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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领导我们在靖远

张秀山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把他在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到河南参战。为控制住后方，他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乘机扩军，不管什么人，他都收编。陕北特委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动员和派遣了一批党员打入苏雨生军队，搞兵运工作。苏雨生曾委任谢子长为第十一旅旅长，想利用子长的影响，在陕北招兵买马，给他组织队伍。那时我正在苏部八旅十五团，听人对我讲过：老谢去平罗见苏雨生时，和他们几个同志一路有说有笑，平易近人，有马也不骑，驮着同志们的行李。他们走到离平罗南门外五里多路的地方，看见苏部九旅旅长石子俊带着几个护兵骑着马飞奔南去，老谢穿着便衣步行，石未看见，老谢进城到九旅旅部坐了一会儿，石才回来。石很惊奇，说我去南门外接你没接到，没想到你先到我家了。当时，苏雨生的参谋任均一(神木县高家堡人，是我小学的老师)对苏说：“谢浩如(子长的原名)是陕北有名的共产党，不能用啊!”苏不以为然说；“我不管他是共产党，只要把兵带来就行。”陕北特委这时曾给驻在宁夏的苏雨生部第八、九两旅的党的秘密组织——军委去信，调当时在八旅十五团四连任排长的军委书记姜耀回陕北，协助子长工作。在姜耀向团附姚铁俊(党外人士)请假时，引起姚的怀疑。有天晚上，我去书记室和高子祥、徐子猷等同志谈话，姚团附从里屋出来也加入进来闲聊，他谈起姜耀请假的事，说四连的连排长之间是否闹意见了，真要小心，别出事。因为我们知道内幕，急忙用旁的话岔开了。可是，当时打着军阀的旗号，靠招兵买马组织一支武装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后来因为子长同志从平罗见苏雨生后，回到陕北收编杨庚武、周维奇在“后九殿”的队伍未成，所以子长的十一旅未组织起来，姜耀也未回陕北。子长原准备组编十一旅的一批同志，像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也编到八旅十五团，这是谢子长参与苏雨生部搞兵运的前一阶段中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这里要提一下十五团的学兵队。十五团的副团长张东皎是中共党员，1930年初他被苏雨生委为代表派到榆林和陕北军阀联络。东皎利用这个时机，向陕北特委提出要求多派些同志到宁夏的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我就是这次被党组织派到苏雨生部八旅王子元为团长的十五团作秘密工作。东皎从榆林回到王子元团以后，陆续把从榆林中学来的一批同学，其中有黄培中、李树林等数十人，和谢子长派来的原准备组建十一旅的一些同志，集中到平罗县的姚伏堡后，驻李岗堡(现贺兰县)，正式成立了学兵队。张东皎兼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我是学兵队的党支部书记。学兵队是我党组织起来的，党员占多数。1930年秋，部队在靖远时，黄培中(黄育华)任军委书记。名义上是队部文书，学兵队的队部即军委办公室。后来在学员里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向明、李培清等同志都是这时发展入党的。学兵队为以后的起义作了准备。 　　大约1932年旧历3月上旬，我带着陕西省委的指示，由西安坐杜斌丞的汽车经平凉在会宁下车，沿着祖厉河川又走了三天，到达靖远。第二次再入王子元部，组织策动起义工作。 　　我到王部以后，先找到党的负责人张东皎、石子建，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组织革命兵变”的指示，打算先做一段兵起义的准备工作。1931年冬，王子元已被陕军孙蔚如任命为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大肆扩充势力，这时部队党的秘密组织是由陕西省委领导的，陕北特委对组织兵变也很关心，一到靖远，我就见到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他是陕北特委派来专门了解这支队伍情况的，我和他讨论准备发起兵变的问题。4月28日，子长、焦维炽受陕西省委派遣，也来到靖远，他们计划把王子元旅的大部分拉走，派王兆卿先去海原发动炮兵营的起义，以便和靖远同时起义。但因炮兵营长沈毅民(党员)蜕变为反动，兵变未成功，王兆卿即回陕北去了。 　　为了能够掌握带兵的实权，我利用第一次在王子元部时，在定西县宁远镇救过王命这层关系，当了一营一连的排长。在连内开始积极进行党内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加紧军事训练，秘密开展兵变的各项准备工作。 　　子长、焦维炽来靖远后，我和石子建在城里找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安顿他们二人秘密住下。