厂工会主任狄德建的反对工厂、活动罢工，光华印刷厂两届工会主任组织工人反对工厂等……。这些问题总工会领导应该负相当责任的。在后半年奖励模范工人赵占魁后，提出了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号召，但由于认识不足，缺乏具体领导，在一九四二年内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在对各地方工会及农村工会方面，虽在一九四一年做了一些调查，但没有研究，在执行精简政策时，只是把干部减掉完事。在这期间暴露了过去对干部问题，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够，处理问题上表现严重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有不少的干部落了伍。对农村工会反对形式主义，这是对的，但对有些地区农村仍用的雇工，并在一二年内日渐增多的雇工(多外来人)，究竟应有如何的工作任务，应有怎样的适合群众需要的形式与工作方式，仍应研究一下，而总工会一年来和下级工会差不多断了关系，对农村工作没提什么意见，也就没有去研究，采取放弃不管的态度。
二、两年来的工厂工作检讨
(一)对一九四一年工厂几件工作的检讨：
1.关于迎接“五一”的生产大竞赛。竞赛的提出是在三月间，本来在一九四一年之初，政府订出了各工厂生产计划之后，就有许多厂的工友提出进行生产竞赛，迎接新的生产任务的呼声，总工会接受工人的要求，为了以实际行动拥护政府自给自足的经济建设计划，抗议日寇和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邓发同志直接的帮助下，发起这个竞赛。这次竞赛参加的很广泛，延安附近的二十九个厂，绥德九个厂，关中三边及各县一些小厂也参加了。(计延安附近机器及修造厂六个，纺织厂九个，印刷造纸各三个，被服制鞋制药各二个，化学油厂各一个，绥德纺织四个，被服二个、印刷造纸修械各一个，这次竞赛发动后，受到各界鼓励，林、高主席亲赴工厂指导，学联、陕工、女大慰问队，青救、妇联……均到工厂或去信慰问，新闻记者亦不断的访问鼓励。这次竞赛在竞赛期间，是得到相当大成绩的。在延安二十九个厂，生产数量品种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三点六，创造劳动英雄二百七十四名，绥德九个厂超过计划百分之六十，选出甲等模范十名，乙等三十名，在竞赛中并创造了许多新纪录，如织粗洋布，难民工厂高德山最高日产二十三丈，质量也不错(以前最高生产十七——十八丈)。捞纸振华纸厂魏修高日产一千张(以前最高九百张)，排字中印厂邱瑞山同志平均日排一千零九十五字，八路军印厂冯启昌同志创造了九小时排一万五千一十字的新纪录，刻字上中印陆斌同志日产一百五十个字，印刷上八路军印厂白尚德同志由每日印二千二百张增至三千零九十张。这次竞赛，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是很高的，可是没有注意长期打算，只是在短期内拼命突击，政治意义的教育很差，使一些工友只为得锦标，受奖励，结果得到锦标的心满意足，得不到的一肚子不高兴。竞赛的条件一般化，在很多工厂复杂不同的情况下，在一个条件下比较是相当困难的，对模范劳动者的提出各厂标准不一，有的标准高就提得少，有的标准低就提得多。评判委员会在竞赛中既缺少检查，评判时间又很仓促，评判会又不集中，结果粗枝大叶地评判了。对个人模范者因报告中条件不明，宣布考察后决定，在评判上是引起了一些工人的不满。
在竞赛结束之后，总工会的领导上和各厂工作同志，没有注意如何由突击转到经常，怎样保持大家情绪，结果有许多工厂工人疲乏了，病号相当多，工作垮了下来，生产量大大降低。难民纺织厂织毯子的，竞赛前一个月最高日产六床，竞赛期间九床，竞赛后四床(五、六两月均如此)，最低是十八台机子，每日仅下三十余床，平均每机不足二床。织粗洋布的，竞赛前最高二十六天生产二十四匹，平均每日九十六尺，竞赛中最高三十天产四十匹，平均日产一百三十八点七尺，竞赛后最高四十六天产十九匹，平均日产七十六尺，质量也坏了，病号也多了，在三百六十六个生产人员中，每日病四十至五十个，最高达六十余人。振华纸厂捞纸，竞赛前平均个人最高日产七百张，全厂总平均日产四百七十张，竞赛中九百张，全厂总平均日产五百七十张，竞赛后至五月份平均个人最高五百张，全厂总平均日产四百张，六月份全厂总平均日产四百七十张，到六月份才恢复了原来的水平。兴华制革厂竞赛后五月份产量低于竞赛月百分之四十，质量也坏了。
就以上的情形来看，这次竞赛对于实际生产量来谈，是降低了的。总工会领导的一般化，粗枝大叶，不了解与不研究具体情况，铺张形式，对长期组织生产的任务缺乏足够认识，是应负责任的。
2.关于工厂工人的工资工时问题。一九四一年物价飞涨。在“五一”的纪念大会上，林主席宣布工厂工人工资由原来的学徒每月三十至三十五元，工人三十五元至七十元的标准，提高为轻工业学徒每月五十五至六十五元，工人每月六十五至九十元，重工业学徒每月六十五至七十五元，工人每月七十五至一百二十元。但物价仍不住的往高涨，虽七月份我们直接到几个工厂调查工资，维持生活确已困难，有些厂实行米贴，经总工会大家研究后，向政府提出意见，实行实物货币混合工资制，经建设厅召集工厂、有关机关共同开会讨论，结果做了关于工厂工人工资标准的决定，确定实物货币混合工资制，规定了统一的实物供给标准(每人每日小米斤半，定量的菜，一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另外给货币工资，轻工业十五至五十元，重工业二十五至七十五元。这个工资制度为当时安定工人生活保障其一定生活水平，在能安心生产上是起了一些好的作用的，但是在这种制度本身，包含了平均主义的因素，到后来逐渐暴露了毛病，就是实际工资相差很少，积极生产的工人和一些消极怠工的懒汉，挣的工资是相差很少的。懒汉二流子也保证了一年三套衣服，一天一斤半小米，“干不干一斤半”成为落后工人中一种流传的口号，这对于提高工人生产热忱上，的确是起了阻碍作用的。
