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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陕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武装斗争

阎红彦

陕北这个地方，过去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十分落后的地区。封建剥削和军阀专横特别厉害，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地主、富农覇占着最好的平川水地，租种土地的农民，受着高额地租的剥削。地主豪绅们还直接向群众派款办民团，用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农民往往因为交不起租子，或者什么事情“冒犯”了地主豪绅们，就被团丁抓去押起来，挨打、罚款。 　　盘踞在陕北已久的军阀——土皇帝井岳秀，与当地统治阶级勾结起来，欺压群众，无恶不作。他依仗着枪杆子，把持政权，委派官吏。除了一般的捐税以外，当地驻军，大小军官，都可以随意向群众勒索维持费、修造费、粮秣费、购置军械费、棉夹单衣费、鞋袜费、年关费，以及种烟税和白地税(不种大烟的地)等等，苛捐杂税，将近百种。他们还通过放赌场，开烟馆，进行畸形的高利贷剥削，并毒害了不少的青年。不仅一个班、排、连长，可以随便拉夫、派牲口，甚至覇占民间妻女，就是班、排长的同乡亲戚，也可以派伕子、派牲口。群众受尽了他们的欺侮、剥削，遭受冤枉杀害的人不知有多少；有好多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四处奔逃。军阀部队中的士兵，也有不少人因受不了打駡虐待的痛苦，开小差跑到山里去当土匪，这些土匪又往往被军阀和民团利用，反过来残害群众。 　　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生产力，更加受到了破坏，许多农民都过着“饿不死，活不成”的痛苦生活。就是一个中农家庭，在歉收年成还要吃树皮草根，甚至卖儿卖女，贫农、佃农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农民群众因为受不了这种欺凌、压榨，常常暴发自发的反抗斗争。例如，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间，安定县因增收羊圈税，激怒了两三千农民群众，包围了县衙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间，靠近陕北的甘肃环县，有三、四千农民起来反抗官府，杀了县知事，分了土豪劣绅的财物，先后起来响应的有好几万人，震动了陕甘边界上的十多个县。但是，这些可歌可泣的英勇的群众斗争，由于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结果都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革命的思想传播到了陕甘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 　　革命思想在陕北的传播，也是先从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开始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陕西有不少青年在北京、上海等地读书，有些进步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有些人回到陕北故乡后，宣传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如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在榆林中学、绥德师范组织学生会，成立党的支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推销“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书报。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青年逐渐觉醒起来，参加革命团体，开始走出校门，向工农劳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特别是李子洲同志创办的绥德第四师范，后来成了在陕北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这些学校的革命教师和学生，有的回到乡下办小学，成了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员和组织员；有的打入军阀部队和民团中去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二四年，谢子长同志在安定办起了民团，当了团总；李象九同志去北京与党取得联系后回到陕北，利用同井岳秀部下连长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了安定的巡官。谢、李二人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同年，石谦这个连扩编为营。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和机会，谢子长同志把他的民团改编为一个连，自己任连长，加入石营。石谦还要李象九给他新成立一个连，由李担任连长，石只管发枪发款，连队的士兵和军官完全由李自己招收，党又利用这个机会，从榆林中学、绥德师范调来史唯然等同志担任班、排长。全体士兵，完全是在学生及农村的青年中招募的。因为这个连中，学生占大多数，所以当时群众称这个连为学兵连。 　　这两个连成立以后，党从北京、绥德、榆林等地调来了一批党员，担任教育和训练工作。连里每天除了两小时的军事训练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讲解“劳农政府”、“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那时，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等同志亦常来讲演，宣传革命。连队里还订了“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革命思想在部队中很快地传播开来，党及时的在连队里秘密建立了支部，发展了不少的党员。 　　