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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个口号”

罗银胜

一 　　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她的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左联解散。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并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以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2月，国民党当局配合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对上海地下党连续进行三次大破坏，正像国民党在军事围剿方面改变了作战计划一样，他们对共产党的围剿也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方法，他们先和租界当局订立了秘密协定，只要国民党提出名单和线索，工部局就可以派出巡捕，与国民党特务合作，进行搜捕或者绑架。同时，他们又利用叛徒，让他们在马路上盯梢或者指认，他们有时还对叛徒招供的地下党机关暗中监视，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扩大了打击面。 　　1935年2月19日的突击行动不仅逮捕对象和机关都相当准确，而且使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文委、左联、社联、印刷厂等同时受到了打击。“文委”成员五个人，阳翰笙、田汉、杜国库被捕，幸免于难的只剩了周扬和夏衍两人。当夏衍通过特科了解到周扬没有被捕之后，给他捎了一个口信，要他赶快隐蔽，并告诉他，自己必须暂时离家，相约今后可以通过电通公司的孙师毅或良友图书公司的郑伯奇联系。 　　2月19日的第三次大破坏，损失非常之严重。上海党的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上海文艺界党的组织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革命者随时有被捕杀头的险恶环境下，周扬与其他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毅然肩负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重任。他们认真工作，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坚持了白区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和指示。 　　这年冬，周扬和夏衍在一起粗粗框算了一下，“文委”所属各联盟的党员还有一百二三十人，“盟友”在这一年增加了多少就更难统计了。从这时起，上海地下党失去了上级领导。正如夏衍所说的，“在当时，我们的工作是艰苦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是一分为二，也未尝不可以说，让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独立地担当起沉重的任务，的确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更进一层，我们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抗日群众运动狂飙突起的时代——这就是‘何梅协定’之后，‘一二·九’运动之前的那个有典型性的时期，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形势逼着你非接触实际，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可，这也就是逼着我们进一步抛弃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投身到抗日统一战线的洪流中去了。”① 　　“第三次大破坏”之后的某一天，周扬、夏衍与当时“社联”负责人钱亦石聚在一起，讨论了“文委”失去了和中央联系之后，如何才能适应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问题。 　　当他们几个谈到今后工作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如何恢复“文委”的领导问题。 　　周扬对他们说，7月间开始重建江苏省委的董维键又被捕了。听说红军正在长征，当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取得联系；而由于华北事变，整个大江南北的爱国运动又盼望着我们这支还有一百几十个党员的核心力量，加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方法问题，这除了应顺当前抗日救亡的大形势之外，别无他法。 　　其时，周扬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一方面是爱国群众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另一方面是他们在白区得不到一星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消息，内外反动通讯社和报章宣传的是“剿共大捷”之类的谎言，连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他们也一无所知。 　　于是他们作出两条决定：一是由他们三人分头召集各联盟和小组的党团负责人开会，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和听取他们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其次是通过外围组织，接触中、上层爱国人士，了解新的国内外形势和听取他们的意见。 　　这样，周扬等人从9月到10月，大致了解了“文委”各联的工作情况、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同时和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有了接触。 　　在此之后，周扬、夏衍和钱亦石就积极筹备组织新的“文委”。当时，周扬是左联的党团书记，钱亦石在杜国库、许涤新被捕后，代理“社联”党团书记，夏衍分管“剧联”和电影小组。 　　大概在10月上旬，周扬约夏衍到他家里去，把章汉夫和吴敏(杨放之)介绍给夏衍。他们几个人一起讨论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原“文委”所属各联的工作之后，一致同意重建“文委”，并推举周扬为书记，“文委”的其他成员为章汉夫、夏衍、钱亦石、吴敏。由于当时不能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决定新的“文委”是临时性的组织，待江苏省委重建或和中央取得联系后，请求追认或改组。同时又达成共识——上海党遭受到三次大破坏，当前又是群众运动空前发展时期，情况复杂，所以暂时不发展党员。 　　新“文委”成员的分工是周扬抓总，并仍兼左联党团书记，章汉夫协助钱亦石领导“社联”及其所属团体，夏衍依旧分管电影、戏剧、音乐。同时，根据各联的具体情况，加强了各党团及其常委新“文委”组成前后的国内形势是这样的： 　　1935年，包括日本军阀在内的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战争迫在眉睫，和平深受威胁，共产国际于8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此影响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因为红军尚在长征途中。同年10月，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任务。11月，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再一次主张成立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当国民党在日本武力讹诈下企图进一步出卖华北时，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北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反帝抗日的风暴。 　　1935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举行会议，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做了完整系统的分析，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在抗日问题上不断分化。以工人、农民、红军为主力、包括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子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酝酿之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1935年底和1936年初先后成立，分别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保护爱国运动等政治主张，并号召全国文化界联合起来，以各种实际行动，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群众爱国浪潮不断掀起的形势下，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要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愿望，又一次纷纷提出“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文学”、“救国文学”、“民族的革命文学运动”等文学上团结抗日的口号。 　　这时，已经失掉了和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负责人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读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大会上的发言《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即《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他们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民旅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 　　对此，夏衍曾留下如下的回忆： 　　“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大约在10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不是一般所说的《救国时报》)。在1935年10月1日的这张报纸上，以转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8月1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9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7月25日至8月20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② 　　二 　　1935年11月，周扬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萧三指示解散左联的信。 　　这月中旬，“文委”开会时，周扬给“文委”其他成员传阅了萧三的这封长信——明确要求“解散左联”。 　　萧三的这封信经过内部交通送到上海，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转交给鲁迅，鲁迅看后让许广平抄了一份交给茅盾，茅盾看后交给周扬的。 　　萧三是当时左联驻苏代表，他的信不论从哪方面看，都可以看出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萧三的这封信写于8月11日，也就是共产国际七次大会闭幕之后，也就是《八一宣言》发出之后不久。 　　这封信的开头是：“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 　　接着，他提了“左联自成立以来五年余以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而能积极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了不少工作”。下面举了六条成绩，如“一、创作方面，量和质都有成绩，二、各地左倾文学团体蜂起”……这六条中，也提到出版了许多刊物，介绍了苏联作品和文艺理论，以及“在戏剧、电影方面更有大的努力与成绩”，其中还提到了当时已开始流传的救亡歌曲。