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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长一起创建西北红军

马云泽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积极开展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从1927年10月的清涧起义开始，终于在1932年初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祖国大西北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烈火，为开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建立革命武装的最初尝试 　　偏僻而荒凉的大西北，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区。这一带大部分驻的是冯玉祥的杂牌军。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虽然也大搞“反共清党”活动，但他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军心不稳。加上连年灾荒，百姓穷困，这些，都是我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有利因素。 　　1927年10月，共产党人唐澍、谢子长领导了清涧起义，在大西北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次年5月，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又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为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撒下了扑不灭的火种。1929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在刘志丹已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的情况下，又设立了一个军事行动委员会，具体负责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人组成：谢子长担任书记，我和赵文蔚(即李锦峰)任委员。当时特委机关设在榆林(1930年后设在绥德)。这个决定是由李力果(即李烈飞)通知我的。随后，我即不再做井岳秀部的兵运工作，赴宜川凤凰山梁占魁部寻找正在那里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此时，赵文蔚在延长、宜川一带搞兵运活动。 　　我日夜兼程赶到凤凰山，谢子长一见我就高兴地说：“云泽，我们现在要是有支枪就好了!”我理解子长的心情，他所说的“有支枪”，就是指建立一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他这种火热的革命激情，当时使我很受鼓舞。那天晚上，我虽然走得很累，但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来完成党交给我们的重任，尽快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或控制的革命武装。第二天，子长和我具体研究了军事行动委员会的工作。经子长提议，我们确定：第一，加强兵运工作，策动敌军官兵起义，尔后消灭小股或零星之敌，夺取敌人的枪支弹药；第二，千方百计发动群众；第三，收编改造一些自发的群众武装。同时，我们还商定谢子长仍留梁部工作，而我则上三边一带去摸各县民团的情况，相机开展工作。 　　我和子长分手后，于农历8月去安边。途中，碰巧遇上刘志丹也从绥德到安边。旅途相逢，我们都很高兴，一路边走边谈，我顺便汇报了军事行动委员会的计划，他表示完全赞同。到安边，我们见到了刘培基老人(刘志丹的父亲)。刘老虽是国民党张鸿儒团的名誉副官，但我们同他谈话无拘无束。当谈到国内形势及我党的主张时，刘老感慨地说：“我老了，和你们一起干不成了，但我还是可以支持你们的。我一辈子有三件心爱之物：一匹土黄色战马，一支德国造的僧帽牌七九套筒步枪，一支波兰造手枪。这些，都交给你们吧!”我们十分感激并接受了他的捐赠。在当时我党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刘老此举，实在是出自他的一颗真诚的爱国之心和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护。 　　1929年九十月间，我在安边了解了一些情况后，通过刘志丹的介绍，打算到桥山陈国璋部开展兵运工作。由于没有找到陈部，志丹又介绍我暂去延长县委工作。腊月，我去特委汇报工作。汇报后，特委派我去宜川后九殿杨庚武部工作。杨当时拥有三个营的兵力，四五百支枪，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但部队成分复杂。