在大革命高潮的形势下，陕北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工人、农民、学生、军队中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学生运动比大革命初期发展的更加广泛，学校讨论社会科学之风大兴。各校都组织了学生会，学生常常在街头集会讲演、喊口号、贴标语、游行示威，下乡宣传，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少学校变成了当地群众革命活动的中心。农民运动也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了。普遍地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些地方还组织了农民自己的武装，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谢子长同志领导安定县农民协会公审了人人痛恨的宋应昌、王毓书、王伯扬、李耀辉等豪绅，因此，周围的群众都很敬佩他，称他“谢青天”。 　　这时候，石谦这个营已经扩大为旅了，党在这个部队里的革命活动也更加活跃。为了掌握这支武装，党从黄浦军官学校和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派来了一批党员，加强对这支武装的领导，并且在石谦这个旅中建立了教导队。这时候，全旅十多个连已有六个连长和将近二百名士兵入了党。我们这两个连还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纪律，大家的革命热情极为高涨，公开宣传革命，积极开展群众运动，经常组织讲演团和宣传队，并且吸收驻地附近学校的教师、学生参加，向群众宣传识字、放脚、剪发、禁烟、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官方放赌、反对军队拉差等等，和农民群众一道积极投入斗争。连队本身亦禁止抽烟，喝酒，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纪律很好，不拿群众的任何东西；同时在士兵中还成立了自治会，组织唱歌、打球、演“文明戏”等文娱活动，每天傍晚，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常常吸引着邻近的群众。我们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在革命的大风暴面前，在党的宣传影响下，石谦也逐渐赞助革命了。 　　在这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各个方面都涌现了大批的坚定勇敢的积极分子。陕北党不仅在城市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在工人农民中也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农村中开始建立了党的支部。党在石谦这个部队里的活动，不只限于原来的那两个连队了，在整个旅中都开展了革命活动。 　　二 　　广大群众的革命怒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革命力量正在势如破竹地向前迈进的时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向革命大举进攻，镇压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少的党组织被破坏了，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被解散了。军阀井岳秀首先勒令封闭了绥德第四师范，对我们这支实际为共产党领导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过革命训练、经过革命锻炼，并且和群众有了联系的武装，更仇恨更害怕，极力企图加以扑灭。井岳秀乘石谦到榆林给他拜寿的机会，威胁石谦把谢子长和李象九交出来或赶出部队，石谦为了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同时对革命也有所同情，没有答应。可是井岳秀并没有忘记这支部队是他的“心腹之患”，在南昌起义后不久，就把石谦暗杀了，并且密令解除谢、李二人的武装。 　　石谦被井岳秀暗杀的消息传来后，整个部队极为愤怒，党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我们当时驻在清涧，那几天，常有地方党的人来联系，空气十分紧张。陕西省委秘密派来的担任军委工作的唐澍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国内局势，讲了蒋、汪叛变革命和南昌起义等情况，大家听了都很激动，感到只有武装起义才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也开始意识到要保证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有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支部紧接着召开了党员大会，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石谦被害的机会、以“为石旅长报仇”为口号、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大家都很兴奋，欢呼我们独立的革命队伍马上就要诞生了。 　　第二天——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地方党派来参加起义的教员、学生和农民都集中到我们这儿来了，领取枪枝、弹药，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有的擦枪，有的写标语……整整忙了一天。天刚黑，李象九同志就庄严地宣布了全旅起义的命令，革命的火焰在清涧燃烧起来了。 　　次日，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地从清涧出发，一路打下延川、延长，占领了宜川。在延长活捉了反动营长祁梅卿，并且把他带领的一连人全部缴了械。沿途，地方党发动了不少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我们的队伍，部队进一步壮大了。 　　在宜川，二千多人的队伍改编为四个营，推举李象九为旅长，唐澍为参谋长，谢子长为第一营营长。