这之后，他指出了左联存在的缺点：“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泛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这里萧三所举的缺点主要是引用了左联1934年致IU-RW(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报告，这一段写得很长。最后，这封信的主要意见是：“因此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萧三提出的口号是：“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仅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而这一指示又与国际七大决议、与《八一宣言》是一致的。这时，周扬他们和中央失去组织关系已经9个月了，接到这一指示，他们就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团体。 　　显然，解散左联这是一件大事，除了必须先征求党内外员的意见之外，还要广泛地听取一下没有参加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的文化界人士的意见。 　　这时“文委”的同志和鲁迅联系中断了一个时期。11月，夏衍在内山书店遇到鲁迅，他对田汉在南京公开活动很有意见，说了“你看，他唱戏，唱到南京去了”的话——对这件事，夏衍当即向周扬作了报告，并立即决定请有公开身份的“社联”盟员曹亮去南京，希望田汉停止公开活动。田汉知道了这是周扬和夏衍的意见，就表示了同意；其次是从“文委”被破坏之后，国民党报刊和上海的许多小报上散布了很多谣言，也有人利用不能和鲁迅联系的时机进行了离间挑拨。 　　周扬和夏衍商量之后，决定请茅盾代表他们去征求鲁迅对解散左联和另行组织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团体的意见。据谋与其事的茅盾回忆，他受托两次与鲁迅会面，转达周扬等人的意见。鲁迅认为左联不必解散，可以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继续存在；如要解散，亦应发表宣言。③ 　　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出于种种考虑，未能充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1936年春解散了左联，没有发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一致肯定提倡“普罗文学”以来的巨大成就。 　　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认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提出新的、能够更广泛地团结文艺界抗日力量的文学口号是必要的。于是他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积极从事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筹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得到了全国各地文艺团体及知名人士的赞同，“国防文学”运动迅速遍及全国。 　　对于“国防文学”提出的渊源，夏衍证实说： 　　大约在2月初，“文委”碰头时周扬对我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联合战线，文艺方面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团结多数人的口号。所以我们打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问他“文委”研究过没有，他说汉夫、乔木都同意了，于是我也表示了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则“国防文学”这个词早在1934年周立波就提出过，苏联也用过，加上汉夫、乔木不论在理论上，党的工作的经验上都比我强，所以我还自告奋勇地表示由我到戏剧、电影界去传达。据我所知，早在1934年10月27日，周扬曾用“企”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介绍过苏联的“国防文学”，接着，周立波于1936年1月10日的《读书生活》三卷五期，同月，何家槐在《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十七期上，都写过介绍“国防文学”的文章。④ 　　由于“国防文学”的口号反映了人民爱国的要求，提出后引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许多作家发表文章，初步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与精神实质，并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在创作上也有新的收获，《文学》、《光明》、《文学界》等刊物陆续刊载和推荐了不少“国防文学”的作品，中国诗歌会还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章，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⑤这种观点遭到革命作家的驳斥。 　　1936年6月6日，周扬在《文学界》创刊号上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一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周扬指出：“徐行先生接连地在《礼拜六》、《新东方》等刊物上发表了他的反对国防文学的意见，这意见是应当加以驳斥的。因为，第一，他攻击目前所提倡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认为这样的主张是‘胡言’，是‘梦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问题。第二，他的意见正代表着一部分‘左’的宗派主义者，他们对于国防文学虽然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宗派主义对于文艺上的统一战线或多或少地发生了阻碍的力量。第三，他在他的文章里播弄‘左’的辞句，而且抄引先哲的遗言，来装饰他错误的论点，这很可以迷乱一部分读者的视听。”周扬在此认为，徐行的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中国目前形势之完全的不理解。因为徐行从根本上否认或者是简直不知道反帝联合战线是现阶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同时也不了解远东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是怎样在全中国范围内掀起了民族革命的新高潮。 　　周扬强调：“国防文学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但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族的感情浸透着，就会减少它对于读者的艺术的申诉的力量。”他还重申：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不但没有缩小作家的创作的视野，反而使它扩大了。现在和过去的现实中所包含的一切有国防意义的主题必须具体地广泛地去发现，为民族生存的抗争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场面。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就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去描写现实，以图在社会主义的精神上去教育勤劳大众。在发展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的原则，因为看不见发展的人决不会把握真实。⑥ 　　在批判徐行的过程中，周扬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在《现阶段的文学》⑦一文中，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接着说明了提出“国防文学”的意义：“华北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起了一个新的基本的变化。远东帝国主义并吞了整个华北，又在准备并吞全中国，亡国的危惧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和卖国贼的中国人逼上了一条唯一的道路，就是一致向侵略者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正以巨大的规模伸展到一切的领域内去，文学艺术的领域自然也不能例外。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对于国防文学抱着怀疑的人大都是不同意于国防文学的这个全民族的性质。他们看不见在民族危难中各社会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急邃的转换，也不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他们以为只有工农大众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而忘记了如现代一位伟大革命家所指出的：‘中国的一切反帝斗争将明白地带有民族的和真正人民的性质。’因此，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观点上的文学在现在都有它充分的积极的意义。宗派的自满对于我们是毫无因缘的。我们要承认革命文学之外的广大的中间层文学还拥有着大多数读者这个事实。所以要完成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我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的距离，但由于一种民族共同的利害而和我们日益接近，愿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我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的作家，和他们取得密切的合作，通过他们的媒介，把民族革命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去。” 　　周扬认为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 　　由于周扬对鲁迅、胡风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实情不够了解，所以错误地认为：“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的形势的估计不够。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只在‘失去了土地’上‘存在’和‘奋起’，而忘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主力在全国范围内不平衡的发展和它的巨人般的存在。他也没有认识促进全民族革命战争之实现的是人民救亡阵线的实际活动，而决不只是像他所说那样的空空洞洞的‘热情’‘希望’等等，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⑧ 　　周扬对于“国防文学”的主张，得到了不少进步人士的呼应。郭沫若认为“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⑨。其他“国防文学”主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周立波发表文章，呼吁“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他说：“中国的国防文学，是反帝反汉奸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识上的武器。”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面，除汉奸和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以外，都是战友。而“国防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却是无限多样，无限广阔的”。 　　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的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服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 ⑩。 　　