杨在上后九殿之前，曾向当地党组织要求，希望派共产党员参加他部队的工作，并已和中共清涧县委有联系，赵文蔚已在那里工作。我根据特委指示，找清涧县委负责人赵通儒写了去杨部的介绍信。去后，杨很热情，对我的意见十分重视。他听说我在北伐中还参加过冯玉祥部的东征，便拟任命我当参谋长或军法处长。为了便于直接掌握武装，我便以无寸功为词，谢绝了他的安排。在我的提议下，杨同意由我负责在周维奇营新组建一个连队。约半个月后，连队刚刚组建，特委即派李力果通知我去宁夏协助谢子长工作，另派阎红彦、谭生彬等同志到杨部工作。后来，这支部队由于国民党高双成部的拉拢、收买，除周维奇营暂被我争取外，其余全被高部收编。收编后，杨本人被高双成枪毙。 　　驻宁夏苏雨生的骑兵十四师，是我党兵运工作的重点。到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都已在那里工作，谢子长任苏部十旅旅长，驻银川北的李岗堡；刘志丹任九旅六团(张廷芝团)副团长，住宁夏韦州下马关。在我赴宁途中，走到宁条梁与安边之间时，碰上志丹率部路过，他告诉我子长旅已移防盐池县。2月间，我在盐池找到谢子长，他分析苏部的情况，认为急需加强苏部王子元旅的兵运工作(该部驻银南某地)，并要我与担任该旅参谋长兼团长的张东皎先取得联系，然后回绥(德)米(脂)动员些党团骨干力量，把张团充实起来。 　　张东皎系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我们取得联系后不久，我便返回陕北，通过地方党组织陆续动员了一批党团骨干经子长分配到该团。后来，当我亲自带了一批人去盐池途经定边时，定边县委告诉我，子长、志丹都不知去向。这个消息、使我很焦急，但情况不明又不敢贸然行动，只好暂时住下来。二十多天后，得知谢子长、刘志丹都在甘肃庆阳的三道川。于是，我们直奔三道川，找到子长、志丹后，才弄清了这次变动的原因。原来，由于苏部移防陕省彬县，张东皎团移防甘肃靖远，因而，党指示谢子长、刘志丹离开苏部，到庆阳警备司令谭世麟部。到谭部后，子长任第三团团长(我与姜兆莹任团附)，团部驻水砭台；志丹任该团一营营长，驻张家沟门；周维奇任二营营长(阎红彦任该营连长)驻蔺家砭。不久，周营的一部分人受土匪张廷芝的引诱去安边。 　　周维奇营是我们花了较多心血争取过来的一支武装。谢子长得知土匪廷芝企图吞并该营的消息后，立即派我去安边告诉阎红彦同志注意做好周维奇的工作，不要让其上张廷芝的当。当时，我还直接找周谈了话，周表示他不会上当，并将张廷芝给他的一驮破旧枪交我带回营部。后来，安塞县共产党员薛应昌、胡立亭带来二十多人、枪，子长和我研究，决定将这些力量全部充实周营，以加强对其控制。当我负责把人、枪交给周维奇时，周高兴极了，当场就给薛、胡二位每人发了一支驳壳枪。此后，子长派我回安定(今子长县)、清涧一带动员力量，并设法筹集枪支。我在清涧只买到了一支德国造手枪。 　　1930年8月的一天，我去绥德县第一完小，看见刘志丹、魏佑民、薛应昌、胡立亭四人先后进了校门，心中暗暗一惊：这几个人都来绥德，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一问志丹，才知道是周维奇营出了事。土匪张廷芝出于仇视革命武装的反动本性，先用金钱、美女、骏马收买了周维奇，并以他的人马愿到安边与周营合并为名，诱使周去下马关接回部队，周上当受骗，在下马关让人家下了枪；接着，张又在安边和蔺家砭缴了周营的枪，尔后抓捕谢子长、刘志丹同志。谢、刘二人闻讯脱险，暂避永宁寨。随后，子长去华北，志丹回特委。 　　三道川事件的教训是沉痛的，它表明党在兵运工作中， 不直接掌握兵力是不行的。 　　二、特委指示重建新军 　　刘志丹将三道川失利情况向陕北特委作了汇报，并准备参加特委的扩大会议。不料，被国民党绥德县党部的侯奇发现。于是特委决定，带回的四支枪都交我保管，志丹也暂到我家(绥德花家湾)居住，等候通知。刘志丹在我家共住了十多天。当时，正值收获洋芋的季节，我们在家里呆不住，就提个筐子到地里去刨洋芋。刨累了便躺在地上休息、拉话，从我们的北伐经历谈到三道川的教训；从家庭、个人的生活，谈到革命胜利后的打算。通过这样的倾心交谈，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志丹同志，也更加敬佩他那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1930年，农历八月十五过后不久，陕北特委派人送来指示，要我们从三道川回来的五个人，到保安去重建新军。于是，大家都集合在我家，并开会研究了行动计划，尔后动身。在去保安的路上，遇到姜兆莹。姜在三道川出事之前，被派往庆阳与谭世麟交涉有关事宜，返回时闻知事变，就奔保安而来。他听说要去重建新军，便建议我们从太白镇的黄毓麟民团下手，因为那里有不少好枪，而且可以假称谭世麟危难，与黄共商解围之事，乘机夺取枪支。志丹和我们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遂决定先到永宁寨落脚，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永宁寨是国民党保安县政府的所在地。曹力如担任该县民团的团总(兼小学校长)，王子宜负责县政府一个部门的工作。他们与刘志丹都是县长崔焕九的学生，加上我与崔还沾点亲戚关系，所以，我们的活动是公开的。