这个旅虽然是党领导的，可是成分很复杂，参加起义的动机也各有不同；加以当时领导上缺乏经验，没有重视首先整顿内部，也不懂得发动众多的农民群众参加，更不懂靠近山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因此，开始听说井岳秀派来大兵追赶我们时，还想守宜川，打硬仗；当敌人四面围攻我们时，又仓卒决定突围。由于事先联系不好，最后只有谢子长同志率领的第一营，和其他营中的几百青年突围出来了，第二营和第三营大部分没有退出。突围出来的部队，退到宜川西南的大南川以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时间，在韩城西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顿。这时，陕西省委派来了许多同志，总结了清涧起义的经验，并决定由唐澍同志任总指挥，谢子长同志任副总指挥，高举革命旗帜，正式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准备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可是仍然没有接受教训，又决定攻打宜川，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结果受了更大的损失。 　　三 　　虽然清涧起义以及随后在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的渭华、栒邑起义，都失败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和广大群众，并没有被反革命的镇压所吓倒，而是更加坚强了。革命斗争在各方面仍然继续坚持地开展起来。党一方面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派了一大批搞武装斗争的同志到各个军阀部队中去，继续进行兵运活动，以便积蓄力量，争取时机，再行建立革命武装。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大批地转入农村(当时陕北各地的小学教员和校长，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农村群众中进行活动，农村党员和农村支部迅速地发展和建立起来，领导农民进行斗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那一段时间里，陕北各地群众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抗债等斗争，此起彼伏。 　　由于党在农民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军队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在革命低潮时不仅积蓄了力量，而且还积极发展了革命的力量，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了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种子，为后来陕甘游击队和陕甘苏区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阎锡山倒了台，冯玉祥、高桂滋和孙殿英等部退入山西，山西局面很混乱。而这几个部队中都有党的组织，山西省委决定利用这种局面，开展游击战争。并决定根据当时晋西群众斗争的情况和驻在汾阳县的冯玉祥教导团内党的关系，首先在晋西建立游击武装。党从太原兵工厂、高桂滋部队和陕北调来一批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们进入晋西吕梁山地区活动，不久就在汾阳永安镇发动了敌人的一个排起义，我们的队伍很快的扩大为一百多人。是年夏天，在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吕梁山上第一次飘着镰刀斧头的红旗。 　　这时，商震当山西省政府主席，正忙于应付其他军阀的攻击，经常进攻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一个营和一个连的兵力。我们抓住时机，一面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游击队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意志坚决，战斗力很强，敌人每次进攻，都被我们打垮了。有一次，在石楼县水头镇，敌人一个连想包围我们，结果反被我们消灭了。游击队与敌人作战节节胜利的事实，对群众的影响很深，鼓舞很大，群众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开仓分粮，抗捐抗税等斗争，闹得热火朝天。群众发动起来了，晋西游击队站住脚了。游击队无论到那里，都有群众给我们送粮、送情报，不少农民自动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游击队扩大了。不久，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一带的广大地区，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了。晋西游击队的声势愈来愈大，太原的报纸也天天登载游击队的消息。 　　有一次，我秘密去太原向省委请示工作。这时，商震已被其他军阀赶到石家庄去了，徐永昌准备上台当主席。那天，他们正在海边子召开讨伐商震的大会，我也溜进了会场。会上宣布商震十条罪状，其中有一条是：“晋西游击队到处活动，商震束手无策。”我听了这一条，暗暗好笑。但也感到情况将要发生变化，以后的斗争将更加艰巨。当时，山西省委对山西局势的变化已经作了分析，估计徐永昌上台后，更要加紧对游击队的围攻。因此，我一去，省委便指示了对付敌人的办法：今后游击队要分散活动，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击队无法立足时，可以过黄河到陕北去打游击。同时，省委还决定组织高桂滋部，在平定举行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徐永昌上台后，果然采取了力图消灭游击队的措施。我回到游击队不久，徐永昌即派了一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共约一万多人来“围剿”我们。敌人依仗人多，每占一村一寨，就修筑碉堡，驻兵把守，残害群众。