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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回忆父亲谢子长烈士

谢绍明

1933年底，正当陕北革命武装斗争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刻，我父亲谢子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这是父亲继1927年10月和唐澍等同志领导发动清涧武装起义，1928年5月与刘志丹、唐澍等同志组织渭华起义，1931年10月至1933年底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又一次来到西北开展武装斗争。 　　1933年的冬天是陕北多少年来少见的严寒天气。这年的秋冬，陕北红军游击队一支队在攻打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村的战斗中失利。政委魏武战死，队长强世清身负重伤，后被叛变出卖被俘英勇就义。随后又在延川县官庄遭敌袭击，伤亡惨重，代理一支队队长白德胜负重伤被俘之后，与爱人任志贞一起英勇就义。游击队几次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剩下的部分同志决定卷起红旗，把枪支弹药掩埋起来，转入地下分散活动。红一支队失败后敌人疯狂地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很多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杀害，有的被关进了牢房。在这关键时刻，我父亲在地下党的掩护下从北平经山西西渡黄河到了清涧，随后转移到安定，很快与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找到了红一支队李胜堂、谢绍安、刘明山、薛兰岗等同志。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于3月8日恢复了一支队，任命李胜堂为队长，刘志清为政委、谢绍安为副队长。6月，窑子峁河战斗后，队伍发展到50余人，谢绍安任支队长，贺晋年为政委。1934年7月初，陕北特委决定将一、二、五支队300余人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新组建的游击队总指挥部于7月17日(农历6月6日)率游击队与赤卫队第一次打进了安定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被关在牢房的几十位党员、游击队员。这一仗大大地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接着父亲率领游击队到达陕甘边根据地和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胜利会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决定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1934年夏天，正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同年8月，父亲率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后，仍继续带伤指挥战斗。直至10月，终因伤势严重才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养伤。这时我随部队侍候他。这是我有生以来和父亲接触时间最多的一段，受到的深刻教诲终身难忘，不幸的是这竟成了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最后一段时间。 　　为纪念这位被毛主席誉为“民族英雄”，陕北人民称呼“谢青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70周年，写就此文，记述他养伤期间的事迹，作为纪念。 　　共产党是杀不绝的 　　父亲坚信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将前赴后继，英勇战斗。 　　1934年初夏的一天，父亲坐在马圈坪村土窑洞的炕上，和家里人闲谈。二妈说：“你哥被白军抓去害死在监狱里，你侄儿福成和绍斌被关在监牢里，正月初游击队的强世清队长兄弟俩和白德胜、任志贞夫妇也被白军抓去枪打了。这样下去，你们怎能把革命闹成?”父亲听后充满信心地说：“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二哥和同志们虽然有的被白军杀害了，有的被关进监牢，我还活着，咱们家，整个陕北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 　　在党和红军的教育下，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一家从1924年至1937年先后就有11人投身于革命，9人参加了共产党。从1933年至1936年，全家在战场上、刑场上和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9人，留下老少寡妇6人。