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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周扬

《文学界》编者把茅盾先生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的原稿给我看，征求着我的意见。关于“国防文学”的问题，茅盾先生和我都曾说过一些话，我们之间原没有甚么主张上的分歧。但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先生修正了他的意见，而且批评到我，对于茅盾先生的修正以后的意见我不能同意。这关系目前一个最重要的文学问题，而茅盾先生的言论又最为读者所重视，所以我就觉得我应当趁这机会把这问题提出来和茅盾先生作一商讨。 　　茅盾先生并没有放弃“国防文学”的主张，只是作了两点的修正：第一、“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能作为创作的口号；第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是创作的口号，却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而只是适应于左翼作家的。 　　先说第一点。 　　“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茅盾先生所引用的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话，我完全同意，而且认为这是极精当的见解。本来，“国防文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依据于抗敌救亡的现实，而同时也是依据于急遽变化的整个社会关系和力量的对比。绝大多数作家的倾向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使一切作家间的关系起了一个大的变动，原来因为思想派别不同而互相离异的作家，现在都可能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了。这就需要有一个重新排列(Re-alignment)，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文学上的口号。“国防文学”首先就是在这个意义之下提出来的。因为“规定口号的意义的不是那口号的作者的企图，而是国家的一切社会层的相互关系”(伊里奇)。从这样的关系上去解释“国防文学”的口号无疑地是正当的。 　　但是茅盾先生以为“国防文学”只是作家间的标帜，而不能作为创作的口号，这我就不能同意了。我以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应当是创作活动的指标，它要号召一切作家都来写国防的作品。一个文学的口号如果和艺术的创造活动不生关系，那它就要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文艺上的国防阵线不运用它自己特殊的艺术的武器，就决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力量。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茅盾先生说我要求作家写国防作品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是要把不写“国防”主题的作家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的。对这批评，我只觉得茅盾先生是滥用了“关门主义”等等的名词。首先我要说，我从不曾主张过作家必须写了“国防”的主题才能参加国防运动，也不曾主张过作家参加了国防运动就必须写“国防”的主题。在《现阶段的文学》里，关于文艺界的团结问题，我就曾这样说过：“这个团结不一定马上能够收到国防作品的成效，但无论如何，使国防文学的创作实践有了更广大的动员基础。”这就很明白，“国防文学”的口号对于一般的作家只是一种期待，一种希望，并没有强求的意思，而且，我觉得文艺界的联合战线既不是甚么文艺“纱笼”，而是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的阵列，在参加这个战线的每个作家的身上是课了抗敌救国的义务的，那末希望他们写国防的作品就不能算是过高的要求。固然，一个作家可以用宣言，用行动来服务于民族解放的事业，这些也都是可宝贵的，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家，他的有力的武器不能不是艺术的作品，而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也决不能和他的作品活动分开。民族革命的斗争成为了一切生活的主流，不被这主流所激荡的作家是没有的吧。除非他和现实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把生活的民族革命的真实反映在自己的艺术里，对于一般的作家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虽然他们将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而且可能把它写在一面歪斜的镜子上。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这不用说是有害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但是如果认为要求一般作家写有国防意义的作品就会把他们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那就有趋于另一极端的危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文艺上的国防阵线呵! 　　茅盾先生说“国防文学”是束缚人的，而艺术创作却需要更大的自由。这也是不然的。“国防”的主题包含了现实生活的主导的方向和它的各方面，也容许作家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立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的多样的运用，它的范围决没有窄狭到束缚人的地步。而且并非除了“国防”的主题以外，旁的任何主题都应当摈弃不写。我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所谓“最中心的”自然就不是“唯一的”的意思。为了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抗敌除奸的任务上面，为了使文学和现实的潮流相汇合，创作活动应当有一个切合于一切人民的要求的中心，这难道也是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吗?茅盾先生自己就曾以《需要一个中心点》为标题写过一篇短论，那里面就有这样的话：“种种的题材都必有一中心思想，即提高民众对于‘国防’的认识(使民众了解最高意义的国防)，促进民众的抗战的决心，完成普遍一致的武力抵抗侵略的行动。这是历史所赋与的我们的作家们在现阶段不可逃避的使命。”这使命不应当由全体中国的作家来完成吗? 　　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高尔基很正确地指出了二十世纪欧洲文学之所以陷于创作的无力，就是由于竭力张扬艺术的自由，创作思想的任意，无形中使许多文学者缩小了观察现实的范围，放弃了对现实作广泛的各方面的研究。所以，主张作家可以任意创作，写国防和写纯恋爱都是一样，这就不但会削弱或甚至消解文艺创作的国防的作用，就单单站在创作的本身上来说，也不是贤明的见解。 　　文艺上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作家，对于用纯恋爱为主题的作家，当然也应招致到这个战线里面来。但是一个作家参加了这个战线，决不是没有义务的，他必需做于民族解放有益的工作。恋爱的琐屑的艺术是只会使读者和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离开的。要求他写更有意思一点的作品，就不只是为了要加强国防的意义，同时也是为了要使作者自己从创作的琐屑的低劣中解脱出来。统一战线是应当含有教育的作用的。 　　“国防文学”是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同意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它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照这样，我说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那句话，如果截断了上下文，就的确应当受指摘了。大家总还记得当国防文学提出时第一个挺身起来反对的那位徐行先生吧。他竟把国防文学和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成对立的东西，我就不得不辨明两者的应有的关系，然而同时就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并没有忘记指出；“向国防文学要求最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是正当的，但国防文学的制作者，却并不限于能运用高级的创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观点比较落后的作者，也应当使之为国防创作而努力。” 　　其次，就要说到“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的问题了。 　　“国防文学”提出来以后，为广大文艺者所接受，所实践，形成了普遍全国的一个文学的中心的潮流，这是连“国防文学”的反对者们也不想加以掩饰的事实，要提出一个新口号来代替它，那就至少必须先对它下一番批判的工夫，而新提的口号又的确是更能表现现阶段的意义。这是第一点。第二，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不是不能容许别的同类性质的口号的辅助的存在，只要那口号不妨碍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运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就恰恰是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提出来的。它立刻招惹了批评和责难是全然应该的事情。这个口号引起的纠纷，只有从理论的说服上才能解决。 　　鲁迅先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的一个发展，茅盾先生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只对左翼作家讲的创作口号，那它不能成为现阶段文学上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明的，“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敛迹了。问题向着解决之途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作为革命文学者创作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不是恰当的，也还是值得讨论。我觉得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榷一下，第一，“大众”既如茅盾先生所提示是广泛地指“人民大众”，那这口号就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多少年斗争过来的那革命文学的基本的立场。固然在抗敌救国一点上革命文学者和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作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同时正因为有这个一致，所以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第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并不能作为创作方法的口号，它并没有标明作家对于现实的一定的态度。我们应当执拗地为获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而努力。 　　以上就是我读了茅盾先生的文章以后的一点感想。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文学界》第一卷第三号。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