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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的延安工人阶级
汤钦训
抗日战争以前，陕甘宁边区的生产非常落后，根本谈不到工业，一多半县区人民的一切日用所需品全靠外边输入。文化科学技术也落后，我们农具厂有个管理员，是陕北当地的干部，虽然有一点文化程度，但他连钉子和铁丝都分不清。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带来了一个小修械所和40名工人，以后又建立了被服厂、印刷厂等，总共也不过270多名职工。从1938年开始，我们党中央发出了发展边区经济的号召，得到了边区内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开始了边区公营工业的建设。在这一年，边区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药厂等等。这一年的二月间，工业家沈鸿同志把自己的十部机器迁到边区，还带来七名工人。同时，白区的地下党组织，源源不断地把一些熟练工人派来边区，党在边区举办了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培养了一批有技术、有觉悟的工人干部。这一年，也有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从此，初步地建立了边区工业建设的基本力量。到1939年，公营工厂的职工增加到700多人，加快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如：在公营工业体系中，就有了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化学工业；还有被服、炼铁、石油、机械和军事工业等。到1944年，全边区职工队伍发展到12,000多人。这对当时贫穷落后的边区来说，边区的工业和职工队伍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当时的数量虽小，但贡献很大。就拿机械和军事工业部门来说，供应了八路军必需的军械、军火和通讯器材，有收发报机、步枪、掷弹筒和步枪子弹、迫击炮弹、掷弹筒弹、手榴弹等。同时，也供应了边区工业上用的各种机械，其中有织机、弹毛机、弹花机、榨花机、油墨机和一些机械零件等，支援了抗日战争，保证了边区经济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也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我是个知识分子，在边区呆了十年，受到党的教育和无产阶级的熏陶，很快成长为工业管理的干部。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里，没有一个工厂不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这里只谈谈延安农具厂工人艰苦创业的经历。
1937年，党决定我离开武汉大学到延安学习。我到了延安以后，曾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难民纺织厂和造纸厂搞过一段技术工作。1940年5月1日调到温家沟农具厂任副厂长。
这个农具厂原名叫“难民农具机械厂”，为什么冠上“难民”两字呢?当时，国际友人募捐办了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也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办了几个工厂，如难民纺织厂、皮革厂等等。难民农具机械厂也是其中一个。这个厂在1939年2月开始筹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厂房建了起来，经过装置机件，购买原料，七月间正式投产。当时，只有一座简陋的化铁炉、一座打铁炉，两部车床、两部钻床，还有一些钳工、木工的工具和沙箱，厂里的职工只有一百多人。虽然机具简陋，人员少，但发挥的作用不小。
1939年，边区的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品的输入受到限制。那时办工厂非常困难，而且这种困难延续好多年。农具厂的动力就靠人力，用人力来摇一套大小轮子作为动力。两部车床和一部钻床安在一间小房子里，就是用人摇动的，化铁炉鼓风机是用骡子来拖动。翻砂没有厂房，都是露天作业，遇到下雨天，全部人员出动盖砂箱。虽然机械设备很差，但职工技术水平是挺高的。当时，学工的大学生当技术员的就有吴崇陵、聂春朵、徐纪纲、王立、肖淦、余侠平和徐驰等同志，就是支书、工会主席、管理财务人员也大都是高中文化程度。工人中也有好多熟练的工人，大都是抗大职工大队分配来的。象赵占魁同志是炼铜的，他的手艺很高，也能吃苦耐劳，什么困难都不怕。木工焦广明，红炉工崔锁贵、车工张庆森、吴从科、罗振扬、钳工孙云龙、扬硕昆、陈兰桂等，他们的技术都是很高明的，什么都会干。那时，厂里设备差，原材料缺，他们能够想出办法来解决。开工的头一个月，他们铸铧500多个，到10月份全月生产出大小铧1,800多个。还生产不少镰刀、锄头等。在1939年秋季和1940年春季的农业大生产中，这些农具起了很大的作用。机工股的工人还为印刷厂修理了两部印刷机，给印刷厂工人很大的帮助，保证了《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
1940年到1941年，国民党搞了两次反共磨擦，把我们弄的几年布匹，粮食缺少，肉类油类就更少了。我们全厂职工都响应党的号召，下决心自己动手，同边区军民一道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不但生产犁铧，还做饭锅、弹花机、织布机、大车等等，还为兄弟单位制造收发报机零件。不久，我们这个厂就改为兵工厂，主要是生产手榴弹、复装子弹，制造掷弹筒，修理步枪和机枪。也制造过步枪(不过量不大，一个月生产四五十支枪)。在生产军火这一段时间，全厂职工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做枪的钢材，是部队从前方拆回的钢轨和从延长石油厂运来的废钻杆。这种材料加工相当的困难，工人还是千方百计地加工制造。复装子弹没有子弹头，边区政府发动群众为我们收集送来铜元。一个铜元料，可以冲压成弹头壳，然后安上底火和火药，复装一颗子弹。以后还用麻钱提去锌后自己制造子弹壳，每月能生产十多万发步枪子弹。那时候，我们干部和工人一道搞生产，对工人非常熟悉，工人那种忘我劳动的精神十分感人。没有他们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边区的工业建设发展那么快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延安的兵工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战争，减轻人民负担，改善军民生活。同时，党、政、军和工会组织都关心工人队伍的建设，使之成为先进的队伍，能够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1942年初，何家岔深沟里的兵工厂(枪厂)运输比较困难，原材料供应不上，生产极不正常，被迫停产，工人情绪很大。有一次，这个厂的几位同志路过我厂。