当时，我们总共有长、短枪七支。还嫌不够。经过几天公开活动，很快就发展到二三十人。 　　去太白镇缴枪的当天，我在永宁寨留守，志丹亲自带队执行任务。这次行动，由于事前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因而非常顺利。黄毓麟这个蠢货一听说“共同商讨为谭司令解围之事”，便毫无戒心，他请志丹与他一起躺在炕上抽大烟。志丹趁其不备，从怀里掏出手枪，一枪就结果了黄的性命。在外面的那些民团，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经我们的人一吆喝，就全部缴了械。这个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紧接着，在志丹的领导下，我们又缴了附近另一个民团的枪。先后缴了百十支好枪，队伍也随之扩大。但是，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相应地也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干部如何配备，今后向何处活动等，这些，都需要得到党的指示。经志丹同意，我回特委汇报。 　　我到了绥德，特委的同志说：“不要汇报了，子长从华北回来了，你去安定向子长汇报去。”子长家住在安定县的枣树坪。我赶到后，正巧阎红彦也在那里。我向子长汇报了永宁寨建军的情况，并请他去参与部队的领导工作。子长听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部队，很高兴，他认为部队的干部配备问题，应由志丹去解决。关键还是多搞些武器，进一步壮大部队，并说：“刘兆庆正在米脂买武器，你和红彦找他去。”刘在三道川时，是志丹营的一个连长，家是保安有名的大地主，但本人同情革命。我们在腊月二十前后找到他，当时刘还没有买到武器。所以，我和红彦即返回我家过年。正月初一，红彦提出要到宋家川找白锡林和景阳春搞武器，如果不行，就过黄河到山西去看看。我同意他的意见，第二天，由我大哥送他去宋家川。后来，阎红彦东渡黄河，在山西省委的领导下，与拓克宽、黄子文、杨重远、吴岱峰等共同组建了晋西游击队。 　　正月初三，我动身去安定找子长。路过安定县的任家砭时，还弄不清子长是否在家，我便在马文瑞处呆了下来。文瑞当时是中共安定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教员。过了一个月后，打听到子长已回家，我就赶到枣树坪。此时，子长的处境非常艰险，白天在山里隐蔽，晚上回到家里和我们讨论工作。当我把没有买到武器的情况向他汇报后，子长并不灰心，他又亲自写信给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和参谋处长呼延立人，打算在杨虎城部要一个合法的建军名义，并让我带信去西安交涉。 　　杜参议是子长的老师，呼延系子长的同学，二人都是同情我党的爱国人士，我们在他们面前从不隐瞒身份和观点。记得在西安时，有一次，敌人将我以嫌疑分子抓捕，我诡称是杜参议的亲戚，敌人不信，押我到杜公馆对证。结果，杜当面“认亲”，弄得那帮家伙下不了台，后来只好灰溜溜地跑了。第二天，杜又给我十块钱(相当于十个银元)，要我赶快离开西安。我将子长的信送到后，杜参议对我说，按当时情况，在杨部给一个合法名义还有困难。他劝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先干，干起来再说”。3月底，我返回安定向子长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重新开展兵运工作，由于敌人的通缉，子长白天不能行动，每次转移都由同志们护送夜行。1931年四五月间，我俩离开枣树坪，路过我家住了几天，而后由我陪送到米脂。当时听到两个消息：一个是刘志丹在彬县被苏雨生逮捕，所带的部队在职田镇失败。这使我们很难过，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另一个是晋西游击队在山西的水头山打起了红旗。这个消息又使我们很受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建军的信心。为了尽快建立革命武装，子长和我便分头加紧工作。 　　是年8月，我再次路过任家砭，马文瑞告诉我说，阎红彦带着晋西游击队过来了，现在正在安定县李家岔一带活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我立即赶往枣树坪，向谢德惠(子长兄)进一步问明情况，并于当天就找到了晋西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的到来，使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武装创建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支武装转战陕北，屡战皆捷，使敌人十分惊恐。在转战中，杨琪、杨鼎、萧永胜和师储杰两支土家队伍，先后接受了晋西游击队提出的三项条件，即：一、服从队委会(党委)的领导；二、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三、不强奸妇女，与游击队联合行动。