当时周扬与茅盾等人接触不断，茅盾回忆说：“周扬和我会面之后，我就考虑怎样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因为只有参加讨论才能使得对它的解释更加完备起来，我把这意思告诉了鲁迅，他说你愿意试，就试试看罢。于是我试写了两篇——《需要一个中心点》和《进一解》，分别登在《文学》六卷五号和六号的‘文学论坛’上。促使我写这两篇文章的另外原因，一是傅东华的文章已引起争论，而傅文的某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需要出来打圆场，让傅东华下台阶。二是《文学》的读者开始来信询问‘国防文学’问题，要求编者回答。”“第一篇文章我着重谈了什么是‘国防文学’。我说‘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黩武的战争文学。’‘这是民族的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第二篇文章是补充第一篇文章中关于题材问题的意见的。我说，作家们在‘抗日’和‘投降’之间，个人是没有‘超然’的自由的，面对着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目标，作家们应该用自己的笔为这伟大目标服务。但是，在不忘记当前的民族解放的伟大目标的条件下，作家们应该有他们创作的自由。作家们的笔除了服务于伟大目标，也允许触及现实的其他形象。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尊重作家们的特具的个性，尊重作家们各人独具的作风，尊重作家们创作的自由。”(11) 　　20世纪80年代，周扬对“两个口号”的争论做了一番梳理，认为自己“多少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他写于1982年12月末的《关于国防文学》“作者附记”说： 　　本文和下面的《现阶段的文学》及《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我在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中写的文章。早在1934年我就在《大晚报》发表过一篇短文《“国防文学”》，介绍了苏联倡导的“国防文学”口号，不过，那篇文章和这次论争没有关系(12)。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由于一些同志的被捕，上海文艺界党组织和党中央失去联系，我们的处境也极其危险。虽然联系断了，但革命还要继续。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党的关系，寻求党的指示。年底，得到左联驻原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稍前又从外文报纸上见到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还读到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的《八一宣言》，这样我们才知道由于形势的发展，党的斗争策略要变化。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于是，在1936年春，我们解散了左联，其他左翼文艺文化组织也相继解散，开始筹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与此同时，文艺界提出了包含抗日内容的各式各样的口号，如：“民族自卫文学”、“救亡文学”、“国难文学”、“国防文学”，等等。以后，逐渐统一于“国防文学”口号；各艺术部门亦相继提出“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的口号。 　　4月底，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并和鲁迅、胡风等商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鲁迅的这个口号首先是由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披露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口号提出的背景，认为是胡风的个人意见，直到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的全部观点，以后我和其他同志也就没有再写文章。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方面，意见又是有分歧的。又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文艺界的人彼此之间不易来往，不可能充分交换意见，统一意志，只能凭着各自的理解，凭着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各谈各的主张。因此，即或是赞成、拥护同一口号的人，其主张和说法也都千差万别。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些方面，是有责任的。(13) 　　三 　　正当周扬等人尽心构造“国防文学”的时候，胡风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事情应该从冯雪峰自陕北到达上海说起。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14)，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事情正如茅盾所说的，纷繁复杂，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团结文艺界人士，一齐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由于解散左联一事没有和鲁迅很好地商量，加之左联内部宗派情绪和认识的不统一，鲁迅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开始激化了。 　　通观1936年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的书信，就可以发现，这年他的主要的怨敌乃是周扬为代表的上海左联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影响下的部分左翼知识分子。 　　在鲁迅的观念中，做异族的奴隶不行，做自己的奴隶也不行，他要反对的是一切形态的奴隶制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坚持维护普通民众的基本利益——这是鲁迅的根本立场，也是他的“底线”。在这一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和让步的。 　　鲁迅确实以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而相互补充，意见不同大家可以争论。这是鲁迅的逻辑，也可以说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逻辑。但在当时，周扬遵循的逻辑是：“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是党提的，再另提口号，就是标新立异，和党抗争。于是他们就认为鲁迅“不理解党的政策，危害统一战线”(15)。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以是否理解与服从党的政策来判断是非，以至革命、非革命”的标准，这是一个“党专政”的逻辑，与前述现代民主的逻辑是根本对立的。(16) 　　鲁迅一直保持自己思想，以至行动的独立性。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独立意志，而且是有前提的。因此当他发现自己与中国共产党或者其具体的组织与领导人(如当时作为上海文化界党组织负责人的周扬)之间存在意见的分歧，他当然要公开提出与维护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批评与反对的权利和独立意志。鲁迅要坚守的是独立思考与独立表达的自由权利：我赞成你的观点，我就公开表示支持；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也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听他们指挥”。(17) 　　鲁迅与周扬的另一个分歧是他反对无原则地解散左联。鲁迅虽然对左联从一开始就是有看法的，但他更看重的是左联中有许多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18)。因此，当鲁迅听说周扬等要解散左联，另行成立其他组织的时候，他认为，“……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19)这里再一次出现了鲁迅的所谓“地底下”的概念：在他看来，不管左联存在着怎样的弱点，但它是在“地底下”，也即与中国的底层民众站在一起，尽管被镇压，仍然在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奋斗。就在这一年的3月，他在给两位年轻的左联作家的通信中，还谈道：“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20)可见鲁迅对肯做苦工的左翼青年作家是寄予厚望的。现在周扬等人急于解散左联，从“地底下”走到“地面上”，鲁迅就不免产生怀疑：你们到底是不是真正地脚踏实地地在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奋斗?他在一封信里这样批评这些所谓的“前进作家”：“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联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21)在前述答徐懋庸的信中，更是尖锐批评他们“借革命以营私”。 　　鲁迅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对于鲁迅来说，困难也许更在于，尽管他已经预见了革命成功后的结果，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革命仍然是反抗现实的黑暗的一种力量，自己还必须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是一种明知后果的支持，自然是格外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前引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常常感到“手足无措”的原因，“这是怎样的苦境?”但即使是处在如此巨大的矛盾，如此难言的痛苦中，鲁迅也依然要坚持自己的反抗。于是他决定公开他与周扬等人的分歧，对这些“革命的大人物”“奴隶总管”进行无情的揭露，撰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鲁迅当然知道他面对的是谁，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但在原则问题上，鲁迅是绝不会让步的。当有朋友表示不理解时，他这样回答：“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了某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的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 　　鲁迅是实在不甘做却又感到他成了“革命的大人物”、新的“奴隶总管”的奴隶。可以想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缠绕于心的依然是“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这句话。这可能正是鲁迅遗嘱背后的潜台词，所谓“我一个都不宽恕，就是要坚持在每一次论战中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就是要表明“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本态度。这样，鲁迅在最后时刻仍然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我形象…… 　　正如前面所说，鲁迅认为“国防文学”口号过于含糊，忽略了左翼力量的地位，遂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旨在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思想意义上的不明确性。鲁迅提出的口号，最早由胡风在一篇文章中公布出去，由于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鲁迅、胡风等人之举便被人视为分裂文坛的行为。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说鲁迅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田汉、周扬等人也认为鲁迅上当受骗，被胡风等人利用，并告诉鲁迅，胡风是“内奸”。