关于工时问题，在合同准则上已可看得出我们的精神，是工作时间越少越好的，在“五一”市政纲领颁布之后，对于十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总工会没有组织各厂职工讨论执行(虽然出过一个指示信)。在战时在经济落后的在经济很困难的边区手工业工厂，应该尽可能的多做些工。这个概念总工会很多同志不是如此也就不会教育工人如此。
在工人的待遇上，我们是坚决执行我们的合同的，到工厂工作的同志不问生产如何而是问工人工资生活待遇的问题，在帮助工厂订合同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把应给工人的东西想的很细密，有些厂是把桌子、凳子、灯油、门帘、窗纸都要详细规定上，只怕厂方亏了工人。光华药厂无法继续经营，有些工人要介绍别处工作，我们的同志要叫工厂给解雇金，工厂没钱卖掉牲口把钱给工人，实际这些工人仍是在我们的工厂或是机关里工作。到工厂找工人谈话，不找好的工人，专找和工厂有意见的落后分子，自己也就对厂方有不满的意见。张立克到机器厂对工人干部讲话，“只有把工人生活改善，才能提高工人生产热忱”。这样解释工人生产不好的原因时，就是厂方还没有把工人的生活改善的好。
3.关于工厂调查和工会干部训练班。调查了七、八个工厂，结果都没有分析和研究。结果堆了一堆材料，对工作上指导没有起多少作用。一九四一年八月至十二月，在边校附设的训练班有学员五十人，是二十六个直属公营工厂和五个县派来的，训练的目的是要能做工厂的工会工作，因为总工会对于工厂工会工作就没有很好的研究和总结，教授材料(工厂工会工作怎样做)又都是临时硬凑的内容，不是总结各厂经验，从实际出发，多是搬理论套公式，所以说到成绩只有对根本不懂工会的人对工会有个一般的认识，对具体工作办法，是没有多少帮助。对于一般政策常识都提高了一些，这也算成绩。在训练几个月的过程中，总工会没有进行有系统有计划从这些人了解各厂情况和组织互相交流经验，研究问题，而主要是自以为是的讲授，这是一个损失。
4.关于总工会章程准则。这个章程准则，不是根据我们工厂的性质情况来写的，而是从理论出发，规定了许多不适当和不合实际的条文。我们的工厂是革命政权的公营工厂，我们编订一个“劳资关系”的准则，我们的工会应该团结在厂长的周围把工厂搞好。工会的基本任务是保证生产，而我们的准则不是合于这种精神的。准则中规定了一些完全不合实际的条文，如任务中规定了缔结“劳资间的集体合同”……协助政府“监督及检查劳动纪律的执行”……，协助政府举办劳动介绍所，社会保险及会员职业介绍，参与劳资争议谈判及政府之调解仲裁——提供劳动法意见，推选劳动社会保险机关及检查机关之职员。在会员一条规定，左列之人不得加入工会：①雇主及其代理人；②剥削工人的包工头；③一切宗教职业家……这样一些条文，是事实上完全不需要的。关于组织及会议也不合于精干的精神，对改选的区县则规定为六个月一次，而事实上是不需要这样短期就改选，在执行结果上因任期很短，不能很好的从工作积累经验，掌握政策，对工作上是不利的。
(二)一九四二年“五五”会议后和一年中的工厂几件严重问题处理的检讨：
1.“五五”会议。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五日召开了公营工厂干部会议，这个会议上邓发同志讲了关于公营工厂劳动性质的问题，指出了工会工作的任务，暴露了总工会领导的官僚主义，对各工厂的情况都不具体了解，所提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个会议上讨论经大家同意了对合同的修改，这是一个成绩。在合同上增加了工人应有遵守劳动纪律与管理规则之义务一章，取消了一年有十四天休息日之规定，病事假改作不发工资。这个修改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政府启示下搞的，这自然是一个进步。对于工资与建厅商讨，将从前规定中货币工资部分改为以小米计算，重工业学徒每月四升至八升，工人一斗至二斗，轻工业学徒四至六升，工人一斗至一斗六升，平均主义的毛病也没有改的。
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工会任务，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问题。对这次会议的传达执行，主要做了合同工资的修改问题，并且就以后的工作中何以表现，就是我们总工会的许多同志对于劳动性质，工会任务都没有搞通，仍是充满着经济主义的思想。各同志到工厂去对于生产计划，工人生产情况，是不注意过问和研究的，注意的仍是工人的生活，而且是代表落后的工人对生活意见。例如张健生同志由难民工厂工作回来后，在报告工作中说到，工人的呼声是：①对合同取消例假不满，②对病号不发工资不满，③对工资迟发不满，④对厂方处理几个犯错误的人坐禁闭不满，⑤残废同志对不优待不满，⑥一般的工友对伙食不满，⑦对工厂将三十余不好好工作的人除厂也不满，也想出厂，⑧对有些工厂工作时间短，自己工厂工作时间长也不满，⑨工人对工作人员有成见，特别对总务科不满。虽然他自己也说到有些人提的不对，可这也是够说明我们的同志处理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这只是很少数一些落后工人的意见，不是一般工人更不是多数和全数工人的意见，而他是看做是“工人们的呼声”，对于好的工人如何埋头苦干，积极劳动生产，我们的同志是看不见也不去看的，更不用说如何组织生产了。至于各工厂工会的同志们，对工作任务更是没有能够把握得好的，许多工会都是限于解决处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零碎问题。工厂整风属中印厂在党行政领导下进行较好外，一般的工厂是很差的，在这个问题上总工会没有和工厂党、行政的领导机关很好的商讨进行，在建厅各厂虽曾同工业局商讨，但在破坏分子赵一峰阻止下进行的很差。
