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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兵运工作的艰苦历程

侯占元 马占仓

谢子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时也是西北红军创建初期的杰出兵运工作者。 　　一 　　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苗家坪南丰寨古庙里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等十多人，代表着党员①800余人。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通过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任务等决议，选举成立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团特委书记焦维炽。陕北的特委的成立，加强和统一了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党员有了进一步发展。到8月谢子长回陕北时，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080余人。 　　6月渭华起义失败，同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回陕北继续搞武装斗争。 　　由于参加渭华起义几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谢子长弄下了一身病，身体垮得很厉害，回到陕北只得首先回到安定(今子长县)枣树坪家中，一边工作一边养病。当时，蒋介石、井岳秀等反动派出巨资在全国通缉谢子长，因此他在家中也不能好好养病，白天躲藏在山洞里，晚上才出来活动。当年谢子长的亲密战友雷恩俊几次去看他，都看见谢子长住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但他还是非常乐观地跟雷恩俊交谈工作，布置任务。 　　192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陕北特委准备在米脂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但却被敌人发现，井岳秀从绥德调兵包围了米脂县城，并逮捕了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四人，会议被迫中止。贾、李两人被捕后因无证据，关押半月具保获释。杜、焦两人解送榆林继续关押，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年底释放。杜衡出狱后去了西安，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特委机关转移到清涧折家坪。而此时，谢子长北上米脂而后到榆林，寻找陕北特委，由于特委机关的转移未能找着，农历年底返回枣树坪。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张家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出席大会的有：刘澜涛、马文瑞、白明善、谢子长等20多人。杜衡由西安返回陕北传达了中共六大和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大会接受了中共六大决议，承认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革命形势暂时还是处于低潮，认识到陕北还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的目前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批评了杨国栋独断专行的错误，并给党内警告处分，但仍让他担任特委书记。谢子长在大会上检讨了清涧、渭华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根据近年来搞武装斗争的经验，谢子长总结了三条：一、一定要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武装力量；二、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力量才能存在和发展；三、一定要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走井冈山的道路②。随后，大会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正式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1929年陕北是大旱之年，赤炎千里，庄稼颗粒未收，农民四处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叫苦连天。张家岔会议之后，特委委员分赴各地发动和领导饥民，实行“五抗”(即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向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老财要救济、要粮吃，搞“吃大户”(也叫“吃富户”)运动。 　　谢子长由于疾病未能痊愈，会后仍然回到家乡，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工作。 　　二 　　1929年四五月间，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人。谢子长因病未能出席，刘志丹参加并随后主持了会议。会议批评杨国栋的右倾错误，撤销了其代理特委书记职务，随后派往黄龙山后九天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这次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武装斗争的问题。当时西北地区旧军队有四种：一是国民党正规军；二是小军阀的军队；三是地方民团武装；四是非法武装。会议认为，搞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可以有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兵运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非法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直接组建工农红军武装。但是主要以白色的形式为主。 　　红石峡会议之后，陕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榆林井岳秀、神木高志清、宁夏苏雨生、甘肃谭世麟、陈国璋等军阀部队及黄龙山“山大王”和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张鸿儒、张廷芝父子的民团中，开展有声有色的兵运工作。 　　此时，谢子长病情基本好转，即遵照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精神，前往黄龙山做“山大王”之一梁占魁的工作。梁占魁原先是黄龙山的小股非法武装，乘军阀混战之机招兵买马，此时队伍已扩展到三四百人，占山为王。谢子长原先和梁占魁认识，因此上山后得到热情接待。经过一段时间仔细观察，谢子长认为梁占魁是可以争取的，梁的队伍是一支可以改造好的队伍。 　　正在此时，宜川城内发生了一场武装冲突。原来驻守宜川城的冯玉祥部队，纪律非常不好，差税过于繁重，弄得民众怨声载道。曾在杨虎城部当过旅长的黑子斌(宜川人)实在看不过眼，为民请命，提了些批评意见，为此，被冯玉祥部队把黑子斌扣留起来了。宜川县民团为了抢救黑子斌，联合梁占魁、黑老一的队伍，攻打宜川城。未料，冯玉祥部队兵力过于强大，攻城失利，损失严重，梁占魁率残部仍旧上山。