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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谢绍明

回忆我的父亲谢子长烈士 　　1934年1月，我的父亲谢子长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了陕北。这是他自1927、1928年间和唐澍、刘志丹同志发动清涧、渭华起义后，又一次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斗争。同年8月，在一次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围剿”的清涧河口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但继续带伤指挥战斗。到10月，他终因伤势严重转移到定安、安塞一带养伤。从这时起，我跟着家里人一起照顾他，这一个时期，我和父亲接触较久，并受到深刻的教诲。 　　“共产党是杀不绝的!” 　　一天，父亲和家里人闲谈。二妈对他说：“你二哥被白军抓去害死在监里，你侄儿福成和绍斌被关在监狱里，游击队的强世清队长兄弟俩和白德胜、任志贞也被白军抓去杀害了。这样下去，你们还能把革命闹成吗?”父亲听后，坚定地说：“共产党人就象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有的同志虽被杀害了，被关进监牢，但是我还活着，整个陕北还有许多共产党员。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 　　在党和红军的教育下，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一家从1924年到1937年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9人参加了共产党。全家在战场上、刑场上牺牲了9口人，留下老少寡妇6人。但是，父亲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和英勇献身精神，使我们一家在敌人的残酷镇压面前，更加坚定了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机智沉着 临危不惧 　　父亲身材不高，也不十分健壮，却有着不寻常的机智和胆量。在开辟陕北根据地的日子里，他常常只身一人黑夜出没在白军的虎口，开展群众工作，或者侦察敌情。记得大妈曾跟我说：“你大(指子长)胆子真大。那还是在民国十八年的一天晚上，白军一个团长带了一连人住在咱家上院，要我们管饭。我正在磨房磨面，突然你大从并沟渠上来，走进磨房。我吃惊地赶忙说：‘上院住满了白军，你咋敢回来?’可你大却没事似地说：‘正因为白军在上院住，他们根本想不到我敢回来。’他把敌人的情况打听完后，又顺井沟渠走了。” 　　父亲的警卫员白盛武也常给我们说，子长同志胆子可真大。一次白军一百多人占领我们家住的枣树坪村，他却常在晚上到离村只二、三里路的马圈坪、张家坪、刘家屹崂和地方党组织联系，恢复和发展武装力量。大家说离敌人这么近太危险了，可子长同志却说：“越离白军近的地方，敌人越不信红军敢到他们眼皮下来活动。” 　　1934年春的一天，父亲一个人到马圈坪。为保护他的安全，我和玉虎就到对面台坡上拦羊放哨。大约八点多，我们发现几十个民团正从庙墕则沿小路往马圈坪沟里走。当时我们真着急，可既不能喊，又不能跑，只得让玉虎吆着羊，我连滚带爬地到了父亲住的窑顶，往窑口扔土块。父亲听到动静就走了出来。他知道情况后，马上向我们的羊群靠拢。玉虎焦急地说：“三叔，你还不快跑，白军已进到沟底下了。”父亲不慌不忙地说：“现在不能跑，一跑敌人就会马上开枪。”父亲悄悄地数着进沟来的敌人，自然地随羊群转过小山坡，直到离开敌人的视线后，才急速翻山到榆树湾沟，立即布置游击队和这股白军打了一仗。父亲机智沉着、临危不惧的作风，给我很大教益，使我以后在打游击遇到国民党军队包围的紧急时刻，也能沉着灵活地和敌人周旋，最后安全脱险。 　　关心人民胜过自己 　　1934年腊月的一个晚上，父亲的一个警卫员(我的二哥)福成告诉我们：河口战斗三大(指子长)受伤后，我拉一匹马让他骑上向后撤，可三大用盒子枪朝我肩上推了一下，厉声说：“别管老子，快去把山下的伤员救上来”，结果，那天直等到山坡下挂花的同志都撤上山后，他才和大家一同撤出战斗。 　　1934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我们从安定王龙河村向牛家山转移，经过小界墕村，在薛殿革家休息一下。薛家热情地为我们烧开水，父亲虽因伤重坐着说话都困难，但还十分关切地问长问短。他见薛家五、六口人，炕上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临走时，告诉警卫员白盛武：“把我的被子留给薛家。”白为难地说：“你只有这床被，留下了你盖什么?”父亲果断地说：“我有这件皮袄就行了。”在一旁的薛殿革也说：“这可不行，你受伤了，我们帮不了你什么，怎能留下你的被子呢?”父亲坚持说：“被子留给娃儿们盖吧!”薛一家非常感激，含着热泪送我们出村。 　　父亲还很关心妇女解放，提倡放足剪发，反对买卖婚姻。我们村里有个佘大婶，因生活所迫，不得已将女儿嫁给一刘姓富农作儿媳。因其脚大，她婆婆用绳子和缠脚布给她强行缠脚，结果脚被缠得化脓，干活走路都得爬行。佘大婶的儿子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农民，一次和父亲谈起这些情况，父亲马上找佘大婶说：“刘家这么折磨你女儿怎么行呢?快把娃接回来，和刘家退婚。”佘大婶担心刘家有权有势惹不起，父亲说：“他们不答应时，就说我讲的。”在父亲的关怀下，佘大婶的女儿终于退婚回到了娘家，后来她嫁给一个红军战士，生活很愉快。 　　1934年1月，父亲从北平回到家乡时，穿得象个叫化子，家里人看了都很难过。