2.振华纸厂的怠工。在春季里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生产委员宋俊杰向厂方提出要增加工资，厂方当时没有答复，他们就在工人中活动怠工(当时工会委员共五人，主任很懦弱，不管事，劳动保护委员去合作社工作，文教委员做了行政工作，故工会就是高、宋二人工作)，首先找工厂中生产最多的常兴亮、范正福、宋维明几个人在一起谈。高成明说：“厂方不答复增加工资，咱们破上几个月，不拿光华票，看谁拼过谁。”宋维明说：“谁干的多谁是财迷”，常兴亮说：“我现在就只捞三几百张，范正福真是财迷”(据说范干得太多了)，从第二天起(3月17日)，病号就逐渐多起来了(见下表)。
日期 捞纸组 晒纸组 其他 合计
三月十六日 人数 病号 人数 病号 人数 病号 人数 病号
24 2 29 0 29 3 82 5
三月十七日 24 2 29 3 29 3 82 8
十八日 24 5 29 5 29 4 82 14
十九日 24 8 29 7 29 3 82 18
二十日 24 6 29 7 29 2 82 15
二十一日 24 3 29 8 29 1 82 9
首先是与高成明谈病起，但病了不是医治也不休息，而是乱跑。宋俊杰则去打篮球，并且病的主要是捞晒纸的，在生产上占主要地位的。厂方把工资稍改了一些，问题暂缓和了，在厂方知道了这是工会负责人和吴东满等活动以后，给总工会去信，请总工会去人解决，但总工会是没有重视这问题的，常到该厂工作的张健生同志，还认为是厂方不适当解决工资引起工人不满。总工会领导上对问题不研究，后厂方又请总工会去人，总工会反给人家去信叫写来报告，直至七月间总工会才又派张健生同志解决这问题，在厂方将事实搞清楚后，召开工人大会解决吴东满开除厂，开除工会，送法院(因他还活动范正福、吴子序吃大烟和逃跑)。高成明开除工厂，开除工会，送他厂工作，(张健生主张警告，而工人一致要开除)。常兴亮(共产党员)，工会给予警告，介绍工业局处理(在第二天夜里逃跑了)。宋俊杰在事先知道厂方要处理，请假回家不来了。这个问题的处理在对工人教育上是做了些工作，但没有从这个深刻检查，这也是个缺点。张健生把事实搞清之后，也知道自己以前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个问题的经过很显然的表现了总工会领导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
3.农具工厂狄德建事件。狄是农具工厂的工会主任，在六月十六日厂方与工会主任开会讨论，按照“五五”会议所修改本厂合同(总工会章萍同志参加了)。狄德建提出合同不是改善工人生活的，十小时制等于使用牛马，要多给工人发衣服等问题，中途退会，下去大向工人宣传共产党一天不如一天，增加工作时间，剥削工人，吸工人的血，留守兵团欺骗工人说解决工人问题，工人提出问题又不答复，总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等等，迷惑落后工人与厂方对立，并酝酿罢工，自己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我狄德建不能代表你们的利益了，重新改选吧”，提出要毛主席、朱总司令来给大家解释，并大写标语，“我狄德建代表工人利益”，“打倒溜尻子的”，简直闹的乌烟瘴气。后在邓发同志直接领导下，经中央职委会李颉伯同志和章萍同志，和每个工人谈了话，解释了狄德建的活动是危害革命利益也就是危害工人利益，鼓励一些较好的同志，说服争取被狄所迷惑的工人。七月十七日经过工人大会讨论，一致拥护留守司令部命令，将狄交军法处处办。在这次事件里，翻砂股赵占魁同志，始终坚持立场，积极工作，并解释别的工人，以后才提出了“向赵占魁学习”的口号。在这次事件中也可说明，在下层有这样干部太成问题，总工会没有及早发觉及撤换。
4.中央印刷厂孙铁林问题。孙为印刷厂工人，工会组织部长，在“五五”会议时，他代表印厂工会主席回厂传达邓发同志报告和会议决议时，竟称印厂工会是厂方“走狗”，是工厂“附庸”，这是不对的，以后要“独立”。后来厂长提出这样说是不对的。(他)又在衣服、鞋子、伙食、病号提出些要求，厂方没有答复，更对厂长不满。当时还有个工人叫徐立的请假回家，厂方不准，孙给他出主意，“要在工作上表现坏，工会开除你会籍，厂方也可开除你出厂，就可以回家了。”后徐立一天没做工，工会没开除会籍不管他了。后经说服争取，他把这些话都说了出来。孙即不满意厂长，又提出了不干工会工作，厂内行政工作也不干了，这引起了工友们都对他不满，开大会讨论他的问题，开会前用电话通知总工会，叫去出席大会，总工会不满意他们开大会，打算先和孙再谈一谈，后来听说印厂大会已开，总工会张力克电话回答印厂，我们不赞成你们开，你们一定要开，我们是不去参加的，就这样印厂开了几天大会，总工会没人去参加，后来孙自己搬出厂外，总工会张立克又叫他搬到总工会住，和他去印厂谈是否可回厂，后不能回厂，总工会介绍去建设厅分配工作。建设厅工业局赵一峰竟送到职校学习。中印厂工人问讯，对总工会大不满，说“挑皮去的人反送住校学习”，来信质问后，总工会才与建厅交涉，将孙分配工作，高主任与立克共同到印厂解释一次，印厂不满情绪才消除。对这个问题在总工会检讨起来，不了解事实具体情况和群众情绪(当时只认为孙落后些，谈一谈就好了，不知孙的错误和群众对他的不满)，官僚主义，并且坦护落后，以致在进步群众中失去威信，这应是工作中一个教训。
5.光华印刷厂工会的活动，反对工厂和总工会。光华印刷厂一九四二年两届工会主任路明、江淋均在工人中诬蔑党和厂长，并说工厂剥削工人，不听工人意见，向厂方要求伙食待遇的改善，厂方无法答复时又在工人中进行与厂方的挑拨离间，学忠实积极的工友范耀武“小老鼠”(因范常与厂长商讨问题)，挑拨工人反对总工会，特别在江淋活动下，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对于这些情形，总工会虽也有人到印厂去，可是一满不知道，直到年底总工会秦汗去参加他们的赵占魁运动动员和整风座谈会时，工人们都揭发出来 撤了他的工会主任的职，总工会才知道了。
