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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的职工教育问题(1945年9月23日)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
边区公营工厂的职工教育，在抗战八年中，并未很好的总结过。在一九四三年工厂会议上，开始纠正了工厂中的教条主义教育，指出职工教育必须与工厂生产、工人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一九四四年边区文教大会上，由于时间匆促，对职工教育只作了初步检讨。现在亦由于材料不充分，不能作出全面的总结，只就职工教育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足以作为经验，可借今后参考者加以检讨，分述于下：
一、教育与生产结合，打破了教条主义教育
在一九四三年之前，一般工厂职工教育的目的是不明确的，一般的提出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对于如何教育工人提高生产，完成生产任务，还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有些工厂“不是为了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与发扬职工劳动热忱，完成生产任务而进行教育，而是简单的为教育而教育”(邓发：一九四四年工厂会议讲话)。因此，当时的教育内容，一般是“脱离生产任务和工人生活，机械地搬用机关学校的一套学习办法”(同上)。例如：中央印刷厂对文化程度较高的职工学习，有一时期，完全和机关一样的学习，上党建、马列主义、中国问题、联共党史等，甚至参加机关工作人员的大课。难民工厂一些教员上政治课，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原始共产主义；上技术课，讲的是美国的棉花和苏联的石油，学生问起边区棉花和石油，教员就不知道。振华纸厂给工人讲青年文学的修养。化学厂教员给工人上列国故事。即对文盲的识字教育，也和生产很少联系，一般按识字课本来教，学与用是脱节的。教育方式也是机械死板，一般按工人程度编班上大课，先生讲，学生听。这种不问对象，不切合实际需要的教条主义教育，在工厂中造成两种不良的结果：第一是所学与所用没有联系，感到干燥无味，不愿学习；第二是学习的结果，反而不安心生产，而要求脱离工厂，要求进学校学习。
教条主义教育在工厂中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错误的教育方针影响，工厂中的知识分子，大部份刚从学校出来，他们不自觉地把学校中的一套搬用到工厂教育中；其次，工厂领导上和职工会缺乏工厂职工教育经验，对职工教育也没有明确的认识，还不懂得职工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完成生产任务；再次，上级领导机关——边区总工会同样缺乏教育工作经验，但又不会深入去了解工厂的职工教育情况，总结其经验，研究职工教育中发生的问题，具体帮助各工厂解决教育中的困难问题，纠正教育中发生的倾向。此外，有些工厂的政治工作干部，他们多从军队出身，把军队中的教育作风带了来，强调政治教育，而忽视技术教育，看不起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搞爱士歪(xy)”的人；另一些从外面来到边区的技术干部，则抱单纯技术观点，强调技术教育，而轻视政治教育，讽刺政工人员为“卖狗皮膏药”的。在抗战初期，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在工厂中的比重问题，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后由上级决定，技术教育应服从政治的任务，但工厂是生产机关，应以技术教育为主，其比例为七分技术，三分政治，但这样的解决，教条主义教育并未受到纠正，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与技术教育和工厂生产任务还是很少联系。
