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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风亮节 严师表率——回忆谢子长烈士 |
| 薛兰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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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舅谢子长同志不仅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及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我革命征途上的一位导师。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不但用革命道理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也用严厉的言词批评和要求过我，使我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一名合格的革命者；他更用自己的行动为我做出了表率，使我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崇高品质。他离开我们已经快50年了，可他的革命精神却在我的心里放射着永不熄灭的光芒。
教我干革命
子长舅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他对家庭、亲属要求极严，谆谆教导我们要献身革命。外祖父一家人在他的教育下，大都参加了革命，仅从1932年到1936年的四年中，就有九人先后在战场上和刑场上英勇牺牲。他的亲属们在他的影响和要求下，也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而我更是他手把着手教会干革命的。
1930年夏季，子长舅在和刘志丹等组织和领导的渭华起义失败后，只身一人秘密回到了他的家乡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村。
回到枣树坪后，由于子长舅几次组织武装起义，敌人都知道他，正在到处搜捕他。他无法公开活动，更不敢呆在家里，只好住在山上，经常由我给他送饭。送饭时，我就装做上山打柴，带上饭菜，到子长舅呆的山上转悠，趁人不注意便钻进他住的小窑洞里，把饭菜交给他。他住的那个窑洞，是农民上山打柴、干活时，为了避雨而挖的，大人进去腰都直不起来，只能在里面坐着或躺着。洞里又阴又暗，白天也看不清什么。我便从家里拿去一盏小麻油灯，子长舅经常坐在灯下看书学习。
经过几次失败，子长舅锻炼得更加坚强了，而且胆子也更大了。有一天晚上，敌人的团长带一连人住在外祖父家，子长舅偷偷地从井沟渠回到了院中的磨房。正在磨面的大舅母吃惊地说：“上院里住满了白军，你怎敢回来?”子长舅像没事一样地说：“正因为白军在上院住，他们根本想不到我敢回来。”他把敌人的情况打听完后，又顺井沟渠走了。第二天见到我时，他告诉我，在他回到山上的途中，遇到敌人的两个哨兵，他便摸到敌人的脚下，把敌人的口令搞到了。我坐在他的身边，看着他吃饭，说：
“三舅的胆子真大”。
他一边吃一边问我：
“兰岗，你的胆子大不大?”
我说：“大。在三舅身边，我更啥也不怕了。”
他说：“胆子大就好，你就跟我一块干革命吧。”
我说：“三舅叫我干我就干。”
话虽然这样说，可那时我刚十五岁，对“革命”是怎么回事，一点也不懂，我便问子长舅：
“你叫我跟你一块干革命，可啥叫革命，我也不明白呀!”
子长舅想了想，便用最简单的道理向我解释说：
“革命，就打地主，打土豪，把地主和土豪打倒了，把他们的田地分给穷人。”
我从记事起，我们家就一直租种地主的地，听说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我很高兴地说：
“那可太好了，说啥我也要干革命。”
从那以后，子长舅天天给我讲革命道理，对我进行教育，其中有一次给我的印象最深。记得当时我问子长舅：
“三舅，你说革命搞成了会是个啥样子?”
子长舅扳着指头告诉我：
“革命搞成了，咱们穷人就有了土地，有了牲口，有了房子，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说：“咱们穷人受欺负，就是因为没有钱，有理也没处讲；将来革命成功了，有了钱，啥事都好办了。”
听了我的话，子长舅用手摸着我的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十分严肃地说：
“兰岗，将来革命搞成功了，咱们是会有很多的钱。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了钱千万不要爱钱、贪钱。钱是革命的，是老百姓的。咱们不能爱革命的钱，更不能乱花老百姓的一文钱。谁要是爱革命的钱，乱花老百姓的钱，谁就非犯错误不可。”
子长舅当时的表情和说的那些话，就像我手上的指纹一样，一直在我的心里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和钱打交道，从我手里经过的钱，真像流水一样，但是，我牢记了子长舅的教导，不爱它，也不随便花一分一文。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子长舅看问题有多深、多远哪!