周扬、徐懋庸的态度令鲁迅十分反感。此时鲁迅正在病中，他感受到了一股更为可怕的力量在向自己扑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中，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徐懋庸“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他愤恨于左联内部的宗派情绪，严厉地指出：“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才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鲁迅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左联内部矛盾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徐懋庸认为鲁迅“诬枉”自己，把一封私信公诸于世，殊不可解，他觉得鲁迅“糊涂得可观”，“罗织入罪”的“横暴”之甚，此做法“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他用鲁迅的话反讽鲁迅，内心充满了怨恨之情。 　　鲁迅与周扬、徐懋庸等人分歧点的核心是抗日战线上文化力量的自主权问题。“国防文学”这一名词在鲁迅看来过于含糊，应该允许提出新的意见。周扬等人唯我独尊的态度，有专横的一面，鲁迅认为应该允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鲁迅的反驳信是异常激愤的，他觉得，在左翼队伍中，某些领导人的劣根性更为可怕，独断主义、小器量乃是进步文化的危害。显然鲁迅把有些人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以致在争论中彼此都留下了不小的创伤。它的余波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成为文坛政治风云中久久不散的阴影。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先后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精辟的意见。鲁迅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生动有力地驳斥了托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攻击和诬蔑。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绝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在这里，鲁迅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本身在文学意义上的不明了性，正确地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批评了“国防文学”某些拥护者狭隘的小团体思想，也批评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某些拥护者在理论解释上的关门主义观点。他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 　　在鲁迅看来，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或“民族革命战争下的大众文学口号下联合起来”都是不正确的。 　　鲁迅全面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指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本身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前边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 　　鲁迅郑重地指出，“国防文学”口号应当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存”，他“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鲁迅还建议不要“喊口号，争正统”，“而在实做”，以便在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 　　鲁迅关于两个口号的正确解释得到许多作家包括提倡“国防文学”作家的拥护。茅盾认为，鲁迅关于两个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的这种解释，廓清了人们由于“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22)。茅盾主张：“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二、‘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23) 　　两个口号的对象、范围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对两个口号虽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们说：“左翼作家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所谓‘人民阵线’，均系以宣传抗敌为烟幕，以挑拨人民对政府发生恶感为手段，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毒害人心，为祸社会，良非浅鲜。”(24) 　　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在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当时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很多，除论争中心上海之外，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根据对300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有关文章达480篇之多。论争的问题除关于两个口号的优劣外，还涉及到文学创作要不要以抗日为中心题材，要不要提倡进步的创作方法，如何团结中间阶层作家，创作自由和批评态度等问题。 　　“两个口号”论争的当事人之一胡风则认为：“国防，当然是防卫国家的意思。国家是统治机器。当时是怎样性质的国家呢?它是屈服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广大人民的机器。它的主机是军队，所以有一个国防部。这个主机还是掌握在亲日派手里的。现在的抗日运动，抗日战争，是要这个国家机器在原则立场上根本改变过来，从对日屈服改变为对日抗战。在这一点上的意义，只能是改变这个国家机器的性质。全面否定这个国家机器，那是过去的政治路线，只能放弃，但也决不能把抗日民族统战政策限定为防卫这个国家机器。这个政策是要迫使这个国家机器参加以至全力进行抗日战争，但它是在这个国家机器的根本性质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进行的，它一开始就要求这个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减弱，以至被克服。统战政策一开始就是在一面合作一面斗争中求得发展，以这为根本任务的。它决不能以防卫这个国家机器为前提。所以，国防，从人民方面说，是一个阶级投降主义的概念，而阶级投降主义非走到民族投降主义不止。党中央一开始就要求国民党适应战争需要改变它的政策，改造它的机构。整个抗战过程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斗争的。 　　“那么，在思想意义上不能不是以防卫这个国家机器为任务的国防文学口号，它只能是阶级投降主义的口号。理论上的‘国防是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创作的最中心之主题’，它只能是在文学领域上完全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实践上的被称赞为国防文学的代表杰作《赛金花》，那直接地就是民族投降主义。向破坏大清帝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卖身投靠，做他的帮凶的赛金花，能够成为防卫当时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国防‘模范’吗?理论家说，《赛金花》是有‘缺点’的，但同一作者还写出了成功的作品：有不好的作品，也有好的作品，这种情况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把那样向敌人卖身做帮凶的妓女奉为国防英雄，那也只是‘缺点’，可以‘毫不奇怪’么? 　　“还有一种理论，说‘国防’的‘国’是指国土。但这也不能解释‘国防文学’口号是正确的。东北三省那么大的国土，已挂上了‘满洲国’的招牌，实际上成为日本帝国一部分了；内蒙那么大的国土，已挂上了‘内蒙自治政府’的招牌，实际上也成为日本帝国一部分了；华北五省那么大的国土，已成为华北什么委员会，实际上也已被日本侵略者所统治；华中的上海，有日本侵略者自立的特区，有驻军，九江和汉口有日本人的租界。这些都是国中之国。长江和整个海岸线上，日本的军舰横行无阻。这是一个‘防’的问题么?整个历史情况早已不是防止日本侵略者进来，早已不是什么‘防’的问题，而是要把他们从我们国土赶出去，是‘抗’的问题。 　　“已经出现的实际斗争怎样呢?红军早已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袭击，扯起了‘北上抗日’的大旗，到达了陕北，正在争取开赴日寇占领区，直接作战。在被日本侵略者直接统治的东北，已经发生了劳苦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游击战，正在向东北抗日联军发展。这些都是‘抗’。 　　“‘国防’这个概念不但容纳不下，而且是矛盾的。其中，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在《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里面得到了一定的真实反映，对推进抗日运动抗日战争起了巨大的影响。它们的内容是历史运动的现实生活，经过作者们的现实主义的真诚的努力，现实生活里受压迫受苦难但却坚贞不屈的人们被创造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以他们的真实的爱恨悲欢，以他们和民族共存亡的情操感动了读者，发生了推动抗日运动的精神力量。 　　“但有的论者不但把这样的作品当作不存在，而且还进一步采取了否定的敌视态度。张春桥站出来执行‘自我批判’了，指斥作者不该过早地从东北回来写出这样在‘内容上形式上有许多问题’的作品。也就是，宁可不要这样的作品。宗派主义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不但令人‘奇怪’，而且是令人震惊的。 　　“国防文学派把‘国防’的希望完全放在现存政府统帅的力量和行动上面，不认为没有卑微的劳苦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战争作前驱，就不可能使现存政府接受抗日的主张，不认为只有这样卑微的劳动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壮大，才能取得终极的胜利。站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不但不能从文学上的反现实主义脱出，而且非进一步陷入反现实主义不止。把做敌人帮凶的汉奸妓女称颂为‘国防’模范，这样的作品不是反现实主义的，还有什么是反现实主义的呢?对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东北劳苦人民抗日的英勇斗争和战争的作品，认为不应该存在，这不是反现实主义的理论，还有什么是反现实主义的理论呢?”(25) 　　这些虽然是胡风的一家之言，但是值得人们的深思。 　　毋庸置疑，发生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的这场论争，扩大了文艺上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加深了作家对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的认识，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批判了“左”的宗派主义和开始出现的右倾苗头，讨论了文学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了抗日救亡形势下文艺创作的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亲历“两个口号”论争的茅盾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他的所见所闻(26)，举其大端： 　　第三国际关于“解散左联”的指示，正符合周扬、夏衍等人的想法，于是决定照办，并由夏衍出面通过郑振铎约见茅盾，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准备组织一个范围大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夏衍说：“我们已经与好多方面联系过，‘礼拜六派’也答应加入。