6.工会“三三制”的问题。就以上发生的问题，应联系检讨工会“三三制”的问题。公营工厂工会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工会委员差不多都是党员同志，当时对于非党员团结上做的很不够，后来提出应吸收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工会工作，后来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五一”节的指示中提到应该吸收熟练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工作，在工会领导机关里实行共产党员最多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邓发同志在“五一”社论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吸收非党积极分子是很必要的，可是我们工厂的同志却对工会硬凑三分之一，放弃了党的领导，把坏的分子凑到工会领导机关中去。振华纸厂的高成明，光华印厂的江淋在工人中本来是没什么信仰的，而为了让非党员做工作，强拽作主任或委员，在工作中党又放松对工会的领导，我们总工会许多同志也主张这种作法。对下级工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不具体检查，致使闹了这些乱子。其它厂工会也提了一些不可靠的分子，使工作受到损失。
7.处理汽车队开除王继兴和机器厂发棉衣，思想上也是不对的。王继兴为汽车队司机，一九四一年八月用坏一汽缸未予了处分，十一月又因工作疏忽将汽缸毁坏，行政决定停止开车，并罚三个月工资(衣食物品仍供给)，汽车队工会请求减轻又减为一个半月，但汽车队工会仍嫌重报告总工会，(汽车队行政也函问总工会意见，)总工会给汽车队去信，内容意思仍是说处罚的重，请减轻。兵站处长见信很不满意，后将王送修理部，一九四二年初移住招待所，并付工资至三月十四日送后勤总务处分配工作。总工会这时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劝他接受分配，安心去工作，而是谈开除汽车队不应该中间曾派人(李才)到兵站去了三次，并不是跟行政虚心的商讨是否可回汽车队，而是叫回队，开除是不对的。后兵站介绍去和经建处张会彬处商议，总工会也始终是说不应该开除，对王福来谈话亦是如此，这正合王心意，他更说一定让回汽车队，不然只好出边区。总工会同志也完全跟着他落后的意见与行政交涉，对这个问题总工会不是教育落后工人，而是包庇迁就落后工人，助长他对行政的不满，而不满意尊重考虑革命机关的意见。
关于机器厂棉衣系留守后勤部发给的，有些里子布是旧的，有些工人就不大高兴，我们到工厂工作的同志，(张克先)不是向工人解释，劝工人穿上，也不是和行政商讨意见，也不是向工人说明商量一下，看是否可换，而是向工人说：“对呀!发这样的衣服是不应该的，我给你们去交涉，一定要换。”竟直接拿了衣服跑到延安找军工局，又介绍到后勤部和联司，虽经解释“军事系统发衣服均如此”，解释一番穿上就可以了，再处理也不方便。我们的同志坚持要换，结果从新缝的发了。
就以上这几件事情，仍可看出我们同志狭隘的经济主义、行会主义的思想的。
8.在各工厂还发生几件严重错误的事。难民工厂工人包围市政府，要打市长，机器厂工人要打区长，新华化学厂工人绑警察，被服厂工人几次骂警察，对这些工会没有去制止，总工会对这方面的教育也是很差的。在各工厂工会工作方面，对于领导工人讨论生产组织生产的中心工作是不够的，多是忙于伙食，住穿一些事务上，对工人教育方面也没有明确认识教育目的是为了生产，而是为教育而教育，学习些教条，在振华纸厂竟有向一些文盲工人讲青年文学修养的事，有的离开生产目的学文化，难民厂据说有些学习“较好”的人不安心工作(如惠文海、杜占海等)。在这方面比较好的还只有中央印刷广的文化娱乐和机器厂的技术课。
总的来说，工厂工会工作是没有掌握基本任务来顺利开展的(关于赵占魁运动在下部分讲)。
二、两年来各地方工会与农村工会工作
1.县工会的改选与动员工人参加政府选举运动。
一九四一年第四次执委会之前，各地进行了区工会的改选，执委会之后，各地则进行县工会的改选。这次的改选一般说也是形式主义的，在改选的程序、报告和决议多是一套八股的公式，有的县还能在报告中堆砌一些数目字，如志丹、延安等县，但在这些数字中，包括了工会组织方面的，工会数和会员数及工人在其它生产与动员工作方面的数字，至于工会日常工作究竟做些什么，怎样做法这样内容是很少见的。有的县就连这样的数目字也凑不来。开代表会就是一次大会餐，有些同志这样说，倒的确是相当恰当的说法。无论哪里改选，工人送匾帐，送粮钱、柴菜，相当热闹的开会。
在各级议会政府的选举运动中，各县仍是和动员工作一样的一把抓的做了。工人参加选举的情形和酝酿选举的日程，总工会没做具体调查了解，各地也很少报告，就知道的如志丹县会员一千六百五十一名，有选举权者一千五百几十六名，参加乡选举者一千零三十七名，占百分之六十五，参加县边区议员选举者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占百分之八十点五七，当选乡村议员一百零三名，(当参议员八百二十五名，占百分之十二点四八)当选县参议员十一名，(占全数五十四名之百分之二十)。
在各级议会，工会都有提案，在定边县之提案中，有以下几点意思是这样：工人病假在一年内者工资照发及管医药费；合同期满必须经政府及工会同意才解雇；工人吃的、住的都要和老板一样。(这个提案系×××告诉总工会的，总工会即去信叫更改)这样的情形可以看出我们工会干部的思想的。
2.关于加强工场工作与取消形式组织问题。
