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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革命杂记*

周扬

一 “五四”文学运动与现实主义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个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的运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可以看作是文学革命的两篇正式宣言，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初文献。他们反对了旧文学，提倡了白话，主张了文学须“言之有物”，须“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揭橥了“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口号。文学应为人生，表现人生，改良人生，这种思想已成为当时新文艺界的共同信念。所以“五四”初期的作者没有一个以文学为闲书，而都把它当作改革社会的工具。“五四”初期作品的主要价值也就在这里；它们的鲜明思想色彩，它们的启蒙教育作用，正符合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是反封建的文化斗争的要求与需要。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与知识水平的限制，新文学初期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还是粗浅的，不彻底的，甚至前后矛盾的。 　　陈独秀就是例子。他一面提倡写实文学，一面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上刊登了谢无量的《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的长律，且大加激赏，誉为“子云相如而后”的“希世之音”，这件事想不到竟引起了一位正有志于文学革命事业的留美学生的严重的责问，这位留美学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胡适。就在这封一九一六年写的责问信里，胡适第一次向社会告白了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 　　陈独秀虽是主张文学应当写实，对胡适的“言之有物”却表示了怀疑。他答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 　　他在给曾毅的信中，更明白而肯定地说文学应仅限于“状物达意”“描写美妙动人”，此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他称赞“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乎胸中”，因而认为“自然主义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 　　这些见解的混乱与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作家不对自己所描写的世界保持一定的态度，如果文学没有它自身以外的目的，结果只是降低艺术作品的思想价值与削弱其实际效果而已，至于自然主义，它纠缠于事实之琐碎的表面的描写，而不去从事深刻地掘入现实的本质，把人不当作社会的而当作生物的存在来处理，它不但不是现实主义的“更进一步”，而正是现实主义的退化。 　　胡适的介绍易卜生主义有其进步的作用。他认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但是他却特别表扬了易卜生的“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的创作态度。而这恰是现实主义的消极的一方面。 　　不管现实主义理论上的这些缺陷，“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在鲁迅的作品中获得了灿烂的成就。他的《狂人日记》为中国新文学铺下了第一块最可宝贵的最坚固最精良的基石。《狂人日记》与相继发表的《孔乙己》《药》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提出了有力的火焰一般的控诉。在《狂人日记》中，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叫出了：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月，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历史的真理!但鲁迅却没有在这真理面前悲观，他的现实主义从来不是消极的，他充满了战斗气氛与光明信心。《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不但经历了心理上的苦难，而且对苦难抗议了，在苦难面前他没呜咽，而是大笑，一种洋溢着“义勇和正气”的笑。他向一个有形或无形，直接或间接地吃人的人们，呼吁着：“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做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呼吁着“真的人”，呼吁着“救救孩子”。在另一篇同样阴冷的作品《药》里，作者又特意在一个被牺牲的青年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圈，给人增加为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勇气。鲁迅敢于正视血淋淋的现实，也善于指点未来的光明。现实的成分与浪漫的(理想的)成分在鲁迅的作品中达到了非常和谐的融合，这就是他所昭示我们的现实主义的正确道路。 　　二 “人的自觉”与“人的文学” 　　“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的运动。是把人的头脑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一个“人的自觉”的运动。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个性，能够独立地思想；能够打破一切“天经地义，自古皆然”的成见，而用清明的理智与科学的眼光来检验，批判，和重新评价一切事物。这就是“五四”所要求的“人的自觉”，而这同时也正是当时民族自觉的一种反映。新文学就是要来表现这“人的自觉”的精神的。 　　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或是专制主义支配下的中国，都只看见有帝王贵族官僚武士，却没有“人”的存在，没有“人”的权利。而文学艺术也就总是用来表彰封建贵族的寄生生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所谓“人”的发现。