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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 |
| 王子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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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周恩来
周恩来的这段光辉题词，刘志丹是当之无愧的。他以毕生的精力献身革命事业，在地瘠民贫、封建落后、社会黑暗、人民痛苦的陕甘地区，以共产主义思想唤起民众，以武装斗争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和同志们一起历尽千难万险，创建了陕甘红军，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可靠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志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曾任陕甘红军总指挥。在陕甘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当时在西北地区到处可以听到歌唱刘志丹的民歌，其中一些直到今天尚在人民中广为流传：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着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周恩来曾多次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从当时“左”倾错误执行者的监押下，将刘志丹等人释放出来，建立了以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的红28军。1936年，刘志丹率部经过神府县境，准备渡黄河参加东征时，当地老百姓听说刘志丹被毛主席解救出来了，都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扶老携幼来到驻地，要看“老刘”。一个瞎老婆婆听说老刘来了，也要家人领她一同去“看”。别人说，你是个瞎老婆，能看见个啥呢?她说看不见，我也要摸摸老刘。周恩来说，我看着那位瞎老婆婆流着泪，硬是将刘志丹身上摸了摸，才放心了。可见刘志丹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享有多么高的威望。
刘志丹就是在这次东征攻打山西三交镇时，亲临火线指挥战斗，被敌人机枪打中胸部不幸牺牲的，终年33岁。每当我回想起先烈的光辉业绩，总是万分激动，深切怀念。
一
已经是进入“民国”了，全国正处在大变革中，就连我们地处边塞的陕西省北部一个山峦密布，沟壑纵横的小县城——保安县，也渐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大街上男人们仍然头梳小辫，酒肆中有钱人仍然身着长袍马褂，但毕竟是“民国”了，“皇上”没有了，县官成了县知事，“维新、革命”成了常谈，城里也开办了“新学”。
保安县高小就是当时开办的新学。它除了仍讲些八股文之类的课，还开设了算术、地理和世界历史。最受人们注意的是：新学是官办，读书不收学费。这样，有点跟潮流思想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来就学。我们这些县城内的娃娃，首先成了这所新学的第一批学生。
学校开始办在县衙门对面的学堂里，后来搬到城外永宁山上，那儿有一座庙，早已断了香火，做了我们的校舍。地方不太大，学生也不多，只有一位老师，叫李子才，是从西安请来的大学生，很年轻，但见过大世面，课教得很好。
记得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一天，我们高年级班的同学正坐在教室等老师来上课，只见李子才老师后跟进来一个长得清瘦的少年。李老师笑着说：
“大家认识一下，他叫景桂，是本县芦子沟刘家人氏。”说到这儿，他提高了嗓门，喜悦地说：“刚才试过了，文章写得很好，真是难得。”
大家议论起来，我仔细打量着他：中等身材、白净面皮、稍宽的额头和直鼻梁，那双大大的眼睛格外深沉、文静。他面对大家的注视和议论，显得有些不安。
这时，李老师又说：“就把他插到你们一班吧!”
我旁边的坐位正好空着，于是主动站起来邀请他。他笑了笑，走到桌前向我点点头，坐了下来。
我们从此经常在一起学习和玩耍，慢慢地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父亲考中过秀才，后来给人家教书。他在兄弟中是老大，父亲很爱他，常教他读书识字。他父亲教书有些积存，转而经商务农，家景日渐富裕。他想学新知识，向父亲要求，才来到县高小读书。
他从芦子沟来到县城，从只学过“八股文”到学算术、地理、历史等新课，而且插入的又是高年级，虽然文章作得好，但学习还是比较吃力的。
一天，他对我说：“崇义(我的字)，帮下子忙吧，你的算术、地理学得好，就当我的小先生吧。”
我听了很吃惊，也许是拿我开玩笑吧。我说：“算了吧!少拿我开心，谁不知道你的文章很有才华。”
他微笑着，沉思了一下，说：“光凭文章好就可以了吗?这样办吧，咱们互相帮助，我帮你国文，你帮我新课。”
当时我们的课都是由李老师一人教的。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痛恨旧的封建专制，向往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常常向我们灌输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过了一年半，李老师突然回西安去了，学校停顿了。我们这些刚踏入新知识大门的学生，要中途缀学，而且要和思想兴趣相投的同学分手，很不甘心，总想找个出路。一天，刘志丹和我，还有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等聚在一起，谈到中国如此衰弱，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应该有所作为。有人说：“听说榆林府也有一所官办的新学，我们何不到那里去求学呢！”大家听了这个主意都叫好，刘志丹也很高兴，极力赞同。我们于是分别回家活动，取得家中同意，到榆林去上学。
谁知事与愿违，刘志丹的父亲对他外出求学极力反对。志丹很伤心，跑到我家对我说，碰了大钉子。因为父亲近几年操持家业，日见富裕，只是发愁人手少，盼儿子回家助他一臂之力，不愿再放他出门求学。再说，榆林府离保安县几百里路，骑上毛驴儿也要走七八天，那儿又是大去处，“邪说怪论”不会少，怎能放心呢!他几次三番的商量，父亲都不答应。祖父虽然疼爱他，却没有为他帮什么忙。我听了这些话很失望，也没有什么主意，只好劝告他耐心在家呆着，等有了机会再说。
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还算好，父母总算都同意了。我们临走那天，刘志丹特地赶来送行，大家心中十分难过。志丹说：
“你们四人有幸，是我县第一批外出求学的青年，你们先走一步吧，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是非去不可的!”
我拉着他的手说：“但愿能在榆林府见到你。”
他笑了笑说：“好啦，送君总有一别。请上路吧。”
我们在北门外挥泪而别。我和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四人，离开保安县，经过几天的跋涉，走了500多里路，到了榆林。
二
榆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边关重镇，这时是榆林道台衙门和陕北镇守使的所在地，管辖榆林、延安两府23县地面，是北通内蒙古、东至山西、直隶的交通要道。客商云集，地方虽然偏僻，却也热闹，成了陕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教育事业也较发达，学校有好几个，最高学府则数榆林中学。
我们4人到榆林后，他们3人都已高小毕业，一经考试便被榆林中学录取了。我那时高小毕业还差半年，没有考上榆林中学，便插入榆林高小继续读书。
榆林中学在陕西省内是很有名气的，校长杜斌丞先生是一位在陕西省教育界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治学有方，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榆林师资力量强，最早在陕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的魏野畴、李子洲、王懋廷、呼延振东等同志，就是杜校长亲自从北京先后请来的。正是由于这些人，给榆中及陕北地区带来了新思想和风气，为尔后的革命运动在陕北以及全省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魏野畴、李子洲都是陕西人。魏野畴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李子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他们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是运动中的闯将，是西北地区在京学生的带头人，是西北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我们离开榆林回家度假。那天，我正在家中和曹力如闲谈，志丹忽然走进来了，大家十分高兴。他坐下后，来不及喝口水，便问我们到榆林后的情况。我和曹力如把榆林中学的情况，特别是教学和师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志丹听后连声说好。我看他兴奋的神态，心想不用我们再多说，他肯定也不会呆在家中了。果然，志丹一拍手，站起来对我们说：
“真把人憋死了，不管怎样，这回我是一定要去了!”
我有点怀疑地问：“你父亲能同意吗?”
他神秘地笑了笑说：“到时候一同走就是咧!”