一九四三年工厂会议上，职工教育中的教条主义，才受到严厉的批评。邓发同志在总结公营工厂党与职工会工作时，指出“教育目的应当明确规定是为着提高生产；教育内容应当是同工厂生产、工人生活密切联系着；教育方式，教育时间，应当灵活运用，绝不应规定死板的一套。”此后，许多工厂的职工教育有了改变，教条主义教育吃不开了，开始走上教育与生产结合的道路。如中央印刷厂，把工作中的日常用字编成识字课本；难民工厂以各生产部门的生产原料工具的名称编成文化课本；化学厂把本厂的生产情形编成初级文化课本；边区纺织厂把织布浆纱等生产过程编为文化技术课本；振华纸厂，给文盲上课，从生产部门的日常用字教起；被服厂把有关生产的生字编成快板，教工人先唱后认。上述的教材，多为职工所熟悉的事物，学习起来比较容易，且能引起兴趣，与生产又有联系，马上学来就能用。各工厂的算术课，一般也以计算本厂的生产成品、原料与工资为材料，使学与用联结起来。各工厂技术课，一般也不再讲空调的理论，而去研究本厂生产上发生的问题，解决技术上所遇的困难，以改进当前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质量产量为目的。在思想教育方面，自开展了赵占魁运动后，一般能从劳动态度上去检查职工思想表现。如制革厂能经常注意工人在生产中的思想动态，发现不良倾向，及时进行个别教育；发现好的表现，亦随时加以表扬。边区纺织厂则发动工人订思想计划，以克服各人思想上的毛病，培养新的劳动态度。在时事政治教育上，亦能随时把国内外形势联系边区职工的任务，以鼓舞工人的生产热忱。如被服厂利用午饭时间的“说报”，不是简单的给工人读报，而是将报上的重要消息，联系工厂生产和工人生活，向工人讲解，或以鼓励工人生产，或以纠正某些偏向，或提出警号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这是有的放矢的时事政治课，所以为职工所欢迎，且收到良好的效果。总之，自从工厂教育能与生产和工人生活结合起来后，打破了过去脱离生产的教条主义教育，注意学与用的联系，职工教育才获得了实际的效果。
二、工厂必须负责领导职工教育才能顺利和有效的进行下去
边区各工厂领导上对职工教育的态度，由于对职工教育认识的不同，亦各不一致：
第一，有的工厂认为职工教育是职工会的事，平日对职工教育很少注意，甚至不加过问，任由职工会去搞。在这样的情形下，职工教育往往由职工会搞了起来，因得不到工厂领导上的积极帮助，就中途消沉或自流下去。
第二，另有一些工厂，对职工教育尚能重视，责成工厂支部负责领导，或设教育科，或聘请专门教员主持职工教育。但由于工厂或支部包办了职工教育，不会帮助职工会去进行教育工作，而职工会又不会配合工厂来进行工作，致职工文教委员等于虚设。在这样情形之下，职工教育是由上而下办起来的，把全厂职工按大体的文化程度编为若干班级，按时上课。有的工厂采取强迫教育制度，旷课要作旷工论，加以教育内容不能适合一般职工的需要，使职工对于学习成为一种负担，影响学习的情绪，结果有些职工就不愿学习。
第三，还有一些工厂认为职工教育是群众自己的事，应经过群众自己去做，但不放松领导，所以按民办公助的原则，把职工教育由职工会主办，工厂则积极参加领导，并具体帮助职工会进行日常的教育工作，解决教育上的物质困难。如化学厂职工会成立一个工人夜校，由工人选出正副校长主持日常校务，文教委员领导一个教育委员会，吸收厂长、支书为教育委员，厂长、支书即经过教育委员会来领导职工教育；夜校物质上的困难，如教室、文具、灯油的设备，则由工厂帮助解决。在此情形下，职工感到夜校是自己办起来的，大家有责任来维护它，学习情绪也很好，自订教育纪律，共同遵守；教育方针和内容，是由职工会和工厂通过教育委员会共同决定的，一般还能适合职工的要求。
从以上三种情形看来，要使职工教育能顺利和有效的进行下去，工厂的积极领导和帮助是非常必要的。但工厂领导上对职工教育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才能把提高职工的文化政治技术水平与培养工人干部，作为工厂经常业务的一部分。因为要使职工生产得好，只有加强教育，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才能达到，单纯依靠工资刺激，或用制度和纪律来约束，都不是管理新民主主义工厂的办法。职工教育是群众自己的事，应由职工会主办，但工厂不能放松领导，否则，就要使职工教育陷于消沉或自流状态中。根据各工厂的经验看来，工厂领导上能注意职工教育，或指定专人负责教育工作的，教育工作就做得好些。但必须避免包办，应配合职工会来进行教育工作。
