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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孔厥的小说*

周扬

我读到的孔厥的第一篇小说是《过来人》。大概还是一篇处女作吧，然而就已经显出了作者的写实的和讽刺的手腕，呈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一个自称老革命、吹牛皮、苛求而又小气的知识分子的栩栩如生的画像。这样的人物在革命队伍里面是找得出不少的。作者选取了一个好对象，他的讽刺没有用错，而且很有斤两。但是也许为了要对自己的人物保持一点公平，他在已经引得读者对这人物反感到不可忍受的时候，却忽而笔锋一转，描出了这可厌的人的可怜的面相：他的为五块钱深夜不眠，他那在黑暗中被炉火的光紫魆魆地照着的瘦削的脸，和发绿的眼睛，他那几乎哭出来一般的诉怨，用这一切情景来收束了故事，在读者的心灵里最后地留下了一个同情的余地。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为作者辩解：主人公不管有多少缺点，他既然参加了革命，而且在为革命受着“磨折”，就应当以宽大来对待他。 　　作者对待自己的人物是严肃的，他没有油脏滑调，没有开玩笑过火的地方。他是那样地熟悉俗物们的心理，他掌握得住它，因此也能冷静地谛视它，甚至对它采取了一种观照的态度。从精神年龄看，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个年青的作者。但正是这种对于人生的客观的观照的态度，使我当时读了这篇小说之后感到了一点不满，虽然对于作者的写实的讽刺的手腕，我是能够叹赏的。 　　从作者的另一篇叫做《追求者》的小说，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印象。这里是一群在抗战初期的救亡知识青年的展览。比之《过来人》，他们自然要更年青一些，更有朝气一些，但也是华而不实，轻浮，怯懦，软弱。作者仍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人物的态度，但是这回作主人公的却是一个肯定的人物了。 　　后来孔厥转向写农民的题材了。他是和葛洛、洪流等几位青年作者一道被派到边区农村去实习的，现在还在做着乡政府的工作。作为这个实习的一种初步成果，他陆续地写了《郝二虎》、《苦人儿》、《父子俩》，后两篇尤其博得了不少读者的注意和欢喜。 　　由写知识分子(而且是偏于消极方面的)到写新的，进步的农民，旁观的调子让位给了热情的描写，这在作者创作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口语的大胆采用更形成了这些作品的一个耀目的特色。 　　以已经扫除了地主剥削的农村做背景，展开了农民生活和意识中的新的因素(农民的革命信仰，为公的精神，妇女解放)和旧的因素(农民的保守，自私，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边区经济政治的构成，农村中阶级成份的变化密切关联着，是微妙而复杂的，他们构成了农村生活中的生动的插曲，悲剧和喜剧。 　　《苦人儿》是一个为婚姻所苦恼的女性的悲怆的故事。作者的企图是要告诉人们：即使是在新社会长大，本来可以幸福地过活的年青人也不能不非常无辜地吃着旧社会所遗下的恶果，他想这样来引起人们对于过去的憎恶。他写出了一颗被新生活新教育所唤醒了的女性的活跃的纯真的心。然而女主人公的陷于不幸，却并非是由于觉醒了的心与旧家庭环境不能调协，如农村中一般的情形一样；而是那将要做她丈夫的男子的身体上的缺陷在她心上投下了太可怕的阴影。他比她大十七岁，她在三岁上就许配给了他的，是个“丑相儿”，“半蹙子”，残废了的人。可是这个男子又是何等地对她忠心，何等地疼爱她呵，他在她身旁守候了十三年之久，把和她的结合当做了自己一生的最大的理想。她也曾几次地下过决心：“我就拼一世和他过光景吧”，但终于压抑不住对他的肉体的嫌恶，而和他最后地决裂了。这就是这个悲剧的梗概。造成这悲剧的与其说是作为社会原因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而更毋宁说是作为生理原因的男主人公偶然的残废。