原来经过他平时不断的努力争取。他父亲已经同意他外出求学了。
1922年，我们一同来到榆林。经过考试，志丹成绩优异，被学校破格录取，编入乙班。第二年，我也通过考试进入榆林庚班(比志丹低一班)。这样我们都成了榆林中学的学生。
在榆林中学，刘志丹越来越活跃了，学校的各项活动，他都比较关心而且积极参加，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助人为乐，很快获得了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喜爱，当年就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
那时学校里守旧势力还是很强的，大多数教师是老古董，学生们大多数只管埋头读书，不多管事。为了使进步同学眼界开阔一些，在工作中能得到一些锻炼，也为了今后好建立组织，魏野畴、李子洲两位教师有意识地引导我们面向大众，走向社会，在榆林中学办了平民学校，专门为上不起学的平民进行义务教育。为了办好学校，我们利用榆中的一些空教室作为课堂，学生宿舍作为活动场地，组织一些愿意为平民服务的优秀学生当教员。教材是魏、李等老师组织我们编的。志丹同志和我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活动，深入到手工业作坊、商店、饭铺以及穷苦人家中，了解情况并动员手工业工人、穷苦劳动者及他们的孩子来平民学校念书，志丹亲自教他们学文化。1923年，魏野畴老师经常来平民学校上课，还和学生们一起座谈，了解社会疾苦，传播革命道理。为了使我们能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帮助我们成立了“读书会”，将他们弄到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和当时的进步书刊，给我们传阅和学习。刘志丹刻苦学习这些文章和书籍，常常废寝忘食。成了我们“读书会”中有名的“啃书虫”。他读书紧紧结合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提出问题和大家商讨。记得在一次讨论时，有同学提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怎样摆呢?老师们笑而不答，刘志丹站起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在于实际应用，社会的支柱是养活了我们的农工大众，他们如果都起来革命，中国革命岂能不成功!这种说法当时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就连魏野畴等老师也都十分赞扬。
刘志丹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后更忙了，从学生的吃住到学习都要亲自过问。于是“学生伙食管理会”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如，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会、体育会等)越办越兴旺。每当课余，参加体育锻炼的，去听讲座的，去平民学校讲课的，开讨论会的师生来来往往，十分热火。魏老师等主讲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文学史”专题讲座，更是受人欢迎。学生的伙食也越办越好。大家都夸赞学生会真是好得很!
我们学生会的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有一些人看不惯，说我们不好好读书，“行为不轨”，散布“异端”。男女混杂，“有伤风化”。学生中也有人处处寻衅找事，撕毁学生会的布告，和我们捣乱。我们认为不能退让，要在适当时机发动进一步的斗争。这年冬天，我们抓住曾撕过学生会布告的那个学生在澡堂闹事，志丹组织了榆林中学第一次罢课。这次罢课我们取得了成功，杜斌丞校长完全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勒令那个学生退学；学生自治会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发扬民主，共同管理学校等。
有一回学校放假，我们几个同学回家拿粮(当时在外读书，要自己从家里带粮食)。志丹领着我们一路走，一路搞社会调查，一路向民众讲演。从榆林回保安，要走好几天，沿途的老百姓欢迎我们，土财主们都气坏了，要整治我们，派两个团丁跟着我们。当我们远离村寨，来到荒郊野外时，那两个团丁就追上来挡住我们的毛驴，要我们上什么“毛驴税”，并说如果不交的话，就要把我们押到区公所去。志丹和我们围住那两个团丁讲道理，说我们是回乡拿粮的学生，路过这里并没有出什么差错，更谈不上交什么税。谁知越给他们讲理，他们越嚣张，不干不净的连说带骂，把枪栓拉得乱响。大家都很气愤。我说：“就跟你们去区公所讲理又怎样?老子走州过县，还没听说过啥‘毛驴税’呢!”
志丹把我一拉说：“哪有时间跟这些狗日的磨蹭。”
我还未搭腔，一个烂眼窝的团丁大骂：“找死的东西，你们要让爷们动手呀!”
志丹见大家满腔怒火，向我们使了个眼色，喊了一句：“要动手，就动手!”
大家一拥而上，5个人扯住两个瘦干鬼似团丁，你一拳我一脚，把这两个鸦片烟鬼揍得鼻青脸肿，连哭带叫地抱头鼠窜。我们不由得放声大笑。
志丹说：“这些混账东西，认为我们是些学生娃，只会说说唱唱。今天挨了拳头，才知道我们的厉害!”事后，志丹对我讲，我们团结起来，就把带枪的团丁斗跑了。现在，井岳秀这个大军阀骑在穷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光办学生会是闯不出什么名堂的。你想，闯王的百万大军还没成气候，是什么原因?我盘算咱中国非有个能串联全国工农商学兵的组织才成，就像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一样!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并且早已深入到我们陕北，从思想上、组织上在指导我们的行动了。
1925年，榆林中学成立了党团支部，志丹是支部委员，支部书记是张肇勤(后自首叛变)。支部中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还有李登霄(李子洲的兄弟。后来消极不干了)、汤登科(后叛变)等人和我。支部开会是秘密的，但不是单线联系，大家关系很密切，动不动就凑到一块儿了。后来引起了别人的注目，才决定分组单线联系，发展组织更要单线进行。慢慢地形成了一套地下工作制度。
榆中党组织成立后不久，爆发了榆中第二次学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陕北军阀、土皇帝井岳秀有个儿子叫井龙文，在我们榆中念书。他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人称“独眼龙”，和他爹一样专横霸道。一天，榆林城来了个戏班子，在万佛楼搭台唱戏。榆中不少学生都跑去看戏。井龙文因为抽大烟误了时间，等他带着他爸的马弁，摇摇晃晃地来到万佛楼，人们早将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只听里边又是弦子又是梆子，人影晃动，就是看不清楚。他一声呼哨，领着马弁径直挤了进去，又嫌前边的榆中同学苗从权挡了他，顿着“斯蒂克”(文明棍)吆喝苗从权闪开。苗从权说道：“给你让开?你为什么不早来，看清楚了，这是万佛楼戏台，该不是你家的堂会戏！”井龙文鼻子都气歪了，挥动“斯蒂克”，要马弁揍苗从权。
这件事很快在榆林城传开了。井龙文气焰嚣张，放出口风，要将苗从权揍个半死才解恨。志丹听说后，立刻约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同去找苗从权了解情况。志丹对他说，你做得对，不畏强暴。咱们学生会一定为你伸张正义。当时支部研究了这个问题，分析了情况，决定举行罢课斗争。
第二天，整个榆中议论纷纷。刘志丹向大家说，井岳秀鱼肉百姓作威作福还不够，现在又轮到儿子无法无天了，莫非咱们注定要受姓井的一家欺负不成!我们要罢课抗议，要求学校开除井龙文，否则绝不复课!大家听了，群情激愤，当场就罢了课并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杜斌丞校长对井龙文的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也十分气愤。看到学生们的行为合情合理，老师们也议论纷纷，他想开除井龙文，但又怕得罪井岳秀，左右为难。最后一想就跑去见井岳秀。井岳秀听了他的话，火冒三丈。立刻让副官带一连人把榆中包围起来，让杜校长告诉学生，马上复课，不然他就把学校停办了!
针对突然变化的情况，刘志丹十分冷静。他召集我们开会说：“井岳秀虽然派来大兵，他们不敢把咱们团结起来的学生怎么样!”大家决定和井岳秀顶到底，以学生会的名义向西安、北京以及全国学界发快邮代电，揭露事件的真相和井岳秀的无理行径，请求他们支援。整个县城、榆林地区、西安省城和北京等地的声援信不断飞来，井岳秀的臭名越传越广，我们十分高兴。
这天，同学李力果抱了一大堆信说：“这些都是同学们家里来的信，大概是不放心吧?”
志丹听了，眼睛一亮，对我们说：“发动大家往家中写信，揭露井岳秀。”
榆中的学生来自陕北各县，他们的家长接到儿子们从榆中的来信，有恨井岳秀的、有怨儿子的，有的给井岳秀写信让他三思，有的托关系劝井岳秀变通，还有的干脆跑到榆中，声言大兵敢动孩子一根汗毛，就拼老命。一时间满城风雨，井岳秀骑虎难下。他也知道榆中名气很大，学生的家和毕业生在天津、北京都有，这个学校是砸不得的。最后在杜校长的周旋下，我们给了他点面子，他把儿子转到西安去读书，撤走了大兵，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学生的事情。这次学潮我们胜利了。
1925年，刘志丹以榆林中学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将代表我们榆林地区学生到三原去参加全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成立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开展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活动。他同时还要出席“共进社”(“共进社”是成立于北京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进步社团，其中许多社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后来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三原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那天，我们坐在一起谈论，这是全省学生的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行动，可以在会上见到许多各地同学，学到不少经验。我们都为他高兴，但也为他怎样去而担心。从地处塞北的榆林，到位于泾渭平原、靠近西安的三原县，有1000多里山路，要走好几天。我们都是学生，组织上也拿不出这笔川资，怎么办呢?
