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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兵工厂工人运动的情况
孙云龙
我原在太原兵工厂做工，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们工厂有不少人参加了八路军。1937年来，我也来到了延安。
我在延安九年，参加了边区的军事工业建设。大部分时间是在何家岔军工二厂和温家沟农具工厂(对内称兵工厂)搞军工生产。下面我就谈谈这两个厂工人运动的情况。
高射机枪架和第一支步枪的研制
陕甘宁边区原来没有军事工业，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有了一个小修械所(也叫兵工厂)。修械厂的工人，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还有部分原来是陕北红军修械所的。我到延安后就到这个兵工厂工作。当时厂址在延安东门外柳树甸，厂长是郝希英，政委是张永励，都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1938年初，沈鸿同志从上海带来十部制造机器的母机，从此，边区有了机械工业，接着，边区的军事工业也发展起来，先后建立了机器厂、兵工厂以及电器材料、化工、制药、皮革、农具、纺织等十几个工厂。主要任务是供应八路军军火、药品、被服和通讯器材，也搞一些民用工业品，供应地方工农业生产。
一九三八年初，西安八路军办事外又分批把80多名工人送到延安。柳树甸兵工厂由于厂房狭小容纳不下这么多工人，于是五月间，这个厂就搬到安塞县的茶坊，分东厂西厂两部分，东厂搞枪械修理，厂长是周鉴祥；西厂搞机器制造，由沈鸿同志负责。我们东厂的机器是土地革命时期，从延长原法国人开办的石油厂搬来的，有一台车床(这台车床专由张庆森同志使用，直到抗战胜利)，一台钻床，—台牛头刨床和一部八马力的柴油机。同时，沈鸿同志为我们制造了一些小型机器。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后，立即把主力转向我敌后根据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围攻边区的活动也更猖獗了。这个时期，我们部队的军火供应异常困难，后方部队装备大都是一些老套筒、汉阳造和一些土造枪，而且数量也很少，远不能满足部队发展的需要。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当时由于我军缺乏有效的防空装备，因此延安遭受很大损失。我们非常气愤。一天，刘贵福同志(东厂生产管理员)找我商量对付敌机野蛮轰炸的办法。我们决定搞几个高射机枪架，把已修好的几挺重机枪装在架上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我们两个人下班后在宿舍里边研究、边画图，经过反复修改，确定了图样。接着由靳俊鹏同志做模型，交翻砂股铸造。由赵希海同志负责锻件，张庆森同志负责机械加工。其它零件加工和总装配、表面处理等由我和石崇江同志负责。为了尽快将高射机枪送往延安部队使用，同志们废寝忘食，连续奋战六天六夜，完成了总装配。试验时，没有目标，我们就用四毫米铁丝做骨架，糊一个大纸球(下面不封口)，用油棉纱点着火让它晃晃悠悠升到空中当目标，先后打了二百多发子弹，效果不错。试验成功后，周鉴祥厂长、曹广化政委当即派人送往延安总部。军委首长看后很满意。部队在凤凰山和宝塔山上各架了一挺，敌机一飞到延安上空就给予猛烈射击。从此，敌机再也不敢低飞了。
1939年4月初，我和刘贵福同志拼凑了一些材料，在有关同志的配合下，制造出了第一支步枪。“五一”劳动节开大会时，在军工局举办的小型军工产品展览会上，展出了我们生产的那支步枪。当毛主席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时，叶季壮部长和李强局长介绍了这支步枪的来历。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拿起枪来瞄了瞄，拉开枪栓又推了上去，笑着说：“很好!很好!应该争取和创造条件大量生产才好!”李富春、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把这支枪拿起来试了试，赞扬我们兵工厂自力更生的精神，赞扬我们厂小志气大，不简单!