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在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参加，打算叫做‘作家抗日协会’，或‘作家协会’，名称没定。这事要征求鲁迅意见，但他不愿见我们，所以只好找你把这意见转告鲁迅。”并问茅盾对新组织有什么意见，茅盾说：“我与鲁迅谈过再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解散左联。夏衍说：“如果不解散左联，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了，那么统战范围就小了。” 　　鲁迅听了茅盾转告的两个问题后说：“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至于解散左联，鲁迅表示不赞成，他说：”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茅盾说：“我赞成你的意见。” 　　当夏衍再次与茅盾见面，听了所转告的鲁迅的意见后说：“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边，这就是核心。” 　　于是茅盾第二次去鲁迅家，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鲁迅。鲁迅在听到“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这句话时，笑了笑说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因为有周扬他们在里面做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 　　茅盾见鲁迅这样说，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且弄不好还会被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类似的教训他早已有过。由于鲁迅不赞成解散左联，周扬他们只好把这件事和成立新组织的事拖延下来。 　　后来，在时任左联行政书记的徐懋庸的劝说下，鲁迅同意解散左联，但提出必须发表一个宣言，申明左联之所以解散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 　　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连宣言也不发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在鲁迅看来，发不发宣言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情因此弄僵了。 　　从此，鲁迅对于周扬他们更加不信任了，对于他们的各种倡议、活动，多取不合作的态度。周扬他们筹组的新的文艺家统一战线组织(开始叫“作家协会”，后来又更名为“文艺家协会”)，鲁迅就表示不愿加入，他对茅盾说，他已经吃够“工头”的苦头，不愿意再上当了。 　　1936年3月间，左联解散，文艺家协会就积极筹备起来。 　　到4月初，周扬托沙汀来找茅盾，说有事要面谈。于是茅盾与周扬在沙汀的家中见了面。 　　周扬向茅盾谈了左联解散后文艺界筹组统一战线组织的情形，表示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是他说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使他们的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 　　周扬谈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流言和小报上登的一些“消息”，譬如说鲁迅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等等。他说，这都是谣言，是敌人造的谣。 　　周扬对茅盾说，他对鲁迅一向是尊敬的，没有恶意，过去有人化名骂鲁迅，他并不知情；还有一些是误会，或者有人故意歪曲事实，挑拨离间。 　　总而言之，周扬说了很多他左右为难的话，希望茅盾能从中调解。最后，茅盾对他说：“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 　　那天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涉及到当时已在报刊上讨论了两个多月的“国防文学”口号。茅盾鉴于鲁迅对这个口号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也一直在观察，没有表态。 　　鲁迅曾对茅盾说过，“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夏衍的《赛金花》发表了，有人写文章把它树为“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了哈哈大笑道，原来他们的“国防文学”是这样的。 　　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批评，着眼在它的阶级界线模糊，这是与他坚持左联不能解散，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能放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茅盾曾听到夏衍当面讲过，“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根据当时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和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时事通讯》上的文章而提出的。 　　茅盾就问周扬是不是这样。 　　周扬回答说是的。上海地下党与中央失掉了联系，所以这个口号是根据第三国际一些刊物上提出的口号照搬过来的。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统一战线，在文学上也需要有相应的口号来代替从前的口号。 　　他又说，现在托派(指徐行)跳出来攻击“国防文学”了，这说明我们的口号是正确的。 　　他问茅盾对“国防文学”口号有什么看法。茅盾说这个口号简单通俗，有其优点，但从已经发表的文章看，观点还很混乱，需要做正确的解释。 　　茅盾在鲁迅与周扬等人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他自认为，“当时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小心地不使它被破坏，因为保持这种关系，使我还能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我认为同一营垒内的战友，在这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口，更应该消除隔阂，联合起来，一致对敌。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了一篇短文，登在三月初出版的《文学》六卷三号的‘文学论坛’上，题目就叫《作家们联合起来》”(27)。 　　后来，周扬又约茅盾见面。在周扬和他会面之后，茅盾就考虑怎样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因为只有参加讨论才能使得对它的解释更加完备起来。他把此意思告诉了鲁迅，他说，你愿意试，就试试看罢。茅盾撰写了两篇文章：《需要一个中心点》和《进一解》，分别刊登在《文学》六卷五号和六号的“文学论坛”上。 　　4月14、15日左右，鲁迅请茅盾赴约。当天晚上茅盾到鲁迅家中，见到从陕北来的冯雪峰。 　　冯雪峰说，他到上海来的主要任务是在上海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与陕北党中央联系，以及同上海的爱国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取得联系，考察长江一带地下党组织的情形，附带也了解和帮助一下上海文艺界的工作。他说，现在尚无第三个人知道他已来到上海。冯雪峰叮嘱茅盾要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说，他短期内不想与周扬他们见面。 　　第二天，冯雪峰来到茅盾家里，继续前一天的谈话。这次主要是茅盾讲，冯雪峰听，谈的都是这几年上海文艺界的情形。其实冯雪峰已经从鲁迅和胡风那里听过了，不过他想多听几方面的意见。茅盾讲到这几年左联工作的变化，周扬与胡风的对立，周扬他们在工作上对鲁迅的不够尊重，以及鲁迅对周扬他们的意见。 　　谈到当前的问题，茅盾向冯雪峰介绍了左联解散的经过。他还告诉冯雪峰，中国文艺家协会正在筹建，已有100多人签名，自己是发起人之一，他们推定他起草宣言。但是鲁迅不肯加入。茅盾劝过他，他说有周扬这般人在里面他是不加入的。据苏灵扬回忆，她曾就此做过一次周扬和鲁迅先生的“联络员”，她说：“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定解散左联，成立‘文艺家协会’。这个决定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但这中间我倒做过一次周扬和鲁迅先生的‘联络员’。有一天，周对我说，现在文艺界要成立协会，他必须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住在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也在北四川路底；他独自去不方便，要我陪同他前往。30年代革命者在北四川路行走比较危险，叛徒、特务常常在这条马路上抓人，因为这里抓了革命者可以直接扭送国民党的公安局。我和周来到北四川路，他在一家小咖啡店内等候，我则去内山书店陪同鲁迅先生前来咖啡店。我现在仅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座位是最普通的四座车厢式的，鲁迅穿着长袍，含着的烟斗里冒着袅袅烟雾。至于他们谈了些什么，我竟一点也记不起来。也许那时我太年轻幼稚，也许我有点儿紧张，因为我必须把注意力放到警惕周围的动静上去。” 　　由于鲁迅不加入，有一批作家也就采取观望的态度，譬如黎烈文表示：鲁迅加入了，他才加入。最近胡风他们又传出消息，说要组织另外一个文学团体。这样使茅盾很难下笔起草那份宣言。 　　谈到“国防文学”，茅盾说这个口号有缺点，但可以用对它的正确解释来加以补救，现在这个口号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我们不能总是沉默，而应当参加讨论，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冯雪峰表示他要先看一看讨论的文章再说。 　　又隔了两三天，茅盾有事去鲁迅家。办完正事随便闲谈，冯雪峰也在座。他们谈到了“国防文学”。鲁迅说：现在打算提出一个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补救“国防文学”这口号在阶级立场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这个口号和冯雪峰、胡风商量过。冯雪峰插嘴道，这个新口号是一个总的口号，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贯穿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国防文学”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口号，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换。临走时，茅盾对鲁迅说，提出这个新口号，必须由你亲自出面写文章，这样才有分量，别人才会重视。因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他们说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提出来的。鲁迅则说，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鲁迅在5月间让胡风写文章，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胡风在文章中指出：这种文学主张“所依据的是现实主义的方法，因为它正是现实的社会要求在文学上的集中的表现；然而，同时这个口号里面还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在民族革命战争运动里面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这种文学“应该说明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谁是组织者，谁是克敌的主要力量，谁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民族奸细”。 　　大约一个多星期以后，茅盾又见到冯雪峰。