我们虽然坚持了游击活动，也打了不少的小胜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很难进村住了，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了，只能在山上打转转，依靠群众秘密送点粮食充饥，而且时有时无。同时，山西省的党组织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失去了和省委的联系，没有省委的领导，我们的处境更加恶化。 　　晋西游击队成立以来，发展一直是顺利的，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因此，在处境急转恶化的情况下，游击队内部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才能坚持革命斗争，是否过黄河的问题。当时，相当一部分人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只看到敌人强大、自己力量薄弱的一面，因而有的主张埋枪散伙，待形势好转后再干，不同意西渡黄河。其中一部分农民也不愿意离开家乡。有的则感情冲动，主张与敌人硬拼算了，也不同意过黄河。只有少数人坚决主张过到河西去。在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反复地研究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上台后，认为晋西游击队是他的心腹之患，下狠心力图消灭游击队；在军事力量上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游击队的战斗力虽然强，并且在大兵围攻下，也还打了些胜仗，但是，我们只有百余人的小队伍，游击根据地虽然建立起来了，也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地方不大，森林又少，敌人层层封锁后，供应没有保障；活动十分困难；又失掉了和省委的联系，单有我们这支游击队，不可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继续在晋西坚持下去。而西北方面，军阀割据林立，矛盾争端，统治比较薄弱一些；好多军阀部队中还有党的秘密活动；陕北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亦较晋西好些，且在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时晋西游击队中的干部大部分是陕北人，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只有过黄河才能保住这支武装，继续积蓄力量，坚持革命斗争。争论的结果，决定按照山西省委原来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 　　但是，过黄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敌人严密地封锁了黄河两岸所有的渡口，控制了所有的船只，无法过去。这时，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又发生了，不少人又动摇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只好不勉强那些对革命悲观失望的人，和不愿离开家乡的战士，给了些钱让他们回家了。最后坚持过河的不到一百人。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里行进。一天晚上，发现山谷里有火光。杨重远同志下去一看，原来有个看西瓜的老汉，当他知道我们是游击队时，高兴地说：“我晓得游击队，你们还给我分过粮哩!”并慷慨地表示：“我认得路，带你们过河!” 　　我们每人背着两支枪，紧跟着老汉爬山过岭，不分日夜地走了一百八十里的羊肠小道，到第二天天黑，才赶到河边的辛关附近。我们在山窖里呆了一天一夜，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大家本来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心里惦念着渡河的事，谁也睡不着。听着哗哗的流水声，觉着时间也象流不完的黄河水，真是难熬。第二天晚上，才找来了几个水手，背来了几只羊皮筏子。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还要两个会水的人推着前进。那时正是秋天，夜晚河水冰凉刺骨，整整一夜，全部人员才渡过了黄河。 　　黄河在黑暗中怒吼着，东方已经有曦微的曙光，敌人还在睡梦中，我们已经胜利地到达陕北了。经过长途的急行军，渡黄河，最后到达陕北的只剩下三十个人了。但是，这三十个人却都是游击队的骨干，全是共产党员。 　　西北的革命武装斗争，从清涧、渭华、栒邑起义均遭失败以后，到一九三一年这一段时间内，虽然党在农村中继续领导农民群众开展着反对土豪劣绅、抗捐抗税的斗争，在军事活动方面派了大批干部，继续进行兵运工作，但是，党领导的打红旗的游击武装活动暂时停止了。 　　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的事情，最初陕北党和群众都不知道，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就跑了。可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很好，吃了群众的东西都留下钱和字条，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并且到处张贴标语。当群众知道是游击队后，不但不跑了，反而热情地接待我们。“红军来了”的消息，象风一样地迅速传开了。陕北特委听说我们过来了，就立即派人来联系，介绍了当时陕北的情况，并且给我们布置了任务：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建立陕北苏区。接着我们在清涧、安定、安塞、延川等县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地方党动员了一批党员参加游击队，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一百来人。这时听到群众说，从山西还过来了红二十四军，我们马上派人去联系，想和他们汇合起来。但是去的人半路上就得到了确实消息：他们在河北阜平失败后，转到陕北府谷时还有好几百人，因为这支队伍全是外地人，不了解当地情况，中了敌人的奸计，全部被消灭了。 　　按照特委指示，我们就在延川、安定、安塞、保安等县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并在群众要求下，杀了安定县的大恶覇张芳华。