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史料文献
|
| 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 |
| 周扬 |
|
|
十月革命向昏迷的俄国文坛投了一颗炸弹，震撼了执当时文坛之牛耳的作家。属于当时文学的自由主义的急进主义的人们，如蒲宁，库布林①，安特列夫②等，都忍受不住革命的火一般的锻炼，害怕着革命的威严的容貌，而终于在决定的瞬间，逃避革命，诽谤革命，甚至全然忘掉了他们的人道主义的传统，要求用“铁和血”去对付那些造反的“下等人”。
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沙皇时代的经济的落后，政治的黑暗，文化的缺乏，俄国文学曾以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和反抗，宣扬人类的最高贵的理想，而在世界文坛放了光辉绚烂的异彩。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里面表现了那些受着现代制度的压迫的广大群众的情绪，描写了他们的状况，表示了他们的自发的抗议和忿恨的情感，而博得了“俄国革命之镜”的称号。屠格涅夫，俄国作家中之“最欧化的”，最耽美的，也在他的作品里面毫无容赦地抨击了农奴制度的罪恶和榨取。但是，俄国文学的这种光荣的传统却足以掩饰那表现在文学中的不同的阶级的利益。一般的读者竟将俄国文学看成一种戴着革命的帽章，自然是穿着托尔斯泰式的衬衣，拖着杜斯退益夫斯基③式的囚人的锁链的被压迫者的东西了。实际上，俄国文学是代表着互相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力量的。
十月革命首先就将关于俄国文学的统一性的幻想打得粉碎。阶级战争的壁垒巍然耸立于俄国作家之间了。当革命势力扫荡了拉斯蒲丁④和尼古拉二世，而步步进逼着资本家的工厂和大地主的土地的时候，文学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矫饰的“革命主义”便好象肥皂泡一样地破裂了。他们的棉花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赤裸裸地被暴露出来。有的亡命国外，如库布林和查伊兹夫(Zaytsev)⑤；有的则留在国内，向着革命的脸投以怨恨的冷箭。
这是最初的可怕的年头。战云弥漫着。人类的新时代在痛苦中产生。机器停止。衣食缺乏。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在历史的熔炉里面燃烧；这是劳动者的公平无私的英雄主义的火焰。这时候，没有余暇顾及文学了。但为了要替文学留一线残存的生机，胜利的无产阶级给了作家们以住宅和食粮，生活和工作。
在一九一八——一九二○年，那些未及逃亡的十月前的作家的残余还潜伏在国内。黑普斯(Hippius)⑥和梅赖裘考夫斯基(Merezbkovsky)⑦，在无力的愤怒中写着。
……我们要一声不响地绞死他们……
在莫斯科，蒲宁把绥拉菲莫维支从作家协会开除，因为绥拉菲莫维支“跑到布尔雪维克那边去了”的缘故。有的在背后咒骂着，有的逃到哥萨克那里去，参加阴谋。正统派的哲学家培兑耶夫(Berdiaev)不断地骂着不信上帝的人们。
旧的终于在最后的挣扎中死去。许多卓越的艺术家都随着他们的时代而灭亡了。但是马雅珂夫斯基和叶塞宁以及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Bryussov)，布洛克和白莱意(Bely)却带着欢喜迎接了革命。
让资产阶级遭殃吧，
我们要把全世界燃烧得火焰冲天!
象征派的骁将布洛克在他的有名的叙事诗《十二个》中这样地写着。
俄国的象征主义本来是工场手工业资本利益的产物。将乡野的俄国，将颓败的莫斯科的客厅和商人的别墅的俄国引入梅特林克和鲍特莱尔的神秘，引入西欧工业文化的精巧和精神的锻炼，这就是俄国的象征主义的根本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俄国的一种精神上的“欧化”。但是象这样“欧化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观念论的哲学和唯美的贵族主义的信徒，怎么会毅然地离开他们的知识阶级的商人的别墅，而跑到街头，跑到穿着泥污的靴子，背着来福枪和革命旗帜的革命的兵士中间来呢?这现象，一看似乎很奇怪，实际是由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所造成的。在二十世纪初叶，和它的“繁荣”一道，在历史上很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它自身的没落和解体。而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象征主义在它自身中就包藏了颓废和进取，西欧的情调和斯拉夫的灵魂的矛盾的本质。这些在主观上接受了革命的象征主义者，是将革命当作一种大的补偿，当作把俄国超升为“新的美国”的洗礼而接受的。
这自然和十月革命的真正的内容不相吻合。燃烧着革命的狂热的布洛克，叶塞宁和马雅珂夫斯基对于革命的真义并不理解。虚无主义的覆布遮盖了在这变革一切生活基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面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恐怖。在他们的内心，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在追求着梦想，诗意和热情。
作家们集合在“文学者之家”，发表了他们自己的新的作品。在刊物《艺术之家》上，登载了查米耶丁(Zamyatin)⑧的一篇论文，叫做《我害怕》。“我害怕，”他说，“我们将要没有真正的文学了。”
自然，拥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学在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里面是再也不能够存在了。它的歌已经唱过了。但是从这被蹂躏了的旧资产阶级文学的废墟里却生长出了新的文学的萌芽。
十月后的头两三年是十月前的文学的没落期。在这几年的一个短期内，以马雅珂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把持了文坛。俄国的未来主义采取了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截然不同的方向。俄国未来派合同的处女出版物《打公众趣味的嘴巴》⑨是有社会的动机的；这是对于资产阶级和它的偏狭的世界的一种反叛。未来派用他的颂歌和进行曲欢迎了十月革命。他们涌到街头去，散布着他们的标语和诗歌。他们的诗是奇离古怪的，显露出一种épater le bourgeois(惊倒资产阶级)的不可一世的气概。虽然未来主义自身就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但是，马雅珂夫斯基的巨人的姿态，他的雷似的叫喊，在当时是引起了不少的反响的。