随着我的觉悟一天天地提高，子长舅就一步一步给我讲更深的革命道理。他把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讲给我听，告诉我说：
“革命成功后的前景是美好的，但是，夺取革命的胜利却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吃苦，要流血，还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有一次我问他：
“现在咱们的人这么少，武器又不好，敌人那么多，革命能搞成功吗?”
子长舅十分坚定地说：
“能成功，一定能成功。我们这代搞不成，你们那代接着搞；你们搞不成，你儿子接着搞；儿子搞不成，孙子接着搞。革命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条到啥时候也不能动摇。”
过了一段时间，子长舅看我的觉悟提高了，革命信心也增强了，就开始交给我任务了，叫我到县城和其他村子去找党组织联系。他一样一样告诉我，遇到敌人的盘查怎样回答，叫敌人抓去怎样对付，找到自己的人怎样联系等等。我按着他教给的办法，每天带着他的亲笔信，赶着毛驴，驮着木炭，装做到城里卖炭，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先后与共产党员杨采斌、史秀云等同志接上了头。
就这样，子长舅又在陕北继续从事他的革命活动，我也在他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恢复红一支队
1933年秋末冬初，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南下甘肃与红二十六军配合打了几个胜仗，人员和武器装备都有了很大加强，便又返回到陕西省安定县开展游击活动。但在攻打枣树坪村时失利，政委惠泽仁当场牺牲，队长强世清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英勇就义。被打散的部队集合起来后，又于延川县的关庄遭敌袭击，伤亡惨重。剩余的几个人突围返回到安定县的马家坪，在那里找到了安定西区区委，区委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将枪压(埋)掉，分散活动。陕北惟一的一支红军队伍就这样失败了。
红一支队失败后，陕北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低潮。敌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尤其是一支队经常活动的西区，更是敌人镇压的重点。很多游击队员的家属被敌人抓进监狱，安定和瓦窑堡的城门上，悬挂着被杀害的游击队员的人头。
马家坪压枪的时候，我和表兄谢绍安留下了两支短枪，在桥沟山一带转了几天，想收集一些失散的队员再干，可一直没有碰到。实在没办法，我便把枪交到区委，到安塞县的高家川找到了大舅谢德惠(中共党员、区委负责人)。我们向他汇报了一支队失败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过几天到崖窑沟找我大哥薛广兰(他在1934年时是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下步如何活动，他将通知我们。我们按着大舅的指示，在山里又转了几天，便来到了崖窑沟后面的山上与大哥接头。到了那里，大哥没来，我们俩不敢贸然进村，只好在一个破窑洞里住下。当天夜里，我们俩一宿也没合跟，怕大哥来了找不到我们。可是，整整一夜，一点动静没有。第二天天一亮，我们俩便爬出窑洞，向村子望去，见一点动静也没有，不像驻有敌人的样子，便决定到村里去看看。我们刚走几步，便发现山下走来一个人，我们俩赶紧又钻进洞，趴在洞口注视着来人。等到来人走近时，我才认出是我二叔。二叔见了我们，高兴地喊道：
“老谢回来了!”
我知道他说的“老谢”就是子长舅，但又不敢相信，便追问了一句：
“二叔，你说谁回来了?”
二叔抓着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晃着，大声说：
“就是你三舅，子长从北边回来!”
我和表兄一听真的是子长舅回来了，乐得直蹦。我连忙说：
“真是三舅回来了?他在那儿?快领我们找他去!”
