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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黄罗斌

今年4月14日，是刘志丹牺牲48周年。刘志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早年为党为国英勇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是一个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他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当时，我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团级干部之一，有幸在刘志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今天，回忆刘志丹在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过程中的革命斗争实践，往事历历在目，令人倍感亲切。 　　(一) 　　30年代前期，我们的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特别是创造农村根据地，还缺乏知识和经验。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必然要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过程。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来的最后一个根据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甘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开始在陕甘大地上播撒革命的星星之火。 　　刘志丹的名字，以及他在早期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故事，我早就听说过。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苦学不倦，认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因此，他在榆林中学时，领导学生运动，并于1924年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来，党派他去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在这期间，他经常聆听周恩来的讲课，反复阅读了毛泽东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开展农民运动的深远意义等论述。这些理论，为他在后来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实践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屠杀的腥风血雨更加激起了他的革命斗争意志，1928年春，志丹和唐澍等同志发动并领导了著名的渭华起义。起义部队在渭华高塘原一带，与军阀队伍血战月余，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失败。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以后把军队的起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工农武装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刘志丹反复总结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下决心继续搞共产党自己的武装。为了搞起一支革命的武装，他先后多次打入陕甘一带，地方军阀的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曾经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多次冒着杀头的危险，一直在曲折而艰险的革命道路上坚持斗争，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陕甘高原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领导下，先后打了一些胜仗，消灭了进攻照金苏区的富平、铜川、耀县3县民团武装，打死了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照金苏区又有了新的发展。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相继组织起来，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担任副主席和青年团特委书记，根据地不断得到了巩固和扩大。在革命斗争中，刘志丹坚持了井冈山的道路，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庙湾夏老幺的民团和小石崖罗连城的民团，是两股比较强的地方武装，经过刘志丹多次做工作，和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不但不打红军，还帮助买枪支弹药，安置红军的伤病员。这样，就更有利于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力量的壮大。 　　1932年8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马栏镇附近的转角，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二团，作为红军的主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根据地。第二年春天，当红二十六军在渭北苏区活动时，我担任渭北游击队指导员，要求到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学习，离开了渭北游击队。从此，我便在刘志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二) 　　不幸的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直接危害到陕甘苏区，断送了大好的革命形势。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担任军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一来到部队，就把坚持正确路线的刘志丹看作眼中钉，蛮横地撤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并把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调出部队。他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什么“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还给他扣上了“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实质上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杜衡一意孤行，谁不听他的，谁对他有意见，他就随便抓人杀人，青年团的书记史克寿，红二团的参谋长郑毅，是两个很好的同志，都被他杀害了。他强令部队攻打庙湾夏老幺的民团，迫使红军火烧香山寺，结果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四面树敌，八方受损，最后只剩下照金一小块苏区。他根本不听刘志丹的建议，又瞎指挥着部队北上，说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结果屡遭失败，碰得头破血流。1933年6月，在杨柳坪会议上，杜衡又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坚决反对，硬要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一带。说渭华高塘一带有党的组织，群众基础好，紧靠终南山，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将莫敌”，军事上可以切断陇海路、围逼西安，等等。他动辄就拿大帽子压人，堵住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嘴。在杜衡的强迫命令和欺骗下，红二十六军终于南下。部队到了渭北苏区三原武字区的寇家庄子，杜衡又集合部队大吹了一通，然后借口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并宣布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这个胆小鬼就溜开了部队，不久便被捕投敌，做了可耻的叛徒。当红二十六军南下到终南山一带时，被敌人重兵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最后一仗在张家坪失败，全军覆没。 　　南下失败后，我们一路上讨饭回到照金根据地。这时，照金根据地正如刘志丹南下时预料的那样，不仅渡过了难关，而且有了新的发展。8月，陕甘边特委和部队党委在陈家坡举行了会议，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失败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     　　中秋节的夜晚，刘志丹和王世泰、曹士荣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周折，终于回到了照金根据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挑货郎担子转乡的，把几支短枪藏在箱底，闯过重重关卡，带回了根据地。