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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见闻*—3

高朗亭


  三、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游击队大发展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特委代书记马明方主持会议,我是作为红军游击队的代表参加会议的。马明方作了第三次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讨论了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大家认为,第一支队一年多的活动(从先锋队成立开始),证明陕北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会议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红军。巩固扩大陕北第一支队和延安、延川、安定、清涧等根据地;在清绥地区组建第二支队,在神府地区组建第三支队;其他地区也要创造条件,尽快组建游击队和根据地。这次会议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
  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对于进一步创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推动游击战争的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会议以后,尽管陕北特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派去红一支队的王兆卿、毕维周等同志遭米脂县敌人杀害,但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都很安全,文件档案亦无丢失,因而这次会议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
  1、创建第二支队。在第四次扩大会议期间,崔田民曾说,清涧县的共产党员王聚德、绥德县共产党员崔正冉两人,已经从冯玉祥部队中哗变的士兵手里得到自来得枪3支,这是创建游击队的好条件。会后,7月29日,我随同崔田夫、崔田民去清涧、绥德组建红二支队。我们经绥德县刘家湾联络站,沿无定河顺流而下,经铁茄坪、寺墕里到王家山找到了王聚德和哗变士兵罗永宽(已经王友贤、王聚德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1933年8月5日,由崔田民主持,在王家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罗永宽任支队长,我任政委,王聚德任经济员,队员有崔正冉等10余人。罗永宽因脚受伤,不能随队行动,秘密休养。第二支队主要由我带领活动。一面组织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打土豪,抗捐租,一面寻机壮大自己。两个星期以后,在清涧县袁家沟遇到回家探亲的白雪山,我和王聚德立即主动请他介绍陕甘边红二十六军武装斗争的经验,白雪山讲了两个半夜,使我们很受启发。我们邀请白参加红二支队工作,他因患肺病,需要休养,谢绝了。
  不久在中共铁茄坪区委领导下,红二支队召集地下党、团员20多人,由崔世俊(副区长)作向导,于中秋节夜晚抓获国民党绥德县薛家峁区区长、地主薛运通,缴获元宝4个(每个50两),没收一些财产,烧了契约帐簿。我以红二支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布告,由崔世俊抄写两张贴出,将薛运通就地处决,4个元宝上缴陕北特委两个,剩下两个红二支队用它买了两支手枪、1支步枪和生活用品。
  为了开辟神木、府谷地区的游击根据地,陕北特委决定调我和罗永宽去参加组建神府第三支队,调3支自来得枪给特委,拟组建特务队。红二支队只留下两支手枪和1支步枪。王聚德、崔正冉带领一些队员继续活动。
  2、第三支队的建立。1933年9月,我和崔正冉、罗永宽带着3支自来得枪,交给陕北特委,崔正冉仍回红二支队工作,我和罗永宽去神府地区。我们化装沿黄河西岸北行,3天后在神木县贾家沟找到南区区委书记贾怀光。在这以前,神府地区已经由王兆相(在红二十六军原第二团任警卫班长)、马万里、李成兰组成了神府特务队,王兆相为队长,李成兰任政委。贾怀光见到我们后,即让贾汝胜作向导到高家堡的一个联络站找到王兆相、李成兰等同志。我们商定,先筹款,给陕北特委解决工作经费和游击队的筹建费。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特务队已筹集到现金数百元和部分物资,给陕北特委和神木南区区委送去部分经费,其余用来筹建三支队。这时特务队已发展到15人,9支枪,声势渐大。
  1933年11月7日,在神木县尚家岊村(一说松树峰)将神府特务队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贾怀光代表特委宣布王兆相任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杨炳文为经济员;李成兰任第一队队长,温治国任第二队队长。
  12月下旬,陕北特委派张毅忱到崔白家沟联络站,传达特委指示:调王兆相、马万里回陕北特委,组建特务队;任命高朗亭为第三支队队长,张毅忱为政委。此后不久,我因病休养,王兆相继任队长。1934年4月,张毅忱调回陕北特委又派到清涧二支队任政委。我病全愈后回到陕北特委。
  3、红一支队的恢复与陕北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1933年9月上旬,强世清带了3个分队,二次南下陕甘边在甘肃合水县古城川会合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一起进行作战活动,先后取得了旬邑张洪镇(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县民团部等机关所在地)和合水县城等两次战斗的胜利,人员装备得到充实。是年11月间又回到陕北。不久,在枣树坪、温家坡、关庄战斗连续失利,队长强世清,政委魏武,继任队长白德胜,政治指导员任志贞(女)等,先后牺牲。部队失去领导核心,干部战士战斗情绪低落,又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于11月28日与地方党支部负责人研究决定埋枪分散活动,红一支队遭到一次严重挫折。