从未来主义里面，发出了印象主义(Imaginism)的一派；站在这一派的先头的是塞尔塞涅维奇(Shershenevich)⑩和马林霍夫(Marienhof)(11)。叶塞宁曾经有一时参加过这个流派。但是这个流派不久就和盛极一时的“咖啡店时代”一同宣告终结了。
在最初的五年间，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声也被听见了。“库兹尼札”(铁工厂)(12)开始响起来了。后来从这个团体产生了《水门汀》(13)的作者革拉特考夫(14)，《熔炉》的作者利耶西珂(Lyashko)(15)，《灯下》和《女人》的作者尼基佛洛夫(Nikiforov)，《马尔丁的犯罪》的作者巴赫梅底夫(Bakhmetiev)(16)，《妇人之道》的作者倍列曹夫斯基(Berezovsky)(17)等等。这些作家大部分是康闵尼斯特，在作风上是自然主义者。其中只有革拉特考夫一人的作风染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调。“库兹尼札”一派的最初的作品，特别是诗人基利洛夫(Kirillov)(18)和盖拉西莫夫(Gerassimov)的作品的特色，是在抽象地以Cosmos的大规模，讴歌着革命的世界的意义，和解放的热情。但是这个宇宙主义(Cosmism)的时期不久就让位于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的内容的斗争了。
我们可以把一九二一年看做苏维埃文学的曙光期。在这一年，最初的苏维埃文学杂志开始出现：《赤新地》(19)和《出版与革命》。
青年们从前线归来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经终结。俄国踏进了新经济政策时代。这是苏俄社会生活上的一大转换。因而，在文坛上也起了一大变化。这时，一群受过旧的文化的教养，但也赞成革命的年青的文人一跃而在苏俄文坛占了支配的地位。这就是所谓“同路人”(Poputchiks)，即在思想上同情革命但没有完全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相一致的人们。
这一群作家在《赤新地》找着了支援。他们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叫做“赛拉比恩兄弟”(Serapion Brothers)(20)。这个名称是从德国的奇幻的作家霍夫曼(Hoffmann)的一篇小说的题名而来的。他们以那感激隐士赛拉比恩的洞观的天禀而立誓服从他的创作规则的德国青年诗人自比。但实际上，赛拉比恩在这里的任务只是在作家的书案旁边做守护者。他保护这些知识分子的灵魂不受革命的“损害”。当革命顽强地质问着：“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的时候，同路人就这么推诿地回答：“我站在隐士赛拉比恩这一边。”
单说是爱好文学而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的徽帜，这“赛拉比恩兄弟”，不久也就失掉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了。这本来只是身历了革命的铁火的试炼的作家们的一种最初的结合。但从这里却产生了菲丁(Fedin)(21)，退洪诺夫(Tikhonov)(22)，斯洛宁斯基(Slonimsky)(23)，曹西钦珂(Zoshtshenko)(24)，尼启丁(Nikitin)(25)和其他许多作家。在莫斯科，文学运动渐次地活跃起来。从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许多新的名字出现于文坛了——莱奥洛夫(Leonov)(26)，伊凡诺夫(Ivanov)，巴培尔(Babel)(27)。不到几年，这些作家就成了苏维埃文坛的重镇。在这几年间，刊物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库兹尼札”一派出版了他们的《工人日报》，由未来派同人结成的“左翼战线”发行了它的机关杂志《列夫》，作家团体“倍列华尔派”(Pereval)(28)成立起来了。同时，无产阶级文学的部队也开始动员起来，杂志《那巴斯图》(《在哨岗》)(29)的理论的炮击响声震天了。
《那巴斯图》的炮火卷起了苏俄文坛上巨大的论战。当时论战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关于那些同情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的问题，即同路人的问题。
过去十五年间，在苏俄文学史上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同“同路人”究竟是一种甚么样的人呢?自然，同路人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而异其性质的。但一般地说起来，同路人代表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和过渡期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新经济政策的初年，同路人还是象布洛克一样把革命看成一种“暴风雨似的”东西。十月革命之表面的混乱的偶然的现象遮蔽了它的合理的基础，它的真正的动因。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一个最有特色的人物就是《赤裸裸的年头》的作者波立斯·皮里涅克(30)。
大风雪，斯丹加拉辛(31)，强盗，又是大风雪，饥饿和性欲，新的苏维埃字眼“Gviugviu”的叫喊(这是连结当时的一种组织名号的头字而合成的，意思是陆军工程总办事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穿着皮短衫的铁的男子(皮里涅克)，纯粹的康闵尼斯特(爱莲堡)(32)。俄国革命的矛盾，西齐亚人(Scythians)和二十世纪，农村的落后和社会主义，这首先就引起了半资产阶级的同路人的注意。世界在他们看来是分裂开了。“机器与狼”，皮里涅克替他的一篇作品，取了一个这样的题名。
