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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赵占魁和赵占魁运动/一
杨长春
赵占魁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名的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劳动英雄。党中央曾号召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工厂、企业职工“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
现在，我根据能回忆起来的情况，简叙于后。
回忆赵占魁和赵占魁运动
一、赵占魁是怎样一个人
一九三八年秋，在延安抗大职工大队，我开始和赵占魁相识，前后曾几度在一起学习、劳动、工作和生活过。解放后，也曾一起参加过工运活动。回忆他本人的一些情况有：
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从小家里很贫穷。他开始走上生活的道路时，是个打铁匠，后到同蒲铁路当红炉工。受了半辈子的苦。抗战初期，日本鬼子占领了同蒲路，他也和其他的工人，流亡到西安。为了糊口，他曾卖菜卖豆腐。一九三八年初，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在西安招收有志抗战青年职工，他随之到了陕西的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职工大队学习。一九三八年四五月，他随职工大队来到了延安，被分配在抗大二大队(即职工大队)三队学习。地址先在延安城内府衙门。到九十月间，因日寇把房子炸毁，大队就搬到桥儿沟对面的柳树甸山沟里。
当时，他和有些较老工人到延安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找活干谋生计。
他和同蒲路同来的崔锁贵两人到抗大后，每人领了一套军衣。当时在抗大学习的青年人多，象他们俩四十多岁年纪的人很少。他俩一看发给了军装叫当兵，非常伤感。他们想“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旧社会打铁打钉的事他们摊上了，到延安来又要当兵，觉得自己命苦，没有碰上好运，就想离开延安，另找工做。当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张浩同志知道后，就找他俩谈话，说在旧社会和国民党统治下，我们工人为谋生打铁，当牛做马；现在到了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社会，是工人的家，现在穿军衣是为打倒日寇而当兵。他说，旧社会我们工人没有权，受人的压迫和剥削。过去我们吃亏就在于没有武装。没有枪杆子，没有军队。现在穿军衣的是工人、农民、学生，是工农武装，是为了工农和全国人民不当亡国奴，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和旧社会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一样。他还说：现在应该把那句话改为“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工人是创造世界财富的，没有工人和劳动人民生产，就没有社会了。不光是吃饭穿衣靠劳动人民，日用的一切，衣食住行什么都要靠劳动生产，都要靠工农和知识分子。新社会，广大工农是主人，为自己劳动。我们的革命工作象一部机器，离不开螺丝钉，可不能小看了一个钉子，铁路上没有道钉子，火车就不能开。各行各业都离不开钉子。我们工人要为新社会创造财富，要做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那里就要发挥一定的作用。革命队伍里分工不同，有干这有干那的，但谁都离不开谁。张浩同志讲了不少“钉子”的作用和人民子弟兵是人民自己军队的道理，他们俩个，才安心在抗大学习。这一年的十二月间，他俩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初，党中央在延安市东郊桥儿沟成立工人学校，张浩同志兼校长。这时，抗大职工大队将一些有文化有技术，有从事工业和工运工作经验的，调到工人学校去，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有技术的工人就组成建设队，下设肥皂、纺毛、印刷、制鞋、红炉等几个组。赵占魁等就是到红炉组，打铁造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工具。这对解决学校农业生产、教学和生活急需用具，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这个工人学校的大部人员和华北联大合并同抗大均迁到敌后。
一九三九年六月，边区建设厅向工人学校要一些技术工人和领导干部。组织上分配赵占魁和崔锁贵到边区农具厂工作。临走前，张浩同志找他俩谈话。说：我们已经是老熟人了，现在调你们去工厂工作。延安工厂就是工人的家，你们去了以后，一定要以厂为家，把这个家当好。从此，以厂为家的、要做实际行动模范的思想，在赵占魁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到边区农具厂后，先是炼铁工，翻砂股的股长。他不管大事小事，别人的事，自己的事，都以极大的热忱，努力干好。
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对边区封锁加紧，外援断绝。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封锁，一九四二年春，农具厂改为兵工厂，生产军火。为了保密，对外还叫农具工厂。陕北红军修械所，何家岔的枪厂，茶坊的手榴弹厂，和农具工厂，合并扩大成了延安温家沟兵工厂。徐驰为厂长，汤钦训为副厂长，属军委军工局领导。局长为李强同志。由于他进厂后，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成绩显著。到一九四二年，他就被评为本厂和边区的劳动模范了。同时，又被选为边区参议员。
解放战争时期，老赵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他还是和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在人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职工家属生产地雷。一九四八年夏，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上，大家又见到了赵占魁同志。他是西北工会代表团的成员。从这次大会起，他多次被选为全总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六次劳大他和大会代表一同到鸡西矿区各矿厂参观，介绍他的模范事迹，当时矿区领导号召各矿广职工向老劳动英雄学习，开展学习赵占魁的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一九五一年以后，他又在北京参加了《亚澳工会代表大会》。老赵又和亚洲、澳洲工人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听刘少奇同志报告。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做了许多有益于工运的工作。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