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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印刷厂看边区工运
李平
经同乡(党的地下工作者)张道吾、许荒田同志介绍我于一九三七年初到延安。不久，中央党报委员会徐冰和廖承志同志找我谈话，讲了不少革命道理，要我到中央印刷厂做工。
当时，中央印刷厂正在筹建，准备出版《解放周刊》和马列书刊，厂址设在清凉山万佛洞。山上的鲁班庙既是职工集体宿舍，又是职工学习、活动的俱乐部。廖承志同志亲自书写画画，参加俱乐部的布置工作。
厂长祝志澄同志，大革命前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大革命时参加过上海的三次暴动。一九三二年在中央苏区印刷厂工作，经过长征到延安，他长期从事党的出版印刷事业。熟悉业务，又能和工人打成一片，大家都称他为我们的祝厂长。建厂时的设备和人员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长征红军、陕北红军。他们随党中央从保安县进驻延安的，带来了几部石印机。这个厂属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领导，部长是毛泽民(中央印刷厂初期也属国民经济部领导)，朱华民、李长彬、黄德成、赵永太、霍学灏等同志都是那时进厂的。
第二部分是西安来的工人。“西安事变”后，长安晚报社社长李蔚然带了十多名技工和两台四开铅印机、一部分铅字器材等，由西安到三原县，印刷过一些革命宣传品。然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迁到延安。原长安晚报社的李蔚然、王顺之、孔祥才等(他们都是山西赵城人，与南汉宸同志早有关系)，到延安后都进抗大学习。《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武志善、党自英、李克谦、郑天长等都到了中央印刷厂。
第三部分是上海来的工人。祝志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到上海招收技工和购买印刷设备器材。买到的设备有：对开机一台、铸字机两台和其它印刷器材。技工有顾纪民、周永生、沈镇衍、史长庚、孙梅生、蔡善卿、黄东生、贾文龙、赵鹤、蔡川根、金文钦等同志，其中顾纪民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初准备重返上海采购印刷设备时，在涝山事件中牺牲了。
第四部分是在当地招收的学徒。如劳动模范曹国兴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些是从外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
这支队伍既有革命觉悟较高、组织纪律性较强的红军政治骨干，又有西安、上海来的技术骨干，还有不断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比较强干。经过短时间筹备，党中央领导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一期就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印刷厂出版了。
印刷厂从五湖四海来的这支队伍，从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上说，总的是好的，但是思想觉悟参差不齐，生活习惯不同，特别是上海和西安的工人，在旧城市生活惯了，不免带来一些不良习气，如赌博、打架、酗酒等。生活上，他们从来没有吃过小米，好多人不习惯。个别落后工人如西安来的党自英，挑动工人闹待遇，闹不团结，煽动工人离开延安，经过教育，绝大多数工人情绪终于稳定了，党自英被欢送出境。
由于印刷设备材料不全，工作中困难不少。记得第一期《解放》周刊出版时，三月份就排好了版，因没有铸字设备，缺字太多，一个月后才出版。
工厂的组织机构，是在上级党领导下，行政、党支部、工会三位一体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组成“三人团”，制订全厂的生产计划、开展职工教育工作和抓生活福利等，既有明确分工，又经常碰头，相互协商、相互支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抓政治、文化教育，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
中央印刷厂从建厂开始，就直接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教育。厂工会由边区总工会直接领导，毛齐华、刘群仙、廖似光、高长久等同志经常来厂指导工作。中央职工委员会成立后，委员会的领导人也经常来厂指导。邓发、张浩等同志亲自找干部、工人谈话，召开工人座谈会。李颉伯、陈希文等同志也常来厂帮助工作。
毛主席在百忙中曾几次来印刷厂，教育工人说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的力量。他强调工厂就是劳动大学，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要在劳动大学中锻炼。毛主席还为工厂题词：“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再接再励，百折不挠”。这成了我们的办厂方针。毛主席对工人的文娱生活也很关心。有一次，工人演出节目，他坐在一条木凳上一直看完才离开。此外，朱德总司令、陈云、洛甫、李富春、林伯渠、贺龙、博古、陆定一、张鼎丞等同志，都给印刷厂工人作过报告或题过词。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从国统区回延安时，也在清凉山作过很重要的报告。当时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出版局都参加了。中央领导人的深切关怀，给大家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印刷厂的思想教育工作很活跃。徐冰同志从1937年至1939年，系统地给职工们讲授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浩同志给大家讲工人团结起来大如天的道理。我们还请过艾思奇、杨松、许之祯、王林、郭化若、吴亮平等同志作报告。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职工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增进了团结，懂得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