当部队驻在瓦窑堡附近时，一天，地方党忽然送来了一个情报：玉家湾刚开到敌人的一个骑兵排。我们在拂晓时，乘敌不备，来了个突然袭击。敌人一个也没有漏網，缴获了几十支枪和马匹，还有不少的弹药。并在当天，紧接着打进了瓦窑堡。这一下，游击队的声势就更大了，敌人也紧张起来了，集中了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来进攻游击队。可是由于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援，经常抓到敌人的侦探，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因而经常处于主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来敌人尾追我们，游击队就向陕西，甘肃交界的山里转移。同时，我们也很想找到谢子长和刘志丹同志。子长和志丹同志是陕北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很密切，如果能找到他们，游击队就更有办法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我们终于在南梁堡的林锦庙，和志丹同志会合了。过去我曾和他在一起工作过，这次看到他还是老样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头上扎着羊肚手巾，心里很高兴，便把我最心爱的匣子枪送给他，作为这次见面的礼物。志丹同志因为人地很熟，他很快就号召起一批人，成立了一支队伍。 　　紧接着，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等同志来到部队，决定部队由子长同志领导，并在南梁堡一带进行整顿。因为晋西游击队从西渡黄河后，一直行军作战，没有休整的机会；在南梁堡新成立的部队，成分复杂，纪律不好；加上晋西游击队过黄河后还带了一支“土客”队伍，因此，需要好好的整顿。经过初步整顿，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团结。为着适应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党又决定将游击队改名为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在整顿期间，一个根本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即是：当时是否打红旗以及与此有关的部队改造问题。陕西省委认为，根据陕北和渭北一带农村党的基础比较雄厚，群众运动比较深入，游击队本身已有一定力量，军阀之间的矛盾重重，我们党在兵运工作上有相当基础，以及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有利形势等情况，应该正式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开辟渭北和陕北苏区，把红旗鲜明的打出来。同时省委同志还分析总结了几年来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在当时西北地区的特殊情况下，少数同志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利用军阀之间的相互矛盾，在军阀部队里取得某些名义和职位，借以掩护我们进行活动，积蓄力量，这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的；但这只能是暂时的方法，不能是长久的方针。事实上军阀们绝不会真正让我们的力量发展起来，他们也只是为了暂时利用我们来发展他们的力量，往往是在我们刚刚组织了一定的人、枪时，就被敌人缴了械，这是几年来反复的教训。因此，在既然有了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就应该坚决成立党的独立的武装。但是，有少数同志不同意陕西省委这一方针，认为条件不行，时机未到，并主张把自己现有的武装也改编入军阀的部队，慢慢扩大力量，待“时机成熟”后再打出红旗。经过长时期的反复争论，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最后，省委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彻底改造了部队，成立了陕甘红军游击队。这个措施，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一九三二年二月的一天，在正宁县三家塬的细嘴子广场上，搭了一座高台，上端悬挂着一幅大字横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台两旁插着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台下每个小队前面都有红旗。战士的脖子上、骑兵的马头上，也都拴着红带子，看上去一片红光耀眼。正宁、栒邑的农民成群结队，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开会时，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总指挥谢子长等同志都讲了话，接着，栒邑县委第五伯昌同志代表地方党和群众，把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谢子长同志。这时欢呼声响彻云宵，震撼着陕甘高原。望着那随风飘扬的红旗，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党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在陕、甘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为了这个，有多少同志流出了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红色军队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在陕甘高原上正式举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色旗帜，这怎么能不叫人感动呢? 　　四 　　红军游击队的生活是挺有意思的。指挥员和战士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对每个战士的情况都很了解，战士们对指挥员非常亲切，彼此之间一点也不拘束。