在一九四一年之前，各地工会工作都是普遍的搞所有的农村，有些地方虽有些小工厂，但工会是不注意领导的，如安塞纺织社有五、六十工人，在一九四一年上季，由于不懂领导法，家长式的管理，工人生产情绪很低，但是工会就不知道这种情形，也就没有去管过，后来总工会去信，叫县工会别处工作可以放下，马上派人到该社建立工会工作，帮助行政整理制度，县工会才去了人，在延长，固临的纺织社，都有百十个工人，但是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敢到厂里去。在延安县总工会派干部专管炭厂及工厂工作，但县工会对他们的工作是不检查，也不讨论的，我们工作的同志也不深入工作，而很空洞，在陇东庆阳有××工厂，四〇年秋，由于工厂管理的不好(每日只吃两顿饭，天冷了还穿单衣)，和对工人的教育差，工人不满，并提出要罢工。我们工会采取旁观态度，县工会主任向厂长说：“该管你们就管，你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分区主任说“工厂顽的太”，也是不管。绥德的西川，关中××村盐炭工，虽有专门干部做工作，也很薄弱。从四一年后，工会开始转变了过去的观点，工作比较注意了，但是也没有掌握工作的中心任务，和缺乏深入的群众化的作风，工作也没走上正轨。
在对于减去形式组织的问题，第四次执委会的决定本来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要执行起来，形式组织总还减少些，而多数的工会还不愿执行，陇东分区工会改为一百会员以上的区仍设区工会(总工会规定为一百五十人)，但各县直到年底也没有执行，还存在着方圆百里仅八个会员的乡工会。在关中分区讨论乡区工会组织时，一些干部的意见是，“区工会放个人总比没有好些，有个抓挖头”，干部认识如此，分区工会也只是说，反正总工会决议总应该执行，但各县总舍不得撤掉乡工会。也是一样，在新瓦区许多乡，根本就没有几个工人，但乡工会总还留着，我们的干部说“留着这个架子总还好，现在虽然没十五个人，还可以扩大，哪个乡还不能凑十五个人，就是不够将来还是可以发展的”(赵文乾语)。在直属县如延安经总工会直接指导，四一年秋还撤了几个区工会干部，其它地区一般的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第一次精简时才将一些不必要的区一下撤去了。从一九四二年起各地有些小矿厂施工的地方还搞一下工作外，对于农村工作就大都不管了，各地方一方面是整风学习，又酝酿着群众团体的合并，有些地区研究实验，如延安，多数地方则是等待，故一九四二年各地工会是没有什么工作可谈的。
3.在总工会领导放松下，陇东工会的几件事。
总工会几年来的工作作风，对下层情况就是不注意了解和研究的，因此各地工会工作中的缺点也就不能很快的改正，尤其自一九四一年以来对各地工会领导更加松弛，如陇东工会中发生以下一些问题：
成立毛口袋厂，这是分区工会与群众合股成立的，分区工会报告中说：“人数十余名，工人都由各县工会帮助动员来的，……生产热忱很高……。”据后来所知道的情形很不好，工人都是各县工会强迫来的，做工作比一般的少发工资，到麦收时工人要回家收麦，分区工会困住不让走，有兴堡区的一个工人开小差跑了，分区工会组织部长马生堂打发两个人带了枪半夜到工人家里去找，工人早闻讯逃走了，马生堂告诉区工会主任，“他回了家来时，一定要绑起送到分区工会，处罚他”，工钱当然更不给了。还有一个老汉工人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一个小娃，老婆又有病，老汉既侍候老婆又照看小娃，分区工会把老汉强叫去做工，把小娃带上，给老婆留了些钱，说是让村里人侍候着，做了几天告假回家看老婆，结果连老婆一起搬走了。给工资时，市面上毛工可挣六点七元时，仅给三、四元，工人们的意思是，“不给钱都没有关系，只要做些时能放走就好”。工会这样办工厂、待工人，真成问题。
各乡集体种地，分区工会“为了增加生产，集体劳动，使工人团结和解决困难，决定以乡为单位，集体种地五亩至十亩”，结果于一九四一年收了二十五个乡地九十四亩，这是效仿去年农场搞的，也同样没有什么好结果。
关于增加工资。在一九四一年物价高涨，适当增加工资是应该的，可是陇东很多地方执行的时候，不调查具体条件，不与群众及雇主商议，而是工会“代表”工人指派雇主增加。庆阳之十里铺二堡雇工黄耀才，雇主王应禄，工会叫雇主给工人增二十元，工会人走后，工人又还给雇主，说本来我就不要，工会因叫我要，他走了仍旧退还给你。在镇原提出一律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雇主有一些却提出“不雇人了”，后来县委问分区工会，工会才回信说，“可根据情况执行”。
工作的形式主义仍很厉害。分区工会的上半年计划三月份才发出，长五、六千字，内容样样俱全，而不管工会日常任务如何，怎样做还是没有。十一月份的计划要在十一、十二、一，三个月里开荒五百八十亩，留恋区乡形式，组织前已谈过，并还规定了按期会议七天至十天开一次小组会，十天至半月开一次乡委员会。
干部不团结。分区工会干部因为吃饭、穿衣、被服、医药一些小问题上闹私人意见，总说自己用的少，工作上不深入，所谓下去工作，只是参加县代表会，再到夏季就是做买卖时捎带到区上问一下工作。各县之间干部也不大团结，有的干部处理不适当，如戚贵重，庆阳兴堡区人，本人愿到庆阳工作，而分区工会派他到高应区，他不愿去，请假回家未来，工会把他父亲拉了来当事务人员，有一天回家取行李回来较晚，分区工会组织部长马生堂带枪去抓，走到中区见老汉背行李来作罢，对待干部就是如此。
对以上这些缺点总工会是没有及时纠正的。
4.精简中暴露了工会干部问题上的严重缺点。
边区工会的干部，在各工厂工会干部均系全厂会员民主选举，几年来是培养了一些相当能干的同志，在印厂、机器厂均有不少这样的同志，但由于改选期间太短(3—6月)，使工作同志不能安心的有计划的多研究和积蓄经验，同时对工厂工作任务的方法，总工会又没明确具体的指示帮助，工友干部中行会主义，经验主义思想又没有切实的有计划的去教育纠正，所以在工厂中能掌握政策的工会干部是很少的了。在一九四二年的干部上放任并拉落后群众担任工作这更是一个错误。