印刷厂既是生产革命精神食粮的地方，又是增进文化革命知识的大学校。由工会文教部长和支部教育干事与教员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领导大家学习。廖立民、傅守凡同志曾先后担任过工会文教部长。教育委员会按职工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分成不同的班次，利用工余时间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张景亮同志，进厂时一字不识，由于他刻苦学习，几年后不仅能读书看报，而且成为工厂的学习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现在是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
厂里的文娱活动一向比较活跃的。工作之余大家都爱唱革命歌曲，《延安中央印刷厂厂歌》给大家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在俱乐部里，除下棋、打扑克、唱歌等活动外，京剧组也很活跃，并颇有名气。徐冰同志亲自写剧本，亲自排练《抗联故事》、《台儿庄大捷》等剧目。还在中央党校、八路军大礼堂、边区礼堂上演过“辕门斩子”、“打渔杀家”等，受到延安各界的好评。杜延庆、连衡等同志都是当时的主要演员。
体育活动内容也多种多样、丰富多采，特别是篮、排球队，是延安的一支强队。经常和各单位举行友谊赛，在市运动会上，青年队曾获得过冠、亚军。
二、艰苦奋斗，勤俭创业。
延安是全国抗日的灯塔，全国人民响往着延安。但是，却高举“先安内后攘外”的旗子，加紧对解放区的围困，停发八路军的经费。面对敌人的封锁、围困，毛主席坚定地回答：“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印刷厂全体职工，为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迅速开展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劳动竞赛。后来在开展赵占魁运动时，邓发同志通过亲自了解情况，表扬了排字工人姚文田，刻字工人陆斌等第一批参加赵占魁运动的同志的事迹。他们的计划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后，推动了全厂职工的学习运动，全厂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纸张耗损率由千分之八至十降到千分之一点五至千分之三。我们响亮地提出：三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干，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全厂职工做了分工：祝厂长坐镇，保质保量地完成成倍增长的印刷任务；抽调约三分之一的强劳力，组成开荒大队；由我和武志善同志带队，到甘泉县金盆湾附近开荒、烧木炭。我们克服没有住房、工具等困难，当年就开荒一千亩，打粮一百二十多担(每担合三百斤大秤)，一年烧的木炭足够全厂两年用。开荒队伍中出现了不少劳动英雄，如：王庚新、吴长祖、郝现瑞等，一天开荒两亩多，达到了“气死牛”的水平。
我们的菜园子在延安飞机场东端，拥有十多亩地，是中直机关中的模范菜园，负责人平江同志原是排字工人，后来成了种菜能手，他领导的菜园不但菜的品种多，而且产量高，自己吃不完还支援兄弟单位。粮多了，菜多了，养猪业也发展起来，正是：“我们生长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1944年前后，工厂伙食管理员冯尧生同志和工会劳保部长、医务所医生组成了伙食委员会，制订的菜谱可以一周内不吃重样菜，我们的食堂在延安也成了模范食堂。炊事员佟玉新以节约烧炭的事迹，推动了延安各机关团体的节煤工作，成为边区的劳动英雄，毛主席曾亲笔给他题字“节约模范”。
工厂卫生所的工作也很出色。这是个设备简单，只有两名女医生和三、四个工人人员的医疗所，他们除负责我们厂的医疗工作外，还负责解放日报、出版局、新华社、俄文学校等单位的诊疗任务。他们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积极开展地段卫生保健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还为东关区几千名群众服务。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到了广大工人、干部和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阮雪华、白浪两位医生被选为边区模范医生。《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予以表扬。
三、工厂是革命文化的心脏，又是锻炼干部的熔炉。
从建厂到抗日战争胜利，印刷厂先后出版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七种报纸，《解放周刊》、《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七种期刊，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几十种，党中央的各种文献上百种。这些著作和报刊对武装全国人民思想，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工厂在出色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也锻炼培养了干部队伍，在抗战期间，印刷厂曾派出工人、干部到各抗日根据地，筹建和帮助印刷厂、出版部门开展工作。先后有：周永生等同志到晋东南新华日报印刷厂；史长庚、孙继库、黄德成、金文锁等同志到新四军筹建印刷厂(孙继库同志在河南竹沟事件中壮烈牺牲)；万启盈同志派到绥德印刷厂；我和李震、汪叔平、赵鹤等同志到晋西北抗战日报社印刷厂。李长彬、秦一飞、沈镇衍(在扫荡中牺牲)等同志也曾到晋察冀边区帮助筹建印刷厂。
边区的工人不仅是工厂的主人，也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人口一百五十万左右，边区政府参议员中就有二十三名工人参议员，老一代工人参议员中有：朱宝庭、王震、高自立、高长久等，我是由延安地区七八个工厂推选的参议员，当时，我是年龄最轻的。参议会中，工人的声音和提案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边区的新民主主义“三三制”政权中，充分体现了“工人是新社会的主人”。
(王建楼、吴身明整理)
1984年12月
注：李平同志原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印刷厂工会主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离休前任中华全国水电总工会主席。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