一部分的同路人，特别是皮里涅克，立刻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努力把十月革命描写成一种特殊的俄国的现象。皮里涅克的作品*(左氵右弥)漫了强烈的俄国的香气。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伊凡和玛丽，大风雪和强盗，胡子染着污泥的农民，长着神秘的眼睛的女郎，流血，腐烂，革命，Chekists，贵族，一切俄国所特有的“异国情调”。皮里涅克所描写的俄国革命不是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实现的努力，也不是被组织化了的合目的的运动，而是农民暴动，叛乱，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盲目狂暴的野兽的本能的爆发和狂奔，黑暗的混沌的涡流——这就是捉住了皮里涅克的心的主要的东西。
对于革命的这样的描写自然是歪曲了革命的主要意义和精神。这也就难怪要遭到无产阶级作家们的攻击，而成为绝大喧扰的争论的对象了。这时候，《那巴斯图》便向同路人开火，大骂皮里涅克和爱莲堡一类的作家是反革命。《那巴斯图》认为“只有向着无产阶级的最后目的的方向，去组织读者，特别是无产阶级读者的精神和意识的那样的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从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观点看来，才是有用的”。的确，在当时，新的十月后的读者，那些参加过内战而现在正在斯惠特罗夫(33)大学或其他甚么地方读书的青年工人，在读了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之后，一定要问作者写这作品对于苏维埃社会尽了多少责任。说创作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我高兴写甚么就写甚么”)那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已经成了很大的疑问。革命闯入文学的领域了。
可是，在“库兹尼札”里面，形成了一个劳动青年的新的核心：诗人倍兹敏斯基(Bezymensky)(34)，小说家里别丁斯基(Libedinsky)(35)等等。这些青年分子一方面不满意于“库兹尼札”的抽象的宇宙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于它的褪色的自然主义。他们组织了一个新团体，叫做“十月”。这就是后来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胚胎。在这里集合了一群政论家和作家。《那巴斯图》就是他们的理论的机关杂志。“十月”一派的理论家都在这个杂志上一齐执笔，作了耀目的理论斗争。
十月后十五年间的文学生活的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和严厉。直到现在为止，在西欧文学中，关于写甚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从没有象这样热烈而严厉地讨论过；社会的要求也从没有象这样深刻地侵到作品里面来过。《那巴斯图》一派就是这种紧迫的需要之极端的表现。
在“出版之家”的阁楼上，在纸烟的烟雾中，却拍耶夫(36)师团的委员，小说《却拍耶夫》的作者富尔玛诺夫(Furmanov)(37)，“普罗文化协会”的主席普列特涅夫(Pletniov)，诗人倍兹敏斯基，军装和工人服在热烈而放肆的论战中彼此冲突。无名的青年挑战地大胆地攻击着文坛的宿将。
“我们要和那些保守主义者斗争，”《那巴斯图》这样写着，“他们始终带着一种崇拜的态度倾倒于旧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花岗石碑之前，从不敢对它加以充分批判的检讨，也不想替工人们解除了这种压迫的意识形态的重负。”
《那巴斯图》派的主要的论旨就是激烈地反对过去，否定一切传统，而主张在全无一物的地上开始建设。这不待说是在革命初年组织起来的所谓“普罗文化协会”的主张之极端的发展。高揭着这种极端的主张，《那巴斯图》不仅对于过去的遗产而且对于同时代的文学也取了敌对的态度。他们同声非难同路人，又对“库兹尼札”及《列夫》加以激烈的攻击。这时候，他们高唱着要用政治的手段来克服这些派别，要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握着文学上的领导权。这种论调，在同路人和其他文学团体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这也就是《那巴斯图》一派和杂志《赤新地》编辑瓦浪斯基(38)之间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的不可调和的争论的主因。
《那巴斯图》所卷起的这个论争的激烈，使苏俄当局注意到文艺界来了。结果，为要决定党对文艺的政策，就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由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召集了一个讨论会，各个对立的团体的代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分子都参加了这个特别会议。这个会议本身形成了一件历史上划时期的事件。
在这个会议上所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问题。托洛兹基，瓦浪斯基和其他一班的批评家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不能存在的。以布哈林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以为无产阶级文学是可以打出一条路来的——不是用《那巴斯图》的策略，而是由一切对立的团体之间的自由竞争。
苏俄当局反驳了托洛兹基的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同时对于布哈林一派的意见也没有完全接受。布尔塞维克的文艺政策的本质在一九二五年党中央委员会的那有名的决议案中表现出来。压服反革命，再教育同路人，在观念上领导农民文学，用所有的方法帮助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这就是这文艺政策的要点。这政策，成了一切苏维埃文学的发展的基础，使文坛生出新的气运来了。
在一九二二——二五年，里别丁斯基的《一周间》和《委员》，达拉梭夫·罗带洛夫(Tarassov-Rodionov)(39)的《巧克力》，富尔玛诺夫的《却拍耶夫》和革拉特考夫的《水门汀》陆续出版。《水门汀》是描写不在军事战线而在经济战线的无产阶级的最初的小说。布尔塞维克格莱勃·邱玛罗夫和他的妻达莎，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巴丁，便是在建设的灰尘和垃圾中间，卷起袖子，发出了革命的激情和建设的精力的最初的新的男女。