一到宿营地，指挥员就到各个窑洞去看望战士们，问长问短，比兄长对弟弟还关心些。子长和志丹同志年岁比较大一点，大家总是亲切地叫“老谢”“老刘”，直到现在，陕北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子长同志常在口袋里装些炒熟的豆子，给这个战士手里抓一把，给那个战士怀里塞一把，随处都可以坐下来和战士们谈心、讲故事，说笑话，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是满窑笑声，这种阶级友爱的生活情景，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游击队初期的民主是极端的，官兵平等是绝对的。连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大小事情都要由委员会来决定，胜利品也要由它来分配。没有专职的炊事员、饲养员，指挥员和战士一样轮流做饭、喂马，一样轮流站岗放哨。马匹只分给骑兵、交通员和病号骑，指挥员从来不骑马。指挥员要是有一次战斗没有指挥好，或有点什么缺点，士兵委员会就要召开大会批评他。甚至是，只要有人不赞成他当指挥员，他就当不成了。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讲民主，是完全正确的，被撤职的人，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这些情况，现在看来有些似乎是可笑的，但是在当时对如何建设一支革命的部队还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这些现象也是比较自然的。 　　后来，陕西省委给我们带来了毛泽东同志写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并介绍了江西苏区红军的一套制度，这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看到这个如何建设革命队伍的文件，高兴极了，就象一把钥匙，使我们的头脑顿时开了窍，决定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红军的建军原则来建设游击队，开始注意纠正部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以及党内其他许多错误思想。接着就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设置了参谋，成立了经理部(后勤工作单位)、医务室、列宁室(俱乐部)，还成立了一个小型的修械厂，并且规定指挥员可以不喂马、不放哨了。红军游击队建立了这些制度和有了简单的分工后，领导干部摆脱了不少的事务，有可能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部队的建设和作战问题了，部队很快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无论是在部队的建设方面和群众工作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紧接着在栒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一带，广泛地开展了游击活动，在那里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 　　红军游击队到了栒邑一带以后，首先打下了栒邑县的织田镇，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开仓分粮，发动群众。驻在栒邑县的军阀部队终日惶惶不安，随后纠集了一千多人来打我们。敌军里有个连长叫李明轩，是共产党员。他事先派一个党员把敌人的战斗布置通通告诉了我们，并约定我们先退出织田镇，扼守住阳坡头打伏击。 　　敌人出动了，恰好派李明轩这个连担任前卫。敌人刚进阳坡头，我们便开了枪，李明轩跳上马回头就跑，士兵也争先恐后跟着向后逃。我们的伏兵四起，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捉了四五百个俘虏，缴了四五百支枪。陕甘游击队刚成立两三天，就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红军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我们乘着胜利的声势，一面加紧扫清周围的民团，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在攻克织田镇、阳坡头、马家堡和清水塬、四村塬等地之后，都迅速地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农民赤卫军等组织，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抗捐、抗税，没收大土豪的田地，烧毁了地主的契约，把土地、牛羊分给农民群众，群众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广大群众斗志昂扬，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在红军游击队进攻山河镇一役中，就有三千多赤卫队，拿起了红缨枪，包围山河，配合游击队打仗。 　　敌人看到我们的声势越来越大，一九三二年春天，就大举“围剿”我们来了。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壮大红军，决定把游击队的主力分为第三和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同志带三支队到永寿、兴平，醴泉一带活动；我带五支队到三原县的新字区、武字区一带活动。这一带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有了党的组织，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也较好。我们去后随即组织了雇工会、贫农会、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建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游击队也很快发展成为一千余人的队伍。尽管三原城里驻着不少白军，我们周围的敌人有好几个团，由于群众封锁消息，豪绅地主慑于群众的威力，不敢进城向敌人告密和求救，所以我们可以开几千人的群众大会，敌人也根本摸不着我们的活动。 　　把敌人拖到外线以后，我们的两个支队又在栒邑县织田镇一带汇合了。