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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印刷厂的文化学习(1945年9月)
我厂是一个文化事业的工厂，一般的说同志们的文化水平要比其它工厂高一些，但究其实际，根据〔一九〕四四年底一百四十个人的调查(可以作为全厂的缩影)，文盲与半文盲要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能读群众报的占百分之十五点四，能读解放日报的占百分之五十点三。极大多数同志对于运用文字的能力很差，就算术水平来说，初小程度以下的占全厂人数百分之六十九，高小以内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中学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八点五。
由此可见，文化学习在我厂整个教育工作中，仍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展开文化互助，消减文盲与半文盲，把一般职工提高到能看解放日报的程度，是我厂文化学习奋斗的目标。
文化班，这是我厂文化学习的主要组织形式。
我厂文化学习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初。那时上课的人只有五十个文盲，时间没有一定，学生也经常不到。同年下半年工厂建立学习制度后，一部分职工学习党建、上大课。一部分职工学习文化，编为两个文化班，教材是边区教育厅编的国语课本。参加文化学习的人，只有生产部门中一部分青年同志，年岁大的和杂务人员没有参加，大课时间和人数，都不能很好保证。
一九四二年初，直属党委强调提出文化学习的重要与成立文化补习班，我厂乃和解放日报社共同组织管理委员会领导两机关的文化学习。四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学上课，共有学生一百二十六人，我厂参加学习的七十六人，大多数文化水平相当于初小二年级到高小一年级，二十个文盲。国语编四班，算术编三班，系测验后按文化水平编的。主要的课程为国文和算术，一二班并□上“论共产党员修养”等文件。课本第一班中级国文选第一册，高小算术第一册；第二班国语常识第五册，初小算术第五册；第三班国语常识第三册，初小算术第三册；第四班国语常识第三册，不上算术，并建立点名制度，这对督促学习起一定的作用。四班共有七个教员都系由工作人员兼任，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
这是我厂文化学习比较正规和兴盛的一个时期，奠定了以后文化学习基础。一九四三年四月整风学习开始，文化班也全部参加，乃停课。一九四四年七月，我厂单独恢复文化班，十月又因检查工作，选举劳模及过新旧年而停课，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才正式上课。
现在文化班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班二十五人，他们的程度看群众报没有问题，看解放日报遇到一些名词术语有困难。这一班大多数是青工同志(来厂时是文盲或半文盲)，学习热情高，国文上的“论联合政府”，算术上的党校编的算术课本(一部分用上册；一部分已开始学下册)，每两星期作一次文，他们都能在两小时内写出二三百字的文章，与第二班合办一墙报——“文化园地”，专门发表他们的习作。
第二班十九人，他们的程度能看群众报，有生字。国文也是上“论联合政府”，进度上要比第一班慢些，算术上初小课本第五、六册。
第三班十三人，他们之中多系半文盲、识字是他们的主要课程，课本用的是“日用杂字”，间或加上群众报上的文章，算术是用初小二、三册课本。
每天学习二小时，每周六次，两次国语、两次算术、两次自习。
事务人员因工作或其它原因，他们不能参加文化班上课，而这些人员又多系文盲或半文盲，因此对他们的文化学习不能不采取另外的方法去进行。
事务人员参加学习的有雇工、伙马夫、保姆等。其工作性质，流动性大(如运输队)雇工经常调动，住的地方分散，文化政治水平不一。
人数多的地方，如伙房、托儿所都编成小组，指派一定的人员负责帮助，单个的人(如喂猪、喂马等)，由总务处的文教委员根据他们的时间经常的教他们识字，一定的时间用小组会议的形势，互相批评检讨，特别好的给予表扬与鼓励。
他们对学习都有正确的认识，比如担水雇工张友生说：“识字求知识，有了知识什么也能干，看书写信记帐打条子写约立据不求人”。烧水的李治国说：“为了改造思想求进步，就要学习”。
教的内容，主要根据他们的需要和要求，从他们日常接触印象较深易记，用处多的字开始，使他们学会之后马上就能用，比如伙房就由柴米油盐学起，马夫老陈就由学打领条开始：
由于这样的学用统一，日渐识字多，然后再按自愿和需要教写简单的信，教造句，练习用字等，每天要写大字一张，一星期要和他们集体读一次报。
对于文盲的教材，采取课本，对于成年学来，不尽适宜。当时工会文教委员傅守凡同志根据工厂机器材料、工人生活、边区建设等，编了一个初级识字课本。因为所学的字都是他们日常接触的事物和熟悉的人物，所以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文化班也采用过这个课本。