在各地方工会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土地革命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但却又不是由工人中产生的工人领袖，工会起初成立(在土地革命时)就一般的是自上而下委派干部的方式，干部的来源是党供给的。都是将党的职工部(科)，政府的劳动部以及工人出身的干部派来的。中间关于工会的建立与恢复，虽经刘少奇、刘长胜等领导要从工人群众中做起，但执行上一般的是仍用了过去经验的简单的老办法，在干部发生困难就到处拉要。在抗战以来几年里面工会工作因为没有迅速的掌握适合环境的工作任务、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工作没有很活跃过，所以新提拔的干部也不多，对于一些老的干部教育提高做的也很差。
在这几年中的教育上，第二次执委会前，中央党校五，边区党校二十，陕工抗大职工会三十五；第二次至第三次执委会，中央党校四，边区党校二十九，总工会训练班三十二；第三次至第四次执委会，中央党校五，边区党校二十一，各分区党训班六十四；第四次执委会后，中央党校二，边校职工班(工厂干部)五十；共计曾住中央党校××名，边校××名，其它××名。分区县工会训练及各县党训班还未计算在内。
但是对于部尤其在职干部的教育是非常不够的，在工作方面又一贯的缺乏具体检查，因此在工作上没有能够有适应环境的内容和方法，在干部方面，一则工作既不严格检查，爱做就多做，不爱做则少做，再不然就不做，反正没人管。例如总工会的巡视团在下去工作回来之后，就很少问他们工作的情形。对下级工会只看很少的纸面报告，这样容易使干部对工作自流散漫。再则不会引导干部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研究和创造工作新的内容和方法，工会组织工作又只是为群众不喜欢的，甚至厌烦的开会、要钱、统计。使干部感觉无聊苦闷，对干部的实际具体教育又很差。因此使一般干部不愿做工会工作，部分的不进步，甚至少数倒退了，在总工会系统内的干部几年来不愿做工会工作，主要原因恐怕是如此。(经费的比较困难，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也都是原因)。几年来干部中的这些情形在近两年来表现很严重。
在第一次精简时计原有脱离生产干部三百四十七名，于一九四二年春减少一百三十六名，这些干部本来计划主要送住学校或工厂者，但结果送工厂者仅十余人，住学校者×××人，而老病号不愿工作者等，回家的据知道的已有六十余人，如安塞县原有县区脱离生产干部十一人，第一次精简时县工会留三人，另外几个人中在区政府工作者二人，当乡长者一人，做生产工作一人，另外的五个人，三个不能工作回了家，二个决定住学校，但都要不来了，有一个找都找不到了。
有十余个县级以上的干部都落伍回家了，如冯儒珍、马生堂、雒继英、白彦臣、方占库，都是边区工会很老的上级干部，但都不干了。对于他们的落后，总工会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是要负相当责任，他们的缺点是早已表现的，而总工会并没有深刻的教育纠正，展开思想斗争，并从政治上提高他们，如雒继英，一九三八年底在延市工作，卖大烟，给工人要东西，搞的不好，总工会调回来，没有好好纠正，又派延安县工作，又贪污，又调回总工会做生产工作；财务上不大清楚，总工会管着不好，介绍财经工作，结果又发生贪污，被处罚生产后落伍回了家。冯儒珍，一九三×年在延安县当主任，在炭工中吃大烟、卖大烟、贪污，后不要了，撤职来总工会在巡视团只是要衣服被褥，派到富县巡视工作，没有做什么工作，花了不少钱，派边区参议会帮助管理建筑工人，又与包工头拉拢即自己贪污一些钱，落后回家，吃大烟，当二流子。马生堂在工作中，对下级干部常散布总工会如何不好，常说些革命亏人，共产党比资产阶级还厉害，引诱别的干部落后退伍，总工会并没有纠正过。
当然还有不少好的干部，几年来工作中也进步了，如目前住中央党校与西北党校十几人，任区委书记、区长、区助理员的十几人，都是很不错的。在总工会工作的干部由于很多人不是从边区工会工作中锻炼培养出来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相当厉害，这是妨碍工作开展的一大原因，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狭隘的经济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没有随时的检讨和纠正。
5.两年来延安市工作概况。
对城市工会工作究竟怎样做法，在这两年来总工会也没有很好的领导和研究，如对机关所在的延安市这两年中的工作也是值得重重考虑的。
对流动的泥木石建筑工人的工作，于一九三九年市工会与市政府成立职业介绍所，于一九四二年初也取消了，一九四一年市工会在帮助机关建筑上还做了不少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初，市工会成立了泥木石建筑合作社，并登报通知各机关建筑均需经合作社承包，要统治延安市建筑。而合作社铺张的放了几个干部，还找了几个相当坏的包工头为基础，结果搞了没有几天，钱也赔了，对机关建筑上没有起到一些好作用，合作社也垮了台，以后对建筑工人就没有进行什么工作。在杨家岭×的建筑窑洞，市工会信任坏的工头，结果工头亏公家×××元。一九四三年初市政府成立临工管理所，主要管工人登记，维护社会治安，对延安市几千个建筑工人的工作就算丢开了。而一般工人几年来对市工会是很熟悉的，现在大部都认为管理所是工会的，所以问一般工人“是否参加工会，有什么用处”，他会回答“参加着哩，好处就是出五十块钱，给一个证(临工管理所登记收证洋五十元)。走路能走的开，再没有什么了”。这个工作工会仍需要做，做法值得研究。
