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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周扬

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 　　在“五四”的老人中，郭沫若先生还是比较后起的。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就是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情、俞平伯几个，在诗坛上都似乎比他露面得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他的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的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上的爆发。初期的诗人们大抵都是循着这个道路走的。郭沫若自然也是走的同样的道路。然而，你看，他是走得何等地与众不同呵。在诗的魄力和独创性上讲，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 　　同是一个歌唱自我的诗人，却迥异于当时一般作者，他的自我以特别凸出的姿态在他的诗句中喧嚣着。从它，发出音调，生出色彩，涌出新鲜的形象。这个自我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不，简直就是宇宙，宇宙的真宰。它不但包含我，也包含你，也包含他。这是“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我。这个我应当用最大号的字来书写，最高的声音来歌唱。我们且听吧：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天狗》 　　全诗二十九行，每一行都是以我字开头，正如在有名的《凤凰涅槃》中，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这六句竟反复至十三遍之多(在《郭沫若诗集》中，已由作者大大删削了)。这便会使一个普通读者感到单调和厌烦，觉得作者好象是在念符咒，弄虚玄一般的重句。但它是表现着一个中心思想，自我解放的思想。是一种哲学的调子吗?是的，作者曾醉心过泛神论，他的诗句中闪烁了鲜耀的思想的火花。然而他的泛神论究竟如何呢?泛神主义，用简易的说法，就是一种“本体即神，神即自然”的思想。这个神在他就是自我。听他唱“我赞美我自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我们就可探知他的泛神主义的究竟了。那是自我表现主义的极致，个性主义之诗的夸张。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那位曾给他深刻影响的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了。他也是泛神主义者，而又那么喜欢歌唱自我的诗人。所不同的是他所歌唱的自我是代表向上的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的健壮，胸怀广阔，满意一切，包涵一切；而郭沫若则歌唱了觉醒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精神激动的，热情澎湃的，想破坏一切，创造一切。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个性解放是一个革命要求，这也正是“五四”留下的光辉业绩。郭沫若是最有光芒的，好多的作者都在他面前为之减色。在他们，那辗转在封建重压之下要求解放的个性，不过是比作被堰拦住，只是徒然地在堰前乱滚的“小河”的水，到他，这水便一下子泛成了提起全身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无限的太平洋的滚滚怒涛。他曾在《湘累》中，借了屈原的口那么自负地反问过：“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能汇成个无边的大海吗?”那正是“夫子自道”。! 　　为他的诗，他觅取了适当的形式。惠特曼对他的影响，是有益的，在他面前，展开一条自由诗的坦坦大道。不同于“五四”许多诗人的都留有旧诗词的调子，他和旧传统作了最大的决裂，也没有象后来的所谓格律诗派一样自造新镣铐给自己套上。他是那样地厌恶形式，主张在形式上绝对自由，他与其艺术地矫作，是宁可自然而粗糙。正如他所曾自比的，他的创作冲动来时就如同一匹奔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驾驭得他。他的诗正是那样奔放，这里也就正有着形式与内容的自然和谐。你不用惋惜你在他诗中不免要遇到的粗率和单调，他在掌握内在旋律，内在音节上所显示出来的天才将会弥补你一切。 　　《女神》就是诗人所加于中国诗歌宝库的最初贡献，也是他诗的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峰。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 　　《女神》中一首最长也最重要的诗是《凤凰涅槃》。采集香木，唱着悲切的挽歌把自己烧死，再又从那冷静了的灰里更生过来的凤凰，是诗人自己新生，也是中国新生的象征。诗人是和自己的国家一样受过苦难来的，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难。他渴求着新生。没有象鲁迅那样，对自己民族的现实作深刻的认识，锐利的批评，无情地抉发那一切黑暗丑恶的方面，他只是对自己民族的前途燃烧着一种纵然有些空漠，却是无比地热烈的信念，普泛地颂扬着现实中一切创造的和进步的东西。这就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者的分歧。与其去一点一滴了解实际，诗人是宁可那么热心地来探索宇宙的问题。在《凤凰涅槃》中就曾发问过： 　　宇宙呀，宇宙， 　　你是为什么在? 　　你是从那儿来? 　　你坐在那儿在? 　　他终于抓住了作为宇宙之奔腾的动的精神。在《笔立山头展望》一诗里，他唱出了：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①，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象Cupid②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他的这个动的宇宙观是由歌德所启示的吧，然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中他也找出了它的渊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就是吗?他演绎成了现代的语言：“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这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信条，行动的纲领。