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到陕北后，没有接到陕北特委和省委改变番号的指示，所以，仍沿用晋西游击队的称号。收编杨琪、师储杰等土家武装后，也未来得及请示省委或特委。所以，队委会决定将他们暂时编为陕北支队，并派骨干担任各队的指导员，实行统一领导。 　　三、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建立 　　1931年农历9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甘肃合水县的南梁堡。有个农民向我报告说：刘志丹带二三十人驻在南边不远的地方。我当即将此情况告诉了阎红彦、杨重远，并要求由我去接志丹。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以来，一直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想不到刘志丹就在附近。红彦、重远非常高兴地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就带了二十多名骑兵去接志丹。 　　当我们一行来到南梁堡以南的一个向阳的山湾时，看到了几孔土窑洞，外边有一个站岗的战士向我们喊道：“干什么的!”我回答：“马云泽，进去说去!”此时，志丹已闻声从窑洞里迎了出来。他的穿着还是那样朴素，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农民打扮，看上去腰板也结实，就是面容有些憔悴。我的眼圈不由的一湿，紧走几步说：“志丹……我接你来了!”志丹也紧走几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云泽，我估计是咱们的人来了!听说来了几百人?”出于当时的情况，我不便回答他，只说了一声：“走，咱们回!”志丹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随即点头说：“好!那就走吧。”他回头看了一下身后的人，似乎有些犹豫地问我：“这些人咋办?”我说：“把他们派出去，以你的名义招集附近的散兵游勇，然后到阎家洼子一带集中。”志丹接受了我的意见，布置停当后，我们便一起回到了南梁堡，晋西游击队的队委会的同志们见了志丹十分高兴，大家七嘴八舌地争着介绍情况，红彦同志还把一支心爱的驳壳枪给了志丹。找到了志丹，这对大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经志丹与队委会共同研究决定：“在未与陕西省委接上关系之前，部队暂住桥山一带，打土豪，济群众，消灭危害群众的土匪，积极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 　　农历10月初，天气渐冷，但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又缺少鞋袜、弹药，这样下去很难过冬。队委会专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志丹说：“我在陈国璋部还挂了一个十一旅旅长的名，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派人去平凉，向陈要些服装，以解决燃眉之急。”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派我为志丹的代表赴平凉与陈国璋交涉。 　　盘踞在甘肃陇东的军阀陈国璋江湖气很浓。他有一定的兵力，但不满足，还想继续扩大势力，我去交涉，就是抓住他的这个思想。当时，陈部刘保堂团的团附史方成正在南梁一带收编武装，他找到我们拉关系，我就顺便与他一起去平凉。行到西峰镇，他给刘保堂拍了个电报。刘是个办民团出身的老粗，时为陈部二旅副旅长兼团长。此人曾在井岳秀部当过连长，所以，我认识他。我到平凉后，就住在他的团部。从刘保堂嘴里得知，杜斌丞参议正在平凉，住农民银行；谢子长和高硕卿(即高岗)也在平凉，住东关旅店。这两个消息都使我高兴，借此行，一方面好顺便拜会杜参议，更重要的是好将子长接回部队。 　　当晚，刘保堂陪我去见杜参议。刘介绍说：“这是马云泽。”杜参议摆摆手说：“我认得，不要你介绍。”然后就风趣地问我：“怎么?土匪当够了?”我说：“我们按老师的意见干起来了!”说罢，彼此大笑起来。我又说现在就是缺乏弹药，想请老师帮忙。杜故意说：“那你们去夺嘛!”我说：“捉麻雀还得撒把米哩!”他沉默了片刻说：“我这儿有是有，就是拿人家的钱替人家买下的。”我看有门，便抓住他的话茬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我们应该和人家有区别嘛!”就这样又谈了一阵，杜参议把为杂牌军李桂青买好的弹药给了我们一部分。我记得有好几箱冲锋枪子弹，还有不少手枪子弹。 　　第二天上午，刘保堂又陪我去见陈国璋。经过交涉，陈在答应给解决一批服装后对我说：“你是刘旅长(指刘志丹)的代表，我派刘副旅长(指刘保堂)为我的代表。具体问题，你们去商量。”下午，我赶去见子长和高岗。子长还是那样乐观、爽快，一见我，就爽朗地笑着说：“真有意思，西峰镇打来的电报把马云泽翻译成马达泽了，刘保堂弄不清楚，拿来问我。我一看就笑了，我说这是马云泽，我们的人。”