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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军事工业发展概况
徐驰
1937年我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军事工业局工作。军事工业局设在清凉山附近的几个窑洞里。李强同志刚从国外回来，担任军工局局长。他找我谈话，派我到茶坊，和沈鸿同志筹办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从此，我就参加了边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离开。
筹建边区军事工业
1937年10月1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十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研究发展边区工业。1938年开始着手边区公营工业的建设。这年二月间，工业家沈鸿同志亲自带着他的十部机器和七个技术工人来到延安。党中央对沈鸿同志很重视，安排他们到茶坊筹办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对内叫兵工厂。
最初，我们的军事工业仅仅是修理枪械，只有一个从长征过来的修械所，还形不成国防工业。沈鸿同志来后，办工业就有了条件，以长征过来的老修械所为主，组成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老所长周鉴祥当厂长。沈鸿同志当总工程师，我呢，也算是个工程师。沈鸿同志带来的机器都是“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对我们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我们同工人一起，用这十几部机器作基础，开始制造出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运的新型母机和各种机器，帮助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如给印刷厂制造油墨机，给造纸厂制造造纸机，给制药厂制造压片机等。好多机器都是沈鸿同志设计，他画出个草图，我就帮助他绘成正规的图纸，而且都晒出兰图来。
从1938年初到1945年底，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工业开始由修枪发展到造枪，造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何家岔的枪厂，就是我们茶坊兵工厂的一个分厂，是周鉴祥同志带了山西太原兵工厂的一批老工人去创办的。钱志道是搞军事化学的。他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专门研究火药。他一到茶坊，就开始组建火药厂。不久，我又带了一批人到温家沟，成立温家沟兵工厂。温家沟这个兵工厂，原来是农具厂，只会翻制一些农具，犁铧等，由于战争的需要，就把它扩建成兵工厂。那时候，咱们的八路军属国民党部队建制，所以那个厂也叫八路军留守处兵工厂(简称兵工厂)，对外还是叫边区农具厂。这样不到一年，我们边区就有了三个兵工厂：一个是茶坊机器厂，毛远耀当厂长、沈鸿当总工程师；第二个厂在脂肪沟，叫火药厂，钱志道是总工程师；第三个是边区农具厂，也叫温家沟兵工厂，我当厂长，杨长春同志当党总支书记，赵占魁同志是我们的翻砂股股长，孙云龙同志是子弹股股长。我们厂专做手榴弹、掷弹筒、六〇小炮。我们还生产了大批复装子弹，就是用敌人的弹壳，装上火药和底火，供给咱们的部队用。以后还做“八二”迫击炮弹。
虽然当时边区的军事工业基础还不雄厚，但在军事上起了保卫边区和支援抗战的作用。机器厂三年就给造枪厂(也叫二厂)和火药厂造了大批设备，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〇师)和延安工厂。我们农具厂每月能生产子弹十多万发，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手榴弹年产量达10万枚。
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边区的工人运动很活跃，对边区军事工业的建设贡献很大，我们这几个兵工厂都有工会，是边区工会工作和开展职工运动的中心。当时从山西兵工厂来了一批工人；沈鸿同志带来一批工人；上海，河南，河北，西安，湖北和同蒲路也来了一批工人。其中不少是有技术的老工人，他们都集中到兵工厂来了。那时，我们兵工厂生产任务繁重。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边区总工会对我们兵工厂都很重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邓发、张浩、李颉伯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负责人高长久、崔田夫等，都经常到我们厂里来。当时，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有干劲，很活跃，一天光知道工作，工作完了就说说笑笑，上下级亲密无间，党、政、工会干部的劲都往一处使。邓发，李颉伯，章萍等同志在我们厂长时间蹲点，搞调查，研究如何搞好生产，改善职工生活等问题。1941年以前，边区总工会多次组织劳动竞赛，促使我们厂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42年10月以后，又组织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运动。我们厂是开展赵占魁运动的典型。边区总工会在我们厂不断总结经验，然后全面推广。“学习赵占魁”运动对全厂职工触动很大，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第一个现代化炼铁厂
1942年下半年，军工产品的生产任务激增。主要原料铁的来源严重不足。当时虽然有关中炼铁厂，但由于用土法炼铁，产量不大，质量也有问题。
一天，李强同志来找我，动员我去搞炼铁厂。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只要对革命有利，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被调到炼铁部当工程师，筹办第一个现代化炼铁厂。我们准备用新式的动力鼓风机、热风炉炼铁。我搞出设计，沈鸿同志就在边区机器厂按设计加工。鼓风机，水泵，热风炉等设备很快生产出来了。沈鸿同志从上海带来的一个小发电机我们也用上了。不到一年即1943年9月，炼铁厂就出铁了。那时候搞现代化炼铁厂可困难啊，开始只有43个人，没有铁矿，李强同志就把懂地质的汪家宝，范慕韩几个人(他们都是清华和北大学地质的)组织起来勘察铁矿，搞耐火材料。炼铁需要煤，桥儿沟虽有煤，但质量不好，无法炼焦，我们就用木炭代替焦炭。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支持说：“我保证供应你们木炭，南泥湾那里有的是树林!”别看一个小炉子，一天炼一吨铁，需要10吨焦炭、矿石、耐火材料等。运输很困难，全靠毛驴驮。我们组织了一个毛驴运输队，到南泥湾运木炭，到近百里外的蟠龙山拉矿石，每天供给炼铁炉吃。炼铁需要一批技术工人，延安自然科学院派了一批学生来工厂实习，既炼铁，又学习，解决了我们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生产进行得很顺利，就是木炭的消耗量太大。我们找来几个老工人，一起研究改造土焦炉，很快炼出了焦炭，大大降低了燃料消耗。1944年，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陈郁同志来找我，要我们再搞一个日产五吨的炉子。我建议把炼铁炉，建在交通条件较好，离煤矿石产地又较近的瓦窑堡。1944年下半年，陈郁就请林华同志去筹备新炼铁厂。林华那时候是延安科学院的老师，懂化学，也会炼焦，搞耐火材料。派汪家宝搞地质，让我搞设计。我们很快在瓦窑堡搞了一个小实验炉，用瓦窑堡的焦炭和蟠龙的矿石做试验。到1945年春，试验终于成功，炼出了很好的坐铁。我们正准备建五吨高炉时，日本投降了，大批同志被派往东北工作，建新炼铁厂的工作只得停止。
(王建楼、梁剑武整理)
1983年5月5日
注：徐驰同志原任陕甘宁区延安农具厂厂长，现任国家经委顾问。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