对于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延安市工会于一九四一年底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带学徒、雇工人的是作坊主，不是工人，要请出工会，结果一些铁木……等铺子的师傅、掌柜就要出工会，工会协助市政府另成立了一个手工业作坊工会，团体参加商会，成为一个派款机关，他们的学徒市工会也没法进行工作，手工业工会工作也就取消了。现在看来在组织他们的生产热忱，提高技术是仍很需要的工作，恢复手工业工人工作的。带一、二个学徒、自己也还参加生产的、就被看做不是工人而是雇主剥削工人的了，这种认识法，也值得重新研究。
对于店员工人，市工会采取了放弃的态度，他们认为过去工作，雇主不满，对商店主多用人发展商业上是不利的，现在完全不管，也没有什么。过去工作是有缺点的，可是对于这些青年，如何在不妨害营业情形下，采用适于具体情况的方式进行一些商业上需用的常识和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认识，仍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市工会现在有工作的就是两个小木厂和几个皮坊染坊。
6.乡工会的调查和组织与工作的一般情况
一九四一年春季各分区、县工会都做了一个乡工会的调查，这一次调查的材料，对于乡工会的情况是比较有进一步的深刻了解的，兹将上级工会对乡工会的领导和乡工会一般情况略述之：
各县区工会工作都是一把抓的方式，工作下来了，由党委统一分配干部，一把抓的去做，所有工作都“捎带上”，实际做的都是动员工作，工会工作只是“捎带”，要会费要文教费。就是在动员工作有空闲的时期，我们的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工作的精神也差，对工会工作直接去帮助时，就是开改选会，或是动员工作中自己到那个乡，捎带做一下工作，无生动的内容，也只是把上级的形式的计划往下传一下。
在乡村中工人是很稀少的，成立工会，事实上进行工作也就不容易，如在庆环的曲子、华池、环县就没有一处工人集中的地方，只曲子街一处工人最集中也不过十多个手艺工人，还时常流动。在农村每村有两个会员的很少，普遍是四至五里路远才一个会员，上面谈过的方园百里八个会员的乡工会也可算典型。甘泉县一九四一年行政区上有五个区，二十个乡，六十一个行政村，三百二十七个自然村，而有五个区工会，十九个乡工会，八十七个小组，四百四十个会员，除城区有四十余会员外，在农村每村平均一人，还都是已有土地自种的农民。在其他区数目也或者稍多一些，但一般的都是很稀少的。
形式的没内容的会议。各级工会给农村工会都规定了按期开会，所谓建立工作制度，“开会开的多，工作就算好”(管瑞才)，会议内容则不管。环县环城区一乡有一次开会员大会，因路途远，从早到晚人都没有等齐，到会的人都住了一宿，第二天会才开成，在会议上乡主任讲了话，“区上传达下来了，说咱常不开小组会，也不开大会，太不好了，所以咱们今天开一开会，开会的事情就是收会费，工人要认识工会所以要交会费”。就这样谈了谈就散了会，结果工人说，“要会费捎个话就对了，何必要开会!”(王锡恩)。
收会费收文教费填表。农村工会的经常工作就是收会费收文教费，有些人不在乎几个钱(以前每月一分，四〇年第三次执委会曾为每人每月五分)，要就给了，有的工人就不愿给，工会就常流水的要会费账。甚至还有如固临安合区，发生在年节对要会费账不给，乡工会主任绑人的现象。关于在农村普遍收文化教育费(向雇主收工资百分之二交工会，教育工人)也是不妥当的，有些地方(如关中)雇主则叫做“雇工税”，雇主雇工向工会共同埋藏工价。在陇东关中地方党政均曾有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不大好，可是上级工会决定，工会仍是执行，后来执行不通，不严格了，可是征收的规定仍未改变。在乡工会还有一件工作，就是填统计表，当春耕秋收成立冬夜学和每次动员工作之后，上级工会就要统计，对会员有时也要做统计、登记，有些人常说“工会就做的屁股后面的工作”。工会经常工作，大多数地方就是这样。李子厚同志曾问子长县玉家湾区二乡工会主任说，“工会做些什么工作”?他回答是“除了要款开会就没有个做上的。”又问“那么你当这个工会主任干什么?”他回答是“人家上级叫干的，又不是我自己想干。”
可是乡工会主任工作还很忙。乡工会主任大部都是党员，在过去还都是支部里的一个干事，上级每一件工作到乡村后，经乡干部会讨论罢分工去干，乡工会主任有很多地方还是乡上比较老实和积极的干部。
7.摘录一个乡工会调查(安塞县四区三乡，一九四一年十月白文生调查)。
……乡工会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成立，那时候正闹土地革命分粮分土地，工人是好成份，先尽工人分。工会是上级来人指定牛占海、王占义、刘有才为筹备委员，统计了全乡工人就算成立了。
一九三八年十月开改选会，当时会员约五十名，到会二十八名，改选结果当选了牛占海、王占义、刘建旺三个人。牛占海的弟弟是个木匠，识几个字，就找他当主任，王占义哥哥揽工，自己是个阴阳会说话，刘建旺是个粉工，在自己家，农闲时做粉。一九三九年七月第二次改选，会员五十余人，到会二十七人，会议也不记讨论些什么了，改选时全体通过仍选了原来的三个人。一九四〇年安塞县工会主任到三乡来审查会员，“洗刷了”六名，三个工会委员都在内，县主任和乡上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叫张义代理乡工会主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区工会主任领导召开第三次改选大会，当时会员五十五名，会议日期原来决定在十日开，可是当天仅找到了十来个会员，没有开成，没在十一日开，到的人更少，下决心找，十三日到了二十二个人开了会，区工会主任讲了一下为什么工会选出委员的道理，就改选了，当选了张义，贺生海，张具鹏三个人。现在全乡会员五十四名，揽做长工挑夫的四人，自己家里种地有时做些短工的六人，完全自种的二十六人，自己还带雇用短工的七人，家里雇长工挑夫的七人，木工二人，石工银工各一人。这些会员三一年以前加入的四十五名，三八年的六名，三九年一名，四〇年一名，共分七个小组，分布十六个村。
