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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和小说《刘志丹》

李建彤口述 刘都都执笔

周扬同志已经逝世七年了。但是，作为他的学生，我至今依然感到老校长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他那慈祥文雅的长者风范，机敏幽默的学者气质，以及他那潇洒、坦荡的音容笑貌，都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周扬是湖南人，但由于离家日久，他的乡音已经不重了。他为人潇洒、大方、注重仪表，颇具学者风度。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扬，是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听他作报告。口才很好，有演讲家的激情和天赋，而且他的思路十分敏捷，语言风趣幽默，又有着渊博的学识，常常把深奥的哲理寓于简单平淡的言谈话语之中，所以他作起报告来，很能吸引住人。这种感觉，不仅仅我一个人有，几乎所有的鲁艺学生都喜欢听周扬校长作报告，这也许是他作报告特别适合我们这些从大中城市去的青年学生的口味，能在思想上和事业上给我们以启迪。 　　1944年冬，我从鲁艺毕业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搞文艺宣传工作。当时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刚刚结束，党中央和西北局正在对被“抢救”的所谓“叛徒”、“特务”进行甄别，以补救康生给边区根据地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当时，我也是被“抢救”的对象之一，对甄别过程中，边区政府就我的案子向鲁艺进行调查，当问到周扬时，他坦率地说：“前一段搞得不对，在鲁艺，我也有责任。至于李建彤的问题，我们学校领导曾经讨论过，认为她没有什么反党言行。当然，她的个性太强，难免得罪一些人，她们系里的个别领导对她有意见，但这不能代表学校。” 　　当我再次见到周扬时，是1945年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婚礼上。寒暄过后，他又提起此事，说道：“在党内进行整风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后来的‘抢救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波及了一些无辜者。在鲁艺我应负主要责任，希望你们能原谅。”他还鼓励我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要干出一些名堂来。 　　五十年代末，在北京发生的那桩文字案，使我对老校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我应工人出版社的邀请，执笔撰写小说《刘志丹》，脱稿后，我给周扬送去一份，当时他在中央宣传部任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又是我在鲁艺时的校长，所以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过以后，让秘书谭小邢电话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就有关《刘志丹》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和我认真地谈了一次。当时在场的，还有北影的导演水华和周扬的秘书谭小邢。 　　周扬首先把我表扬了一番，他说：“我早就想找人写这么一部书，现在你写出来了，你带了个好头，起到了模范作用。真没想到，你原来是学音乐的，现在却写出一部小说来。你写的这本书，不但我看了，我们全家都看了，很受感动，我认为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怎么样?这个剧本你和水华同志谁来写?” 　　我说：“水华同志是稿电影的，还是请他来写吧。” 　　接着，我又问道：“书中可不可以写路线斗争?” 　　周扬十分肯定地回答：“当然可以写，那都是中央做过结论的嘛!” 　　我又问道：“高岗的材料能不能用?” 　　周扬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也给以肯定地回答：“为什么不能用?当然可以用。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若是高岗过去没有功劳，建国以后，中央也不会给他那么高的地位。” 　　当时我十分钦佩老校长的胆识，觉得这才是一个有水平，敢承担的领导干部应该说的话，不推托，不含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是那种看了某些人眼色以后才敢说话表态的人。不象某些深谙官场之道的人，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但遇事总是谨小慎微，唯唯喏喏，在原则问题上从无自己的主张，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那顶乌纱帽。 　　那次会见，周扬谈话的兴致很高，他还对我说道：“你要写刘志丹，就要客观、实际地把他刻画出来，要把他的特点突出来。我认为，不要到处都贴上毛主席的标签，这样既不真实，也没有必要。土地革命时期，陕北苏区和瑞金相隔万里，当时又没有电台联系，根本就是互相不通声气。刘志丹怎么可能及时从毛主席那里得到指示呢?他们两人一南一北，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的。实践出真知嘛!” 　　经过那次谈话，我对自己作品的信心更足了，并且我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老校长那过人的胆识，以及他的为人。 　　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后，周扬又通过秘书把我叫到中宣部。