此外，我厂还有×个长征老战士，来厂做工，他们没有学习习惯。要他们上课，他们说：“老了学不进去，学了记不住”。甚至说：“多做几小时工没甚么，学习是不行的”。工会找他们谈：“你们是老革命，按道理你们应当作领导工作，但由于你们没有文化，政治上进步很慢。如果这样下去，你们就会永远落在青年人后面”。经过这样多次的说服，他们还是不肯学。后来和他们商量，要他们试试看，行了学下去，不行再说。工会主任写几个字来教一位老同志，他学了几天兴趣提高了，墙报上表扬了他，现在他已经学会五、六百字了。其他的老同志也都在个别的帮助的情形下参加了学习。
文化互助小组，这是我厂进行文化学习的一个辅助组织，利用业余时间，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现在有五个小组：
铸字部组——8人
排字部组——10人
装订部组——9人
机器部组——7人
报 版 组——6人
文化互助小组成立经过是：
文化互助的口号，在我厂是很早就提出，当时没有搞起来。今年初，工会主任樊允行开始帮助老工人贾文龙，与贾文龙共同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并每天写日记一篇，贾每天写大字二十个。不久，吴彬、白成玉、季夫等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也找吴长祖、李德成、王帮虎等同志与他们订了个联盟计划，吴等每天学代数，李等每天习功课并写大字。搞了一个时期，他们的情绪也很好。工会认为这种形式——程度高帮助程度低的，不是以上教下，而是单行一块来学习，于是把这件事写在墙报上，大众看了之后，有的部也这样做起来。工会又把他们组织起来，五个文化互助小组这样组织起来了。
各小组内容是不同的，比如机器部开始只是复习功课和作文，后他们进行了历史、地理、常识的学习。排字小组一部分同志，因文化程度低草稿认不清，排字时错的很多，他们就学认草字，这样一面逐渐提高了文化，另一方面减少了错字。
几年来文化学习是有收获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不完全统计：
文化程度变易表
(一九四四年年底的调查)
在学习中，出现了像张景亮这样的学习模范。他是〔一九〕四〇年十月来厂的，来时他是十五岁的小孩子，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认识，现在他已成为很得力的排字工人，能排常字的原稿，每千字错字不过七、八个，而且还能排英文、日文，能写五、六百字的文章，经常向墙报投稿。
在我们杂务人员中，截至本年五月，已认识到六、七十个字到六、七百个字，最好的是佟玉新和张友生，他两人每人已认识近两千宇，日用难字一本只有五、六个生字。张友生大字特别写的好，他练字的大楷本已有五、六个厚本子了，他学会写家信，高兴地对人说：“出来时(离家)一字不识，现在能给家写信。等我回家去，我哥一定说我在甚么学校毕业了”。今年防旱备荒中，准备减低工资，有些雇工不高兴，但张友生对人说：“替公家干事能学习，有吃有穿，一月还拿几万元，尽够了”。替公家干事能学习，等于在什么学校毕业”。这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公营工厂雇工的真心话和切身经验。佟玉新同志一九四〇年来厂时，只识几十个字，现在能看群众报，写六、七百字的文章，也是印刷厂生活的经常投稿者了。他在学习文件中说：“自由主义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多的很，小广播到处都有，这就给破坏分子尽义务”。佟玉新同志是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他在工作上研究创造是我们的旗帜，他在学习上努力和思想上的开展，同样是值得学习的。
女工郭凤英是陕北农村妇女，来厂一字不识，她同时又是一个工属，有两个小孩子。她一九三八年来厂，到现在已能很通顺的看群众报了。
我厂工人文化学习能得到这样成绩，是由于边区工人得到解放，他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会来领导他们教育他们。他们的一切文具、纸笔都是工会发给，他们的个性完全解放了，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又由于新民主主义的工厂利益与工人利益一致。工厂对工人文化教育非常大，除人力帮助，每月拿出全厂工人工资总数百分之六作文教费及教室灯油等物质帮助，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工人的文化政治水平进步非常快，工人们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他们在工会团结领导下，为全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着。
(此文只是本厂教育的一部分，政治教育未在内)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