我说：“还是大家凑凑吧。”
于是这个摸摸身上，那个掏掏口袋，凑了几块钱，这怎么够呢!
“要是赶上刚开学时就好了，如今谁的钱也不多。”
“干脆，把我这件棉袍当了。”
“我还有些书，可以卖掉。”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惟独志丹在一旁沉思。我看他不言语，推他一下说：
“哎，你看到底咋办?”
他笑了笑，跳起来，把炕桌上大家凑的那几块钱，用手帕一包，提在手中，然后笑着：
“算了，再卖东西也卖不了几个子，都不必再破财了，我自有办法，这些钱够用了!”说完出门走了。
我们一时摸不到头脑。那几块钱在家坐炕头嘛，倒是够吃一阵子的了，可这是出门千里到三原呀，来回再加上开几天会，少不得用十几块钱!
下午，只见志丹牵着一头白嘴小灰毛驴，一步一晃地走进了学校。
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讲，“这回全靠它了”，说着拍了拍那个牲畜。
有人不解地问，“你牵个毛驴子干啥?”
“你们只管放心，有了它，保管饿不着我，还能完成任务。”
听他说得那么肯定，大家将信将疑，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只好由他了。过几天，刘志丹就吆着小毛驴上路了。
原来，刘志丹想了个办法：当时陕西省交通很不方便，尤其是陕北地区，从关中、西安来往陕北的行客、商人，大多靠一双脚，稍有条件的，就雇上个“赶脚”的。只要牵上个驴、骡就可以赶脚，不少穷老百姓没有地种，便干上这一行，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挣几个血汗钱养家。说他是血汗钱，是因为赶脚这个营生，每天天不明就得爬起来，伺候了驴子，也就该起身了，赶到天黑才能住店。赶不上店铺，还得露宿野外。风里来雨里去，春夏秋冬在外面跑。当时流传一首歌谣：“七十二行，赶驴人最忙，一年穿破三年的衣，三年才见父母妻儿的面。”我们那儿毛驴的价钱较便宜，几块钱便可买一头。志丹用全部的钱买了一头毛驴，并和几个来往榆林、西安的商人讲好，给他们赶脚运货，人家给脚钱，而且途中管饭。志丹就这样到了西安，和商人结了账，拿了脚钱，就把毛驴牵到集市上卖了。这里是平原大去处，毛驴的价钱比榆林地区高。这笔钱不仅可以解决在三原开会时的费用，连回来的川资也不成问题了。
在“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志丹以陕北代表的名义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怕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刘志丹回到榆林后，立即向我们谈了会议召开的情况，以及如何在本地区开展工作的设想。谈话间，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又从身后拉过一个小包，对我们说，这钱是临走时你们大家给我用的，现在交还组织；这小包里的书刊是我买来给大家阅读的。接着，他把如何赶着毛驴赶脚去开会的事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笑个不停。
我们在城南沙滩上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驱吴大会”。在会上志丹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军阀作殊死的斗争。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影响很大，打开了局面，各项工作更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1925年秋天，上级党通知我们：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准备军事干部，在广州办了黄埔军校。我党应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决定抽调一批优秀青年去军校学习，为革命掌握军事知识，我们支部也有任务，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志丹更是兴奋，几年来，通过无数的斗争，使他认识到：和武装的敌人斗，自己也必须武装!当组织上决定刘志丹、霍世杰、杨玉亭、杨国栋等人去黄埔军校时，志丹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找我谈了好久，说广州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到那儿一定会有幸见到许多有才干的革命家，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并再三说，一定要把军事学好。我也十分兴奋，要求他常来信将广东的革命情形和他学习的情况告诉我。临走那天，送行的人很多，榆中无形中停了课。大家送出好几里路远，志丹不断地和大家告别。志丹拉着我的手说；“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走后，一定和你们常联系。”说完，向大家招招手，大步走去。
三
自从刘志丹他们由榆林经北京(他们要到北方局拿党的介绍信)到广州黄埔军校后，陕北的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一次学潮中，陕北的土皇帝、军阀井岳秀派一营大兵开到学校，抓了100多名学生，勒令学校当局马上开除我们，然后武装押解出城，遣返各乡。事后井岳秀很为自己的“铁腕手段”得意，其实由于大家在组织上、思想上早有准备，榆中的党、团组织并未遭受破坏，虽然力量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仍在积极开展工作，没多久又爆发了让反动派收拾不了的学潮，这就是后话了。
我也是在这次学潮中被学校开除的，被大兵解送出城，按照党的指示，回到了故乡保安县，准备直接和绥德特支取得联系，开展工作。临离开榆中时，我们曾收到志丹由黄埔军校寄来的信，我把那两张写着核桃般大的字、问候平安的道林八行书，喷上白酒在火上一烤，字里行间，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字就现出来了。信的大意是：他住进了广州黄埔军校，校中从教官到学员中共产党员很多，生活是准军事化，十分紧张。通过学习，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主要靠革命武装……他指示我在榆中毕业后(他不知我们已被开除了)，应要求回保安县，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从教育入手，可以考虑发展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加入组织，组成骨干力量，就好工作了。最后，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开了个名单，建议我们着重考验，予以发展。看了志丹的信，我非常兴奋，按榆中支部给我的通讯地址，给中共绥德特支写了报告，并给志丹回了信。
1928年的一天，在永宁山我住的窑洞里，刚开完党小组碰头会，我就着微弱的灯光，打开炕席想把文件藏起来，只听一阵狗叫声，紧接着就有人小声敲门。
“崇义!开门。”
声音这样熟悉，是谁呢?我来不及细想，赤着脚跳下炕，打开了门。只见曹力如，一步迈进来，我大吃一惊。他是在我之前从榆中毕业，去北京杨虎城国民二军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的。我一把拉住他说：
“你咋回来了?外边情况怎样?就你一个回来？”
力如神秘地笑了笑说：“你别急，你看后边是谁？”
话音未落，一个身穿大褂的汉子一步迈了进来，将我肩膀一拍，哈哈大笑。嘿!正是日夜想念的刘志丹!我惊喜得一时说不出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大褂，消瘦的脸庞，看不出有什么倒过霉的地方。
我激动地说道：“做梦都没想到，你俩一起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曹力如脱下鞋，一边往外倒砂土，一边说：“娃儿没娘，说来话长。我从无线电学校出来，听说魏野畴老师在陕西杨虎城部队当政治部主任，也赶到那里，经魏老师介绍，在杨虎城的第1师当政治部主任处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协助魏老师搞‘军运’。后来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部队开到安徽，我们搞了个‘皖北兵暴’，不幸失败了，魏野畴同志也牺牲了。”
我们听到这里十分悲愤。志丹走向水缸，从缸里边舀了一勺水，一口气喝光。然后说道：
“蒋介石、国民党这笔账一定要清算，咱们饶不了他们!”
大家又扯了一气，我才知道：志丹和力如同志并不是一起回来的，他俩事先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消息，只是走到下寺湾，住在一个店里才碰上的。真是太巧了。大家笑了一阵，力如说：
“我要进城去，景桂你走不走?”
志丹说：“你先走吧，我要在子宜这搭住几天，咋样?子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忙说：“那太好了，只管住下吧。我现在已经‘官拜’本县教育局的督学员了，没问题!”