开辟了以栒邑为中心的三原、宜君、合水、庆阳、正宁、淳化、洛川、中部(现改为黄陵县)、保安一带苏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有一次，我们正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不料一部分白军化装成群众，混进来了。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敌人的枪响了，我们边打边退，抄小路涉过了水深齐胸的洛河。当时正降大雨，说也奇怪，我们刚过了河，山洪猛冲下来，河水陡然涨了好几尺，敌人追到河边，望着滔滔的洪水干瞪眼，没奈何。这件偶然的事，马上被群众作为神话流传开来，都说红军是“神军”。 　　隔了两天，我们驻扎在洛川和宜川交界的一个村子里。晚上，一个农民跑来报告：鹰儿窝刚开到白军一个营，团长也来了，还没有构筑工事。我们立即决定实行奔袭。鹰儿窝离我们驻地一百多里，隔一架大山，我们连夜急行军，第二天下午，趁敌不备，一杆子捣进去，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有的俘虏吃惊地说：“怎么神不知鬼不觉，你们就来了?难怪老百姓说你们是神军。” 　　接着，部队又深入白区的韩城一带作战。敌人用一个旅的兵力来围攻我们。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上，又碰到优势的敌人，我们吃了败仗，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的一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错误的提出“南北分家”，即陕北人回陕北去，关中人回关中去。这种自己瓦解自己、损害革命事业的荒谬主张，立即受到党内正确意见的严肃批判，并坚决制止了这种绝对错误的行为，挽救了这支革命武装。 　　后来，陕北党组织派来了一些同志，三原县武字区也补充来了一批新战士，高鹏飞同志又在军阀石志俊部队里组织了两个连的兵变，拉过来一百七十余人，这样，游击队的队伍又扩大了，并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这时，本来应当利用军阀矛盾尖锐化的有利形势(杨虎成把陈国璋搞掉了)，和这一带群众基础、地理条件又好的情况，大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但是由于当时游击队的政委李耿，执行了一套“左”倾冒险的路线，批评我们“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他主张坚守只有几户人家的五顷塬子，要游击队到敌人城市周围、交通要道去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拔掉附近敌人的强固据点，还限令要在二十天内分完土地。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左”倾路线，使我们连续打了两三个大败仗，受到严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不得不分散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进行活动。 　　冬天来了，我们在深山里少吃缺穿，只好分散出去，依靠地方党和群众打游击。刘志丹同志带一个大队，到三原县渭北根据地，和武字区游击队联合进行活动。我带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同志带着一部分伤病员和几十个少先队员，隐蔽到保安县和甘肃省交界的山里。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有时根本吃不到饭。没有药品医治，谢子长同志只好用盐水给伤员洗伤口，用签子卷纸蘸油点进去，就这样挽救了不少伤员的性命。没有穿的，有些同志就围着被子，用烂毡片和烂羊皮包着脚。这样艰苦，也动摇不了革命战士的信心，就连那些十二三岁的少先队员，也和大家一样坚持着。 　　不久，我们三部分人又在正宁县柴桥子汇合起来了。地方党又动员了大批党员、赤卫队员、农民参加到队伍里来。物质方面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随即在宜君、耀县一带活动，打了一连串的胜仗，活捉了宜君、耀县、富平三县的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消灭了几百敌人。游击队又发展壮大起来了，根据地又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二年底，在宜君县的马拦一带，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从此，陕北红军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为后来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扩大，打下了基础。 　　尽管敌人不断地围攻，但是它永远也扑不灭这支红色的人民军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红军的斗争和建设经验的启发、影响下，在反复不断地克服游击队内部的经验主义、右的悲观失望情绪与“左”的冒险主义的斗争中，这支红色军队锻炼得更坚强了，斗争经验也愈来愈丰富了。当我们执行的路线正确的时候，队伍就壮大了，根据地就扩大了；当我们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的时候，部队和根据地就缩小了。多少次的胜利与成功，多少次的挫折与失败，教育了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所指示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才能不断地胜利前进；要不断地削弱、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以致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创立革命根据地。这样，我们才能站稳脚根，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 　　 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阎红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