  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回到陕北,与陕北特委接洽后,了解到红一支队的情况,严肃地批评了埋枪隐蔽后的错误,决定马上恢复红一支队。特委派红二支队白雪山、崔正冉、王聚德等同志护送谢子长到安定、延川地区恢复一支队的工作。经过一段努力,集中了分散人员和枪支,是年3月8日,在刘家圪崂恢复了第一支队。李盛堂任支队长,谢绍安任副支队长,刘明山任经济委员,谢子长又任命贺晋年为红一支队政委。此后,红一支队在横山县的大庙山、冷窑子等地打了几次胜仗,队伍扩大到50多人,50多支枪,赤卫军、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成了陕北游击队的一支劲旅。谢子长到安定后,把红一支队借给的10几支枪带回清涧红二支队,特委任命白雪山任红二支队队长,王怀德任政委。农历腊月初七(1月21日)那天傍晚,清涧县东区的土豪劣绅正在解家沟镇集会,争论着征收粮款的办法,红二支队在赤卫队配合下,突然闯入会场,抓了高潘等10个豪绅,并张贴了预先准备的布告,列举其罪行后一律砍头。其中1个被砍倒后昏倒在地,游击队走后他又苏醒逃跑了。这就是当时流传的红军在解家沟杀了9个半豪绅的故事。清涧东区、绥德南区的豪绅再也不敢派人逼租收税了,群众过了个平安的春节。群众扬眉吐气,还自动起来抓豪绅、斗地主,并配合红二支队袭击了店则沟镇的李成善民团,缴枪10余支。到3月间,红二支队开辟了清涧东区、绥德南区、延川东区的大块地区为游击根据地。
  神府的红三支队,1月初接到群众报告:地方豪绅地主限春节前交齐1933年的租税,交不齐的就用铁链拉着游村示众,他们所到之处还要杀猪、宰羊来款待。有的农民已开始卖农具,甚至卖儿卖女了。地方党组织来信要求红三支队保护人民利益。队委派人四出侦察情况,于1月10日至25日,先后在佳县北区、神木东区、府谷南区,杀掉豪绅差役各3人,并以红三支队名义出示布告列数其罪行。真是杀一儆百,群众也过了个安稳春节,并且自己拿起刀斧棍棒,打土豪斗地主,分粮烧帐。百日之内红三支队人数扩大了两倍,根据地也扩大了百余里,除沙峁镇和黄河边的盘塘镇还有国民党军和民团驻守外,所有农村小集镇,都成了人民的天下。
  4、第四、五、六、七支队的建立。1934年1月间,陕北特委派马佩勋到吴堡县宋家川和佳县螅蜊峪一带,联络一些镖客组成“抗日义勇队”,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当时仅有两支短枪,10几个人。2月初的一个晚上,义勇队配合地下党、团员,组织木头峪暴动成功,缴获步枪6支,银币200元,鸦片烟土100余两。2月15日,陕北特委委员高长久到达樊家圪坨,集合队伍,宣布义勇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薛俊山为队长,马佩勋为政委,我和刘子义(学名苗从谋)相继为政委,薛五栓为第一分队长,高亭为第二分队长。红四支队成立后,经过了3个星期的整顿、训练、改造,迅速扩大到五六十人,创建了吴堡、佳县、绥德3县交界的游击根据地。
  接着,在绥德成立了五支队,在佳县成立了六支队,在府谷成立了七支队。
  随着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陕北特委于1934年4月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陕北各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准备,7月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的成立,标志着陕北游击战争已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
  从1934年3月起,陕北军阀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纠集各地地主武装民团共1.5万余人,对陕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以连为单位驻守城镇,以班、排为作战单位四出捕杀抢劫。陕北红军游击队在总指挥部号召下投入了反“围剿”斗争。
  7月10日,在清涧县花崖寺,由马明方主持,组建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特务队,队长高朗亭,政委马佩勋。担任机关警卫和筹款工作,还参加了石窑湾、张家圪台、河口等战斗。7月25日,八支队成立,主要活动在安定县城区、北区、西区、东区和米脂西区,清涧县北区一带。
  7月25日,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率红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200余人南下,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会晤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商讨发展壮大红军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等大事。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联席会议上决定,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参加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1次“围剿”的斗争。
  谢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及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北上,于8月18日首战安定县景武塌告捷,全歼敌1个连;8月22日,再战绥德县张家圪台,全歼敌军两个排,击溃敌1个连;再战河口镇,击溃守敌1个连(敌逃跑),解放了河口镇。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受伤。连续3次作战,歼敌近200人,缴获长短枪近200支;加上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和红三团两次来援,陕甘边庆阳游击队来安定县游击根据地作战,陕北红军游击队和各级地下党委、革命群众做瓦解、兵变工作,共计歼敌近千人,缴获长短枪近900支。敌人随即收缩据点,改变以营连为单位作战,以团营为单位守据点,各据点都深挖沟、高筑寨、断山梁等,加强防御作战。
  榆林国民党《上郡日报》1934年8月31日头版载:“近日陕北(延河以北)驻军多被‘赤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匪’出没无常,时而结队千百,时而分散游击,难以应付。”敌人这样惊呼哀叹,畏惧不安,证明我们反击敌人第1次“围剿”的胜利。
  *本文编者有删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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