我们可以把一九二五年看做苏维埃文学发展的转向点。在这一年，无产阶级文学和同路人文学两方面，都有极丰富的收获。这就是莱奥洛夫的《穴熊》(40)，赛甫琳娜(41)的《维里尼亚》，菲丁(Fedin)，雅各武莱夫(Yakovlev)(42)，马雅珂夫斯基，亚绥夫(Aseev)诸人的作品；以及赛尔文斯基(Selvinsky)(43)的叙事诗(Ulalaevshtshina)。
由于一九二五年“党的文艺政策”的公布，无产阶级文学尤其兴起了新的方向。旧的《那巴斯图》死亡，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拉普”)发行了新的杂志《那立特巴斯图》(《在文学的哨岗》)。(44)加了“文学的”三个字，是大有意义的。这杂志提出了“学习，创作，自我批判”的口号。旧编辑者说：“只要是自己的作品，坏一点也不妨。”而新编辑者却说：“拿出自己的，但也不是坏的。”一般地讲，属于各个派别和团体的苏维埃作家都接受了党的这种意见；就是，他们不要用强制的手段去获得领导权，而必须努力于文学技术的向上，用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去争取优越的地位。
从此，新的作品就渐渐地产生出来。在一九二六年，法兑耶夫(46)出版了他的《毁灭》，立刻获得了国际的荣誉。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不过它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一时还不能够确立；当时的文坛是*(左氵右弥)漫了和无产阶级文学敌对的，或是于无产阶级文学有害的倾向的。
在这里，首先应该举出来的，就是从“普罗文化协会”到《那巴斯图》派的一贯的哲学上的错误。他们把艺术作品机械地分成形式和内容，观念和艺术的形象。在他们，重要的是观念，是意识形态的百分之百，而其他一切都可以不管。但实际上这是取消艺术。这样的观点正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肤浅的革命主义之具体的表现。
结成“左翼战线”的未来派的喧嚣的活动也是根据这同样的哲学的立场出发的。这个集团包括马雅珂夫斯基，亚绥夫，屈列铁珂夫(Tretykov)(46)，库西纳(Kushner)，勃利克(Brik)，基尔沙诺夫(Kirsanov)，褚沙克(Chujak)(47)，亚尔瓦多夫(Arvatov)(48)。和他们接近的则有西克洛夫斯基(Shklovsky)(49)和诗人巴斯特那克(Pasternak)(50)。但是《列夫》的夸张的革命的辞句和后者的性质是不相合的。《列夫》用最激烈的形式表示了对于艺术的破坏的态度。“现在没有工夫弄艺术了，”勃利克这样写着。“现在的托尔斯泰，”屈列铁珂夫重复着说，“就是报纸。”马雅珂夫斯基劝告诗人们不要再写诗了。
《列夫》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后来在“拉普”内的左翼反对派“文学战线”中表现出来。《列夫》的继承者的“文学战线”派，对于无产阶级艺术也取了一种取消的态度。他们也主张用事实的纪录，报纸和政论式的文章，去代替文艺。在过去十五年间，苏俄文学中就充满了这一类的“极左的”的倾向，虽然它们是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出现的。
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不能不暴露和打击旧世界的势力，那种使作家和革命分离的新经济政策的风气的影响。耽溺于青年团员的“自由恋爱”问题的小说，如玛拉休金(Malashkin)(51)的《右边的月亮》；对于苏维埃现实的敌意的嘲笑，如布尔嘉可夫(Bulgakov)(52)的作品；堕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气氛——这一切都遭了《那立特巴斯图》一派的痛烈的批评。生活对立的尖锐，过去的世界的压力，是非常之难堪的。诗人叶塞宁就这样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了。他的晚年被酒精和内心的烦恼所毒害着。关于他的死，马雅珂夫斯基有这样意思的两句诗：
在这种生活中，死并不是一件难事，
最难的，是去把这生活重新建起。
建立生活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在五年计划的初年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的大部分的作家都坚定地站在革命的方面。自然，同路人在社会的和政治的构成上是并不一样的。在他们中间，也还有对于革命的同情只是带着纯粹文学的和主观的性质的，如克里契珂夫(Klychov)(53)，布尔嘉可夫之类的作家。他们对于革命的看法是和资产阶级富农相差不远的。
在另一方面，则有不用狡猾手段，也不用“赛拉比恩”派的意识形态上的策略，而用坦白的胸襟，接受了革命的非无产阶级的作家。退洪诺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诗集《勃拉嘉》(《Braga》)(54)带着浪漫的热情歌颂着世界的改造的艰苦卓绝的日子，歌颂着“刈割了不朽的树叶”的“黑色的断了的刀子”，歌颂着“比铁钉还要强硬”的革命的男子。就这样，退洪诺夫始终保持了他在左翼的地位。
一方面和正在死灭的阶级有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和无产阶级接近的一个最有天分的最有特色的作家，是莱奥洛夫。在这个时候，莱奥洛夫获得了盛名。他继承着《外套》和《穷人》的系统，在他的作品中表示了对于无名的市井的平凡人的兴味。被革命的伟大的车轮压碎了的“小人物”的悲剧，这就是他的作品的重要的主题。所以，他的作品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被摈弃者，孤独者，有时是怪人，有时是打着自己的胸口在革命的“青天白日”之下寻找安身之所的小有产者。在他的短篇《科维埃金的手记》和《平凡人之死》中，可以找到这个；在被高尔基所推赏的他的长篇《贼》中，也可以找到这个；就是在以革命中的农村和都市的冲突为主题的他的最初的长篇《穴熊》里面，我们也遇到了一幕农民家庭的分裂的悲剧。
和莱奥洛夫同时成熟的另一个作家乌赛伏洛特·伊凡诺夫(55)的作品，也表现了对于“永远的人类”的这种同样的兴味，对于隐藏在人间的心理奥处的黑暗混沌的秘密的探求。这在他的《蓝色的沙地》，《彩色的风》，《铁甲车》，《秘密中的秘密》里面，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的。
莱奥洛夫替弱小的卑微的人们担忧，伊凡诺夫关心于“人类的”要素，即隐藏在每个人里面的兽性。这些倾向的社会意义是甚么呢?它们的意义就在反映了革命中无数小资产阶级的内心的不安，每个人都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这新时代的边境守着夜哨。这些人是没有集团的阶级的目的的。他们不愿意为革命而改变他们的生活，反倒要求革命解决他们的问题。社会风气的盛衰，阶级斗争的进展，国内的阶级力量的相对的状态，往往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找着了可惊地准确的反映。