“是啊，我听说你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很不错，你们这些‘共党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要员’，连县政府开庭议事，你们不到场都不行。”他说着笑起来。
我告诉他们：“现在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是曹继之。”
力如说：“在西安时，省委同志曾介绍过，说他是杜衡(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后叛变，做了特务)在西安发展入党后派回来的。”
我说：“是啊，他从西安带回组织关系，分在我们党小组。因为他同时还带有国民党证和省党部的介绍信，所以一回来就担任了县教育局长和县党部书记，还把我们几个也带了进去，现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基本上被我们掌握了。”(曹继之后来在革命艰苦时期叛变，让我们除掉了。)
力如听了非常高兴，说：“好呀，看来老家的条件还不错。咱们可以大干一场了。不过现在我要先回家一趟。”
力如走后，我关上门，随手又把烟笸箩端过来。志丹脱下大褂扔在一边，盘腿坐在炕上，又将那顶旧礼帽扔在桌子上说：
“我从西安来，那帮狗日的一路上盯得真紧!”说着拿起烟袋，满满地按了一锅烟叶，就在灯上吸着。过了一会说，“你知道，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长沙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啊!……我自黄埔四期毕业后，党派我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在第四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把他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干部逮捕起来，有近百人，武装押送到湖北。我们一行人中有方仲如、刘贯一，还有咱们陕北的安子文等同志。我们到了湖北，汪精卫也叛变了。大家就分三路走了，大部分人去了莫斯科，另外一些人去了南昌，剩下的都回自己的家乡。我到渭南、华县一带，和唐澍同志搞了个‘渭华暴动’，但失败了，牺牲了不少同志……”
他伸手接住我递过去的馍馍，从炕头上的泡菜缸里捞了一块酸菜，又喝了两碗小米子稀饭，然后下了炕，走动起来。这时已近五更，添了几次的灯油又快熬干了，我们索兴吹熄灯，并肩躺在炕上谈起来。
志丹问：“县里，你们的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怎样?”
我向他汇报说：“去年在你指示和组织的安排下，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又组织了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后来这些群众组织都垮掉了，但党团组织都保存完好。去年我到延安开会，特派了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让我回来加强组织，安插在各区学校任教员，所以组织发展很快，现在咱县党团员除了赵耀先等人，又发展了几十人，如王国桢、王其昌、王庭光、周玉杰、赵光前、曹世英、康从周、胡彦年、曹成业等，这你都认识的。现在不但整个教育系统都为我们所掌握，就连公安局、税务局、民团里边都安插了我们的人。但是上级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只是窝着，没有什么活动。”
志丹听了十分兴奋，说：“这次大革命失败，除了蒋介石、汪精卫背信弃义，还有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让搞武装，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拿屠刀来割我们的头……看来，今后还是那句话：要搞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
我问他：“现今你准备怎样干呢?”
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还是要搞军队，只有枪在咱们手中才能有保障。这次省委派我担任陕北军委书记。陕北特委中，一些人思想上右倾很严重，省委书记潘自力曾对我讲过，陕北党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武装斗争。省委指示要整顿陕北党组织，开展军运，搞武装割据!”
“这武装割据，怎么个搞法呢?”
“你听说过秋收暴动吗?”他给我讲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我感慨地说：“革命武装就要有个立脚地啊!”
“我们太年轻了，经验少啊!”他给我讲了渭华暴动的经过和教训，又说，不要紧，跌倒了再干，向井冈山学习。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恰如干柴遍地，一遇火种，就会烧塌天的!我们就要做火种，依靠人民群众，拉起武装，建立根据地，革命一定会蓬勃发展起来。
我们越谈越兴奋，不觉天已大亮。我起身把自己这半边老棉被推给志丹说：
“你路上辛苦了，又一夜没睡，快好好睡一觉。我出去安顿一下，回来咱再接着谈。”
志丹伸了伸腰说：“先不要让人们知道我回来了。”
我答应着出了门，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志丹在我的窑里住了三天三夜，给我讲了他出去这几年的经历和学习情况，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领会。这在黑暗中给我描绘了一幅幅工农当家做主的壮丽图画。我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有些是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比较简单；也有当时革命斗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中国革命为什么没有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依靠城市暴动而取得胜利……志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以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给我详细地作了解答，并结合现实斗争的事例，使我懂得了不少事情。后来中央红军来后，陕甘省委总结以前的工作时，我根据这些思想和看法，作了一个发言，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听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陕甘的工作法是朴素的马列主义，朴素的辩证法。你学习得不错嘛，懂得不少马列主义，还能结合到现实革命中去解释，很不简单……”我向李富春说，这主要是受志丹的影响。此外，中央红军未来前，陕甘边特委印刷处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供我们学习。富春笑道：“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军校学生，政治水平很高的。”这段谈话，李富春和我过了几十年后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第四天早起，志丹说：“我该回家了。”吃了饭，志丹正准备走，他的弟弟刘景范赶着毛驴来到了永宁山。原来他也是因为近来谣言多，心中不安，到县城打探消息，正巧碰上曹力如，告诉他志丹在永宁山我这儿，他就赶来接了。于是，他们兄弟俩一同下山回芦子沟去了。
志丹走后，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到教育局找到曹继之，告诉他刘景桂回来了，请他给安排作教育局的督学员，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借巡视教学为名在全县各处走动，进行工作。曹继之一口赞成，拉我跟他一起去见县长。
县长叫崔焕久，是国民党员，曾在榆林中学任过教，说来还是我们的老师，是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和我们说得上话，只是有些胆小、怕事。他听说刘志丹回来了，很高兴，把水烟袋一放，忙说：
“啊，刘景桂回来了?”
我说：“他回家了，让我们代他问候老师。”
崔县长听了，面露喜色，曹继之又把刘志丹夸了一番，说他如何有文才，这些年在外边又历练了不少武略，实在是少得之人才。崔县长不住地点头。曹继之趁机叫苦，说教育局摊子大，人才不济，流露出要请县长任用刘志丹到教育局的意思。
崔县长沉思着说：“景桂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当有作为，如今咱们县上……”
我一看不好，崔焕久有意把志丹留在他身边，便连忙截住他的话头说：“教育是革命之本，如今咱们县上各区学校大多不成样子，万事莫若开头难。老师若是不反对，可否先让景桂到教育局任个督学，帮我们一把，待各区学校工作纳入正轨，再奉迎老师另任高职。”
曹继之也跟着说：“我已问过他本人，他说无不可。”
崔县长又抱起烟袋吸着，停了一会才说：“等他来时，我问问看，他如愿意去教育局，我岂能从中作梗?”
后来志丹去见崔县长，没有多久他就担任了教育局督学员。紧接着他要曹力如到县高小任校长，并调整了本县各区的小学校长，成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设在永宁山，志丹兼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了。
安顿就绪，志丹就走榆林，到特委去了。时间过得很快，到了秋末，一天，力如突然跑来叫我到吊坪他家里去。夜里，我到了曹家，只见窑洞漆黑，开了门才见灯光，原来他把窗户全用棉被捂得不透一丝光。志丹和谢子长都在炕上，我和志丹招呼过后，就问谢子长，啥时候到的。他淡淡一笑说：
“我在志丹家住了好久”，他先对我们谈了清涧暴动失败的经过，然后说，“这次回来，志丹是军委书记，我是委员。省委派我们回来，还是要搞武装。志丹这次去特委传达省委指示，和特委书记杨国栋干了一架。他让国民党吓破了胆，自己不敢搞，还不让别人干，省委让志丹回来搞军运，他却让志丹留在榆林开个店。志丹发动大家和他斗了一场，刘澜涛等特委的同志都支持志丹，‘官司’打到省委，省委决定由志丹任特委书记，撤了杨国栋的职。”
我兴奋地注视着志丹，刚想开口，志丹谦虚地笑道：“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凡事依靠组织嘛。这次特委决定不但要注重军运，也不能放松‘匪运’(当时陕北地区，地贫财主狠，山高地形险，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十几或几百人啸聚山林，各种武器枪支都有，打家劫舍，当了土匪，由于他们大部分是受苦人，我党常常派人进去做工作，瓦解和争取他们改造成为我们的武装，这种工作就叫搞‘匪运’)。现在宜川县的九殿山中有一股‘绿林好汉’，有几百条枪，为首的叫杨庚武。他是大革命时的党员，后来失掉了关系，但他不甘心投降国民党，就在后九殿一带占山为王，当起土匪来了。为了加强争取这支队伍的力量，我已派李力果打进去工作。至于军运，由于苏雨生部已经被杨虎城收编，开到西安那边去了，咱们原准备去甘肃搞苏部军运的计划就落空了。下一步怎样办好，还得仔细研究一下呢!”