谢子长也离开梁占魁部返回安定，秋后与刘志丹一块去了三边，准备前往宁夏、甘肃，继续搞兵运活动。 　　三 　　1930年初，陕北特委利用冯玉祥留守宁夏平罗骑四师师长苏雨生招兵买马之际，先后秘密派出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等共产党员五六十人③和进步青年共100多人(一说300多人)，参加到横山谷连舫、靖边石子俊(石英秀)、安边王子元国民党地方部队作掩护，投靠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苏雨生来者不拒，对他们都进行“封官许愿”，任谷连舫为第八旅旅长，任石子俊为第九旅旅长，王子元为第八旅十五团团长，张东皎为副团长，刘志丹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团长张廷芝)。其他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有的当连长，有的当排长，有的当班长，当兵的很少。苏雨生的基本部队为第七旅，包头土匪头子马大牛任旅长。 　　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与谷连舫、石子俊、王子元都相互认识。有的是同学，有的是“把兄弟”。正因为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党在八、九两旅活动很方便。谢子长去平罗见苏雨生受到热情的接待，苏任命谢为第十一旅旅长。苏雨生的参谋任均一(神木高家堡人)出坏点子说：“谢浩如(谢子长)是陕北有名的共产党，不能用啊!”苏雨生不以为然地说：”我不管他是共产党，只要把兵带来就行。” 　　由于谢子长的部队尚未组建起来，故未发官方印鉴。石子俊给谢子长以九旅副旅长的名义，并给开了四五十张盖有九旅官方印鉴的空白公文纸，供谢子长招兵使用。于是，谢子长又返回到陕北，在定边和盐池一带进行招兵活动。同时派阎红彦、李力果(李烈飞，李子洲的弟弟)到黄龙山后九殿往来活动杨庚武部队未果(阎、李留在该部继续活动)。此时，张东皎也打着苏雨生的旗号，去榆林和井岳秀交涉苏在陕北的招兵问题。 　　为了长期隐蔽，培养骨干，更好地开展兵运工作，以便将来拉出队伍组建红军游击队，谢子长从陕北回来即负责组建学兵队，归王子元十五团辖。并同王子元商定，由王子元掩护在该部的地下党员，由谢子长为王子元继续扩充队伍。不久，学兵队正式建成，张东皎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同时建立起了地下党的特支，张东皎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命苏雨生部开拔甘肃平凉接防。但苏部途径固原时受到地方小军阀黄得贵所阻，苏部接防无望隧即撤回宁夏宁安堡(今中宁县城)时，又遭马鸿宾所属冶成章(外号野骡子)旅的袭击，损失更大。不得已，苏雨生率残部撤回到宁夏豫旺县城所在地下马关。此时，学兵队解散，谢子长、刘志丹兵运失败回了陕北。 　　四 　　谢子长、刘志丹离开苏雨生残部后，即到甘肃陇东民团谭世麟部挂名建军。经过多次交涉，谭世麟实在爱惜谢子长和刘志丹这样的高水平军事人才，便答应给他们组建骑兵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兼第六营营长(暂编一个营)，驻防今吴旗县三道川。1930年6月，黄龙山后九殿杨庚武部队被国民党高双成部队打散，原来由谢子长派去杨部做兵运工作的阎红彦、李力果乘机将杨的部下周维奇(周与阎是隔山兄弟)的200多人枪，拉到三道川，与刘志丹第六营会合，编为第七营，周维奇任营长。不久，地下党员薛应昌、胡立亭从安塞带来20多人枪，谢子长和刘志丹决定都补充到周维奇的第七营。 　　此时，反动透顶的张廷芝凭借其父张鸿儒与谭世麟是老交情，硬向谭世麟要了一个团的番号——骑兵第二团，自任团长。张廷芝的主要兵力在苏雨生退却时被苏裹到了下马关，现虽说建立一个团，却是空架子。因此，他想办法拉拢周维奇，先是给周维奇送马匹、烟土和银元，然后把周维奇请到张的老家金佛坪，设宴招待。在酒席宴前，张廷芝亲口把年轻貌美的妹子张够够许给周维奇为妻。周维奇喜出望外，不知不觉地钻进了张廷芝设下的“美人计”圈套，从此以后，对张廷芝是言听计从。 　　果然，张廷芝向周维奇提出要30个骑兵去下马关往回接应他原先的部队。于是，张廷芝和阎红彦(周维奇派去帮忙的)带队到了下马关，晚上偷袭缴了苏雨生手枪队三分之一的手枪，接出原来部队往回开拔。此时，张廷芝借口犒劳阎红彦和30个弟兄们，声称三道川地方小，没有好酒好菜，因此就把队伍带到安边张鸿儒那里。晚上用酒把阎红彦等灌醉，趁阎红彦等在酣睡之中缴了他们的枪。第二天，张廷芝放走了阎红彦(阎由此去了山西)，旋即带领队伍回到三道川。首先缴了周维奇全营的枪，然后汇合队伍奔袭了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第六营。谢子长虽然脱险跑掉，但和刘志丹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被张廷芝全部搞光了。 　　五 　　1930年10月初，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合龙山古庙里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伯平、刘澜涛、崔田夫等20余人。会前，特委紧急通知从三道川突围回到保安的谢子长、刘志丹前来参加会议。谢、刘一到绥德就被国民党县党部侯奇发现，谢子长、刘志丹只得躲藏在绥德西川花家湾地下党员马云泽家里，不敢露面参加会议。 　　合龙山会议是由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的高维翰(李杰夫)、孔祥祯(化名老吴)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对于陕北工作决议案》等文件。决定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会议没有开完就被敌人发现，只得转移到绥德义合镇继续召开。后来，因为陕北不具备所要求的总暴动条件，加之赵伯平、谢子长、刘志丹、刘约三等共产党员坚决抵制，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贯彻执行。不久，“左”倾错误即得到纠正。 　　合龙山会议之后，谢子长去上海党中央特三科学习。是年冬，根据北方局的指示，谢子长赴天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薄一波接见了他。在薄一波的印象中，谢子长个子不高，是个年轻有为的群众领袖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薄一波赞赏谢子长为人诚恳、谦和、坦白而又英勇、刚毅而又果断，处处流露出一股虎虎英气。事后，谢子长向北方局军委要了两支驳克枪和持枪证，取道山西回了陕北。 　　1931年春，谢子长回到陕北，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陕北乃至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是年10月，晋西游击队在拓克宽、阎红彦、吴岱峰、杨重远等率领下，西渡黄河到了陕北，随后有条件地收编了师储杰、杨琪两支“保运”武装(保护贩运大烟土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同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谢子长到南梁领导游击队的工作。12月中旬，两支游击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从此，谢子长武装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定边县委党史研究室) 　　注： 　　①当时党团不分家，党团经常在一起活动，党员统计数字中包括有团员。 　　②吴志渊著：《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北革命根据地》第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