茅盾对他说，文艺家协会方面鉴于组成一个统一的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希望已经没有，决定自己的先成立起来。他们催茅盾尽快把宣言写出来。茅盾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宣言中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经过磋商，他们同意了。他们还决定周扬、夏衍不在宣言上列名。 　　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后的一个星期，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接着发表了，但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却始终没有成立。宣言发表前两三天，鲁迅把亲自修改过的宣言稿请黎烈文给茅盾送去。只有三四百字，也没有提两个口号。 　　关于两个协会的争吵也就到此结束，双方都发了宣言，双方宣言的内容大同小异，双方都没有提敏感的“两个口号”问题，双方发表宣言后都没有再搞什么活动。 　　但是“两个口号”的论争却在协会之外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那是正当鲁迅病重的时候。 　　为了对“两个口号”作出正确的解释，茅盾写了《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草稿是由他的内弟孔另境代拟的。茅盾在草稿上做了修改，加重了对胡风的批评，指出他“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删掉了对徐懋庸宗派主义的批评；对周扬则着重指出他把“国防文学”作为创作口号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下：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国防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不是一般的创作口号。在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作家们应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如按周扬的说法：“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那么不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的作家就不能创作“国防文学”，而不用国防作为最中心主题的作家就会变成汉奸。这就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现在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既不代替“国防文学”，也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鲁迅提到这口号是专为给左翼文学者以鼓励与指示而发的，他一点也没有要拿这口号去规约一切文学的意思。鲁迅一向主张：与其用口号或公式去束缚作家，倒不如让作家多些自由。 　　茅盾的这篇文章在8月10日出版的《文学界》一卷三号上发表。排在这篇文章后面的是周扬的一篇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原来《文学界》的编者把茅盾的原稿先送给周扬“审查”去了，所以茅盾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反驳的文章就已经写好。这种做法，后来是很流行了，人们也见怪不怪，但在20世纪30年代却很新鲜。 　　周扬的《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文说： 　　“《文学界》编者把茅盾先生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的原稿给我看，征求着我的意见。关于‘国防文学’的问题，茅盾先生和我都曾说过一些话，我们之间原没有什么主张上的分歧。但是在这篇文章里，茅盾先生修正了他的意见，而且批评到我，对于茅盾先生的修正以后的意见我不能同意。这关系目前一个最重要的文学问题，而茅盾先生的言论又最为读者所重视，所以我就觉得我应当趁这机会把这问题提出来和茅盾先生作一商讨。 　　“茅盾先生并没有放弃‘国防文学’的主张，只是作了两点的修正：第一，‘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能作为创作的口号；第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是创作的口号，却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而只是适应于左翼作家的。 　　“文艺上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作家。对于用纯恋爱为主题的作家，当然也应招致到这个战线里面来。但是一个作家参加了这个战线，决不是没有义务的，他必须做于民族解放有益的工作。恋爱的琐屑的艺术是只会使读者和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离开的。要求他写更有意思一点的作品，就不只是为了要加强国防的意义，同时也是为了要使作者自己从创作的琐屑的低劣中解脱出来。统一战线是应当含有教育的作用的。 　　“‘国防文学’是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同意郭沫若先生说法：‘它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照这样，我说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那句话，如果截断了上下文，就的确应当受指摘了。大家总还记得，当国防文学提出时，第一个挺身起来反对的那位徐行先生吧。他竟把国防文学和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描写成对立的东西，我就不得不辨明两者的应有的关系，然而同时就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并没有忘记指出：‘向国防文学要求最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是正当的，但国防文学的制作者，却并不限于能运用高级的创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观点比较落后的作者，也应当使之为国防创作而努力。’ 　　“鲁迅先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的一个发展，茅盾先生也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个只对左翼作家讲的创作口号，那它不能成为现阶段文学上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明的了，‘左’的宗派主义者的大言壮语也应该可以敛迹了。问题向着解决之途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作为革命文学者的创作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不是恰当的，也还是值得讨论。我觉得有两点可以提出来商榷一下，第一，‘大众’既如茅盾先生所提示是广泛地指‘人民大众’，那这口号就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多少年斗争过来的那革命文学的基本的立场。固然在抗敌救国一点上革命文学者和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作家的立场是一致的……”(28) 　　周扬的文章锋芒毕露，可以说是全盘地否定了茅盾提出的所有观点。例如，他反对两个口号并存，说“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是不是恰当，也还是值得讨论”，因为这个口号“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多少年斗争过来的那革命文学的基本的立场”。他不同意茅盾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解释，坚持“国防文学”是创作口号，也拒绝了茅盾对他的批评，认为茅盾是滥用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并反对茅盾提出的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观点。 　　茅盾读了周扬的文章，又联想到《文学界》编者做的种种手脚，使他十分气愤——作为党的“文委”的领导人竟如此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如此急急忙忙地就进行反驳——冯雪峰看到了周扬的文章，就来见茅盾。 　　冯雪峰说，你主张对他缓和，现在有了教训了。目前阻碍文艺界团结的是周扬，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胡风有错误，但我批评了他，他就不写文章了；而周扬谁的话都不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冯雪峰建议茅盾再写一篇文章予以反击，他说，这一次你要把他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拉出来示众，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他说，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就要登出来了，这封信将回答周扬文章中的那些问题，发表出去一定震动极大。你的文章就专门批判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茅盾答应了下来。他的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刊登于8月23日《生活星期刊》一卷十二号。文章抨击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回答了为什么要讲创作自由。 　　茅盾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周扬没有再写文章反击，他托了一位朋友私下向茅盾做了解释，于是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就此结束。 　　经过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文艺界逐渐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起来。1936年10月1日，代表新旧各派的作家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林语堂、洪深、周瘦鹃、茅盾、陈望道、郭沫若、夏丐尊、张天翼、傅东华、叶绍钧、郑振铎、郑伯奇、赵家璧、黎烈文、鲁迅、谢冰心、丰子恺共21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宣言》号召“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 　　《宣言》还认为“言论的自由，急应争得”，“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因此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 　　《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平心而论，周扬能在上级组织机关屡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独立思考成立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建立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勇敢地扬弃左倾思想的束缚，结束了左联时期文艺战线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如果周扬没有相当的才能和胆略，恐怕是难以担当起这一重任的。不过，周扬本人对这些工作的评价还是比较清醒的： 　　左联时期，我们是很“左”的，这与党内的三次左倾路线有关，也与日本的福本路线和苏联的“拉普”有关。我们都是些青年人，热情很高，很“左”，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口号的同时，也沾染了不少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当然，这同我们的出身和所受教育有关。“创造社”是最早介绍和提倡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在学生时期就接受了“创造社”的革命影响。