二叔告诉我们说：
“村子里敌人的耳目不少，你们白天哪也别动，就在这等着，天黑以后我领你们去。”
我和表兄只好又在窑洞里藏起来，等待着黑夜的降临。可那天的太阳爬得比蜗牛还慢，一直赖在天上不愿落下去，我真恨不得找根竹竿把它捅掉。好不容易才盼到天黑，二叔上山来，领着我们到元峁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子长舅。和子长舅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人叫白雪山，另一个的名字忘了。
见到三舅后，我们向他汇报了红一支队失败的经过。当子长舅听到我们按区委的决定把枪埋了的情况，十分生气地说：
“搞斗争没有枪怎么能行?区委决定埋枪，这还叫什么共产党的区委?”
接着，他又狠狠地批评了我和谢绍安：
“你们两个一个是分队长，一个是副分队长，大小也是个干部，为什么连这点原则性也没有!剩下两支枪也交了，怎么和敌人斗争!你们马上去联络失散的人，能找到几个是几个，然后把枪取回来。”
听了子长舅的批评，我非常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同意埋枪，更不应该把剩下的两支短枪也交了。我便和表兄一起去联络人，东一个，西一个，费了好大力气，找回来十几个人。我们炒了点玉米花和黄豆预备路上吃，便去马家坪找枪。我们走了一天一宿，第二天早上到马家坪附近的雀儿沟，发现山下有敌人活动，我们手无寸铁，不敢行动，只好在一条水沟子里隐蔽起来。这时，我就更进一步认识到埋枪是极其错误的。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从水沟里爬出来。可是，到了埋枪的地方一看，枪一支也没了。找老乡一打听，才知道出了叛徒，区委的人全被抓走了，枪也被敌人挖走了。我们只是在辛家山一个姓李的家里，找到一个负伤的队员留下的一支山西造冲锋枪。我们只好回去向子长舅汇报。他听后，又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说：
“枪没了，找也找不回来。咱们这些人说啥也不能再散伙子，一定要坚持下去，红一支队的红旗不能倒。”
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子长舅和集合起来的十几个人住在山上。由于大家衣服很薄，又没有粮食吃，还得躲避敌人的搜捕，经常转移，子长舅和我们的手脚都冻裂了，鲜血直流。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有子长舅在，大家信心很足，没有一点悲观情绪。子长舅经常领着大家一起总结失败的教训，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坚持斗争。为了解决当前的困难，子长舅给红二十六军和刘志丹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南贵臣去联系。刘志丹接到信后，立即写了回信，并送给200元银元，解决了部队的吃饭穿衣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于1934年3月8日，由子长舅主持，在刘家圪*(左土右劳)宣布红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刘志清(后来叛变)为政委。一支队恢复后，在子长舅的直接指挥下，打土豪，筹经赞，采取夜战奇袭等方式，打了几个胜仗，鼓舞了士气，壮大了斗争声势。红一支队这一陕北革命的火种，终于又在春风的吹拂之下，熊熊燃烧起来了。
由于红一支队重新在陕北活动起来，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使陕北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二、三、四、五支队，陕北红军得到了发展壮大。
残烛火更明
1934年夏季，正当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国民党西北军阀也开始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地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8月15日，子长舅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由南渠地区到达安定地区。从18日起，与敌人交战，在安定县景武家塌及绥德的张家圪台连获胜利。26日夜，红军又袭击清涧县河口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逃往清涧县城，保卫了清涧以东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就在河口镇战斗中，子长舅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当时，子长舅正在指挥战斗，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胸部，鲜血直流。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作战情绪，他没有做声，也没有倒下。因为他穿着一件紫色夹袄，流出的血别人也没发现。后来，被他的侄子谢福成发现，拉来一匹马，叫他骑上往后撤。子长舅发现在自己前面的山坡下躺着几名负了伤的红军战士，便叫福成赶快去抢救他们。福成执意要先抢救子长舅，子长舅急了用盒子枪对着福成厉声喝道：
“你就知道顾你老子，别管老子，快去抢救其他伤员!”