我一听，也笑了一阵。随后，即向子长汇报了有关情况，并问他怎么办？子长说：“在西安时，省委通知我负责晋西游击队的工作，并说你们正在陇东一带活动，所以，我就同高岗来平凉找你们。现在就好嘛，你把事情办妥了咱们就回部队，回去再具体商量。”次日，我领了服装，连同杜参议给的弹药，还有用刘保堂给我2万块现洋买的子弹、子弹袋等，一并打点停当，装了20多驮。然后与子长、高岗、刘宝堂一起返回南梁，时已农历十月上旬。 　　谢子长的到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但这支部队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既有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从山西带过来的晋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又有杨琪、杨鼎和师储杰等的土家武装；还有刘志丹收编的一些武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造土家武装，利用友军，经子长、志丹、红彦、重远等研究，决定先采用“拜把子”的旧形式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我记得当时按年龄排了“八大兄弟”，即：师储杰、杨琪、杨重远、谢子长、刘保堂、刘志丹、马云泽、阎红彦。刘保堂这个人也有些江湖义气，他一方面感到我们对他不错；另一方面也逐渐看出了这支队伍的趋向。一次，刘喝醉了酒，坐在炕上，唉声叹气，拍着炕喊着“马云泽!”意思是上了我们的当，但又无可奈何。 　　此时，在部队打什么旗的问题上，内部发生了争论，一时定不下来，于是决定派高岗去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为了等待省委指示，拖延时间，又决定派我和刘保堂再次去平凉。我们动身之前，经刘保堂与庆阳驻军联系，我们暂时移住新堡。 　　二次去平凉的借口是商讨刘志丹旅的驻地与官防旗帜等问题。刘保堂此时已弄清我们是共产党人。他在路上问我：“云泽，你们究竟是什么目的?”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救中国，不当亡国奴!”刘听了后即说：“我明白了，和你们交往值得!”又说：“这些人(指子长、志丹等同志)将来都是西北的要人。”我看他心里有些活动，便进一步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到平凉后，听说陈国璋在兰州被孙蔚如部暗杀。于是，我就问刘保堂怎么办?刘说：“我看你们想驻哪里就驻哪里，想打什么旗就打什么旗。我派个营长带人护送你回去。”在我归队之前，陕西省委派李杰夫传达指示，要部队开往甘肃省正宁县的三嘉原柴桥子。 　　我回去不久，部队即根据省委指示，于1931年农历11月底，在三嘉原树起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旗帜，成为西北地区一支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是谢子长，副总指挥是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由我担任(主要任务是管理部队供给，协助参谋长的工作，对外联络群众工作等)，杨琪任副官长，阎红彦任警卫队长，强龙光任骑兵队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司令，下属一大队，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指导员高岗，二大队队长雷恩俊，指导员田某；二支队司令由刘志丹兼任，下属的大队分别由赵二娃、杨丕胜担任队长。 　　四、陕甘游击队的诞生及活动简况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指示部队，要根据斗争的需要，尽快打出红旗，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指挥部决定一方面加强对部队的整顿；一方面加紧进行成立陕甘游击队的筹备工作。指挥部当时没有什么办事人员，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既要整顿部队，又要为成立陕甘游击队做准备；制作红旗、布置会场、制定议程、准备讲话等，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1932年正月初六，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部队全体集合到驻地附近的细嘴子，在那里的一片空地上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会上，陕西旬邑县委派第五伯昌向游击队授旗。子长接旗并讲了话。会后，游击队总部仍设在柴桥子。陕甘游击队的总指挥是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经济处主任马云泽；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长强龙光。