三、灵活的运用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才能照顾各种职工的要求
过去一般工厂，把全厂职工按大体的文化程度分为若干班，采用上大课的形式，这样大单位的班级制，人数既多，班内程度又不齐，而且在一班中有青年工人与老年工人，学徒与技术工人，有女工与男工，彼此对学习的兴趣和要求是不一致的。如果由教员一人填鸭式的讲课，是无法照顾各种工人的情绪和需要的，其结果，不但学习效率很差，往往在开学不久就有许多人不顾学习纪律，虽规定不上课要扣工资，他们也不愿上课了，最后只剩下少数的人上课。在一九四三年工厂会议上，反对了机械地搬用学校的一套办法，指出“教育方式、教育时间应当灵活应用，绝不能规定死板的一套”(邓发：一九四三年工厂会议报告)。此后，有许多工厂能按本厂的情况和职工的要求，创造出各种的教育形式。如难民工厂(在高桥时)，由于各生产部门的人数都在数十人以上，各部门职工的要求又不同，为了便于组织学习，除了政治课全厂职工合上大课外，文化与技术课，分散在各生产部门去组织学习，责成各生产部门(织布、络纱、修理等科)负责领导学习，职工会则配合各部门进行教育工作，各部门则按本部门职工的文化程度，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教员就由本部门职工中选出文化较高者担任。此外，女工和家属则另成立妇女学习组，年老工人也另编为一组，这样分散的小单位的学习组织，既能照顾到各种职工的情绪和要求，而又便于进行教育。教员是群众自己选择的，他们熟悉群众的学习情绪和要求，教育内容就由这些教员会同各部门负责人商定，经厂务会议批准，即可执行。中央印刷厂的职工文化班，按程度分为三个班，有比较正规的学习办法，但事务工作人员，因居住分散，工作烦杂，不能参加文化班上课，乃按人数较多的地区，如伙房、托儿所等处，编为学习小组，由文教委员派一定的人去帮助他们学习，对于其他单位的个别的人，则由总务处的教育委员根据他们的时间经常教他们识字，在一定的时间，则召集几个单位的学者，用小组会的形式，互相检讨学习或温习功课，凡遇学习好的，给以发扬鼓励。至于文化较高的职工，则编为文件组，着重自习与讨论，规定阅读一定的文件或书报。工艺实习厂，则把全厂职工按数学程度分为七个学习班，年老工人及老技术工人另编为一班，分别进行文化技术政治的学习。被服厂的识字教育，则按窑洞为单位，由小先生到各窑洞去教，或由本窑洞选出文化较高的担任小先生。以上各厂自从把学习组织分散、缩小、采取各种形式后，一般能照顾到各种职工的情绪和要求，教育效能也易于发挥。边区各工厂的性质不同，工厂规模的大小不同，工人来源与文化程度不同，新老工人的要求不同，采用呆板的教育形式，是不相宜的，所以灵活的运用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才能照顾各种职工的要求。
四、只有长期坚持下去才能收到教育的效果
教育是长期的事业，要经过经常不断的努力才能见到效果。边区工厂职工教育已有八年的历史，为什么还有不少工厂不能达到应有的成绩呢?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工厂对于职工教育缺乏经常性，不能坚持。不能经常进行的原因，有如下的几方面：
第一，缺乏职工教育的经验，教育工作经常变动，影响学习的进展。
第二，工厂生产也经常变动，如在生产竞赛，或遇生产紧张时，往往影响学习停顿。但有些工厂因原料缺乏，生产减少，增加学习时间，使学习收到很多效果，这是特殊的例外。
第三，工厂领导上对职工教育抓得紧的，教育工作就好搞起来，领导上如果放松，教育工作就要消沉或自流下去。
第四，工厂中设有专门负责教育工作的人，或有一些热心教育的知识分子与一批喜欢学习的青年职工，教育工作就会活跃起来，如果他们调走了，或者他们在教育工作碰到困难，没有得到解决，情绪低落，也要影响教育工作消沉下来。