谢福成不敢违抗，忙去抢救其他伤员，直到山坡上几名挂花战士全部抢救下来，子长舅才和战士们一起撤走。
子长舅负伤后，大家叫他到后边去养伤，他不干，非要和部队一起行动，继续指挥作战。就在河口战斗不久，他仍带伤指挥红军北上，攻打安定县的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营。至此，红军四战四捷，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9月15日，他又带伤指挥新编的一支队、八支队和保卫队，攻下安定县城，处死了安定县民团团总李丕成，将民团的几十人和枪一起全部拉出。直到10月间，他的伤势异常严重了，再也无法坚持工作，这才在同志们的一再劝说下离开部队到枣树坪附近的阳道峁村养伤。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组织上派我带一个保卫中队(二十多人)负责他的警卫工作。
子长舅负伤后，组织上想方设法为他医治。但是，那时候的医疗条件太差，西医西药根本找不到，只是从安定县城找来一位老中医(记得他的名字好像叫张龙华)，来给子长舅治病。老医生医道很高，又同情革命，尤其对子长舅更加敬佩，所以，在治疗上很用心思，搬来一尺多厚一摞子医书、药书，整天翻来翻去，给子长舅开药方。但是，这些中药对子长舅的伤并没多大作用，尤其是伤口，一点什么敷药也没有，每天只能用盐水冲洗几次，他的伤势一天比一天重。
医疗条件不好，吃的也相当差。经常吃的是一种糊糊饭，就是把米和菜放在一起煮，里面加点盐，熬成稀粥，上顿下顿喝这个。我看他吃起来很费劲，就问他想吃点什么。他知道条件不行，每次都说，我不想什么，你们吃啥我就吃啥吧。有一次，他看我问起来没个完，就开玩笑说：
“你总问我想吃啥，我想吃也没有哇。”
我看他可说出想吃啥了，连忙说：“只要三舅想吃的，我就一定能弄到。”
子长舅微微笑着说：“我想吃饼干，你能弄到吗?”我不假思索地说：“能!”转身跑出去了。
当时我答应得挺痛快，可到了外面一想，真犯愁了。那个时候，连吃口白面都十分困难，上哪去弄饼干哪!我把大家召集到一块想办法，最后决定自己动手做。我们搞到了一碗白面和几个鸡蛋，合在一起，里面加了点糖，擀成薄片，然后用刀切成四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形状，放在慢火上烘熟。我把这盘自制“饼干”端给子长舅，他尝了一口，点了点头说：“很好，你们的手艺不错。不过，以后不要再搞了，我是和你们说着玩的。”以后，我们再也搞不到这些东西了。
吃的倒好对付，总还能搞粮食，最困难的是住。子长舅负伤后，敌人到处侦察他的下落，千方百计要寻机杀害他。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搜捕，我们不得不经常抬着他转移，有时候一天就转移好几个地方。
有一次，我们在扬道峁被敌人发现，转移到周家崄，刚刚停下，敌人又追上来了，我们不得不立即出发，又转移到磁圪湾。可还是没有甩掉敌人，便又转移到了水晶沟。水晶沟这个地方，地主豪绅集居，我们是无路可走才转移到这里来的。到了这里，保密便是一句空话了，我们刚到不久，敌人就得到情报，跟踪追来。我看连续转移，子长舅已经折腾得十分疲劳，一时没了主意，便把情况向他汇报了，问他该怎么办。子长舅被敌人的穷追不舍而激怒了，愤愤地说：“抬我走吧，抬不动就一枪打死，绝不能叫他们把我捉去，你们也赶快逃命，不要为了我再把战士们搭上。”
从子长舅的屋子里出来，我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非常后悔，作为一个保卫队长，组织上把保卫他安全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怎么能事到临头就没主意，反倒给他增加负担!我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处境，并把子长舅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战士们个个眼冒怒火，大声喊道：
“不能丢下总指挥!”
“死也要把老谢转移走!”