可他却乐观地说：“现在吃点苦，是为了将来所有的穷人都过好日子。”他身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直到临牺牲前，仍然穿着那件紫褐色夹袄。他伤势严重时，一些乡亲冒着生命危险，带着蛋、肉、水果等物来探望，他却痛苦地说：“我怎能白吃人家的东西，我给百姓没办多少事啊!再说穷人家的东西来之不易，咱不能要啊!”父亲为革命献出了亲人、家产乃至自己的生命，却从不占百姓分文。 　　和志丹叔叔的深厚革命友谊 　　凡是了解和熟悉西北红军历史的同志，都知道我父亲和刘志丹叔叔用鲜血凝成的深厚的革命友谊。广大熟悉他们的陕北和陕甘边人民，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谢”和“老刘”。 　　1935年1月19日晚上，保卫队中队长薛兰岗表哥向父亲报告：“刘志丹同志明天前晌来看望您。”第二天刚吃完早饭，父亲就急切地关照我到村头去了望。大约9点多钟。看到一队人马朝村子跑来，我赶忙跑回来向父亲报告，志丹和两位红军叔叔也随后进了门。志丹叔叔用双手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充满深情地问：“你的伤好点了吧!”父亲也热切地说：“我想你这几天快来了。”两位老战友互相问候一番，便就两支兄弟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交换意见，谈得十分融洽。一会儿，志丹叔转过身子，摸摸我的头问：“你叫什么，几岁了?长大干什么?”父亲在旁兴奋地说：“长大了跟你刘叔去掂枪当红军。”我高兴地说：“好!”临走，志丹叔叔摸摸父亲盖的薄被，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坏了，应当给你换条好的。”父亲笑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坏点没关系。”志丹叔走后，父亲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1935年2月初，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的工作，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支革命武装。会议推选子长同志为军委会主席，刘志丹同志为副主席。选举中，有的同志考虑到子长同志身负重伤，不能到职，建议由志丹同志当主席，志丹同志坚决反对，他深情地表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我协助他完成任务。在艰苦的斗争中，他们都能从革命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创建西北红军根据地。他们的革命友谊，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父亲的伤，由于当时条件困难，缺医少药，除了用盐水洗伤口外，别无他法。1935年初，父亲的伤势急剧恶化。乡亲们得知他们的“老谢”病危的不幸消息，都跋山涉水、冒着危险，从早到晚纷纷来到灯盏湾。他们挤在父亲住的院落，渴望见他一面，有的默默地流泪，有的放声痛哭，捶胸顿足……。2月21日，父亲不幸与世长辞了，时年才39岁。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红军的建设，念念不忘根据地的发展。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耗尽最后一滴血，为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留下的遗言却是：“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父亲牺牲后，中共西北工委鉴于他在西北地区的影响，为防止敌人乘危袭击，避免影响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决定对父亲的逝世绝对保密：不开追悼会，不发讣告，家属和战友们都不着孝服。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公文落款仍沿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浩如(子长的字)的名字。我们忍着内心的悲痛，一一执行了党的指示，对父亲进行了秘密安葬。     　　为了纪念子长烈士，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他的故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将父亲遗体移葬于我们的家乡枣树坪，修建了烈士墓，并举行了追悼大会。毛主席为谢子长烈士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书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子长同志修建了陵墓，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同志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同志也题了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 　　 革命英烈/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西安：《革命英烈》编辑部，1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