因为很多军官认识谢子长，谢不能公开活动，焦维炽没人认识，就由焦维炽出面到教导队和各连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召集党的会议。首先，子长和焦维炽改组了党的团委，(1931年春王子元和石子俊在定西分裂，王部开到兰州，石部开到静宁，地下党的组织也分成两部分活动，王子元部的党组织改为团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由焦维炽任书记，教导队长苏醒民和学员高尊德，执法队长石子建，五连的一个士兵和我组成新的团委。这时的王子元旅的情况是：司令部是我党的势力，执法队由我党掌握。王子元住在公馆里几乎从不到司令部，公馆的对面是警卫连，由王子元的侄儿一营营长王治邦兼连长，是王子元的主要势力。第三团是收编地方杨梓才的反动队伍，实际上没多大势力。 　　团委在开会时，谢、焦传达了省委马上发动起义的指示，张东皎在会上发言时，检讨了自己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兵变的思想准备，总以为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估计到现在发动兵变的重要性。子长立即向东皎解释说，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接着子长向大家解释了这次组织起义的重要性，指出：现在在靖远海源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在会上还详细讨论了起义计划。当时有过几个方案：有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说，如果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就打王子元公馆(王的护兵多)和警卫连，把警三旅大部分带走。但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确定。 　　正当谢子长、焦维炽周密组织大家积极准备起义的时候，不知什么人走漏了消息。5月5日晚上，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张东皎，缴了执法队的枪，又扣留了王汝林(靖远人、营长，中共党员)等人。6日早晨，我带一连上过早操，饭后到张东皎住处，见门上站有王子元的护兵，不让进去。我马上转到司令部书记室找到机要秘书崔继浩(字仰亭，中共党员)问出了什么事，崔说：“你还不知道?昨晚闹了一晚上，把执法队的枪也收了，在司令部里到处搜查。”我又打听了二营的情况，幸好还未发生事故，当即跑到谢子长、焦维炽的住处，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并提议今晚必须立即发动起义，如再迟两天，把我和五连连长曹炳奎等扣押了，就一个兵也带不出来。子长和焦维炽采纳了我的意见，马上召集石子建、苏醒民来参加会，决定天黑以后立即行动，把能带出去的部队全都带去。我们估计有把握带出来的是一连和五连及教导队，争取骑兵营能带出一部分，并决定起义部队先到东湾子缴那里住的一个连的枪，再向海原行动。 　　黄昏时分，石子建先领着谢、焦二人出东门，住在小店里等候；曹炳奎的五连驻守在东门，傍晚二营营长吕振华到了东门城楼上。天黑时，我到东门城楼上见五连都准备好了，就对曹、吕二人说：“我回去带一连，等我来了，咱们一起走。” 　　回到一连，连排长都已躺下睡觉了。我把他们的枪拿去交给士兵，连长徐子猷的三八式枪我也背走了，然后按照每晚点名的习惯吹哨子集合队伍，士兵们全副武装站好队。我站在队前说：“今晚咱们当红军去，红军总指挥谢子长来了，已经到了靖远城。全城的许多队伍都要去当红军，大家愿意不愿意?”士兵们齐声回答：“愿意!”随后，我即喊口令：“向右转。持枪常步走”。队伍出发向东门走，这时站岗的卫兵问我：“排长，我走不走?”我说：“你跟上走”。 　　我们来到东门时，城门已大开。二营五连已经先走了，我带着队伍出东门后，到小店里喊石子建，但无人答应，走进房里看，一个人也没有，我以为谢、焦一定是跟五连走了，从店里出来带上队伍沿大路猛追。五连及教导队的一部分出城后很慌张，士兵跑得快，把皮帽丢在路上。按原计划是先到东湾子缴枪，补充我们的队伍，但是在路上，我们发现五连是向海原方向走的，我们也向海原方向追。追到半夜，才在打拉池川里和五连会合。我问：“谢子长、焦维炽来了没有?”他们说：“没见”。这才知道是失了联络，他们说在东门等了一阵不见我来，以为我被扣留了，就先走了，算起来五连最多比我们早走二三十分钟。就在这期间，石子建带着焦、谢二人走岔了路，没有和五连接应上。 　　到了打拉池，天已大亮了，吃过早饭，把队伍集合起来，我代表党委讲话，讲了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并按预先计划把队伍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治委员焦维炽。因失掉联络，谢、焦暂时不在，总指挥由吕振华代理。五连改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为大队长；一连改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改为指挥部的直属队，还讲了红军的任务，宣布了红军的纪律，一支新的红军队伍诞生了。