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忆陕甘九支队

艾龙飞

　　1932年农历八月，陕北特委派我到绥德、清涧、安定(今子长)等县巡视。我巡视完毕，返回清涧城外霍建德家里。惠金瑞拿来特委的密信，信上写道：“龙飞暂勿返回，将高朗亭的先锋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你担任政治委员，高朗亭任队长，其他人员随后派来。”随即我带着特委的介绍信，到井尔湾找王保民。王又写介绍信，我到了延川县田家川田汝霖家里。黄昏时高朗亭来了，具体商定了整编的时间和成立地点。
　　先锋队原有队长高朗亭，参谋长杨尧三(山西人)，队员郝维新、马占发、张进明，还有一个姓高的(忘了其名)。据高朗亭讲，还有高明清、王保民，其实都是联络员，从未跟随部队行动。经过研究决定，杨尧三吸大烟又不愿戒，发给路费让其回家。特委派来的队员马大牛(绰号“白袍”，又号“韩昌”)、靳曰礼(绰号“画眉”)、栾新春、贺黑娃(后改名“贺吉祥”)、高庆恩(绰号“书生”)、杜修秩(绰号“笑世佛”)，包括我和高明清13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有晋造冲锋手提机枪1挺，步马枪8支。10月上旬，在延川县高家圪垯，由特委巡视员毕维周主持了红九支队的成立大会。
　　为了解决特委急需经费和支队人员的吃穿问题，根据清涧城内党组织建议，活捉了豪绅白明杨。白家出了银洋3400元、毛衣裤100套。
　　腊月下旬，安定县瓦窑堡驻扎的敌军进行“围剿”。九支队于二十三日(公历1933年1月18日)决定准许队员回家过年，留队人员只有高队长、参谋长呼振安、经济管理员张承忠、队员马大牛和我，共5人。这时有短枪两支，高队长和我各背1支。1支冲锋枪由马大牛背着。三十日晚上，我们分住在秀延河南的杨家沟和杨家河。将近半夜，敌军抓住疏散回家的马占发，用锥子扎通耳穗，用麻绳穿过，拉着找寻留队人员。适逢高队长因手枪走火受伤，敌军循着枪声闯入杨凤岐家里。高队长跑到我们的住地杨家沟山上，等至黎明未见敌军追来，就退在砚瓦沟就食。后来得知寄在杨凤岐家里的几支步枪和几百块银洋，都被敌人搜去，杨凤岐也被抓走。
　　1933年农历正月初一日晚上，我们由砚瓦沟转移至安定县杨家庄，因马大牛的冲锋枪失火，把窑顶打下几块土，故又转移到贺雨家湾。呼振安与民团团总吕生海有旧交情，私将两条短枪弓送给吕团总，为此，我在会上提议以后送礼可给纸烟、烧酒、肉、月饼或是银钱，应当禁止送给枪支弹药以及零件等武器，否则就是间接帮助敌人伤害自己人。以后队部又转移到马鞍山驻扎。
　　我送高队长去绥德城南哭眼泉村请人治伤，又昼夜赶回驻地马鞍山，时已半夜。此时呼振安先将马大牛背的冲锋枪提去交给雷恩云背上，又将张承忠、高队长的短枪要去自己背着。次日拂晓又要看我的短枪，我尚在迷糊地睡着，将枪交给史法直。忽然听到院里有卸枪机头的声音，我怕玩枪失火，出门去看，见是呼振安在卸短枪机头。他见我就叫骂：“你把老子当成谁来欺压，连送人两条枪弓的权利都没有?”说完用手把我推进门里，要驱逐我回特委。我说：“你没有权力驱逐我离开红九支队。是否应该回特委，你派人到任家砭任志贞家里，把特委巡视员毕维周找来。”毕维周来后，偏听偏信呼的话，下令要我回特委。我离开了九支队回到特委。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