大家谈来谈去，一致认为搞武装是方向，但怎么搞呢?
我想到了民团，便说：“我们县的民团不也是武装吗！枪还不少呢!”
力如接着说：“对，搞他们，是缴械还是全面拉出来，我看都有把握。”
志丹沉思了一下说：“是啊，我们应该把身边这支武装控制起来，不过咱们目前在民团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大家仔细一想，是不那么简单，商量了好久也未定下来，只是决定这一问题作为支部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谢子长走后，我们又一连几次开会。并深入到民团搞调查，终于定出了一个挑不出什么毛病的方案：利用我们目前的有利条件，通过合法斗争来夺取这支武装。
四
说起我们县的民团，可算历史悠久。陕北高原由于连年遭旱灾，收成不好，苛捐杂税倒增加了几十种，什么地庙税、血税、人头税、羊圈税、烟囱税、围子税，挑担东西过街也要收几毛钱税，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少人就去拉杆子，投土匪，所以当时陕北土匪多如牛毛。一般有点资产的人家，都要弄几条枪看家护院，富裕一些的寨子更是寨墙高垒，戒备森严。保安县原先在县川，依山面河，易攻不易守，为了防土匪搬到洛河川里的永宁山的寨子里。永宁是洛河环绕下的一座石山，四周是石崖，只是有一条路可能上去。县城搬来后，搭了个吊桥，就成了天然的城堡。县民团早年间叫团练，入了民国就叫民团，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条枪。现任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大爷，姓路名登高，字仰之，没念过书，懂点武术，每日除了抽大烟就是搓麻将牌，身子骨瘦弱，对团里的事很少管。他是个大地主，和本县大户多有联系，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
支部决定先从路仰之身上开刀。党团员四出活动，没多久，全县都听到人们的议论：“路仰之是个草包，连个驴也吆不走。除了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那些划划，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说是个团总，既没读过兵书，又没上过阵，就会派粮要捐。”“以前是山中没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刘景桂、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沙场上打过仗，不比路仰之强万分!”“是啊，为啥放着将才不用，倒用吃才。”这些话传到路仰之耳中，他出去转了一圈，大感头痛。
我们看看路仰之坐不住了，条件已经成熟，就由曹继之、曹力如和我拿了有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去见县长。
曹力如对县长说：“近来本县城内，四乡关于民团有许多议论，县台想必早有所闻了吧？”
县长说：“我也听到一些，不过……”
曹力如立刻把“条陈”递了上去：“父老乡亲让我们代呈条陈，请县台过目。”
“怎么?还有……”县长很吃惊，忙带上眼镜，接过“条陈”边看嘴里边“嗯嗯”。
我也趁机说：“请老师三思，这可是关系到全城安全存亡的大事!况且……”
正说着，听差进来报告：“路团总求见。”
县长还未开口，路仰之已摇摇晃晃踱进来，见我们在这里，脸上立刻有些不自然，冲着县长一抱拳说：
“唐突了，蒙县台你厚爱，兄弟我在民团效力已有多年，没有功劳也确有苦劳哩!谁知，近来却有些干不下去了!”说着又用眼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看他如此嚣张，便说：“怎么，莫非团总近来手气不佳?”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连县长和进来倒茶的听差也忍不住乐了。路仰之顿时面如猪肝，刚想发作，曹力如站起来对县长说：“路团总找你有公干，我们还是暂且回避的好。这个条陈就留下，望老师仔细考虑。”
路仰之把手一摇说：“不必走开，我正要当着县台的面向各位老师请教!”
县长说：“也好，有话当面谈清。”
我们几个相视一笑，便坐了下来。
“近来咱们县吵得乱七八糟，谁不知道，原因就在县上那些个学生孩，日他妈受人教唆，不专心念书，跑到街上胡说八道，飞机(非议)县政，扰(搅)乱民心，连我的民团都让他们快给弄垮了。你们这些学生如今做了老师，不知教学生守法循礼，放纵学生挠(搅)乱治安，还游说四乡绅士，拆、拆本团总的台!……”
他一番话讲下来，已是满头大汗，端起茶盅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正准备再讲下去，曹力如站起来说：
“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有众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与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又怎能和搅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去呢?”
曹力如一席话，气得路仰之跃起身，拍着胸脯叫道：
“我路仰之虽不才，也是本县父老乡亲推选，县台委派的，你们这些毛头小子倒想把我路登高怎样?”
他恼羞成怒，指手画脚，口出脏话。曹力如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按志丹事先说定的，转身向县长抱拳说道：
“老师明镜高悬，路仰之文不识丁，武不服众，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况玩忽职守，方至路某长期位居团总，如今景桂等人多已归乡，有此将才，不可不用，否则此兵荒马乱之年，怕是要遗误乡梓!”
县长听了这场辩论，再加上素来对路仰之的骄横多有不满，如换上自己的学生当团总，也省得遇事受人挟持。于是问道：
“登高，你看如何?”
路仰之一看县长不给自己撑腰，铁青着脸说：“只要县中父老认为路某不如刘景桂这个洋学生，兄弟情愿让给他!”
县长连连点头，我们也齐声说好，于是当场决定：三天后由县长主持，在县高小学场选举民团团总，请县里士绅、父老投票断之。
选举民团团总，这是件大事，不出一袋烟的工夫，已轰动了全县城。当晚我们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认为支部以前的部署一步步落实了，现在关键在选举了。
有人讲：“那些顽固士绅，财大气粗，又和路仰之关系密切。”
志丹说：“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呢，就看你的工作怎样做了。”
曹力如说：“困难算不了啥，我们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比如亲戚关系，捻香结拜拉关系，尽量多交结人嘛。”
曹继之说：“学校和民团比不能放松。”大家纷纷出计献策。最后，志丹说：
“我们就这么办，但要特别注意掌握会场，路仰之是个流氓，要防止他捣乱。”
他分派曹力如去民团活动，曹继之组织学生，我掌握会场。大家连夜分头进行工作。
选举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县高小学堂张灯结彩，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慎重考虑，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几个学生又吹喇叭又打鼓，吸引了不少人，真是热闹。县长走来转了一圈，很满意，在大红票箱后面的太师椅上坐下。刘志丹和路仰之分别坐在两旁稍后一点的木椅上，下边全是赶来投票的“选民”，有商铺店号的老板，有士绅，还有来凑数的农民。室内乌烟瘴气，一片嘈杂声。县长看人来得差不多了，正要吩咐开始选举，只见挤上来一个人，鬼头鬼脑地在路仰之耳边叽咕几句，路仰之马上得意起来，对县长说：
“外边又来了一批选民，请县长做主让他们进来。”
县长不耐烦地说：“那就让他们快点。”
一声令下，外边挤进来几十个人，有一半是弯腰驼背的老头子，还有几个满脸横肉的人，谁都认识那是路家护院的家丁。这时志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边用铅笔写着“学生”两字。我忙退出会场，向等在外边的曹继之一招手，他马上领来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几十个学生，吵着也要参加投票。路仰之一听急了，连忙表示反对。志丹笑而不语，看着县长。
县长对路仰之说：“你让参加的人，景桂并无二言。如今这些学生，我看也可以参加。”
路仰之说：“县台错矣，这些都是孩子，学未成、业未就，怎能参加选举，怕是受人雇佣来的。”
路仰之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自己花钱雇人来选举，反诬蔑我们，顿时全场大哗。
志丹说：“县长，大家都是一县人，谁不认识谁呢?到底谁雇人，大家心里明白。如果路团总愿意，咱们可以查查到底谁雇人。”
路仰之顿时变哑巴了。
志丹又说：“况且学生也已成年，都是本县一分子，此选举是此县大事，学生如何参加不得?”