这就是他的自我新生，中国新生的最后保证，他的乐观主义之所由而来。他在一种泛神主义的外衣之下歌颂了自己所要歌颂的一切。他赞美自然，也欣赏机械，正如在惠特曼诗中轮船火车和森林草原杂然并陈一样。他高歌力，礼赞太阳。他觉得：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光海》 　　这是何等样明朗，何等样的健康呵。这是光明的歌，希望的歌，未来的歌。但是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诗人，他不能尽是唱着民族的颂词。咀嚼了自己民族的深重苦难，自会发出悲愤激越的声音来。纵然是在留学时代，又住在十里松原的博多湾，眺望着一片青翠的松海，海湾中波涛汹涌，海鸥上下飞扬，是最足以陶冶诗情的吧，然而就是这博多湾便留有引发诗人故国之思的古迹；日本的方正炽烈的侵略欲又要激起了他的敌忾心。他生起了眷念祖国的情绪(《炉中煤》)，在《电火光中》，描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苏武的凄恻的形象。但是诗人是不屑于低诉的。他要大声叫喊，《晨安》和《匪徒颂》这两首奇拔的诗，便是诗人用热血燃烧起的民族反抗的熊熊烈火。他有如一个巨人，脚踏在喜马拉雅山，身披白云，沐着晨风，俯瞰着江河海洋，长城旷野，呼唤着年青的中国，先驱的俄罗斯，东方的各民族，呼唤着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和它的开国者，呼唤着为民族解放的诗人战士。他赞美古今中外一切真正的匪徒，也就是叛逆者，他自己也应属于他们的一类。他为一个爱尔兰志士的死曾写了热泪凝成的诗句(《胜利的死》)，他原是和拜伦、康沫尔在精神上同种的人。他是一个尊崇自我，热爱自由的诗人，而个人反抗在他是与民族反抗分不开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诗人。 　　然而身在异城的诗人，对于自己的祖国自然是心向往之，比实际的接触要多。他深切地关怀她的命运，痛心于她所遭受的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厄难；诗人出生的蜀地就是一个受难最深的地方。他要写出这个来；他要控诉。浪漫主义者的他，于是就向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寻求了救助。他创造了《女神三部曲》。在《女神之再生》里，他借共工颛顼之战来象征了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之手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统一的、和平的、幸福的中国。 　　这中国究竟是什么性质，又如何产生，诗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只是一个朦胧的幻象罢了。然而这个幻象老是在他眼前摇晃，虽有些捉摸不定，却又是那样的确实，而且那样地魅惑人，使他无论怎样也离不开它。一种不可抑止的强烈的欲望在他胸中鼓荡，他要如创造一个新的我一样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出来。在《女神之再生》的末尾，作者不是已经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诗人已逃到海外去创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吗?然而这是容易的事吗?不比破坏这可以是个人的无政府式的，建设必须有所凭借，经过一定程序，要经久，诗人的热情和幻想需得有社会地实际的力量支撑。在外国的几年生活，已使他对资本主义不存一点幻想，它不能给中国光明。列宁虽曾在他诗中现身，向他指点了一条新的道路，但是，这路到底怎么走，也还是非常茫然。因此当他正适“五四”的退潮时期回到中国，和实际生活接触了之后，他不能不感到了一阵幻灭的悲哀。新中国，他曾那么渴望，那么歌颂了的，在哪里呢?他尝味着人生的苦杯，开始唱着带着几分悲郁的调子了。他的诗的天才似乎也从此走向了下坡的道路。他已很少再写出《女神》时代那样的东西，虽然在这很少的里面，“洪水时代”“创造者”仍足做诗人的魄力和天才并没有衰减的确证。但是，有一点是绝对确实的：他没有悲哀下去，他的民族信念，在他的心中还是一样坚牢，革命热情燃烧得只有更炽烈。这热情，不久就转入了行动。他投入了那比诗的创造更伟大的创造的事业。他参加了大革命。诗人对自己诗中提出的问题，用自己实际的行动来回答了。 　　从写《女神》的时代起，那不但鼓舞了，且也最后支撑了诗人的热情和幻想的社会地实际力量，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是偶然的，列宁的名字和形象在他诗中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总是以那么虔敬的态度，提到工人和农民；他称农民是全人类的褓姆，工人是全人类的普洛美修士③。不是偶然的，他自拟于英雄诗人，普洛诗人，纵然是在这名称的暧昧的意义上。“五四”当时的诗人中，是再没有比他更为急进的了。这位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诗人，不同时也正可以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初的号手吗? 　　自我的歌颂，民族的歌颂，大众的歌颂，这三者融合为一，构成了他的诗的内容。他的浪漫主义是属于高尔基所说的积极的革命的一种。他没有将我们引到过去的遐想，而是把未来的耀目远景展示在我们眼前。他没有向我们遥指飘渺的天空，倒是告诉了我们地的意义。他的《地球!我的母亲!》一诗，正表白了他的这个现实的态度。当我们听着： 　　地球!我的母亲! 　　你是我实有性的证人， 　　或者， 　　地球!我的母亲! 　　我的灵魂便是你的灵魂， 　　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浮士德对地神所说的“我和你，觉得是这么相近!”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脚不离地，这是安梯乌斯④的力量的无尽源泉，也是一切艺术家、思想家，事业家的力量的无尽源泉。郭沫若是脚站得很牢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倒他。他曾离开过诗，文艺，却没有离开过斗争。他与其做诗人，宁做战士。当他后来唱着： 　　别了，否定的精神! 　　别了，纤巧的花针! 　　我要左手拿着《可兰经》， 　　右手拿着剑刀一柄! 　　——《力的追求者》 　　他是真的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现在还是在继续奋斗着，为着民族的大众的生。他的精力将是无穷尽的。 　　* 本文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① 交响乐，交响曲。 　　② 丘比特。 　　③ 通译普罗米修斯。 　　④ 通译安泰。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