第五，有些工厂领导上不过问职工教育，任由职工会去搞，一般文教委员都缺乏教育工作经验，即使一时把学习组织起来，由于得不到工厂的支持，也难于坚持下去。
由于有以上的原因，阻碍了边区工厂职工教育的进展，使许多教育上的创造也不能很好发扬起来。例如边区纺织厂职工会发动工人订思想计划以克服工人思想毛病的办法，发动文化互助的工教工的办法，化学厂职工会所办的工人夜校即民办公助的办法，农具工厂子弹股、钳工股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文化学习班，都没有被发扬推广，或因工厂领导上有了变动(更换厂长)，搞了起来的好的学习办法，没有被后继者坚持继续下去，而垮了台。有些工厂就因为生产变动与人事变动等关系，使工厂教育一起一落，或者旧的走了，新的接手又重起炉灶，变动不定，大大影响职工学习的进度，有些工厂的文盲，在工厂五六年还没有消灭的也不少。
对职工教育能经常进行下去，变动较少的中央印刷厂、工艺实习厂等，而收到的成绩也较多。中央印刷厂对职工的文化学习，除在整风期间暂停一时外，很少中途停顿，领导上又能注意职工教育，设有负责教育的人，有较好的学习制度(较正规的学习办法)和学习环境(印刷书报、接近报社、知识分子职工较多)，所以该厂有不少一字不识的工人，经过工厂几年的教育，文化程度提高到相当初中的程度，能读一般文件与理论书籍，能写二三千字通顺的文章。据该厂一九四四年底的调查，全厂一四〇人中，能读群众报的有百分之十五，能读解放报的有百分之五十；算术程度，初中水平的有百分之六十，高小水平的有百分之二十二。工艺实习厂，有一部分工人，学完了代数、几何、三角、国文程度有的相当于初中，该厂能收到这点成绩，乃由于沈、钱两工程师对职工文化教育一贯坚持，从不放松所致。由此可见，要使教育收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要能长期坚持下去，必须有赖于领导上的重视职工教育，并指定专门负责教育的人，建立较好的学习制度。
五、文化互助是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的武器
在边区各工厂中，文盲和半文盲占了大部分，据一九四四年文教大会的十四个工厂调查，文盲与半文盲约占百分之四十七，因此，扫除文盲，提高文化，还是边区职工教育的主要任务。但要在工厂中扫除文盲，提高职工文化，就要相当数量的教员，才易办到。然而，专门派了大批教员到工厂中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员问题还是要靠工厂本身来解决。解决的办法：
第一，动员工厂中的知识分子都来当教员。
第二，提倡工教工的小先生制，从文化较高的工人中培养一批教员。
难民、农具、边纺、工艺等厂的文化教员，多是从文化较高的工人中选出的，他们在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方面都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一般的缺点，就是对于这些教员没有计划的加以培养，把他们更提高一步，便成为职工教育中的中坚力量。边区纺织厂职工会提倡的文化互助，发动全厂文化高的职工帮助文化低的职工学习，这种工教工的文化互助办法，不仅可以解决教员缺乏的问题，而且是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的武器。但该厂对于从工人中产生出来的文化教员，没有得到领导上的积极帮助，使他们不能更有把握的去帮助别人学习，以致创造出来的文化互助办法，不能发展下去，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今后在工厂职工中培养教员，必须是工厂领导和职工会的一个严重任务。
六、配合生产情况来调剂教育内容和学习时间