几年来的工作，是动员工作来了叫工人起模范作用，出会费为“认识工会”，县区工会来了人就开会教育工人，“工人是革命的骨干，工会是工人家庭”。叫工人多生产，一九三九年七个人开荒十五垧，一九四〇年八个人开荒十五垧，一九四一年十一人开荒十七点五垧。四个人组织一个识字组，因为会员内就他四个识字，一个念过一年长本，能识二百多字，三个念了冬本，识八十至二百字，他们四个人住了三个村，离四、五里路，也没有新学过字，不得空。别的人也没有学，因为年纪大了一满记不下(会员中二十至二十三岁的三名，二十四至三十岁的八名，三十一至四十岁的十三名，四十一至五十岁的二十一名，五十岁以上的九名)。
一九四一年工作情形：(乡工会主任谈)开乡委员会六次(?)(内三次记不清什么时候开和讨论什么了)第一次三月间开会讨论：①调查穷人帮助政府分配救济粮，②教员教育经费事实是这一天开乡参议会讨论这两个问题，工会主任是议员兼乡政府委员，组织委员是参议员兼行政村主任，“文教”，就在开会的村子住，工会也并未讨论，只在参议会时主任见了“文教”谈了一下。第二次委员会开会是动员会，讨论慰劳县工人代表会。第三次会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开的委员会和组长联席会，到会二个委员三个组长，讨论问题：不合格的会员要开除工会；要收会费；明年放农贷大家调查一下。
小组会：第一组会员五个人，住四个村，离十里路，组长白存云说“小组长一月一次讨论收会费和别的问题”，组员程海满、泥木匠刘玉树说“一年多就没有参加过一次工会的会”。小组长白存云和齐风仪在一个村住。第二组最集中，十一个人在一个村子住，一年开了四次会，第一次讨论收会费，第二次讨论买公债和交教育费，第三、四次都是上级来人开调查会。会员大会十一月十四日开了一次，是由总工会调查员和县工会文教科长和乡主任商量着开的，打算在这次会上征求对各级工会意见和解释征粮中工人应起的作用，到会十个人(有二个是退出的会员)，对工会“什么意见都没有”，对征粮“轻些才好”，组长正步喜说“家里的四头牛都是给别人喂的，算财产不能打数”(会后人们说，明明是他自己的)。李树华(新会员，现在还揽工)有个问题，他在妻叔窑里住，妻叔不让住了，来商量个办法，大家说给他妻叔再说一下。再没别的意见就散会了。
收会费一年中收了两次，会员中出四毛的二十五名，出三毛的一名，出二毛的十六名，共合洋十三元五毛，交区工会两次共十七元五毛，风仪垫四元，上边要的紧先垫了，以后慢慢要，组长白存云也垫了一元多。上面要的急，找人去要更耽误功夫，钱不如垫了再说。别的工作再没有了。
主任是乡上的“干部”，“干部会”政府会都参加，工作忙。区工会的领导，区主任一年来了两次，一次六月间，代表区政府动员运盐，会上就收了一次会费；第二次十一月和总工会白文生做调查(区上不叫来，让了一会才来了)，文字上只指示来了四回；第一次二月二十日，是两个月工作计划：巩固组织：①审查会员，②收会费；教育工作：①干部每月识三十个字，半月报告一次，②会员教育……改善工人生活：①解决土地……，②开荒六十亩；领导问题：……。第二次五月十三日，要统计会员表，限五月二十五日前送到区上。第三次五月三十日，要会费，审查扩大会员。第四次七月二十日，区工会和区委、区政府联合通知，在工会自愿下，收一部分洋芋、豆角、白菜……慰问县工人代表大会。
这个乡靠大川，几年来新来的人很多，揽工的还不少，计一九四一年有长年工四名，挑夫子二十五名，务庄稼三十八名，揽羊牛的三十二名，木工四名，石工二名，银工一名，共一百零六名，内参加工会者，计长工一名，务庄稼三名，木工一名，手艺工人四名，共九名。对这些工人，工会不去管，问的时候，大部人对工会的认识是：①反正是受苦人，加入工会，还不是一样的；②耽误不起时间；③有问题乡政府可以解决；④自己没有一定地址，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就不想参加了；⑤有新来的怕参加工会，登记上簿子走不脱。据知道的情况，在延安安塞大川附近有些乡新的工人是不少的，一般的地区新工人还是少的。
几句简评：
总的来看，这两年的工作是注重工厂工人的工作了，但是由于思想上的经济主义，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使工厂工会工作没有在正确的路上开展，还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件。对各地工会领导放松和几年来对干部自由主义，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教育上提高干部，有不少干部在这两年中落后退伍，各地工会工作不是限于停顿的局面，有些地方则做出一些不甚恰当的事，如陇东延市，但总工会也没有很好的研究指示。
在这两年中调查了一些材料，了解了一些情况，这对于转变工作是有好处的，就在农村中对形式的组织和工人群众所不需要不喜欢的工作和会议，毅然停止了它，这比起以前的劳民伤财，耽误时间，还是好的，可是还应该是：深入群众，详细研究，以便彻底转变工作，而在这两年中，很多的工会对工作是消极的停顿和等待，这是不好的。总工会也没有组织推动这个转变的研究。在一九四二年各级干部参加整风学习，这是要转变工作的一件基本的大事，这是在各级党领导下进行的，总工会还不了解干部学习的情况与成绩如何。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