游击队一成立，便遵照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了战士委员会。全队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子长还专门给部队讲解“十六字方针”，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不打无把握之仗、无准备之仗等游击队的战略战术，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经过短期的军政训练后，游击队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首先，在陕西旬邑县抓了十几个大土豪；旋即进军职田镇，赶走了敌驻军，消灭了该镇民团。随后又在阳坡头战斗中获胜，夺取了敌人的不少枪支，并将部分枪支交给了地方群众武装；紧接着南下清水原、土桥原，发动群众打土豪。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旬邑县的土地革命运动。后来，鉴于敌两个团由淳化至旬邑进剿游击队，我避实就虚转移到耀县照金。元宵节夜，趁敌不备，全歼该镇民团，缴枪30余支。然后在耀县的香山寺做短暂的休整。由子长主持召开了队委扩大会，总结战斗经验，讨论和部署了下一步的活动。同时，派志丹向省委汇报；将作战负伤的胡廷俊、杨琪等送去西安养伤。休整后，游击队进入宜君地区，先后消灭了瑶镇民团和驻焦家坪敌十六师的一个连，击溃了敌一个营和富平、铜川、耀县三县民团的两次进攻。为了避开敌人的追剿，游击队趁敌陕军十七师与甘军暂编十三师在陇东混战之机，西跨桥山，进入黄陵县上畛子地区，尔后出击陇东，开辟根据地。至此，游击队连战皆捷，声威大震。 　　1932年四五月间，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第一次来到游击队。杜以游击队攻打山河镇(即甘肃正宁县城)失利为借口，对谢子长妄加了“土匪路线”、“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一大堆罪名，在党内宣布撤了谢子长的职。考虑到他威信高，怕在指战员中引起波动，未在群众中宣布。打旬邑后，部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长刘志丹率部到西兰公路沿线的乾县、永寿一带活动；五支队长阎红彦部到耀县照金、三原的辛、午子区一带活动。子长被排挤出部队，到甘肃省靖远地区张东皎团搞兵运。他经过艰苦工作，后来发动了著名的靖远起义。这次起义虽然遭到失败，张东皎也英勇牺牲，但影响是深远的。 　　不久，三、五支队在旬邑县的清水原会合，正式宣布刘志丹任总指挥兼三支队队长。游击队继续转战，在富县西的吉子岘附近，遭到杨虎城特务团的突袭，致使我部代理经济处主任李宗白(我当时下连队)、大队长魏佑民等人牺牲，部队伤亡不小。游击队随即连夜过洛河，集中在交道原休整。第二天东进鹰儿窝，遇高双成部的张胡子(外号团长)带一个营堵截，被我一举歼灭，张换了士兵服逃跑。再向东，游击队拟攻宜川县临镇(今延安县临镇)。到临镇时，发现敌已有准备，游击队即南撤韩城。端午节，在韩城的芝川西原没收了大地主、前清状元王杰后代的财产，分给农民，并开展了群众工作。后指挥部移到王杰家附近的一个山上，志丹、红彦率部向北沟游击。其余部队受到杨虎城部的围攻，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指挥部西撤到宜君县的哭泉以东。此时，发现曾经缴志丹枪的那个姓许的家伙企图搞兵变，就立即将他枪毙。游击队便回到马掌子一带进行休整，阎红彦被选为总指挥。这时，我们听说石子俊旅驻西峰镇。石原在井岳秀部任过连长，倾向我党，遂由指挥部决定，以我的名义写信给石，要他与我们共同抗日。信到石部后，被曹又参营扣留。两天后，我党在该营的秘密组织派人来联系，要游击队派代表去“谈判”。总部决定派我为代表，政委李杰夫伪装马夫随我同往。经过与曹营我党地下支部负责人密谈，决定由该营连长高鹏飞(地下党员)趁出操之机，率部起义。几天后，高即率两连起义，加入了陕甘游击队。 　　7月，陕西省委又派人来游击队推行“左”倾路线，无情打击志丹、红彦、重远、岱峰等同志，使游击队再次受严重损失。8月，杜衡二次来游击队，我便请假到西安治病。不久，子长奉命回到游击队，再度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杜衡第三次到游击队，办了两件事：一是把谢子长、阎红彦赶出部队；二是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并自任军、团政委，由王世泰任二团团长。到1933年2月，省委又派汪锋任二十六军代政委，并通知我与汪锋同行，仍回部队工作。但是，我在红二十六军只停留了三天，汪锋便派我去加强渭北游击队。 　　1933年秋，渭北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团。不久，我因身体不好，经赵伯平提议，陕西省委批准，离开部队转地方工作。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