但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却有错误，不尊重鲁迅，不真正了解鲁迅的伟大。 　　鲁迅接受马列主义的时间虽然比较晚，又不是党员，但他学了马列主义就能用。鲁迅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了解很深，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鲁迅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强调的一条就是要深入了解实际；不了解实际，就很容易忽左忽右。我们当时对鲁迅的这些话不能领会。后来到延安，毛主席也多次讲要注重调查研究，要了解实际，并举很简单的例子说：“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两条腿走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这些道理看来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懂。我们在回顾三十年代这段历史时，一定要把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29) 　　周扬还检讨了自己与鲁迅的关系，他辩解道：“我参加左联以后才认识鲁迅，跟他通过信，见过面，但来往不多，这固然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所致，但主要还是由于我在思想是不尊重鲁迅，不认识鲁迅的伟大。鲁迅批评了我们的错误，并在一些文章和书信里确实反映出对我们的不满。我们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不管有什么缺点错误，但从没有搞过什么阴谋。过去有些口口声声喊拥护鲁迅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真正拥护鲁迅的；过去和鲁迅争吵过的人，其中有不少是始终跟鲁迅站在同一战壕中的，这已由历史作了见证。如果说我们对鲁迅进行了攻击，那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说鲁迅不懂统一战线，另一条是说鲁迅偏听胡风的话。我们有错误，但不是阴谋。”(30)明明是自己在闹“宗派主义”，却避重就轻地说“不尊重鲁迅”。 　　关于解散左联和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功过，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1964年文化部整风起，直到十年浩劫时期，不仅林彪、“四人帮”，连一些不明当时真相的人，也把解散左联和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说成是“当时左联的某些领导人”“执行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写回忆文章，甚至把《八一宣言》也说成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物。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王明在30年代犯过左倾机会主义，1938年在他负责长江局时期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事实，历史已作出了结论，但不能因此就把他在1935年8月间为了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发表的《八一宣言》和让萧三写信给左联负责人要求解散左联、扩大文艺界联合阵线，也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 　　解散左联是在1936年初，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则发生在抗战之后的1938年，怎么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呢?至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也还有人或明或暗地把它说成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口号，对此，引用一段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讲话，对澄清这个口号的是非功过是有必要的。 　　早在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听了徐懋庸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之后，他就对徐懋庸发表了如下的结论： 　　一、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二、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三、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很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四、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五、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六、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31) 　　以上是当事人之一徐懋庸的回忆。他还说：“我听这个指示的时候，神经十分紧张，把每字每句抓得很紧，一个字没有放过。”这段话的内容，他后来也不止一次和别人讲过，应该说是可信的——据夏衍说：“这个记录曾请陈云同志审阅过，证明内容是符合实际的。”(32) 　　此外，我们还可以引一段《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在毛泽东于1937年7月23日所写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有这样一段话：“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报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这明白不过地说明毛泽东同志提过“国防教育”这个口号，同时也要求“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也就是说，毛泽东并不忌讳使用“国防”这个字眼。所以当时周扬他们使用“国防”的提法，也无可厚非。 　　不过，回顾往事，晚年的周扬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特别是他对待鲁迅的批评，诚恳地接受；对“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充满了自责，他说：“他(指鲁迅)批评‘关门主义’，我们也感觉到有‘关门主义’。信(指萧三来信)里没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但是建议解散左联，另外成立文学团体。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左联就等于共产党，国民党抓到左联的人，要枪毙的。……”“恐怖是客观条件，关门是做法问题。假使不提那些‘左’的东西而提爱国主义的东西，人们就敢来了。所以是有个‘关门主义’的问题，这个批评是对的。我们自己也感到确实是有关门主义，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那时人民的心理就是要打日本。我们觉得我们提出国防文学，他(指胡风)又另外再提出一个口号，就分散了力量，所以就跟胡风展开论战。大家本来对他就有意见，这里面当然也有宗派情绪……错误在我不应该跟他争论。他提出‘大众文学’，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应该欢迎，对不对?……‘国防文学’的文章里面确实是有右的东西。因为我那时负责嘛，不管文章是我写的也好是别人写的也好，我都有责任。同时呢，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东西，‘左’的倾向并没有克服。所谓‘左’，就是宗派的教条主义。这个我应该负责任。鲁迅答徐懋庸的信，你很可以再看一看，全篇都不是批评我右，而是批评我‘左’，批评我‘左得可怕’，我现在觉得解散左联的事应该多跟鲁迅先生商量商量。”“当时不但是我，就是‘太阳社’‘创造社’都有个错误，就是对鲁迅的伟大没有认识。认识鲁迅的伟大，并不是说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位空前的伟大人物，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当时对于这些不能体会。……尽管成立了左联，以鲁迅为领袖，但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尽管承认他是领袖，但是并不认识他。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鲁迅的伟大有他的天才条件。……鲁迅除了天才以外，主要的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我们左联之中包括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名的人，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的。鲁迅不但对整个社会非常了解，特别是对当时黑暗的政府他比谁都了解得深。”(33) 　　“两个口号”论争结束后，文艺界随即陷入“大悲哀里”——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了。 　　出于对这位左翼文化旗帜的崇敬，冯雪峰和周扬等争论中的双方都投入到鲁迅的治丧工作中。冯雪峰和周扬、夏衍等人由于自己的身份无法直接出面参加治丧仪式，但他们都在暗中做工作。冯雪峰代表党在幕后筹划鲁迅的治丧工作；周扬和夏衍等人推举沙汀、艾芜为代表参加治丧工作，并组织左翼作家参加10月23日的出殡仪式。夏衍在动员他所领导的电影界人士参加出殡游行时做了一件让后人感念于怀的事情：安排程步高和王士珍两位电影界人士在当时及其困难的情况下，记录下了出殡游行的一些镜头，使后人能够从镜头上重新回味这一历史场景。 　　此前，尽管周扬、夏衍等人与鲁迅有不小的龃龉，但鲁迅的病情还是牵动了他们的心。据夏衍回忆，他在听到消息时感到震惊，“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我想只有沙汀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千里还告诉我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34) 　　四 　　行文至此，对周扬与胡风、冯雪峰在20世纪30年代的关系做一番梳理确有必要。 　　1933年6月，胡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驱逐回国。回到上海，他住到了施高塔路四达里某号三楼韩起家。 　　过了几天，周扬来韩起家看胡风，他告诉胡风，冯雪峰不管文化了。其时冯雪峰被调出去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了。 　　几天后，周扬陪鲁迅与胡风见了面。鲁迅先生亲自来到韩起住的三楼上。他和胡风等很随便地谈着，他谈到“第三种人”戴望舒从巴黎寄回的谬论，谈到上海文坛的复杂性，说到了鸳鸯蝴蝶派。并说将来你在这些方面可以做些工作。 　　一天下午3时，后门被敲得特响，韩起的夫人丢钥匙下去，可钥匙摔断了，只好亲自去开门。上来的是老朋友楼适夷，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经韩起介绍才知道是屠玘华(梅志)。胡风1932年回沪时已从韩起口中知道她，当时没有见到。这次见面，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穿的是淡蓝布的短旗袍，留着短发，显得很精神。她来告诉韩起有关钟潜九的情况(钟是她小时候的朋友，早就结了婚不和她来往了，后来在上海相遇帮助她进步。韩起是钟的朋友，就介绍屠玘华加入了左联)…… 　　不久仍旧是由周扬来通知胡风，要他出任左联的宣传部长，周扬是党团书记兼组织部长，行政书记是茅盾。胡风无法推脱，只好答应了。时间是1933年8月。 　　1933年，彭柏山经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其时左联下面的组织分为沪东、沪西、闸北和法南(法租界和南市区)四个区。周扬向宣传部长胡风介绍彭柏山，胡风分配彭柏山去法南区工作。 　　在胡风的夫人梅志的记忆里，在左联之初，周扬和胡风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刚开始时胡风和周扬的关系还挺好，左联的人经常在我家开过会，有周扬、卢森堡等。周扬经常到我们家，有时早上到我们家，就在我们这儿吃早点。”(35) 　　后来，胡风因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上班之事，与周扬产生误解，被迫辞职。