这时，先后从终南山突出重围，回到照金苏区的已有20余人。刘志丹一回来，顾不得休息，连夜和同志们谈工作，明确提出进军南梁，以陕甘交界的桥山中段为依托，在“三不管”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他鼓励大家要坚定信心，再重新干起，前途是光明的。 　　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同年11月，部队打下台水县城后，乘胜开到莲花寺。在这里，正式恢复了红二十六军，下属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不久，便去做兵运工作，接着刘志丹任师长，后由杨森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王泰吉在耀县发动起义后的部队抗日义勇军和张邦英领导的耀县游击支队等编为红三团，原渭北游击队组编的红四团改为骑兵团。红二十六军恢复后，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塞、安定等地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等地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等地为中心。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以红二十六军为主力，配合各地游击队，在关中、陇东和陕甘边界地区展开游击活动，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红军，壮大了游击队，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了1933年底，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起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在陕甘高原迅速发展起来了。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数次“围剿”，相继攻克旬邑、合水县城，在旬邑十里原消灭敌人何高候两个连，庆阳毛家沟门击溃敌人赵文治一个团，缴枪百余支，1934年春在合水西华池歼灭敌人王志义一个团部、两个整营及团直机炮连，毙俘敌700余名，解放了陕甘地区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的据点，建立于苏维埃政权。同年秋天，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由习仲勋任主席。同时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时，贫农团、农会、工会、赤卫军、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和儿童团等组织已相继建立起来，实行土地革命。陕甘边区党政军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规定。还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根据地经济日益繁荣起来。从此，陇东和关中两路游击区打成一片，陕甘边根据地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扩大，成了当时西北革命的红色中心。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也有了发展。1932年，陕北便开始进行游击活动，在安定、清涧等县建立了游击队。1933年夏，以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各县游击队很快活跃起来，延川、安定、清涧、神府游击队连续出击，不断获胜，初步建立起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1934年春，谢子长回到陕北，统一了各县游击队，组成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展开。同年8月，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南梁地区，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有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对陕甘边的工作进行不正确的指责。刘志丹针对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错误说法，强调指出，我们不到梢山地区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据地。游击战争不跑就不是游击。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装，是一条革命的真理。我们要革命就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在会议之后，刘志丹抽调了一些武器，补充陕北游击队，并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去陕北，配合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谢子长带红三团上陕北之前，刘志丹对我说，阎家洼子会议上定了，子长任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上陕北，要坚决执行任务，严格军纪，和陕北苏区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英勇作战，完成任务，夺取胜利。我们按照刘志丹的嘱咐，红三团到了陕北，陕北苏区的群众听说老三团来了，兴高采烈，喜笑颜开，象迎亲人一样，夹道欢迎，热情款待，腾窑烧炕，缝洗衣服，杀猪宰羊，拿出最好的白面来慰劳，部队很受鼓舞，许多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打垮进攻陕北苏区的敌人，保护陕北苏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把自己的鲜血洒在陕北苏区的土地上。红三团同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金武塌歼敌一个连，张家圪台消灭敌人两个排，白庙岔击溃敌人一个营，连战连捷，敌人惊慌失措，缩进了他们的乌龟壳，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河口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身负重伤，不久牺牲了。 　　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后，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1934年9月中旬，在安定县西崖窑沟畔将陕北一支队编为红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随后不久，又相继以清涧游击队编为红二团，以神木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李宗贵、马万里、王兆相、杨文谟等同志担任团长、政委主要职务。 　　陕北红一团成立后，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奉命回到南梁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在刘志丹的多方面启发教育下，终于率部走上了革命道路。郭宝珊的部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之后，我由红三团政委调任义勇军政委，遵照刘志丹的指示，义勇军党组织对这支部队积极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使义勇军很快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之一，与红三团并肩作战，立下了许多战功。 　　1934年2月初，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赤源县周家崄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同时，刘志丹否定了红军北上打米脂、佳县、吴堡，与神府苏区打通的不正确意见。决定以安定作依托，向南发展，消灭延川、延长、安塞、保安、靖边等地的敌人，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1935年4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及抗日义勇军奉命来到了陕北，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在合水柳村原战斗中负伤，吴岱峰代理团长，参加了许多战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首战寺儿畔，消灭了进剿陕北苏区的敌人一个连。5月1日，红二十六军和陕北的红二十七军在白庙岔会师，红二十七军成立于1935年初，下属八十四师一、二、三团，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为了统一两个根据地和两支红军的领导，在玉家湾会议上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前敌总指挥。两支红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横扫顽敌，杨家园子、吴家寨子各歼灭敌人一个营，马家坪消灭敌人一个辎重营，张家圪台歼灭敌人一个营，攻开延长，歼灭敌人一个骑兵连及民团400余人，攻克安塞县伪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和李家塔寨子，全歼该县民团队伍，攻克靖边县城，歼敌一个营。