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用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人”依然是得不到解放的，但比封建社会却还是进了一步。“五四”的“人的自觉”的运动自然还不只是由于受了西洋“自由”“平等”学说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康梁的新学与孙中山的革命早已传播到中国了，而主要地更直接地是由于十月革命的新刺激，正是这个“世界上空前第一次大革命”“唤醒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迷梦，而引起他们与帝国主义斗争”。 　　但是“五四”许多人们的鼓吹“人的自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等，在主观认识上却常常是唯心的(即是忽略了这些精神要求的社会物质基础)，孤立的(即是从群众的实际斗争脱离开的)。所以这些思想的鼓吹就有它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方面，是彻底反对封建，消极方面是个人和群众脱离。在当时两者比较起来，自然还是积极方面的意义要大得多。易卜生主义对于中国知识界所起的作用，也就只有从这个角度方能给与正当的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易卜生的主张充分发展个性，反对对于个人独立精神的任何压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个性，有理想，有作为的人物，确实投合了当时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脾胃，对于他们是莫大的精神上的鞭策和鼓舞。 　　“五四”有人把新文学就叫做“人的文学”。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曾被胡适称誉为改革文学内容的最重要宣言。他开篇就说：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猛烈地抨击了一切束缚个人，戕害人性的风教、习俗、道德，把神仙、妖怪、奴隶、强盗、色情、迷信、才子佳人等类作品一律归入“非人的文学”的范畴，而加以无情的排斥。他大声疾呼着要求文学来“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历史真是多么的无情呵!这位从前的“人的文学”的倡导者，后来竟成了“非人的文学”的帮闲，一直堕落到“非人的道德”“非人的生活”，而以汉奸终场。 　　可悲的是，“人的文学”现在还用得着，因为“非人的文学”还是存在；旧的没有被清除，新的又在被制造。但是历史正在急速地排除一切障碍地前进，一切“非人的文学”，不论新旧，都将扫清，而“人的自觉”“人的文学”的旧口号也将全部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学”的新口号所代替。 　　三 “五四”白话与大众化 　　“五四”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推倒少数人的贵族的文学，建立多数人的平民的文学运动。这个文学革命首先就是文的形式的解放——语言文字以至文体的解放。一个最大的功绩就在：宣布了二千多年的文言为死文字，而奉白话为正宗，主张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 　　胡适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这就是主张只有用白话这种活的语言作成的文学才能算“国语的文学”，而反过来，国语也只有成为文学语言后才能算是标准的国语。 　　在国语文学的建设中方言文学的重要性被注意了。胡适认为：“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见胡适答黄觉僧书)。在文学体裁上，首先进行了诗体解放的运动。借助英美自由诗，打破旧诗格律，把中国诗第一次引入了一个新的境地，在这里，可以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而以自然音节为依归。这一切文的形式的解放，从语言文字到体裁，都是为了表现新思想的需要，同时也就在这个解放之中使文学和大众大大接近一步了。 　　白话的胜利不是容易取得的，它经过了对文言的长期的遽烈的斗争，从林琴南到“学衡”派、“甲寅”派都是坚决反对白话的，他们举出各种理由来反对白话，譬如说白话车夫走卒都能为，文言的文非学士大夫不能为，白话太繁秽，不如文言简洁，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换了白话，各地都会用它本地的话，中国就会分裂等等。这些理由本来不能成立，现在早已被事实推翻得干干净净了，但由此倒也可以看出他们当时那副卫道的面孔! 　　就是当年提倡白话的人们，也有的到后来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鲁迅语)。鲁迅却始终坚决地为白话辩护，他知道：白话的胜利还没有巩固，同时白话本身也还带着缺点，尚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于“五四”白话，首先必须肯定它是我们民族文学新语言，这种语言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它继承了中国固有的白话文学，即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学的语言，加进了从西洋学来的许多新的字汇和语法，并大大地采取了民众的口语。自然，这个白话离“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语言”的标准还有相当距离，它还没有能够成为真正大众的语言。在“五四”初期的时候，白话诗摆脱不了五言七言的格式，实际上只能算一种“洗刷过的文言诗”(胡适语)，而白话小说也留着旧章回小说的痕迹，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个白话却又害了另一极端的过分“欧化”的毛病。 　　我们今天需要真正大众的又是严密地科学的文学语言。对于现存的白话必须进行一番改造的工作。这不是推翻白话，而是在白话基础上加以改造。这不是一件书斋的或实验室的工作，也不是可一蹴即就的事情，这需要作家们，文化工作者们从体念，观察，研究群众实际的生活与斗争中去努力学习掌握群众的语言，然后经过自己的创作去提高群众的语言。而是一个只有从这样长期奋斗过程中，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文学语言，才能产生出来。 　　* 本文原载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人民文艺》第五期。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