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安

雷云峰张宏志

　　(1944年4月—7月)
　　1944年夏，由外国记者和中国记者组成的参观团，到延安进行参观访问，时称“中外记者参观团”。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意大利法西斯宣布投降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和财力，不得不重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于1944年3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派遣英、美、加、澳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各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和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各种政策的实施情况，其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配合反攻日本。
　　对英、美等国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极大的热忱。3月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并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保送记者团赴延安。
　　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国民党顽固派只怕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和拖延。但是，这一要求有英，美等国和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国民党也不敢公开拒绝。为了控制记者团，却把外国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重要骨干加强“领导”，规定由国民党人士担任团长、副团长，以及中外记者的统一行动纪律。
　　记者团的正、副总领队是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检查局副局长)。
　　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塔斯社的普科金。
　　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社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烺，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还有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宣传处长魏景及其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等。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来延安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其接待工作，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直接领导交际处的具体接待。周恩来为此专门召集会议，向参加接待工作单位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采访目的，交待方针政策，指出接待工作中应注意事项。并从各机关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协助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宿营于凉水崖。6月1日，十八集团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从延安前往迎接，与记者团当日同行至固临。6月3日，记者团到达延长，参观油田。6月4日，起程时个别中国记者进入边区单独乱窜，图谋不轨，受到王震的严厉批评，弄得中央日报CC分子张文伯狼狈不堪。6月6日，记者团抵南泥湾，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及缴获的日寇兵器，参观了干部休养所和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因被封锁而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都不知道时，十分不平。有的提议当即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政府运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把情况反映出去。6月9日，离开南泥湾，当日抵延安，下榻于边区交际处。
　　1944年6月9日下午5时，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举行招待宴会为记者团洗尘，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也参加了宴会。6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为其举行欢迎晚会。6月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和中央印刷厂，并进行新闻业务座谈。12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全体成员，并就国内外形势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以后，记者团中有人提出单独见毛泽东主席，由美国记者史坦因带头，所有外国记者和几个中国记者冲破参观团的统一纪律，陆续单独地见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22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谈话。24日，延安文艺界举行招待集会。25日，朱德、叶剑英应美报记者史坦因、英报记者福尔曼要求分别与他们谈话。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罗迈秘书长接见中国记者，并与他们谈话。29日，李鼎铭、罗迈接见外国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从6月11日开始，中外记者正式访问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对边区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7月上旬，记者们都想赴八路军前线访问，由于总领队谢宝樵、邓友德的阻挠并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迫使中国记者返回重庆。7月6日，周恩来副主席为其饯行。11日，朱德总司令再次为之饯行。12日，中国记者离延安返渝。
　　中国记者返渝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介绍了在陕甘宁边区实际考察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他的《延安一月》，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在延安参观访问之所得及感受，在那没有新闻报导自由的重庆，却“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
　　1945年3月，董必武在一次报告中说：“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留延。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于8月离延赴晋绥根据地参观，行前毛泽东亲自去交际处为其饯行。沿途他们考察了我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情况。在晋绥根据地亲眼看到八路军拔除日寇据点的一次战斗，给他们留下了良好印象。
　　外国记者返归大后方及故土后，翔实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报导》，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于美国出版。同时，写出《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发表于美、英报刊，影响良好。武道写出《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较客观。特别是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有说服力的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并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于1951年在美国出版。解放后，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宝贵贡献，并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述/主编：雷云峰；副主编：张宏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