但是在最近五年间，苏俄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了。假如说头五年是资产阶级十月前文学的解体和苏维埃文学的诞生的年代，则第二个五年便是力量的集中，苏维埃文学的加强和分化的时期，而最近的五年便是以文学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更尖锐的分化，以及文学的知识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者的意识的重新转换，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胜利和巩固为其特色了。
最近五年来苏联的情形是全世界所共晓的。Pyatileka(五年计划)这个字挂在每个人的嘴唇上。有的人恶狠狠地说着这个字，有的人却带着希望和欢喜。在这里，这个字，不但是表示着勇往直前的建设的进军，新的工厂和集体农场的蓬勃发展，无数万农民所有地的集体化，而且也表示着从半游牧部落的茅棚，从偏僻的农民的小屋，一直到科学家的实验室，到科学理论的基础的所有一切生活的变化。这一切变化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表示出来——那就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的，那就是由马克思所确立，由列宁所发展，补充和实践了的那些革命的思想之具体的表现。
“打倒资本主义!”这么叫着，无产阶级在一切经济的和文化的领域动员他们的力量。社会主义的进攻征服了阶级敌人的最顽强的反抗。一切古旧的“火坑”都动摇起来了。农村变成了集体农场。知识阶级的生活不能不跟着社会主义建设一同前进；文学中的阶级斗争带着公然的不可调和的性质了。
这就是这个时期中苏俄文学的主要的特征。在这个时期中，文学团体和各个作家的阶级性便好象打架的时候血涌到面孔上来一样地显露出来。在一九二六——二八年，苏俄的文坛呈现了万花缭乱之观。重要的文学团体就有七八个左右。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以阿卫巴哈(Averbach)(56)，法兑耶夫，基尔洵(Kirshon)(57)，倍兹敏斯基，里别丁斯基，潘菲洛夫(Panferov)，绥立瓦诺夫斯基(Selivanovsky)(58)，爱弥洛夫(Ermilov)(59)诸人为首的“拉普”(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其次是以小说《破烂的靴子》的作者查莫依斯基(Zamoysky)，《大石》的作者独洛郭依青考(Dorogoichenko)(60)，和一群有天才的青年农民作家，如西伯利亚的倍尔米丁(Permitin)(61)，柯琴(Kochin)，休霍夫(Shukbov)(62)等为首的Vopkp(全俄农民作家同盟，后改为无产阶级集体农场作家同盟)；再其次是以莱奥洛夫，理定(Lidin)(63)，伊凡诺夫，巴夫伦科(Pavlenko)(64)，和雅各武莱夫为首的全俄苏维埃作家协会。这个团体包括着许许多多的旧的作家：从白莱意(Bely)到谢景琳(Shaginyan)(65)，从惠莱沙哀夫(Veressaev)(66)到巴斯特那克。它并且联合了所有的新的同路人作家，甚至一部分无产阶级作家。此外则还有《列夫》。还有由瓦浪斯基，伊凡加泰耶夫(Ivan Kataev)(67)，查卢定(Zarudin)(68)，戈尔波夫(Gorbov)，列裘纳夫(Lezhnev)(69)，古倍尔(Guber)(70)诸人所组织的“倍列华尔派”。再还有构成主义者的一群：赛尔文斯基(71)，则林斯基(C.Zelinsky)(72)，英培尔(Vera Inber)，巴格立兹基(Begritsky)(73)，卢戈夫斯科伊(Lugovskoy)等。
一切这些团体都参加着“苏维埃作家总联合”。这自然只是联合而不是合同，所以各个团体不但都还留着原来的样子，而且彼此之间还是冲突得很厉害。新的和旧的猛烈地斗争着。“倍列华尔”一派，在无情的批评的打击之下，声望扫地，而再也不能在文坛上演着重要角色了。《列夫》和构成主义者也破碎支离了。这时候，“拉普”的领导权，不但已经确立，而且日益稳定了。可是“拉普”自身内就发生了不满意于法兑耶夫，里别丁斯基及其他指导者的小派别(潘菲洛夫派和倍兹敏斯基派)。总而言之，一九二七——三○年，是文学斗争特别尖锐的年头，这反映了弥漫于全国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社会主义的进攻，农业的改造，富农的消灭，这一切给了文学的知识阶级，即同路人，一种比较健康的氛围气。他们中间的大部分都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面来。在他们面前，就横着一个“改造”的问题了。
这是甚么意思呢?一般地说，这就是从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到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的立场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这是一种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具体地表现出来的转变。自然这种转变在革命后就开始了的，但是在现在被向社会主义突飞猛进的全国的运动所刺激，作家们如果不甘落后的话，就有改造自己，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这个运动的水准的必要了。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能够这样做，一些右翼的作家不是完全销声匿迹，便是始终和革命无缘，如塞尔吉夫·成新基(Sergeev-Tsensky)(74)和克里契珂夫。有的作家(皮里涅克，罗曼诺夫)则还是和以前一样对于革命给与歪曲的反映。有的则将革命“异国情调化”，强调着它的有趣的，可笑的“俄国的”方面，如曹西钦珂和《盗用公款的人们》的作者卡泰耶夫(V.Kataev)(75)。
但是大部分的作家都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队伍了。假使我们看一看最近十年来最卓越的苏俄作家的作品，我们就可以在苏俄文学中得出一根向上的曲线来。就以莱奥洛夫为例吧。他从小人物的心理的泥沼开始，在《农民的奇怪的故事》中描写着这些农民的粗糙的迷信是怎样地和他们那可笑而又可怜的生活冲突。后来，他写了内乱的叙事诗《穴熊》，在这里面，布尔雪维兹姆已经出现，不只是当作一种“解围的神力”(deus ex machina)，而是当作一种从生活自身中产生出来的力量，对于它那纯粹兽性的方面的否定。