战士们的情绪，使我增加了信心。我把战士们分成两部分：挑几个身强力壮的负责抬担架，抬着子长舅继续转移；其余的人跟着我在后面掩护，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迎着敌人打，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布置完后，我们马上出发。不知道是敌人追累了，还是我们走得太快了，这次敌人没有再追上来。经过这次，我的经验也增加了，每到一地，先看好地形，设想会发生几种情况，每一种如何应付，敌人从哪个方向来，我们向哪个方向转移，每个战士担负什么任务，都一一落实。这样，虽然也经常发生一些险情，但我们都应付过去了。
经过连续不断地奔波，子长舅的伤势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再也经受不住经常转移地折腾了。可是，敌人仍然在到处搜捕，我们都为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身而伤脑筋。一天，我们看子长舅睡着了，就又谈论起这件事，你一条主意，他一个办法，谈论了老半天，也没弄出个结果来。这时，子长舅微微睁开眼睛说：“我看灯盏湾可以。”
我们一听，都很吃惊，七嘴八舌地说：“灯盏湾离水晶沟只有几里路，水晶沟是个地主窝子，敌人常来常往，那太危险了。”
可子长舅却笑了笑说：“正因为离敌人近，所以才安全。”
我们都不明白他的意思，睁大着眼睛看着他，他又向我们解释说：“这就叫出其不意。再说，水晶沟在沟里，灯盏湾在沟上，我们在山顶上放哨，可以把敌人的动静看个一清二楚，而敌人却看不到我们，更重要的是，灯盏湾住户不多，而且全是穷人，群众基础很好，我过去在那里活动过，人熟，群众会自觉保护我们，保密不成问题。万一有事，四面八方都是退路。即使来不及走，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隐蔽也不难。”
听了子长舅的话，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便转移到灯盏湾。
到了灯盏湾后，子长舅的伤势更加严重了。有时候我们看他折腾得实在难受，就找来大烟让他吸几口，起点麻醉作用，可这只能顶一会儿，过了劲儿仍然疼得坐卧不宁。但是，他从来不吭一声，还总安慰我们。有时候看我们都很难过，他就一咬牙，坐直身子说：“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他嘴上这样说，可我们都看得出来，他浑身疼得打颤，脸上的汗水哗哗直滴。我们不忍心再看下去，就跑到外面，躲在什么地方偷偷地哭。
子长舅虽然因为伤重离开了战场，但他的心却时时挂念着红军，时时惦念着同敌人作战。
1935年1月19日，刘志丹派人找到我，说他第二天上午要来看子长舅。我把消息告诉了子长舅，他非常高兴，因为刘志丹一来，他就会了解到红军作战的情况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叫谢绍明到村口去等着接刘志丹。大约十点多钟，刘志丹来到了，两个人的手紧紧地长时间地握在一起。子长舅向刘志丹详细地打听了部队的情况，从战士们的情绪，问到每一次战斗的胜负。刘志丹尽量满足子长舅的要求，一件一件向他介绍着。当子长舅听到红军打了胜仗时，不顾伤口的疼痛，哈哈大笑起来。刘志丹临走进摸摸子长舅盖的薄被，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条好的。”子长舅笑着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
子长舅不仅关心着整个西北战局，也时刻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战士。他经常向我询问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他不止一次地教育我说：“一个指挥员，不仅要会带兵打仗，而且要学会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还要学会关心战士们的生活。不关心战士的思想，不关心战士的生活，那就不是一个好指挥员。”
到灯盏湾不久，就要过春节了，子长舅问我：“战士们怎么过年?”当时，群众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白面和羊肉，我便告诉他说：“已经准备好了，有肉，还有白面。”
子长舅嘱咐我说：“有这么多好东西，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些，可以做八大碗叫大家吃嘛!”停了一会，他又对我说：“你现在已经是个带兵的人了，一定要关心士兵的生活。战士们是最辛苦的，只要条件允许，就要尽量让他们吃得好些。”
农历除夕，子长舅刚刚折腾完，用双手支持着不能仰卧的身子，疲劳地靠着被子坐在炕上，闭着眼睛休息。这时，村里突然响起了噼噼啪啪地鞭炮声。子长舅听到后，顿时精神了许多，他睁开眼睛，坐直了身子，微笑着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他对守在身边的儿子谢绍明说：“几个月没打仗了，想闻闻火药味儿，你把鞭炮掰开，把火药倒在炕沿上点着。”绍明按着父亲的吩咐，点着了火药。顿时，屋子里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子长舅像个小孩似的，用鼻子深深吸了两下，笑着说：“你们闻，这火药味儿多香啊!”