县长见路仰之已无话可讲，就宣布让学生参加。选举揭晓，刘志丹和曹力如的票最多，路仰之落选了。县长宣布由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民团副团总。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路仰之气得不行，跳起来大嚷：
“选举不民主，肯定有人作鬼了!这不能算数！”
他的几个亲戚、家丁和雇来的人，也跟着乱嚷，什么拥护路团总呀，我们代表民团坚决反对呀。一些顽固士绅也说，我们都同意路团总，为何只有那么点票?这说不过去。民团如果鼓噪起来，可不好办。我们反驳说县长亲自监票，有什么鬼?每人一票，总数又对，怎么能不算数?路仰之暴跳如雷，土财主议论纷纷，我们则高呼：“选举有效!”县长正感到不好办，只听外边一片号声、鼓声，原来是我们在民团的人带领团丁们全副武装，吹着洋号，打着洋鼓，列队向县高小走来，一路上不断高呼：“拥护新团总!”县长见此情况，胆子也壮了，拍着桌子说：
“列位，列位!这次选举是本县长亲自监选，既未查出有什么作弊之处，理应有效。不必再争吵了，以免让人家笑话。”
全场欢腾，在我们的哄笑声中，路仰之他们灰溜溜地走掉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选举中是有“名堂”的。原来，我们的学生写完了选票，就主动帮那些不识字的老头们写，凡是选路仰之的，他们都写了刘志丹的名字。有些糟老头子不识字，还数了数选票上面写的三个字才放心，却忘了刘志丹也是3个字。大家听了笑得肚子痛。
选举结束后，路仰之一直拖着不交权。理由是刘志丹是被通缉过的共党分子。我们则一方面用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压他，一方面动员了一些士绅去县长那儿告他。他招架不住，只好溜走了。
我们掌握了民团，针对当时的形势，志丹和我们商量决定，要抓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眼前这一胜利，把全县教育工作狠抓一下，以便有利于今后的斗争需要；二是针对民团这一合法工作，要抓紧改组民团的工作，使它能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又有合法地位的一支革命武装。根据这一决定，由曹力如抓整顿民团的工作，由我抓教育系统工作和县里的全面活动。当时保安县除了县民团，还有5个分团，分在各区。我们首先从各分团团总换起，逐步换上我们的人或是听我们的话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还把一些进步同学派入民团。志丹与延安区委联系，从那里又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分插到各区民团中。他们给各个分团带去了火种，改变了民团的成分，按照组织布置，在各个民团中积极活动，发展组织。如永宁山民团插进了党员杨可珍，成立了党小组。党的组织在民团的建立，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志丹还在全县各地进行调查，开展活动，尽力把各地的群众秘密地组织起来，把各学校组织健全起来。
这时谢子长又回到志丹家，准备按特委决定到甘肃去。那儿有个陇东民团军的司令叫谭世麟，为了扩大势力，正在招兵买马拉队伍。说是谁能拉起一连人，就给他个连长；谁能召来一团人，就给他个团长，而且还给防地和发给军装、番号、给养。鉴于这种情况，他准备去一趟。志丹问他：“李力果到九殿的情况怎样?”谢子长说：“他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已经有十来个党员，就是马上拉一部分人出来也可以。”志丹又找到我和曹力如，向我们谈了这些情况，然后说，我们这里通过合法斗争，夺了民团的权，终归是个本钱嘛。现在民团的工作大体就绪，有力如同志照管就成了，其他各项工作由子宜负责。我和子长一起走一趟，这是个好机会，子长在那边又有关系，对我们搞武装很有利。我们知道这是特委早已决定的事儿，便同意了。
五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天傍晚，我们几个人正在沟崖上闲谈，只见路上尘土飞扬，一队骑兵飞驰而来。近前一看，原来是志丹和子长带的人到了。我们忙把他们安排在永宁山寨子住下。子长给我们介绍了以前不认识的阎红彦。志丹指着一个人说：“这是周维祺周营长，是红彦的隔山兄弟(就是同母异父)，原先是后九殿杨庚武部的骑兵营长，现在愿意和我们一起干。”我们又秘密召开了党的会议，谢子长讲，为了改变队伍的成分，我们路过延安时，带了一批特委由延属各县抽调的骨干，现在看来仍是不足的，还得从你们县再抽一批人才成。我们都同意，于是从各区民团中抽了一些骨干编进他们带的队伍。稍事整顿后，这支队伍就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带领下，向陕甘边境开拔了。我的兄弟也是在那一次跟着志丹走的。
他们走后，保安县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就放在我身上了，十分繁忙，但好久没有听到志丹他们的消息，心中十分挂念。这天傍晚，我和曹力如漫步在永宁山寨前的山路上，暗暗商量派谁到三边打探消息。突然听见一阵疾驰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骑马的人到了跟前，看见我们，翻身下马，叫道：“子宜，力如!”
我们一看，原来是志丹一行数人，个个满面风尘，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几匹马上驮了些东西，都是气喘吁吁的。看来一定出了什么事。
志丹说：“出事了。咳!一言难言，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让张廷芝这个狗日的给下了枪，还要把我们斩草除根。”
我们大吃一惊，深感问题严重，正想细问，志丹忙又说道：
“后面可能还有追兵，咱们还是进寨子里谈吧!”
大家立即起身进了永宁山寨子，吩咐团丁拉上吊桥，关了寨门。
来到教育局，坐下来听志丹谈事情的前因后果。
志丹说：“我和子长带着队伍到了甘肃，谭世麟根据我们的人数，把我们编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6营’，分给我们地盘，让我们驻扎在三道川一带。最近我到庆阳谭世麟的司令部去参赞军务和催领军装给养，回来走到路上，听说张廷芝叛变了。此人过去是靖边的一个土匪头子，也在陇东民团军领了委任状带兵，他和阎红彦同志还拜过金兰兄弟。可是他突然翻了脸，把我们的人扣起来，把枪收了。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党团员不愿意交枪，被他们打死或是扒了衣服赶走，听说我的军需官马锡五也让他们抓起来。谢子长跑了。张廷芝要斩草除根，派人到路上截杀我，幸亏有人通知了我，才免遭他们的毒手，径直跑回来，也不知道详细情况怎么样。”
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心，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武装，却让张廷芝这个反动派给吃掉了。
志丹说：“这次我们失掉多少同志!我把你的兄弟也没能带回来。”
我说：“他死不了还会找回来的(事后知道他牺牲了)。现在的问题是今后准备怎么办?”
志丹还未搭话，一个团丁闯进来报告，张廷芝派一营骑兵已到了寨墙下，吵着要进寨子抓人，让我们给挡住了，现在正吆喝着让县长出去见他呢!
曹力如说：“我先去看看。”说着就跑出去了。
志丹和我商量一下，我便出门往县衙跑去，没走几步，迎面过来两盏灯笼，是崔焕久县长披着衣服跑来了。一见面，他就说：
“快找力如集合团丁，土匪围了寨子!”
我说：“不要紧，力如已上寨子了。咱也去看看再说。”
我拉着他上了寨门，向外一看，只见一片光亮，吊桥外边有百十名骑兵，一手高举松明火把，一手执缰，每人长短两件武器。为首一个，正在仰脖高喊：“少废话!快放吊桥、开城门，让我们进去抓逃犯!”城上民团中有人问道：“抓什么逃犯?”下边又是一片喝声：“刘志丹、谢子长，是不是都窝在里边?快交出来!”大家听了都吃一惊，曹力如喝道：“刘志丹是不是逃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县人倒不错，可他如今不在，你们是什么人，到底要怎么样?!”那个看上去是个头头的粗大汉子说：“我是陇东民团军的营长蔺士殿。我们是奉命行事，不让我们进去搜一搜，兄弟回去也不好交差呀!”