这支步枪与普通步枪不同，刺刀是三角型的，用的时候伸直，不用时可以折回，大家都感到灵巧好使。根据中央和军工局的指示，我们开始了批量生产。到1938年末，大约一个月能生产四五十支。到1940年底，就能够装备中央警卫团了。警卫团的战士们拿着这种枪站岗，都感到很神气。
不久，从前方和西安等地又来了几批工人，有好几百人。茶坊这个地方不大，住的、吃的、生产用的原材料，燃料都成问题，光靠几个运输队驮满足不了要求。因此，我们一部分人便奉命搬到远离延安一百四十余里的何家岔办枪厂(军工二厂)。由于厂子规模小，设备条件差，技术工人少，又缺原材料，产量提不上去。后来中央军委下命令，让贺龙同志的一二〇师抽出一个团，在山西敌占区破坏日本鬼子的铁路，把扒下来的铁轨锯成一段段的，用毛驴驮运到延安。打那以后的几年里，我们都是用这些铁轨来做枪管。做枪栓、枪套没原料。我们想用延长石油厂遗弃的废钻杆试试。但钻杆是低炭钢，硬度不够，我们就用牛骨和木炭粉碎混合后与零件一起密封加温，进行固体渗碳，使零件的表面硬度达到了标准。一九四〇年八月，朱德总司令和徐特立、李富春、陆定一等同志来我们厂视察。总司令看了我们生产的步枪，非常高兴，听说我们技术人手不够，产品没有人校验，朱老总回去后，立即发了指示，要各学校找这种专门人才。不久就在马列学院找到了曾在太原兵工厂专门从事调直枪管的郭际同志。
一九四二年初，“百团大战”开始了，敌人在各方面都加强了兵力，扒铁轨更困难了，后方的材料来源也很缺，步枪生产只好暂时停下来。同年五月，我们厂又搬到温家沟与农具厂合并，对外叫延安农具厂，对内是兵工厂。两厂合并后，机器设备增加不少，职工数也发展到三百多人，生产门路扩大了，既生产军用品，也生产民用品，但主要任务还是修枪。
制造步枪子弹和轻兵器
一九四二年，边区的工业生产碰到了更大的困难。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朱总司令作报告说：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抗战打日本。但国民党政府一分钱不给我们，一粒粮食不给我们，一粒子弹不给我们，企图饿死、困死我们，但是，国民党的阴谋失败了。总司令强调指出：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迎接更大的困难，我们工厂的各种工作，还须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经过大家的努力，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们温家沟兵工厂也开始制造轻兵器。如：手榴弹、掷弹筒等几乎整套轻兵器。
一九四三年五六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抽调河防几十万大军包围边区，准备进犯延安。边区各工厂都分别召开职工大会，动员职工“加紧生产、准备战斗”。边区工人都行动起来，有的提出：为了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区，保卫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保卫我们用血汗建设起来的工厂，我们要迅速组织工厂自卫军，加紧训练，随时准备战斗；我们要以十倍百倍的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数量和质量。从此，我们每天工作十一小时，星期日只休息半天，有时根本就不休息。温家沟兵工厂做掷弹筒，沈鸿同志负责的茶坊兵工厂做掷弹筒弹。我本来在党校学习，也被调回厂参加生产，迎接战斗。
我从党校回到温家沟兵工厂后，任钳工股股长。那时，国民党经常搞反共磨擦，小战斗经常不断，枪支、子弹消耗太大。因此工厂接受了生产步枪子弹的任务。茶坊的兵工一厂为我们做了四、五部生产子弹的机器，但没人会安装，我就自告奋勇，和另外三个同志一起很快把机器安装好。机器装好后，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操作。我看领导为难，就硬着头皮离开了钳工股，来到新成立的子弹股。这个股后来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骨干是从山东根据地来的程广泰、徐亚光、吕放、张功等。
开始，我们只搞复装子弹，就是从前方收回旧的子弹壳，经过清洗，重新烧口和收口，装上底火和发射药，再把新做的子弹头装上。边区没有镍铜，子弹头壳只好用铜元做材料。铜元是边区政府下命令，从各县收来的。我们把铜元经过辗片(辗铜机也是沈鸿同志那个厂做的)冲压成弹头壳，再在铜壳里边装上铅心(因为没有钢，不能做钢心)，复装子弹就制成了。
开始生产子弹头时，因为没有经验，打出去的弹头重心不一，在空中翻跟头。战士们说我们复装的子弹有“神经病”。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云同志和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李颉伯和军工局长李强等，召集厂党支部书记杨长春、技师龚家宏、工务科科长许云峰和我，去延安开了两天会，检查原因，提出改进措施。我们回厂后，又组织大家讨论，终于找到了改进的办法，战士们用后表示满意。一次张参谋长组织对比试验，英国造的子弹穿透十一层木板，而温家沟兵工厂造的手弹能穿透十二层木板。张参谋长非常满意。但是，我们厂只有一套设备，人手也不够，一个月只能生产子弹五万发左右。一九四三年，联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甘泗其来到我们厂，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们把子弹产量提高一倍，一个月生产十万发。我们想办法开两班，并动员部队战士打完仗把子弹壳收回来，使产量很快上去，每月最高能生产子弹十三万多发。
一九四四年以后，前方收回的子弹壳少了，我们又想办法自己炼铜做子弹壳，坚持制造更多的子弹。
克服困难、艰苦创业