据胡风的回忆录记载：具体经过是“由田汉来接书记工作，周文(他是党员)也同时离了职。交接会是在杨潮(笔名羊枣)家开的，记不起杨是理论研究会的还是某一个区委。在会上，我提出了穆木天的诬蔑造谣，对周扬默认穆的造谣表示不能接受。田汉当即表示，要和周扬的这种态度斗争到底。……我辞去左联职务的当时，就把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鲁迅。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分的事，多用用笔……’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我离职了以后，左联就和鲁迅断了联系。更没有想到，像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的公开信里所提到的，穆木天的所言所行，竟至掀起了那大的风波。……我任职期间是1933年8月到1934年10月上下，约占左联存在期间的五分之一。”(36) 　　据陈明远的《胡风的经济生活》披露：1934年新年，胡风与屠玘华(梅志)同居，住进巨赖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13圆。布置新房花费50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胡风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借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因手头拮据，很少归还。(37) 　　另外，周扬与冯雪峰的交往也非常绵长，且富有戏剧性。周扬与冯雪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结怨，持续40年才握手言和。他们的交恶是因为长诗《汉奸的供状》的发表。周扬在1976年回忆说：“1932年，冯雪峰任‘文委’书记，我是‘文委’成员之一。我们曾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关系弄得不好。我因在我所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刊登了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而和冯雪峰发生了争吵。‘芸生’是当时共青团的一个负责干部名为丘九的化名，……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和冯雪峰之间就不大好了。” 　　冯雪峰后来则回忆说：“1932年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长诗《汉奸的供状》，作者署名‘芸生’。我看到了，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很不高兴。因我当时是文委书记，即去找编者，提出我的看法，并建议他在下期《文学月报》上有公开纠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于是争吵起来。当天我恰好到瞿秋白处去，也就同他谈起，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应该公开纠正。晚上我特别跑去同鲁迅谈，鲁迅翻看了一下那长诗后认为是流氓作风，自己先公开纠正一下是好的，争取主动。我于是就同他商量，请他出面代表左联说话。他说：‘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好。’结果就写下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一篇文章。”至于争吵的原因，虽然两人的回忆都语焉不详，但大致还是能看出来的：冯雪峰把这首诗提高到“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来认识，显然不为周扬所接受。 　　大约在1936年11月间，周扬和冯雪峰见面了。苏灵扬的回忆告诉我们，当时冯雪峰曾考虑将周扬派往日本，她说：“就在‘西安事变’后不久，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孩子冲奶粉，周忽然提出，劝我带着孩子随同他去日本，他向我描述了东京如何好，旧书摊如何多等等。我很奇怪，抗日救亡工作正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怎么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来?同时，生活虽然比过去宽裕些，但也凑不出这笔‘留洋’的经费呀。周告诉我，是冯雪峰要他去的，经费由组织供给。那时已是1937年春，抗日的形势已逐渐形成，留日的同志都先后归国，最后连郭沫若同志也逃离了日本。因此，周去日本的事，也就作罢了。”(38) 　　此事作罢后，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扬突然在家的时间多了。在家时间多，就可以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就可以多写文章换取稿费养家糊口。所以对于与周扬一起饱受贫困之苦的苏灵扬来说，那段日子明显地感到“生活较前宽裕些”了。 　　当然，周扬也并没有一直消沉下去。周扬是个“职业革命家”，是属于苏灵扬所言的——“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惯了的人，字典里查不到‘安适’两个字”——那种人，当然，这字典里也应该查不到“消沉”两个字。因此，在短暂的消沉之后，周扬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工作。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先后写下了《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我们需要新的美学》、《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等文艺理论文章，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1937年6月，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约见夏衍。夏衍向潘汉年汇报与党失去联系后的工作情况，以及“两个口号”论争的有关问题。潘汉年明确表示：一、中央对周扬、夏衍在与党中央失掉联系后的工作是承认的；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现在放着，将来再讲也不迟”。 　　在这次谈话中，潘汉年告诉夏衍，他将会很快与周扬见面。至于其与周扬何时见面，无从查考。但是在“七七事变”后，潘汉年决定周扬和胡乔木等人转赴延安。(39) 　　①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77页。 　　②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293～294页。 　　③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9页。 　　④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10页。 　　⑤《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东方》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29日。 　　⑥《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70～174页。 　　⑦此文刊登于《光明》第一卷第二号，1936年6月。 　　⑧《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79～180页。 　　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 　　⑩《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 　　(1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9页。 　　(12)早在1934年10月27日，周扬曾用“企”的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介绍过苏联的“国防文学”。文章说：“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将立刻决定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今日，‘国防文学’的作品在中国是怎样地需要呀。”他在这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主张，但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13)《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75～177页。 　　(1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 　　(15)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7页，第531～532页。 　　(16)钱理群：《与鲁迅相遇》，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53页。 　　(17)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30页。 　　(18)鲁迅：《致曹靖华：1936年4月1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40页。 　　(19)鲁迅：《致沈雁冰：1936年2月14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7页。 　　(20)鲁迅：《致欧阳山、草明：1936年3月18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29页。 　　(21)鲁迅：《致时珉：1936年5月25日》，《鲁迅全集》第13卷，第384页。 　　(22)《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文学界》第一卷第2号，1936年7月10日。 　　(23)《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一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 　　(24)《文学与民族精神之美系》，《浦声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7页。 　　(25)《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0～62页。 　　(2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9～80页。 　　(2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56页。 　　(28)《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86～191页。 　　(29)陈漱渝：《鲁迅论争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349～1350页。 　　(30)陈漱渝：《鲁迅论争集》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349～1350页。 　　(31)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32)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7页。 　　(33)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总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34)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版，第338～340页。 　　(35)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91页。 　　(36)《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1～32页。 　　(37)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77页。 　　(38)苏灵扬：《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1页。 　　(39)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09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