我们当时心里都明白，子长舅是挂念着部队，挂念着战场，他时刻都想去和敌人进行战斗哇!
子长舅那样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可他自己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当时，他已经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是不低的，但直到牺牲的时候，他仍然穿着那件紫褐色的夹袄。在他伤势严重的时候，一些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带着鸡蛋、肉、水果等物品来看他，他总是坚持不要。他对我们说：“我怎么能白吃人家的东西，我给百姓没办多少事呵!再说，穷人家的东西来之不易，咱不能要哇!”
他不肯占用群众的一分一文，却肯拿出自己的东西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有一次，我们从王龙河村向牛家山转移途中，路过小界蔫村，在贫苦农民薛殿革家休息时，子长舅虽然因为伤重说话困难，但他还是十分关心地向薛家问寒问暖。他见薛殿革一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便叫警卫员白盛武把他的被子留给他们。白盛武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留下了你盖什么?”子长舅语气十分坚定地说：“留下吧，我有这件皮袄就行了。”薛殿革连忙对子长舅说：“这可不行，你负伤了，我们帮不了你什么，怎么能留你的被呢!”子长舅固执地坚持说：“我好办，被子留给娃们盖吧。”薛殿革一家非常感动，含着热泪把我们送出了村。
从子长舅离开部队养伤一直到他牺牲，我始终伴随在他的身边。他那些崇高的品德，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就在他的生命垂危之际，仍然时时挂念着党的工作，时时挂念着红军的胜负安危，时时挂念着各地红色政权的建立，时时挂念着人民群众的疾苦，惟独不考虑自己。临牺牲前，他流着泪对我们说：“就这样死了太可惜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他像一支蜡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革命，而在其弥留之际，发出的光更加明亮。我们虽然清楚地看到他的伤一天天严重恶化，可总不相信这样的人会死，都盼望他能够重新踏上战场，带领我们去和敌人作战。但是，我们终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1935年2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我革命征途上的一位良师谢子长同志，终因伤势恶化，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村与世长辞了，时年刚刚38岁。
子长舅逝世后，为了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为了防止敌人乘危袭击，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对子长舅的牺牲保密。我们不能戴孝，不能举行葬礼，甚至连哭都不能。当天夜里，我们用担架抬着子长舅的遗体，到离灯盏湾20多里远的一个山沟里秘密安葬。那天是阴天，天上的乌云低得快要挨到了人的脑袋。可是说来也巧，我们抬着子长舅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晴天，璀璨的星光，斑斓闪耀。战士们都说：“真是个‘谢青天’，走到那里，头上都是青天一片。”埋葬了子长舅后，我们不敢吐露真情，表面上还得做出种种假象，说他到苏联治病去了。但是，我们心里都十分难受，这样一个人物，就这样草草埋葬，总感到于心不忍。后来，我们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为了纪念子长舅，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子长舅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1938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子长舅的遗骨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先后两次亲笔为子长烈士墓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又为子长舅在瓦窑堡修建了陵墓。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移葬公祭，凭吊者两万多人，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上写着：“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贺龙、刘伯承也题了词。可惜的是这些题词在1947年胡宗南军队侵占瓦窑堡时被破坏，陵园也全部被破坏。1954年和1980年，中共延安地委根据陕西省委的批示，又两次重修陵园，修复重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的碑文石刻。
子长舅光辉的一生，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的赞扬。
(陈厚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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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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