崔县长拉着我说：“他们既然不是土匪，景桂又未回来，就放他们进来，招待一下算了。这年头你能惹得起哪个司令呀!”
我说:“老师，话虽是这样讲，但如今兵荒马乱的年头，黑更半夜，空口白话，谁敢担保他们进来不出事呢!”
崔县长揉了揉眼睛道：“真是荒唐，荒唐，是不能放他们进来。”
这时只听曹力如又喝道：“你们是陇东民团军，我们是陕西民团，各守地盘，谁也不认识谁，黑更半夜，如何肯让你们进来惊扰我百姓?你们如果懂事，就好好商量。我们也不是好欺侮的!”城下的人听了，顿时安静下来。那个汉子又喊道：“那就快让你们县长来说话。”
县长一听就毛了，忙摇手说：“哎呀，你们应付了就是咧，不要攀我了。”
曹力如走过来说：“看来，这事非县长出面不成。你就出面唱个白脸吧，把他们安顿一下。天亮就好办了。”
县长只得来到前面，对城下说道：“兄弟是本县之主崔焕久，和你们素不相识，无论怎样，你们要黑夜进城是绝对不行的。不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列位既然来了，岂有不招待之理。暂请在城外委屈委屈，天亮本县亲自为你们接风洗尘就是。”
他们根本不买崔县长的账，声言再不放他们进去就要攻寨子了。崔焕久浑身发抖，一个劲地问力如和我：“这可咋办!”我和力如正商量，是不是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和他们拼一下。志丹同志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轻蔑地说：
“呵!是蔺士殿来了。张廷芝还挺看重我呢，来了一个营。”又对力如说：“要进。放蔺士殿进来，队伍不能进。你带他来见我。”
他说完，拉着腿肚子转了筋的崔县长下寨子走了。力如便冲着外边喊道：
“蔺营长，你要进来可以，但队伍不能进来。”
他们在下边商量一番就答应了，蔺士殿只带几个马弁、护兵进了寨子，由曹力如领着去见县太爷。过了很久，只见蔺士殿垂头丧气地出去了。紧接着崔焕久满头冒汗地张罗着，给寨子外的那帮人送酒肉、粮草。看见我说：“没事了。真是吓死人咧!”我扭身往回走。曹力如送走蔺士殿，从后边赶上我说：“志丹真了不起，把张廷芝骂了个狗血喷头，镇得蔺士殿连一句硬话都没敢说，就回去了。”
我们走进县政府的窑洞，志丹看见我们，把放在桌子上的盒子枪往腰里一插，说：
“我刚教训了蔺士殿一顿，让他转告张廷芝，他狗日的忘恩负义，将来我们要和他算这笔账!现在吗，也不能让崔焕久太为难了，我还是走吧!”
我说：“要走，还是早走为好。”
力如说：“我先去探探风，你再走。”
过了一阵，力如回来说：“景范兄弟派人来说，子长跑出来，现在在川口等着呢。咱走后崖下去成不成?”
志丹说：“就是马下不去。这样吧，马留给你们，那些军装、军旗，你们负责连夜给窝好，说不定将来能派用场呢！”
大家来到后山，用绳子把志丹他们吊下去，我和力如也跟下去，趁夜晚摸到十里路外的村子，力如到相识的人家给他们备了几匹马，眼看着他们乘月色奔延安去了。
六
不久志丹就回来了，带来好几个精壮小伙子，到永宁山找到我。我看他们那么精神，就笑着说道：
“志丹，你准是又要干老行当!”
“特委决定我们还是要搞武装，我就在清涧、绥德几个县又拉起了这几条枪。这些小伙子都是好娃哩!”志丹得意地向我介绍。
看到志丹情绪很好，我也很高兴，忙给他们安顿好住处，又把志丹拉到我的窑里，还未坐定，只见曹力如一头扎进来。这个直爽的人，一进来甩掉鞋子就上炕，拉着志丹说：
“好我的志丹，怎么又是一走没消息，真让人急坏了。刚听说你回来了，我立马就跑来了。”
志丹也笑着说：“我就算着你会来，所以没叫子宜去找你。”
谈扯之间，慢慢地又扯到了三道川收枪的事。
我说：“你不是说过，搞武装得有个立脚点嘛。外边情况复杂，地形也不熟，咱们这里熟门熟路，各方面条件又好，为啥不在这儿立脚呢?”
曹力如也说：“你还怕没人没枪，把咱这搭的民团都拉出来。如今老百姓都是穷光蛋，树起共产大旗，怕没有上千人来投你造反?”
志丹说：“我也有在本县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这也是我回来的目的之一，如果条件成熟，那是完全可以的。可目前的形势，外边是白色恐怖，你这里一树旗帜，马上所有的反动派都会来打你，敌强我弱，老百姓要吃亏。现在我们应该努力积蓄革命力量，保留革命火种。永宁山这把革命火，将来会烧红半个天的！”
望着志丹坚毅的面孔，听到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我们都觉得眼前豁亮了。
志丹就在永宁山住下了，晚出晨归，整夜间在外边跑，不少打散了的部下，像王庭光、娄仲祥等人又闻讯赶了回来，聚集在志丹身边。他的群众关系非常好，我们有时一同出去，碰上揽羊的老汉，都管我叫“王先生”，可是管志丹叫“老刘”。他跟什么样的人都能谈得来，这我非常折服。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正要睡觉，志丹和力如把我叫出来说：“太白镇你知道不?”
我说：“咋不知道，离此地100余里路的甘肃合水县太白镇，我去过。那儿有陇东民团军的队伍驻着。你们问它干啥?”
力如说：“干啥，下他们的枪!你看咋样?我的支部书记同志。”
我吃了一惊，他们咋突然想起跑到合水下人家的枪呢?便说：“这可不是儿戏，进窑来谈吧。”
我们进窑里仔细一谈，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志丹的老部下、共产党员杨树荣，今天从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那儿回来。他是志丹留在谭世麟那儿的关系，谈起谭世麟并不知道三道川那档子事，在杨树荣面前吐露说他很器重刘志丹，准备还让他担任骑兵第6营的营长。所以，志丹决定将计就计，搞掉太白镇那股反动武装。因为陇东民团有张廷芝这个坏蛋，志丹是没法再回去了。太白镇的驻军是第24营，营长黄毓麟，外号“黄儿子”，也是个反动透顶的坏蛋，志丹和他有过一面之交。我们听了志丹的计划十分兴奋，围坐在炕桌前仔细商量。
天亮后，我们立刻分头行动，志丹打发杨树荣先去太白镇见“黄儿子”，告诉他刘志丹率陇东民团军骑兵第6营前往甘肃，不日路过太白，让他准备好粮草，号好房子。曹力如则按志丹的指示，从民团中抽调十来个党团员，又从公安局等处调了20多匹马，都换上了志丹上次留在这儿的军装，做好了上路的准备。我和志丹走去一看，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壮小伙子，真是兵强马壮，其中年龄最大是志丹的军需马锡五，有三十挂零。
志丹对我说：“好了，你们不用再露面了，等着听我们的好消息吧!”
这天深夜，志丹带着这20多名骑兵悄悄地出发了。
第三天，他们就胜利归来了，多了一倍的人，都是自愿参加的，骡马一人一匹还有余，驮满枪支弹药等军需品。当天晚上，志丹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谈了太白收枪的经过。
志丹装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6营营长，带着队伍到了太白镇，只说是路过。那个“黄儿子”以前认识刘志丹，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未想到志丹他们是来要他的狗命的。他请志丹进屋抽大烟，我们的人趁机分别把住营部各个出口，一切就绪后，马锡五拔枪打死了守在屋门口的“黄儿子”的两个护兵。里边“黄儿子”刚想翻身下炕，志丹抬手一枪，送他见了阎王。那个副营长还没反应过来，杨树荣一枪也把他打死了。别的屋里的大兵正在赌牌耍钱，听见枪声，刚想出来看看，只见门口伸进几颗手榴弹，志丹带来的人们喊道：“不交枪就把你们炸成肉酱!”他们稀里哗啦地就把枪都扔了出来，有的大兵吓昏了头，连烟枪都扔出来了。志丹虽然没有详细谈，但我们都感觉到当时一定是十分惊险的。
太白夺枪胜利后，志丹和我们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力如建议：以永宁山为根据地向外发展。
我说：“你怎么又忘了，上次志丹说，在白色恐怖、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硬干要吃亏的。”
力如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马上打出红军、共产党的旗号。地方杂牌部队谁会注意呢?筹粮派款，打富济贫，老财们保管有‘冤’也没处去伸!”