这是父亲英勇献身精神所体现的一个侧面，也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奴役下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小小缩影。从那以后，整个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人民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直至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说明了父亲信念的正确和预见的准确。 　　时刻思念前线战友 　　敌人图谋杀害我父亲，时刻侦探我们的行踪。为了避开敌人的骚扰，我们不得不经常在黑夜里转移。记得1934年农历腊月三十日，我们从安塞韩河里转移到安定灯盏湾，父亲的身体十分虚弱，又经过一天的折腾，但他还是刚毅地支撑着，自养伤后一直不能仰卧身躯，只能坐在炕上。他眼窝凹陷，但双眼却炯炯有神。除夕晚上，他带着笑容出神地听着小山村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也许这声音使他老人家想起了自己的10年戎马生涯。正当我和村里的小孩在窑前院子里放炮放得起劲，忽然听到父亲从窑里喊，我应声跑去。父亲高兴地对我说：“我有几个月没有打仗了，想闻闻火药味，你把鞭炮掰开，把火药倒在炕栏上点着。”我用香头点了几次，都没有点着，父亲便亲切地教我：“你先把纸捻埋在火药里，再用香把纸捻点着。”我照着这个办法去点，火药突然燃起了火花，发出了浓浓的硝烟味，把我吓得朝后退了两步。父亲看我那天真的举动笑着说：“你连这点火药都怕，以后怎么掂枪打白军呢?”父亲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说：“你闻，这火药味真好闻。”这不是什么嗜好，这明明是父亲透过这一缕硝烟思念同白军搏斗的战友啊!父亲好像完全沉浸在无限的追思之中：清涧起义的枪声、渭华暴动的硝烟、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英勇抗战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炮火，一幕幕壮烈的图景也许正在一一掠过他老人家的脑际。父亲短暂一生的主要时光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现在因伤势恶化不得不离开了战斗岗位，可他的心，却时刻向往着硝烟弥漫的前线，怀念着前方战友。此情此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机智果断 无私无畏 　　父亲身材虽然不高，看上去也不下分健壮，但有着不寻常的胆量和智慧。在开辟陕北根据地的日子里，常常是在黑夜中只身一人出没在白军的虎口，开展群众工作和侦察敌情。有一次大妈提起往事时对我说：“你大的胆真大。那还是在民国十八年的一天晚上，白军一个姓崇的团长带一连人住在咱们上院里，还要我们管饭。我正在下院磨房给白军推磨磨面，突然你大从井沟渠上来，走到磨房。我吃惊地赶忙说：‘上院住满了白军，你咋敢回来呢?’可你大却像没事似的说：‘正因为白军在上院住，他们根本想不到我敢回来。’他把敌人的情况打听完后，顺井沟渠就走了。” 　　父亲的警卫员白盛武(王家娃)常给我们说：“三叔(指子长)的胆量可大呢。白军100多人占领枣树坪(我们家住的村子)后，他晚上常到离村只有二三里路的马圈坪、张家坪、刘家圪和地方党联系，恢复和发展武装力量。很多群众都说离敌人这么近太危险了，可三叔说越离白军近的地方，敌人越不信红军敢到他们的眼皮下来活动。” 　　父亲的机智大胆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群众中传为佳话。 　　记得1934年春，有一天，父亲一个人来到马圈坪。我和刘明山表哥的弟弟玉虎在对面山坡上拦羊放哨。那时我还不到10岁，为了保护父亲的安全，观察周围的动静一点也不敢放松。大约8点多种，发现李丕成(外号狼儿子)的几十个民团，正在从庙堰则沿小路往马圈坪沟里走。我们当时真着急，生怕父亲被敌人发现了。可既不能喊，又不能跑，只得让玉虎吆着羊，我连滚带爬地到了父亲住的山窑子顶上，极力往窑口扔土块。父亲听到动静，披着件夹袄走了出来。他知道有情况后，马上向我们的羊群靠拢。玉虎焦急地说：“三叔您还不赶快跑，白军已进到沟底下了。”父亲不慌不忙地说：“现在不能跑，一跑敌人一定以为是红军，马上就会开枪。”父亲悄悄地数着沟里进来的敌人，很自然地随着羊群转过一个小山坡。离开敌人的视线后，他把盒子枪(驳壳枪)套交给我们，让把它藏起来，然后急速地往山上走去。事后才知道，他翻山到了榆树湾沟，立即布置游击队到窑子峁河和这股白军打了一仗。父亲临危不惧沉着应急的战斗作风给我很大的教益。1947年5月，我在热河赤峰周围带领武工队打游击队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天晚上，我和三名武工队员在马*(上山下加)子，突然被国民党军队100多人包围了。在这紧急时刻，想起当年父亲对付白军的办法，沉着灵活和敌人迂回周旋而脱了险。 　　革命是为了将来穷人都过上好日子 　　父亲在陕北威望很高。早在大革命时期，他领导安定农民运动，废除了苛捐杂税，处罚了土豪劣绅，烧毁了契约、账簿，深受劳苦大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们亲切地称他“谢青天”，而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心惊胆寒。 　　记得小的时候，地方军阀、民团抓兵拉差很厉害，连过路的队伍都任意向老百姓拉差。