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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谢子长同志*

薄一波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谢子长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三十年代初我曾与他有过一段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他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一九七九年我重新出来工作后，有一次碰到李维汉同志，回忆往事，谈到子长同志。维汉同志说，我们党在陕西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应该宣传和纪念。我赞同这个看法。当他听说我曾与子长同志共过事，就建议我写一篇纪念子长同志的文章。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几年以来，几思动笔，皆因公务缠身而作罢。今年一月十九日是子长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不能一拖再拖，遂写就此文，纪念子长同志对党和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也了结我的一桩心愿。 　　子长同志是陕西安定县人，一八九七年生。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探索真理，立志救国救民。一九二五年，他面对旧中国的现实问题，带着最初实践中的觉醒与激情来到北平，经两位大学生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便在西北地区从事兵运工作和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他领导了安定县的农民运动，带领贫苦农民打击土豪劣绅，赢得贫苦人民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为“谢青天”。 　　大革命失败后，子长同志积极投身于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子长同志先后参与领导了西北地区著名的清涧暴动与渭华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同党在全国其他地方领导的武装起义一样，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我与子长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年。当时他在从事武装起义屡遭挫折之后来到北平。我在北方局军委工作，负责接待他，向他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他充满高昂的革命热情，个子不高，却流露出一股虎虎英气。他对武装斗争的道路坚信不疑，对以前的失败毫不气馁，而且“愈挫愈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准备投入新的斗争。我们谈得很好。我感到他是一位年青有为的群众领袖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谦和、诚恳、坦白而又英勇、果断、刚毅。他一见到我，开口就说，北方局能不能给他弄两支枪。那时我们正好筹集到一批款子，通过海外关系买到一些武器。原打算给他一批武器，但因为难于运送，我只好从中挑了两支驳壳枪交给他。子长爱不释手，马上把枪插在腰间。随后，我们又设法通过关系给他办了一个持枪证。不久，他就带着枪返回西北去了。 　　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对他后来的情况，我当时虽有所耳闻，但所知甚少。一九四三年我到延安参加整风，才较多地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的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十月，晋西游击队在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下，到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部队会合。同年冬，陕西省委将两支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 　　子长和志丹从渭华暴动就在一起了。从此，他们在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艰苦曲折的斗争中，虽有时分开，但大部分时间都共同领导着那里的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为革命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他们都在革命战争中捐躯，为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过早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九三二年二月，反帝同盟军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继续任总指挥。他们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和中央红军的一些政治工作制度，建设这支游击队，使部队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时期，子长同志指挥游击队活动于旬邑、耀县、宜君、正宁、宁县一带，打了不少胜仗。他乘陕军与甘军混战陇东之机，率领游击队进入正宁县山河镇四村原，建立农民协会，发动群众平分土地，开辟了陕甘历史上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段时间他们的物质条件比较好，曾将一部分款项支援过北方局。 　　就在这时，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给这支正在蓬勃发展的武装带来了灾难。他不仅排挤和打击子长同志，最后竟污蔑子长和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撤掉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子长同志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一再要求将刘志丹同志留在红军中工作。杜衡却宣布将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这一个团)，自己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他虽然同意志丹同志留在红军，但却将他降职使用。子长同志和一批老同志则被迫离开了陕甘。 　　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红二团南下终南山。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旬，在蓝田县张家坪遭强敌袭击，部队打散。杜衡则在部队到达三原武字区时，擅离部队返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志丹等同志在人民群众协助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苏区。 　　此后，子长同志从上海被派往北方局，中央驻北方代表让他到察哈尔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去工作。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子长同志被任命为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返回陕北安定。七月上旬，在安定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同志以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兼任总指挥。他率部打下安定县城，扩大了红军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接着，他率领游击队到达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会合，并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西北红军又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一九三四年夏，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对陕北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陕北军阀井岳秀对以安定、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子长率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由南梁赶到安定，连续在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和清涧河口打了几个胜仗。子长不幸在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红色根据地迅速扩大，除神府苏区外，其它绥(德)米(脂)佳(县)吴(堡)边、绥(德)清(涧)延(川)边和安定三块苏区十四个县联成一片。一九三四年底，陕北红军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九三五年二月初，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原县周家*(上山下俭的右半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统一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问题和反对国民党对陕甘的第二次“围剿”的方针问题。当时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的工作；同时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支革命武装。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子长因伤重不治，不幸去世，时年三十八岁。 　　谢子长同志虽然没有活着亲眼看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但是，他和刘志丹同志共同领导下创建的陕北根据地，成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他们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党中央一九八三年明确指出：“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三十年代前期，先后发动了武装革命、创立根据地的斗争，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把两个苏区联成一片，创造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立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把一切献给人民的人，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我们党的精英、民族的精英之一——谢子长同志，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为了纪念子长同志，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子长家乡的安定县为子长县。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同志两次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同年七月他又亲笔书写碑文：“党政军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二月，谢子长同志灵榇移葬时，瓦窑堡两万余人举行公祭。中共西北中央局送的挽联上书：“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这是对子长同志革命的一生，以及他身后的影响的完整概括。 　　抚今思昔，中国革命胜利得之不易。这是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成果。我们活着的人，应秉承烈士的遗志，发扬他们那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公而忘私、不畏艰险、团结奋斗的精神，振兴中华，成就四化伟业! 　　* 为纪念谢子长同志九十诞辰而作，原载于198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 　　 领袖·元帅·战友/薄一波.—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