在新经济政策的年代和五年计划的头两年的社会的风暴里，莱奥洛夫，和许多同路人一道，又一次陷入疑惑的深渊了，他写了《贼》和戏曲《温迪洛夫斯克》(Untilovsk)。此后，他又写了以土耳克美尼斯坦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为题材的《萨拉契基》(Sarachuki)和长篇《索特》(Sot——河名)(76)。在这个长篇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莱奥洛夫的从前的作风：草原上的河流，古旧的寺院，多产的农民，一句话，古旧的俄罗斯的一角。但是和这一切对立着，我们看到了新的建设者，布尔塞维克的姿态。和索特河上的造纸工厂一道，布尔塞维克的新的力量打入这个世界来了，而莱奥洛夫使读者不但接受它而且也爱着它。
同样的过程，虽然经过许多的动摇，在另一个天才作家伊凡诺夫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巴别尔，从《赤骑兵》，一幅国内战争的浪漫的怪诞的图画，转向于集体农场的主题，《白色的盆子》(White Pot)了。《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唆罗诃夫(Sholokhov)(77)使他的哥萨克的英雄跳下马来，而正在写着一篇以集体化为题材的小说。在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主题变更了，唆罗诃夫选择了新的更有积极性主题，而且看到作者对于他的主人公的态度也变更了，社会主义的不可抵抗的胜利指示了他一种对于生活的不同的解释。
这种改进的过程，在那些起先和新社会隔离得很远，后来才从旧的文化跑到新社会这边来的作家中，特别明显地可以看出。在这种场合，对照就更尖锐，戏剧式的冲突就完全闯入作家的生活了。例如说谢景琳吧，她起先是属于象征派的。她是他们的“玛达”(Martha)和小妹妹。她从神秘主义开始，而在观念论的圆屋顶之下生长起来。革命把她从象征派的高渺的天空投到罪恶的地上来了。谢景琳接受了生活的真理，而且走到任何象征主义的前面去了。一九三二年，她发表了《中央水力发电所》(78)，一篇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最优秀的苏维埃小说。总有一天，会有人说起这些旧知识分子是怎样排着万难向这新的世纪前进，谢景琳是怎样在亚美尼亚的左那盖特河畔的工房里面和工人们一道住了四年，为了要理解这伟大建设的人类的动机，亲自在中央水力发电所当作一个普通工人一样地工作着。
这些意识形态的变更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斗争时期的显著的特色。西欧的知识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者都正在经历着从衰老的时代到青年时代这个伟大的然而是艰难的转变。罗曼罗兰就说过这样的话：要将近代的一切价值重新估定，抛弃他从前所依靠着的那些精神上的指南，在他是极不容易的。
马雅珂夫新基，这“革命的鼓手”之死(一九三○年四月)，在苏联是一个非常痛心的损失。他在死之前所写的悲痛的诗句(“恋爱的船在生活上面破碎了”)，隐隐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诗人，这位过去十五年间的最光辉灿烂的人物的内心的悲剧。他是被他所深恶痛绝的旧世界的势力压倒了。但是马雅珂夫斯基是好象一个在战场上“挣扎着前进”的兵士一般地死了。在他死之前的几个月，他脱离了《列夫》，加入了“拉普”的队伍，他又展开了革命的旗帜，在死前不久写的一首叫做《我极声叫喊》的诗里，向他的“继承的同志”这样地告别：
为了健康的活泼泼的你们，
诗人吹干了有肺病的中水
用喊着口号的粗糙的舌头。
马雅珂夫斯基不能把自己完全改造，就这样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架上堕下来了。但是，跨过他的尸体，大部分的同路人作家都向着那火焰一般燃烧着的建设地带前进，而和无产阶级共其创作的命运了。在最近几年间，无产阶级文学有了惊人的发展。它已经有权利被称为文学了。在一九三○年夏天，《麦》和《轨道在叫》的作者，剧作家基尔洵，从举行着布尔塞维克的第十一次大会的大剧场的讲坛上，宣读了可以代表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的目录(一共有六十多篇)。在这里，有倍兹敏斯基的以第聂泊洛水电厂为题材的叙事诗《悲剧之夜》，有献给集体农场和集体农场工人的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布鲁斯基》，有法兑耶夫的小说《从乌兑盖来的最后者》(79)，有唆罗诃夫，伊斯巴哈(lsbach)(80)，伊林考夫(Ilyenkov)(81)，科罗索夫(Kolossov)，里别定斯基，邱孟特林(Chamandin)，亚菲诺盖诺夫(Afinogenov)(82)，施达夫斯基(Stavsky)(83)，查罗夫(Zharov)，亚尔达森(Althausen)(84)，绥拉菲莫维奇诸人的作品。
《车站》和《跑》的作者施达夫斯基是以通信记者开始，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的。《布鲁斯基》的作者潘菲洛夫是乡苏维埃的主席。邱孟特林是一个工人。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大众的文化运动的密切的联系，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特征；它的阶级的活动就是它的真正的基础。现在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就是说，新的典型的无产阶级作家必须亲自去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其他的作家去集体地批评。以集体农场为题材的短篇集《挑战》的作者塞尔吉·屈列铁珂夫(Sergei Tretykov)就很成功地作了这样的实验。