边区各工厂的生产时间，由于各厂的性质不同，或因原料缺乏，以致有的工厂工作十小时，有的工作九或八小时。凡工作八小时的工厂，每天规定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教育的时间是有保证的，但工作十小时的工厂，则须在工余挤出时间来学习。一般工人工作十小时后，身体疲劳，往往影响学习情绪，如遇生产突击，或加工，或总结生产工作，更把学习时间占去了，使教育工作陷于停顿，这是各工厂共同的缺点，不善于按照工厂的生产情况来灵活调剂教育内容和学习时间。一般每逢生产竞赛或总结生产时，不仅仅使文化学习停顿，即对技术教育、纪律教育、思想教育也放松了。在正常生产状态时，应当着重文化教育；在生产突击时，文化学习可能受到影响，必要时可以暂停或酌量减少学习时间，原来每天上课认识三个生字的，可以减为隔日上课，但此时期应注意技术教育和纪律教育，以保证突击期中生产的质量产量，纠正生产中的不良倾向，发扬生产中好的表现。又在总结生产时，文化学习也可以放在次要地位，而以检查劳动态度、进行思想教育为中心。总之，随着生产情况而适当的调剂教育内容和学习时间，不仅仅不致使教育与生产脱节，而且可以获得生动的现实的教育内容，这样才能使职工教育打开狭窄的圈子，避免为教育而教育的倾向。
七、配合墙报与文化娱乐来发挥教育的作用
当工厂职工教育在教条主义影响下的时期，墙报也是脱离生产的，有许多工厂的墙报，理论多，反映生产实际少，长篇大论，有的写文艺，有的写随感，只是少数人办少数人看，还不会和工厂教育配合起来，把墙报作为现实的生动教材，作为改造劳动思想的武器。
至于工厂文化娱乐，一般注意“消除疲劳、调剂生活”，对于配合教育、改变思想、促进文化学习方面则被忽略。因此，有些工厂竟花数百万元置办戏箱，大演平剧，劳神伤财，多数群众既看不懂，且传布封建迷信的毒素。
在一九四三年厂联会后，工厂经过了整风，工厂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与党八股受到清算，墙报与文化娱乐都有新的转变。
在墙报方针上，首先明确规定，以反映生产与职工生活为中心，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好的，批评坏的，反对长篇大论的文章，号召大家办报大家看，文字以简短通俗为好。有些工厂由生产快报发展成为简明快捷的黑板报，为被服厂的“黑板报”，难民工厂的“工先报”，皮革厂的“生产快报”，中央印刷厂的“印厂生活”等，都办得好。组织通讯员，鼓励大家写稿子，借以练习作文，组织读报，把墙报作为活的教材，使文化低的职工不仅懂得墙报的内容，而且从墙报上去读书识字；又配合当前的生产情况与工人的生活，有批评、有鼓励、有讨论，对思想教育、纪律教育、技术教育方面都能起补助的作用。
在文化娱乐上，也能发挥它对生产教育应有的配合作用。有许多工厂能够有意识的配合工厂的实际与当前的时局，通过秧歌、歌咏、戏剧、活报、大鼓、快报等形式来教育职工。采取本厂生产与工人生活中的故事，编成有教育意义的秧歌、活报、话剧、快板等、如难民工厂的“交纱去”、“袁广发”，中印厂的欢送生产队的“赠别活报”，化学厂的“工厂是自己的家”，皮革厂的“大竞赛的最后阶段”，火柴厂的“瞎子进步”等，都是反映本厂的实际生活，有的是鼓舞劳动热忱，有的是歌颂劳动英雄，有的是奖励学习，有的是批评不安心工作，有的是提倡爱护自己的工厂。这些秧歌和活报的演出，都曾给职工们以良好的影响。难民、化学、纬华等厂的职工，每逢旧历年节，本地工人多因想家而难过，或者请长假回家而耽误了生产，近年由于工厂能注意年节的伙食，活跃文化娱乐，使职工在工厂中能过美美的红火的年节，而转变了工人回家的思想。制革、卫生材料等厂，过去因未注意文化娱乐活动，工人们有的串山沟、有的赌钱、有的喝酒、有的胡谈乱扯、有的打骂说怪话、不遵守纪律，影响生产与团结，后来工厂领导上和职工会有意识的去开展正当的娱乐，组织礼拜六晚会，动员大家都到俱乐部去玩，而纠正了腐蚀工人思想的不良消遣。同时，由于集体性的娱乐活动，对于职工也是一种团结教育，因在此种场合，极易打通彼此的隔阂。中央印刷厂、卫生材料厂，制革厂等的领导上及一般干部，经常借此机会与工人同乐，因而上下关系就更密切。此外，有些工厂利用编写剧本、秧歌、快板等来鼓励职工练习写作，或利用排演秧歌、戏剧，或练习唱歌、快板，作为文化补助课，教职工识字读书；或利用抄写唱曲、剧本来练习写字；甚至利用玩扑克牌教文化低的工人认识阿拉伯数字，并练习计算数目。总之，文娱工作也是一种教育工作，其作用不是单纯的消除疲劳，调剂生活，应当和教育工作配合起来，发挥文娱活动中的教育作用。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四册)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