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和保安6座县城，消灭和击溃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亲自发动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边和陕北联成一片。7月下旬，得悉敌人对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部署后，刘志丹即召集团以上干部，介绍敌情，研究对敌作战计划，并决定集中红军主力，乘敌之隙，各个击破，在敌人部署未完成之前，先打深入我东线根据地的晋军阎锡山先头部队，后打立足未稳之南线东北军。首战吴堡县慕家原歼灭固守堡寨的晋军一连，和由宋家川郭农沟增援来的一个营另两个连，毙俘敌600余。接着，对绥德县定仙墕晋军一个营，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敌旅长马延寿率一个团来援，当即被全部歼灭，毙伤敌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敌1700多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60多挺，长短枪千余支。其他敌人迅速收缩，一部钻进宋家川等地碉堡线以内，其主力全部撤回黄河东岸，我军收复了佳、吴、绥地区大块根据地并解放了许多新村庄。在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经过长期艰苦地奋战，才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陕北、陕甘边的党、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建立了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的史册。 　　(四)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灾难。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前，由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刚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编成的十五军团，在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消灭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部分敌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未能粉碎“围剿”。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推行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竟然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所谓肃反。刘志丹正在前方指挥作战，他们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张秀山、蔡子伟、刘文舟、李启明、高朗亭等同志被关进监狱。劳山战役后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高锦纯、刘景范、张策、马文瑞、张仲良、孔令甫、黄子文、胡宴英、赵启民、任浪华、郭宝珊、赵守一、黄罗斌等同志被关进瓦窑堡监狱，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含冤死去。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围剿”的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苏区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地方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以致一些地区出现了投敌“反水”的严重情况。整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都陷入极端严重的危机中。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立即制止了错误肃反，把我们从监牢里释放出来，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根据地，挽救了革命，也救了我们这些幸存者的生命。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最后粉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切接见了刘志丹，在毛主席居住的窑洞里的木炭火盆旁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安慰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心怀坦荡，毫无怨言，真诚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他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后，传达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对大家的慰问，同志们十分高兴，晚上都激动得睡不着觉。我们和刘志丹睡在中央组织部安排的一个大炕上，他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被关了几天，受了委屈。中央来了，把我们放出来了，救了我们的命，大家就再不要说啥了，好好工作吧!今后我们要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要在战场上英勇拚杀，让党在实践中考验我们，我们对党是忠贞不二的!”     　　党中央纠正了陕北“左”倾肃反的错误，任命刘志丹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初，刘志丹率领部队东征抗日。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亲自站在前沿阵地上指挥部队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在他的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当噩耗传到陕甘高原时，河山悲痛，万众哭泣。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34岁。在短暂的一生中，闪烁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在他牺牲后，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赋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赞誉他是：“红军模范”。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他最崇高的评价。 　　刘志丹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而且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的崇高品质。他在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过程中，不仅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殊死战斗，而且对内部那些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或破坏坚持了旗帜鲜明的不懈斗争。每一次斗争，他都经历过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为了革命事业视死如归，毫不动摇。他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识大体，顾大局，把党和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陕北错误肃反时，通信员把逮捕他的命令和逮捕其他同志的名单送给他，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避免发生冲突，把信交还给通信员，让其赶快送到军团部去，自己也骑马奔到瓦窑堡，当即被捕入狱。他立场坚定，坚持真理，作风正派，联系群众，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个人的得失，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同志，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正如周恩来经常赞扬的那样：“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毛泽东也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刘志丹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努力学习他为党为国忠贞不二的崇高品质，在这次全面整党中，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我们的党整好，把我们的党风搞正，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本文是黄罗斌为纪念刘志丹逝世48周年而写的文章。原载《甘肃日报》1984年4月16日第4版。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