我大妈不止一次地说：“民国十四年的春天，一个军阀的兵，到咱们村子里来拉差。正好老三(指子长)在家，当即把那个当兵的叫来，问他有没有执照，当兵的忙把准他拉差的‘执照’送过来。老三当面就撕碎了，并打了他两个耳光，问他以后再敢不敢拉差了。当那个当兵的知道他就是‘谢青天’时，立即跪下求饶。老三说：‘你回去告诉你们所有的弟兄和长官，以后谁再随便拉差，我定不饶你们的狗命。’吓得那个当兵的夹着尾巴溜走了。” 　　父亲很关心妇女解放，大力提倡放足、剪发，反对买卖婚姻。我们村里有个张大婶，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把女儿嫁给徐家墕一个姓刘的富农做儿媳。因其脚大(穷人脚小干不了活)，她的婆婆就用缠脚布和绳子强制地给她缠脚，结果脚被缠得化了脓，干活走路都得爬行。张大婶的儿子折德应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有一次谈起这个情况，父亲马上找张大婶说：“刘家这样折磨你女儿，怎么行呢?!快把娃接回来，和刘家退婚。”张大婶担心地说：“那怎行呢，刘家有钱有势，我们惹不起啊!”父亲说：“他们不答应时，就说我讲的。”张大婶的女儿在父亲的关怀下终于退了婚得到了解放。后来她嫁给了一个红军战士，生活得很愉快。 　　父亲十分关心穷苦百姓和广大革命战士的疾苦，却把个人的生死冷暖置之度外。 　　1934年腊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住在韩河里，父亲的警卫员、我的二哥福成告诉我们：“河口战斗三大受伤后，我拉一匹马让他骑上向后撤，可三大用他手里的盒子枪朝我肩上推了一下，厉声说：“别管老子，赶快去把山下的伤员救上来。”在场的白盛武补充说：“那天直等到山坡下挂花的同志统统撤上山后，他才同大家一同撤出了战斗。” 　　1934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我们从安定王龙河村往牛家山转移，路过小界墕村时，在薛殿革家休息了一下，薛家热情地给我们烧了开水。当时父亲连坐着说话都很困难，但还是十分关切地向薛殿英问长问短。他看到薛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便告诉警卫员白盛武：“把我的这床被子留给薛家。”白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子，留下了你盖什么?”父亲果断地说：“我有这件皮袄就行了。”在一旁站着的薛殿英忙插嘴：“这可不行。你受伤了，我们帮你做不了什么，怎能把你的被子留下呢?!”父亲坚持说：“被子留给娃娃们盖吧。”薛殿英一家非常感激，含着热泪送我们出了村子。 　　1934年1月，父亲从北平回到家乡，当时他穿得像个叫花子，家里人看了都很难过。可他却乐观地说：“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将来所有的穷人都过好日子。”他身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兼任陕北游击队的总指挥、红四十二师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临牺牲前仍然穿着那件紫褐色的夹袄。为了筹划革命经费，有一次急需50元银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惜将自己的亲侄女顶账嫁人。可在他伤势严重的日日夜夜里，一些乡亲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挂面、蛋、肉、水果等礼物来探望，他却痛苦地说：“我怎能白吃人家的东西，我给百姓没办多少事呵!再说穷人的东西来之不易，咱不能要呀!”父亲为革命献出了亲人及至自己的生命，却从不侵占百姓分文。 　　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 　　了解或查看过西北红军历史的同志，都会发现父亲和刘志丹叔叔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他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在艰苦的斗争中，他们以革命利益为重，团结战斗。他们的革命友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熟悉他们的陕北和陕甘边广大人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谢和老刘。老谢想念着老刘，老刘关心着老谢。 　　1935年1月19日晚上，保卫队中队长薛兰岗表哥向父亲报告：“刘志丹明天前晌要来看望您。”第二天刚吃完早饭，父亲就热切地关照我到村头瞭望志丹叔叔。这天天气格外晴朗，我在村头眺望那山边崎岖小路，大约9点钟左右看到一队骑马的人朝村子跑来，我立即朝着父亲住的窑洞跑去。没等我向父亲说完，志丹和另外两位红军叔叔已经跨进了门。志丹叔叔用双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充满深情地问：“你的伤好点了吧?”“我想你这几天快来了。”两位老战友互相问候了一番，便高兴地谈起工作来。当志丹叔叔把陕甘和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向父亲介绍后，父亲说：“我受伤后至今还躺在炕上养伤，不能和你一起战斗，现在你来就好了，指挥红军的担子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你安心养伤，等伤好了，咱们一同好好地干。”