我讲话后，吕振华下达命令，队伍向海原出发。 　　打拉池出发前，我给驻在海原的炮兵营的党员连长高蓖山、王明贤写信，叫他们立即把队伍拉出来，配合我们行动。信件是派一党员骑着吕振华的马去送的。后来听说因为送信的同志到海原城门就被扣了，搜出了信，炮兵营的党员同志也被抓到靖远去了。 　　由打拉池出发，部队走到郎山村休息，正准备吃午饭，敌人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我们打退了敌人骑兵进攻，边打边退上了崛螟山。到了最高处时，太阳已经落山。因为我在后边断后，又照顾一名党员战士申健如，落在最后头。吕振华、曹炳奎带着队伍，分成两路，一路顺沟，一路沿山梁走了。我们顺沟里赶了一晚上也没追上，第二天被敌骑兵包围捉住。敌人一部分押送我们回靖远，大部分继续追吕振华的队伍。后来听说，吕振华带着这部分队伍去定西一带打游击(战士多是定西人)，坚持了一个来月，后来失败了。常焕章(负伤)等人向静宁方向走了，枪也被民团缴了。 　　这次兵变开始，之所以很仓促，事后了解，是王子元已经知道谢子长秘密来靖远，引起了王的怀疑。因为子长和王子元很熟悉，王子元对他手下人说，谢子长是他的老朋友，这次来靖远为什么不见他的面，只见张东皎。据牛化东1979年在银川说，兵变那晚王子元把他找去，不让他离开，并说缴到石子建的笔记本，上边记有兵变计划。也可能是头天晚上收执法队的枪时，把石子建的笔记本搜去了，但石未向党委说这事。 　　1932年7月初，我在西安去看杜鸿范，他在第二次靖远起义水泉堡战斗时手上受了伤。杜鸿范说老谢也回来了，他领我去见了谢子长。当时子长住在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的楼上，这里成了我们同志避难的临时住处。整个楼上就一大间，没有隔断，空空荡荡的。老谢就睡在地板上，几件简单的被褥，还是杜鸿范的。杜先生住楼下，没有我党同志引路，谁也不许上楼。见到子长后，真是感慨万千，因为在楼上谈话不方便，我们简短的谈了一会。 　　不久省委把子长安排在一个秘密住处。这时省委正准备派我去上海受训，汪锋领我去见子长，这次谈话时间较长。子长说：“靖远起义那天晚上，因为石子建带错了路和你们失掉联络。我和焦维炽、石子建出了东关，走不远看到海山方向有火光，以为是手电，就往那里追，到跟前才知道是老乡抽烟点火，又返回大路。因为原计划是先去收缴东湾子那个连的枪，所以我们就向那个方向追。到了东湾子附近，发觉毫无动静，这才估计你们是朝打拉池方向走了，又转向打拉池。当时，恐怕打拉池川里有追兵来，我们走的是山路，你们在崛螟山打仗时，我们还听到枪响，但已经追不上了。寻了几天找不到你们，我们就回兰州了。” 　　我也把那天的情况和我被抓后又脱险的经过谈了谈，子长接着又谈了他们到兰州以后的事情。他说：“张东皎在靖远被释放以后，也到了兰州。这之前，王子元派机枪连长杜鸿范带兵来兰州领枪、领子弹、领军衣及现款。虽然杜不是党员，但愿意参加红军和我们一起干。我们就带人坐上船和羊皮筏子，把领到的枪、子弹及军装都装上，由兰州顺黄河而下，到河口上岸，宣布起义，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八支队。我和张东皎、杜鸿范带队伍到了水泉堡，王子元派队伍到水泉堡打我们。这次战斗给你们出了气，打死了周维帮(三团的反动营长)，打伤了骑兵营的营附梁占胜(王子元亲信)。可惜，战斗中东皎壮烈牺牲，杜鸿范手上负伤。” 　　停了停，子长气愤地说：“这次战斗，骑兵营营长汪兴民(党员，已蜕化)也参加打我们。战斗后，我们一个被俘后又跑回来的同志说，有一个扁嘴营长(汪兴民的嘴扁)骑在马上骂梁营附(梁占胜)：‘这次他(梁)受伤了，活该!我说不要打，他要骚情(陕北土话即惹事)，打死张东皎，回去怎么交代。’”(按：汪兴民所说“不好交代”，不是指对王子元不好交代，而是无脸见党内同志。) 　　这就是第二次起义的情况。以后，孙作宾、王汝林等又组织了第三次起义。经过三次起义，王子元部队基本瓦解了。靖远发生的这三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我党在陕甘领导的风起云涌的创造红军的英勇起义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汇成了我党威武雄壮的革命武装斗争的洪流。 　　子长于1932年8月间又回到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1934年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8月阎家洼子会议后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当月在清涧河口镇战斗受伤，1935年2月不幸病逝。这是我党和陕甘红军的一大损失。子长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陕北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子长在红军时期的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浩然之气永存人间!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