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是一定要经过斗争，和许多原则上的激烈的争论的。自然，关于无产阶级文学能否存在的问题的争论(托洛兹基和在文学批评上的他的信徒)，是早已成为过去而又过去的事情了。诗歌小说已经产生，文学已经长成了。但是生活，社会主义的进展超过了文学，反过来说，就是文学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了。因此，文学和革命之间的悬隔就往往成为了争论的中心。创作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内的两个互相斗争着的创作的方向。一是由法兑耶夫，里别定斯基，邱孟特林等“拉普”指导者所代表；一是由“拉普”内部的小派别(如倍兹敏斯基派和潘菲洛夫派)所代表。“拉普”的艺术理论的主要的论旨就是主张对生活加以现实主义的处理，甚么也不粉饰，把生活中的一切客观的力量表现出来。他们对倍兹敏斯基等的主观主义和机械的主智主义作了无容赦的斗争。倍兹敏斯基的诗剧《射击》，一时就成了联盟内部的自我批评的标的。他们以为对于人间的心理也必须从对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解释的基础上去理解。这种理论是根据于列宁对托尔斯泰的那句“他揭破了现实的假面”的评语的。法兑耶夫，青年无产阶级作家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就是彻底实行了这主张的。甚至在他的风格上，托尔斯泰的影响也显然可见。他的《毁灭》是一篇描写在西伯利亚被白军打败了的赤色游击队的小说。作者给了我们一幅赤色游击队的忠实的图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力量和弱点，好的和坏的性质。学着托尔斯泰，法兑耶夫用水晶似的明了描写了心理的生活。他表现出了布尔雪维克怎样克服他们的弱点，将各种混杂的分子结合成一个战斗的单位，失败怎样不能抑制他们的胜利的意志。虽然描写的是现实的事实，赤色游击队的失败，但作者却使我们充满了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而且给了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的展望。法兑耶夫的近作《从乌兑盖来的最后者》描写了远东的半家长制的部落，乌兑盖人，地方资产阶级，半农民性质的赤色游击队。这些，一目了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题是离得很远的。因此，就引起了“拉普”反对派的猛烈的攻击。法兑耶夫的，尤其是以发表小说《英雄的诞生》而引起了苏联文化战列上全线的批判的里别丁斯基的心理的现实主义，被拿来和倍兹敏斯基，查罗夫，潘菲洛夫的作品较量着。倍兹敏斯基自然给了苏俄文坛不少的贡献。他好象吸取了这年青的一代的一切的冒险心和政治的敏感性一般。创作的敏捷，对于一切政治事变的迅速的反应，使倍兹敏斯基的诗歌获得了多数读者的拥护。另外一群作家又把潘菲洛夫的《布鲁斯基》，这最初的集体农场的小说，奉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经典。
对于这些争论，苏俄当局取了怎样的态度呢?在苏维埃体制内和革命的基础上，就让这些意见在他们中间冲突，而艺术的真理就会产生吧。丰富的作品，书籍，这就是苏俄当局和民众所要求于无产阶级作家的。
随着劳动阶级的显著的长成，广泛的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的可惊的向上，整千整万的民众开始从事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工作了。剧场和电影院挤满了观众。书籍的销行没有比这几年再迅速的了。小说和诗集的第一版起码是一万，两万或五万部，而且不到几天工夫就卖完了，报纸的销路也大大地增加了。造纸工厂已经供不应求了。
工厂里面的无数的突击队工人要描写他们是怎样建设着社会主义，他们是怎样完成着英雄的事业，要把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经验传达给他们的千百万的工友，同样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了。在一九三○年九月由全联邦劳动组合中央评议和“拉普”共同发起的“召集工人突击队到文学队伍里面来”的运动，就是适应着这种客观的形势的。这个召集突击队的运动现在已经收了可惊的效果，从工厂和集体农场不断地产生出了新的工人作家。一切报纸和杂志上载满了由他们笔下写出来的报告文学。他们一面从事于五年计划英雄的艺术的表现，一面从事于工厂，集体农场的历史的制作和“市民战争”的历史的制作。突击队工人大众文学已经产生。(这是由劳动组合出版的。)“这些作品，”高尔基强调着它们的社会的历史的意义，说，“是生气勃勃的。”这些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作品将在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展开新的一页吧。
就这样，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成一种复杂的而又组织得很好的系统了。“在下面，”是大众的文化发展的蓬勃的萌芽；“在上面，”巍然峻立着象台明·白德内衣(Domyan Bedny)(85)和高尔基那样伟大的艺术家。白德内衣这个名字，在内战时期几乎成了一句当作诗歌怎样可以变成战争的武器的例证的口头禅了。他的赤旗的勋章不是白得的，这位无产阶级的拉·封登(La Fontaine)正可以此自豪。高尔基，在这过去十五年间，总是站在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前线，站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领导者的前哨。他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不但是他的作品中的最有力的，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最有力量的作品。在这里面，他对社会的“哈孟雷特主义”给与了艺术的探讨，对那些在我们现代的历史中演着有毒的任务的人们的性质加了一番心理的和历史的分析。
在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之年，第二次五年计划的前夜，苏维埃无产阶级文学已经发展到不能不冲破它的母胎了。在过去巩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地盘并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的“拉普”，在现在就因为它的小团体的关门主义(如“拉普”的指导者阿卫巴哈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那样错误的口号，将应该是思想的教育的组织的“拉普”变成了官僚的，衙门式的机关，因而放弃了对同路人的改造和再教育的任务，等等)，而成为文艺创造的大量发展之障碍了。