在延安的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工人阶级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增加生产，支援战争。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极度困难。兵工厂的工人，半年没有发给一分钱的菜金。有一段时间，我们接连几个月吃生芽麦子面，不少人把胃都吃坏了。有时甚至只能向附近的老乡借粮。那时群众关系好，群众有一斗就会借给我们五升，有两斗的会借给我们一斗。借回来的粮食什么都有：高梁、玉米、黑豆、绿豆、谷子、糜子……借来后就往锅里一倒，拌点野菜煮成一锅粘糊糊的稀饭，好象“腊八”饭一样。被服供应不上，冬天没有棉鞋，只发一双棉袜子，大家穿草鞋过冬。因为没有棉花，棉衣是由未经过加工的羊毛做的，有的衣服里边还有羊屎蛋，穿的时间长了，特别遇到阴天，气味非常难闻。后来上级知道我们去向老乡借米一事，提出了批评。朱总司令批评说：我们八路军不是土匪，不是国民觉，再困难我们自己也要想办法克服，不能随便去向老百姓要东西，借东西。从此，谁也不敢再向老乡借粮了。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都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我们也一面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一面组织职工上山伐树，锯木板，拿到延安街上卖。为了找“生财之道”，我们还做过大车(马拉的)、算盘和烟斗卖。经过一段努力，终于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一星期能吃上两顿馒头，还能杀一头猪，吃上肉菜。一九四〇年一月，延安新市场举办了展览会，陈列品都是大伙大生产的成果：谷物有二百多种；蔬菜有白菜，洋芋、萝卜、蕃茄、丝瓜、莴笋、木耳等几十种；其它果品、药材、棉花、羊毛等种类也很多。工业产品中，轻工品最多，有土布、洋布、毛呢、毛线、火柴、肥皂、牙粉、瓷碗、瓷盆、马兰纸；重工业品有手搬刨床、锉刀机、钻床、车床等。还有煤油、食盐等。参观的人喜笑颜开，都说，敌人的阴谋失败了。
朱总司令在一次报告中说：“工友们!兵工同志们!没有什么困难能吓倒我们的!克服困难，向前迈进!让我们大家一致努力啊!”朱老总的讲话对大家鼓舞很大，一九四二年我们打算制造子弹壳。没有原料，边区政府下令各县收集麻钱给我们当材料。一下子就送来了几窑洞麻钱。可是炼锌炼铜，谁也没干过。我们就找来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铸铜工业》小册子，一边研究一边炼，由技术员龚家宏设计炉子。建烟囱没有水泥、砖，我们就用青石板和石灰代替。没有石灰，就自己采石灰石烧，没花公家一分钱就把反射炉建起来了，炼出的精铜，经军工局化验，纯度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李强局长很满意。化铜要有坩锅，我们就到几十里外的窑店挖坩子土，请沈鸿同志制造压力机，把坩锅做了出来。
我们每迈进一步都离不开工会
那时候，厂里实行政委制。一般日常工作由党、政和工会三家讨论，最后由政委决定。厂长侧重搞行政、业务；政委主管政治思想工作；工会负责组织群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总的目标是要把生产搞上去。一九四三年以后，我担任过工会主任，搞了一段工会工作，杨长春同志负责党务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的同志，经常到厂里来帮助我们工作。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邓发、李颉伯、毛齐华、高长久、章萍、陈用文等同志曾多次来我们厂，有时一蹲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一次，我们厂里职工吃不上菜，只得用盐水泡饭吃。邓发同志亲自来厂里蹲点半个多月，发动职工种粮食和蔬菜，很快解决了吃菜问题。边区总工会的同志来厂时，不但亲自下伙房抓伙食提高饭菜质量。还带动厂工会的同志抓职工生活。特别是生活劳保委员赵占魁同志，经常抽空带领大家搞农副业生产，到伙房帮厨。到一九四三年，我们厂职工生活改进很大，不但粮食不缺了，还能交一部分公粮。职工一星期能吃几次白面馍，每人每月能吃三四斤肉，蔬菜更是吃不完。
当时，边区总工会和中职委对职工教育也很重视，抓得很紧。边区总工会给我们各厂职工会的任务中，第一条就是提高全体职工的政治觉悟，领导职工以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努力增加生产。他们大多数干部整天背个包包在下边跑，检查各方面的工作。一下来就到窑洞里去和工人聊天，了解情况，帮助我们解决职工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帮助我们开展职工文化技术教育。那时候，我们到中职委和边区总工会是常事，一到延安不进工会的门，就象过自己家门没有进门一样。邓发同志虽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和我们常来常往，有一次我去延安办事，他知道后就把我找去问我：“你们那个地方职工学习怎么样?”我说，我们那儿没有专职教员，只请文化程度高的教文化低的人。我们组织了好几个班，有初学识字的，也有高一点的班级。每天晚上都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邓发同志说：“好啊!要坚持下去，这就叫做“小先生制”，这是一件大事，要把眼光放远一点!”那时，我们每天的生产、工作、学习都非常紧张，但大家心情很愉快。经过几年的学习，大家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都提高了，为解放后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工业建设人才。
(王建楼、梁剑武、胡琳、姚玉龙整理)
注：孙云龙同志原任陕甘宁边区延安农具厂子弹股股长，离休前任国家兵器工业部×局局长。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