作者虽曾点明了这残废也正是过去地主剥削制度的赐与，追寻了一切社会的不幸和罪恶的最后的根源，但是这个根源对于这个悲剧不但不是直接的原因，而且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于是呈在读者眼前的便是一个生理的悲剧，命运的悲剧了。我们的心在应当向往于新人物的生长的时候却先被对于小人物的命运的同情所牵引住了。作者在这里所流露的一种多少带些伤感，带些怜悯的感情也就不是没有来由的了。但也正因为这，削弱了这作品之思想的教育的意义。 　　比起《苦人儿》的阴郁的气氛，《父子俩》的明朗的调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里出现的是一个真正积极的人物。反“自私主义”的斗争，在父子俩中间展开着。儿子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够得上“对人公道，对己模范”的标准。但是作者却把这个人物理想化了，如果要数他的缺点的话，那就只能说他和父亲斗得太过火了。他是那样坚决地反对父亲的“自私主义”，他内心中竟没有一点矛盾，一点迟疑。这种情形在农民中间恐怕是很少有的吧。他对于自然风景的那种喜悦陶醉的心情我以为也是不真实的。作者也许是为了要赋与自己的人物一种和农民的自私，保守，褊狭明锐地相反的心理特征的缘故吧，他为我们描画出一个多少和农民性格不很相称的那么胸襟阔达，自由潇洒的人物的姿态了。这就是为什么从儿子口中叙述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反而能够得到了比从儿子的形象自身所得到的更深的印象和感动。 　　然而，不论怎样，作者写出了农村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事情。如我前面所已提到的，他在口语的运用上，尤其获得了卓越的成功。作为例子，让我们引用一两处来看看吧。 　　关于自己的婚姻问题，《苦人儿》这样地述说着她父亲和母亲两人之间的争论： 　　妈对大实在不服气了，说：“拄棍儿还得拄个长的哩，伴伴儿总也要伴个强的呀!小姑娘家……他这样人儿……”我大说：“要没旧根儿关系，自然好哇!”“旧根儿!”妈说，“话说过，风吹过了!”大说：“白纸黑字写下的!”妈说：“乡长不是跟你讲过的?那种屁文书，在新社会不作用了!”大说：“不作用!你们看他吧!”…… 　　《父子俩》中，作为主人公的儿子这样地述说着在响应政府号召帮助遭受水灾的人家去“揭地”的问题上他和父亲的争辩： 　　晚上，我恨恨地向他说；“大，你捣什么蛋!”他却拉着我悄悄地说：“三儿，你别昏了，你老是给人家穿着鼻子跟着走，自己庄稼可就误了!”我推开他说：“别拉拉扯扯的!误误误!就是三个工!”他说：“三个牛工加六个人工得多少钱!又是跟小姨子养娃娃，养下娃娃不叫大!”我说：“人家遭灾受难，你是有良心人哩!”他说：“你看你就不睁眼!川面上人家可还有苦的?两脚踏住平川路，落得受用哩，推掉些些儿庄稼，犍牛身上一根毛!”…… 　　这些语言是新鲜活泼的，没有空洞概念，也没有故意修辞，从它们，活生生地表达出了农民的真实心理，反映出了新旧思想的对立。但是作者也许正因为要充分发挥他语言的能力吧，他的这两篇小说，通体采取了对白的，实际是独白的形式，这在写农民的作品上是一个新的尝试，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但是我又怀疑这种形式对于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心理的展开上是不是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口语固然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但是一长串的，雄辩而又有条理的叙述，既不很适合农民的身份，又容易混入知识分子的口吻和语气，是不是有时反而可以削弱人物的真实性?比方，《父子俩》中，儿子的说话好几次一连讲了三个“就这样”，这就不但非常不象农民的口气，而且近乎演说式，显出矫揉造作的痕迹了。 　　作者写了新的主题，运用了新的言语，而且还在农村中工作着，他一定会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我们期待着吧。 　　* 本文原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