因此，苏联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发表了解散“拉普”和成立统一一切同情于苏维埃制度的作家的总的协会的决议。这决议，和一九二五年《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一样，是苏俄文学运动史上的划时期的事件。
为了执行这决议，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的全苏维埃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扩大会议就于去年十月间举行了。在这个会议上，作了关于“拉普”的功绩和谬误的深刻的讨论。前“拉普”指导者如法兑耶夫，里别定斯基等都带着自我批判的热情，清算了过去的错误。还有一件值得注目的事情，就是在格罗斯基(Gronsky)(86)和吉尔波丁(Kirpotin)的报告演说里，指摘了从来“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不正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学的新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红色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文学的方法论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组织委员会是包含全苏维埃作家的广泛层的统一体的最初的结成。这是从旧知识分子，象征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作家，白莱意到青年工人作家邱孟特林的，苏维埃文学的真正的统一战线。在这个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白莱意说他愿意把他的圆熟的技巧，他的悠长的文学经验“社会主义化”。从前世纪就开始了文学生活的普立西文(M.Prishvin)(87)宣言着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曾给予作家以这么多的注意和社会的同情，象在苏联一样。属于同路人右翼的罗曼诺夫也宣言着他是和那些在必要时知道怎样为苏维埃权力而死的人们站在一起的。就是过去用种种方法把艺术和政治分开的皮里涅克，在他的近著《一篇美国的小说》(Okey)中，也遭了象白璧德(Babbitt)刘易士(S.Lewis)之类的非政治主义者的嫉视了。至于在那些优秀的同路人作家，如莱奥洛夫和谢景琳的最近的创作里面，我们简直看不出有甚么在原则上和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不同的地方了。
但这并不是说斗争已经完结。不，前面还有着战斗。当作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还没有消灭，并且它还没有从苏维埃作家的意识中完全肃清。对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的残余斗争：这将成为第二次五年计划中苏维埃文学的主要的课题吧。
(这篇文章是根据今年的Voks(88)上面的C.则林斯基的论文的)
* 本文原载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署名起应。
① 通译库普林。
② 通译安德烈耶夫。
③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④ 通译拉斯普庭。
⑤ 通译查斯采夫。
⑥ 通译希普斯。
⑦ 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
⑧ 通译扎米雅金。
⑨ 通译《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
⑩ 通译塞尔申涅维奇。
(11) 通译马里扬霍夫。
(12) 俄文Kyзница的汉译，通译“锻冶场”。
(13) 通译《士敏土》，又译为《水泥》。
(14) 通译革拉特科夫。
(15) 通译利雅什柯。
(16) 通译巴赫梅吉夫。
(17) 通译别列佐夫斯基。
(18) 通译基里洛夫。
(19) 通译《红色处女地》。
(20) 通译“谢拉皮翁兄弟”。
(21) 通译费定。
(22) 通译吉洪诺夫。
(23) 通译斯洛尼姆斯基。
(24) 通译佐琴科。
(25) 通译尼基丁。
(26) 通译列昂诺夫。
(27) 通译巴别尔。
(28) 通译“山隘派”。
(29) 饿文Haпocтy的汉译，通译《在岗位上》。
(30) 通译鲍里斯·皮里尼亚克。
(31) 通译斯捷潘·拉辛。
(32) 通译爱伦堡。
(33) 通译斯维尔德洛夫。
(34) 通译别济缅斯基。
(35) 通译李别进斯基。
(36) 通译恰巴耶夫。
(37) 通译富尔曼诺夫。
(38) 通译沃隆斯基。
(39) 通译塔拉索夫·罗其昂洛夫。
(40) 通译《貛》。
(41) 通译绥芙琳娜。
(42) 通译雅各夫列夫。
(43) 通译谢尔文斯基。
(44) 通译《在文学岗位上》。
(45) 通译法捷耶夫。
(46) 通译特列基科夫。
(47) 通译楚雅克。
(48) 通译阿尔瓦托夫。
(49) 通译什克洛夫斯基。
(50) 通译帕斯捷尔纳克。
(51) 通译玛拉什金。
(52) 通译布尔加科夫。
(53) 通译克里契科夫。
(54) 通译《家酿啤酒》。
(55) 通译符谢伏洛特·伊凡诺夫。
(56) 通译阿维尔巴赫。
(57) 通译迦尔洵。
(58) 通译绥里文诺夫斯基。
(59) 通译艾尔米洛夫。
(60) 通译特洛高依钦科。
(61) 通译彼尔米丁。
(62) 通译舒霍夫。
(63) 通译李定。
(64) 通译巴甫连科。
(65) 通译莎吉娘。
(66) 通译维列沙耶夫。
(67) 通译伊凡·卡达耶夫。
(68) 通译查卢定。
(69) 通译列兹纳夫。
(70) 通译古别尔。
(71) 通译谢尔文斯基。
(72) 通译捷林斯基。
(73) 通译巴格里茨基。
(74) 通译谢尔盖耶夫·青斯基。
(75) 通译卡达耶夫。
(76) 通译《契河》。
(77) 通译萧洛霍夫。
(78) 通译《中央水电站》。
(79) 通译《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80) 通译伊斯巴赫。
(81) 通译伊里英科夫。
(82) 通译阿菲诺盖诺夫。
(83) 通译斯达夫斯基。
(84) 通译阿尔塔森。
(85) 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
(86) 通译格隆斯基。
(87) 通译普利什文。
(88)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缩写。
|
|
|
|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