志丹笑道：“你们说的都对。崔县长昨天找我，苦苦哀求我不要让他坐蜡，希望我把队伍带开，否则张廷芝找来，他的性命倒无所谓，只怕百姓们生灵涂炭。我想也是个道理，就答应队伍开拔。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
我们把周围的地方仔细想了一遍，最后决定去葡萄沟。那儿离永宁山20里路，在洛河川的一个拐沟子里，方圆十几里，全是梢山，也就是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不同于陕北一般的黄土丘陵。志丹和我们一起去看了看，很满意，回来就把部队拉了进去。这里虽然荒无人烟，早年间还是住过人的，一进葡萄沟的山梁上，有一个古寨子，几排窑洞破旧不堪，修理一下还可以住人。刘志丹就带着队伍在这里安营扎寨。我们回县后，立刻组织人筹备了一些粮食等物，背进了山。志丹对我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你回去后立刻让特委和省委取得联系，看省委还有什么安排。我先带队伍在安塞、合水、靖边一带活动。”
志丹带着队伍走了之后，因为离得较近，所以时常有人回来传递消息，这样对他们在外边的情况，也就知道不少。当地的地主老财们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十分残酷狠毒，大家对地主老财恨得要死，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志丹的队伍来了，深入群众，了解了情况，立刻把附近的几户最大的，对群众剥削最重、压榨最残酷的老财抓来枪毙，把家产分给受苦的庄稼汉，给队伍筹集了给养，还收编了一些零散武装，壮大了队伍。
志丹他们在那儿热热闹闹地搞了一段时间，声名大振，不少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劳动人民欢欣鼓舞。这就引起了当局的惊慌，忙调兵进行“围剿”，一时风声大紧。这时特委转来省委的指示信，我立刻骑毛驴赶到志丹的驻地——下寺湾，送给志丹，并向他报告了敌人要来“围剿”的消息。志丹看完信，把信纸一拍说：
“好极了!敌来我走。省委建议我们的队伍拉到西安附近，搞苏雨生的兵运，将来准备把苏部拉过来，组织一个大的暴动。这可是个大计划呢!”
而后，志丹带着队伍在合水一带和来“围剿”的敌人兜了几个圈子，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心中十分疑虑不安。直到后来有人从队伍上回来，才知道志丹为了保住和扩大这支革命武装，虽然成功地避免了过早的暴露自己队伍的真实面目，却受到党内一些同志的打击，说他是“土匪路线”，将他和刘景范等同志下了枪，几经周折才解脱，将队伍拉到西安附近的旬邑、彬县一带，编入苏雨生的部队，驻扎在职田镇。我们听了虽然仍搞不清是怎样一回事儿，但总算是安下心了，由于离得太远，消息更闭塞了。
七
到了1931年，我们好久没有听到志丹他们的消息了。按照志丹临走以前给我们的布置，我和力如想法搞到一些枪支弹药，组织了一些准备去参加队伍的青年，因不知他们确实消息，还留在我们这里。后来传来消息说，志丹让西安官府给抓起来了，队伍也给“遣散”了。我们很难相信这些消息，看来斗争一定是十分艰苦的，但志丹凭着顽强意志，几起几落地搞武装斗争的精神使我们坚信他绝不会停止战斗。
过了一段时间，马锡五突然回来了。我们相见十分高兴，忙问他：
“情况到底怎样?快告诉我们!好长一段时间没听到你们的消息，真急死人了!”
锡五说：“别忙，我回来就是专门来和你们取得联系的。”
于是，马锡五和我们谈起了前一段的情况：他们到职田镇后，那个军阀给的只是番号，其他的一切给养让自己筹备。志丹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和当地军阀一样，去欺负老百姓。还是要向老财们支派!于是就向当地的财主家派粮筹款。这些土财主们依仗着离西安近，有靠山，坚不答允，纷纷跑到西安告状。他们在上边是有关系的，一告即准，省府派兵把志丹抓了起来，队伍也给遣散了。多亏组织上通过南汉宸(当时在杨虎城将军的部队中做党的地下工作，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利用杜斌丞先生和杨虎城将军的关系，将志丹营救了出来。志丹出来后，马上召集旧部，重新拉起了队伍。现在已经到了合水一带的南梁，要像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一样，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组织，将来还要正式成立陕北红军呢!
“哎呀，那太好了，我们早就等不及了。”大家兴高采烈地说着。
力如说：“我们已经做了些准备，枪械和人都有！”
锡五说：“哎，对了，志丹还问你们搞的武器怎样了呢!他原先在县里时就安排了一些关系去买武器，不知怎样咧!”
我说：“这一工作，我们一直在抓紧搞着呢，但他亲自布置的那件事还没有结果。”
马锡五走了不久，我和曹力如、赵耀先、高景山、刘兆庆等人，突然被井岳秀派兵以“危害民团嫌疑罪”的名义，抓到了榆林府，关进了监牢。大家自觉并无什么暴露之处，很感奇怪，等到一过堂，才知道是因为“非法买枪”的事。原来，保安县有个姓刘的大财主，颇有家财，四乡里广有名气，结果被土匪头子张廷芝派人把他抓去，吊了起来，非得一万两银子才放人。他家中无法，只得如数给了。他儿子刘兆庆和我们过去是榆中同学，咽不下这口气，跑来找志丹诉苦。志丹说：“这口气我们可以给你出。可你也太窝囊了，家里放着那么多银子，不拿出来给革命买枪，却白白送给张廷芝这个狗土匪买武器。”刘兆庆当即表示愿意为革命买枪，回去就和胡立人(志丹派去的)一同到山西，买到一挺冲锋式机关枪，装在牛皮筒子里运过黄河，藏在米脂县的一个共产党员王守义的家中。因为时间长了，不知志丹他们的确切地址，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打听刘志丹在哪里，好把枪直接送去。结果信经过榆林府，让井岳秀的稽私机关查扣了，发现是为军火事，就把我们都抓了起来。幸好信中没有涉及组织上的事，是用的暗语，所以没有暴露我们的政治面目。敌人被志丹所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吓破了胆，怀疑我们不单纯是一般的军火走私犯，想通过严刑逼供，查清我们的身份以及这件事和南梁的联系。我们早已串好了口供，坚决不认账，搞得敌人火冒三丈也无有办法，只好把我们统统作为“倒卖军火的经济重犯”，押在榆林看守所。
自从我们被押到榆林，我们县在榆林中学读书的党员学生曹成业、曹士荣、刘光实等人就设法看望了我们，了解了案情，然后迅速报告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委书记马文瑞，由他们陪同到监狱探望了我们，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这样，我们对于外边的情况也就不闭塞了。在狱中的日子里，我们时常怀念志丹和游击队，十分关心有关他们的每一件消息。不久，我们在狱中听说，志丹在南梁，和阎红彦等人从山西回来的游击队会合了。志丹团结同志们，在组织的帮助之下虽然屡受排斥和打击，但经过一番斗争，战胜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和干扰，终于创建了陕甘红军——红26军。回想起这支革命武装从萌发到建成，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和摧残，虽然前面还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但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正规武装，革命风暴已不是敌人所能抵制的了!想到这里，我们在狱中，手扶铁窗，遥望西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王玮、王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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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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