一会儿，志丹叔叔转过身子，用手在我的头上抚摸着：“你叫什么?几岁了?” 　　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还是继母给我解了围：“叫双玉，十岁了，”“你长大干什么?”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父亲便在一旁兴奋地说：“长大了跟你刘叔叔去掂枪当红军。”我情不自禁地说了声：“好!” 　　志丹叔叔临分手时还十分关心地对父亲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被子和褥子太薄了，这怎么行呢?他这个同志我知道，总是想着别人，就是不管自己。”父亲感激地说：“只要伤好了，继续和你一同为革命战斗，被子再薄也没关系。” 　　1935年春天，志丹叔叔率领红军在安定杨家园子打了一个大胜仗，在玉家湾开庆祝大会时，我第一次聆听志丹叔叔在大会上发表讲话。70年过去了，当时会场情景，现仍记忆犹新。记得散会后，刘叔叔特意走到我跟前，爱抚地用手摸着我的脸蛋说：“几个月不见了，又长高了。”并嘱咐我继母说：“好好把娃带大。”“长大了你引他去当红军。”继母爽朗地笑着对志丹叔叔说。 　　在党的培养下，在志丹叔叔的关怀下，父亲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在他老人家牺牲后不久我就加入了革命队伍。五十多年来，我沿着党和父亲指引的道路顽强地工作着，即使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期，我被打成“走资派”、“苏修特务”，被专政、批斗、打倒、关进牛棚改造，也丝毫没有动摇革命的信念。那时我在一个工厂里，为了惩办我这个“走资派”，叫我当泥瓦工盖房子。当时我想这总是盖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什么人也拿不走，享受的总是我们的人民，因此，我使劲地干。砌砖经常把一角。工人师傅私下议论说：“谢师傅干活真不赖，不次于四级瓦工。” 　　亲切教导 严格要求 　　父亲疼爱我，更多的是严格要求我。他不仅为我树立了革命志向，还帮助我学习文化。我们住在柳沟时，有一天父亲让继母教我识字，并要我学会再去教保卫队的同志们。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教得是“保卫队”三个字。我高兴地念了好多遍，然后拿着这张纸条到保卫队去教他们。当时保卫队的大队长是我三哥谢绍安(外号老实人，1935年任红四团团长，同年11月作战牺牲)正好也在场，他学得最快，我拿去的三个字不够他认，倒使我很作难。这样传教字的办法，在父亲去世后也未停止过。 　　1934年，父亲有时到马圈坪一带活动，为了父亲和游击队的安全，我和侯满几乎每天在庙儿梁给红军放哨。红军游击队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要奖励我们。可是父亲说：“孩子们很认真，应该表扬。双玉子这么做是本分，奖励一下侯满。”他马上让我嫂子给侯满做了一件白漂布衫子。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后来二妈对我说：“给你大和游击队放哨，你还要什么奖励?!”我这才领会到父亲是在教导我在荣誉面前不伸手。 　　永远活在党和人民心中 　　1935年2月初，父亲的伤势急剧恶化。乡亲们得知他们的“老谢”病危的不幸消息，当地各方面的代表、亲友和熟悉他的乡亲们，跋山涉水、冒着危险，从早到晚纷纷来到灯盏湾村。他们挤在父亲住的院落，渴望见他一面，有的默默地流着泪，有的捶胸顿足、放声痛哭……用“你不能离开我们啊——老谢”的心声，表达出陕北人民对自己的领导人的真情。父亲精神恍惚，已经不能讲话了，时而睁开微弱的眼睛，时而轻轻地、甚至是痛苦地摇着头，好像是在向大家示意：不要难过。革命总会有牺牲。沿着井冈山的道路，扛起红旗继续战斗吧! 　　2月21日，在这块具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上，白雪皑皑，寒风凛冽，天空在呼啸，山川在哀号，闪耀在北国上空的一颗红星陨落了。我的父亲与世长辞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他留下的遗言却是：“就这样离开人世，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那时他才38岁。 　　父亲牺牲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鉴于他在西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影响，为了防止敌人乘危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决定对父亲逝世的消息要绝对保密。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家属和战友们都不着孝服。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公文落款沿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谢子长)。我们忍着内心的悲痛，咽下眼泪，一一执行了党的指示。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对父亲进行了秘密安葬。 　　