在聊天中，他们说枪厂没多少活干了，工人整天白吃饭，不如趁早上前方打仗。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王立、徐纪纲等)就联名写报告，向党中央、军委和西北局反映情况。说明两厂合并，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信是我送去的，几天没见回信，我心急就去王家坪直接找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我，他耐心地听了汇报，还表扬我们关心党的事业，要我回去听候答复。当时正遇到吃饭时间，朱老总还留我一起吃了午饭。过了不久，命令就下来了，让我们两厂合并。这不但发展了军事工业，也稳定了何家岔兵工厂那部分职工的情绪。朱总司令是我党的高级领导，指挥敌后的全面抗战，日理万机，却对我们这支几百工人的小队伍如此关心，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朱总司令还亲临一些工厂检查工作，号召工人克服困难，努力生产，支援边区军民；还鼓励各厂的工人努力学习，准备将来更好的工作。从1940年起，他提倡纺毛运动，以解决面临的实际困难。他自己带头纺毛，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1942年，我们厂发生了一件事，叫“狄德建事件”。狄德建会生产起爆药的技术(即步枪子弹和手榴弹起爆的药)。当时，边区生活很困难，两厂合并后，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吃的住的更加紧张了。狄德建对当时的生活有意见，大闹情绪不上班。他手下的学徒也跟着闹，这样就影响了全厂的手榴弹生产。因为生产起爆火药，只有狄德建一个人会这门工艺，别的工人还不会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懂得这方面的书本知识，没有实践过，如果我们去干，还要有一段时间做试验。这件事，上级很快就知道了。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一听就发火了，他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工人都罢工了，这还了得!”。后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李颉伯等同志到我们厂做工作，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同志，也到厂里来，就在工房机器旁召开大会，向工人作报告；边区总工会的章萍同志等也来到厂里，向工人作思想工作。他们还亲自上伙房去抓伙食，很快就改善了生活。这个本来可能要引起更大“风波”的事件，也就很快平息了，仅仅几天的时间生产又恢复正常了。坏事变成了好事，经过做思想工作，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了，懂得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的工厂，与旧社会资产阶级办的工厂是不同的，应该用新的劳动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
1943年，各工厂也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整风和检查，工人中暴露出来的个人主义方面的思想问题不少。有的认为当工人没前途，想退职当小商贩、做买卖，图个人发财；也有“干不干，一斤半”的，出工不出力或没病装病等等。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亲自到工厂里去检查工作，推动整风运动的发展。1943年7月间，党中央总书记洛甫、政治局委员邓发和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等同志，还到边区被服厂去参加整风检查总结大会，分别作了重要的讲话。他们针对工人队伍的思想状况，强调工人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批评我们干部认为“工人不懂思想”，“工厂不必整风”的错误观点；指出只有改造我们工人的思想，我们工人才能成为先进的队伍，才能担负起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号召工人把劳动热忱与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勉励工人加倍地爱护工厂，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把公家的事办好。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当年的《解放日报》都发表了，对整个边区工厂的整风运动，工业建设和工人队伍的思想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延安工人阶级能够具有那样崇高的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对支援抗日战争、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方面做出了贡献，是和党对工人队伍的关心、爱护和教育分不开的。
工会是工人的家。我记得那时工会的工作面很广，非常活跃。当时工厂里的生产属于行政，动员工人积极参加生产的是工会，业余教育和职工文化娱乐、生活福利等等也都由工会出面组织，就是列宁说的那句话，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是管理的学校。当时，工厂里的党员很少，党支部把许多工作都交给了工会。工会工作很深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邓发、李颉伯、边区总工会的毛齐华、高长久、章萍等同志，都到我们厂来过多次，对我们帮助很大。当时边区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是，由于工会积极开展各项有意义的活动(如：劳动竞赛、球类比赛、唱歌演戏、学习文化、技术和业务)，使大家生活的很有秩序，精神舒畅，也就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了，而且革命意志旺盛。大家都感到党的温暖，把工会当成自己的家。工人有什么问题都去找工会解决。如果工厂里的工会解决不了，就到边区总工会去反映。工厂的干部和科技人员也都对工会有很深的感情。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和李颉伯、章萍同志，还是象亲兄弟一样，遇到节日和假日，都相互来往。
现在，工厂职工和工会组织关系不大密切，没有把工会当成职工之家。我真诚地希望工会组织总结经验，继承延安工会工作的光荣传统，把工会工作活跃起来，开创新局面，发挥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的主人翁作用。
(王建楼、姚玉龙、胡琳整理)
注：汤钦训同志原任延安农具机械厂副厂长。解放后，在航空工业部和技术部门负责工作三十余年，现已离休。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