父亲虽然牺牲了，广大的陕甘宁的穷苦大众，在一片沉寂之后，又怀着悲哀思念之情哼起了他们所熟悉的歌谣：“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打开安定城，犯人救出牢……”借以激励斗志。 　　为了纪念父亲为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业绩，1935年秋，中共西北工委决定把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党中央胜利到达陕北后，1939年春，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了我三哥谢绍彦和白卓武，他给予父亲很高的评价，对烈士的家属进行了亲切的问候，勉励我们继承父亲的事业，好好干革命。同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父亲遗体移葬于我们的家乡枣树坪，修建了烈士墓，举行了追悼大会。毛主席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书写了碑文。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又为父亲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陵，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仪式。毛主席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总司令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在一幅竖在地球模型上的石质陕甘宁边区地图上边题词：“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同志创造了这块福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也都题了词。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是对谢子长烈士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是对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历史结论。 　　1954年，中共西北局及陕西省委、省政府重新修复了被胡宗南破坏了的子长陵园。1980年，中共延安地委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决定修复重立毛主席写的题词和碑文石刻，1981年10月3日，子长县党政军民各界举行了谢子长烈士立碑仪式。我应邀特地从北京赶去参加了仪式。当我看到新立的毛主席题词和碑文，看到会场上重新出现了1946年中共西北局送给子长陵的挽联原文：“一心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我深深意识到，他老人家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由于谢子长陵园曾于1947年在胡宗南占领延安时被毁掉，当时除毛泽东的题词墓碑埋于地下免遭破坏外，其余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墓碑全被敌军打碎拿去修了碉堡。为了纪念先烈、弥补这个损失，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为子长陵补题了词。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亲笔写了“子长陵”三个大字。杨尚昆主席为谢子长逝世53周年题了“光明磊落无私无畏”。陈云题了“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李鹏总理题“功在人民，浩气长存”。彭真同志题“谢子长同志革命业绩永垂不朽”。薄一波题“把一切献人民的人，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我们党的精英——谢子长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徐向前、聂荣臻、习仲勋、方毅、萧劲光、程子华、刘澜涛、马文瑞以及和子长同志一起战斗过的阎揆要、贺晋年、崔田民、郭洪涛、孔从洲、吴岱峰、强晓初等同志也题了词。 　　在纪念父亲壮烈牺牲7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地思念他，缅怀他老人家的光辉业绩。我们要认真学习他老人家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勇于实践、百折不挠，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共产主义精神；机智果敢、无私无畏的英雄胆略；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我们决心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勇前进!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