记得那天恰好是中秋节，外面金风飒爽，秋意盎然，可是在周扬的办公室里却显得气氛严峻而沉闷，与上次见面的气氛截然不同，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 　　只见周扬紧皱眉头，面沉似水，显得心情很沉重。他的头一句话象是从牙缝中挤出来：“你犯了严重错误，你写的那本小说是反党的。” 　　来此之前，我已经听到了风声，知道我的这部小说触怒了某些大人物，因此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定为反党小说，并由此还引出一个“反党集团”，所以，我对周扬的态度早有心理准备，并且也知道周扬是在违心地执行着康生等人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指示。因此我既不吃惊，也不生气，依然信任地望着老校长那双流露出无奈和忧虑的眼睛，平静地说道：“我没有反党，也没犯错误。” 　　周扬例行公事般地明知故问道：“那本小说到底是谁写的?” 　　“当然是我写的。”我回答。 　　周扬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可是有人说是习仲勋写的。以你的年纪和地位，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土地革命时期的事?你说是你写的，那你为什么要写《刘志丹》?难道在鲁艺时受过什么影响?” 　　为了能使老校长向康生交差，我尽可能详细地解释着，我是如何查找档案，如何进行采访等，以此来证明，对当年的那些历史事件，我了解的比习仲勋等人还多，还要全面，起码不比他们少。 　　周扬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回去后要好好交代。”便再也没有说什么。 　　后来听人说，为了我写的这部小说，周扬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可见当时他所受到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可是，后来毛泽东又说道：“你是管文艺的，发现了人才，发现了认为是好的作品，当然要支持嘛。”看来，那时他是被理解了，所以才能没有被株连进来。 　　到了“文革”期间，他作为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到底还是被揪了出来。那时，康生、江青一伙把中宣部诬蔑为“阎王殿”，刚刚作完肺瘤手术的周扬，作为阎王殿里的“二阎王”紧跟在“大阎王”陆定一之后，遭到了无情的批斗和残酷地迫害。当时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支持我写反党小说《刘志丹》，文痞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就点了我和我的小说。 　　1968年1月8日，我被关押在地质科学院的地下室后，由中央文革和中宣部的造反派联合成立的“周扬专案组”三番五次地上门提审，目的就是想从我的嘴里挖出周扬与我的小说《刘志丹》的关系，要落实周扬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的罪状。他们每次都是横眉立目，气势汹汹的，每个问题都围绕着周扬是如何支持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笼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硬顶是不策略的，也没有用，但我心中有数，尽力不连累老校长，决不让康生一伙的阴谋得逞。于是，我含含糊糊地说道：“你们是问我那次和周扬的谈话吧?当时我没作谈话记录，不知别人记了没有?我只记得我向周扬提了一些问题，周扬说他不了解那段历史，不好回答，让我最好还是请教当年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西北同志。他唯一能对我说的是，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 　　他们又问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小说稿拿给周扬看，我回答：“因为周扬当时是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又是我在鲁艺学习时的校长，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这样的回答，那些专案人员当然不会满意，所以就不断地对我拖加压力，但我翻来覆去总是这几句话，由于我是康生亲自抓的“西北反党集团”的重犯，康生要留活口，所以那些专案人员倒是不敢太为难我。值得欣慰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虽然我没能帮上老校长什么忙，但至少没有给他再增加麻烦。 　　经过将近十年的磨难，1975年的春天，我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里又见到了周扬同志。中组部的这个招待所座落在海淀区万寿路西街七号(当时的地址)，那时里面住满了部级以上的干部，其中大部分人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无家可归的，也有一些人是来京申诉冤情的，还有几个来京治病的省级干部。我们一家属于第一类，无家可归，我的丈夫刘景范1974年底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后，我们一家就在这里暂时栖身。 　　有一天下午，我从街上回来，远远看到正在院中散步的周扬，原来他也住在这里。他穿着一身深灰色中山装，身材消瘦但挺直，旁若无人地在一条林荫小径上信步走着，看他那迟缓的步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自从1962年那次在中宣部的“不愉快”的会见后，十几年来，风风雨雨，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老校长，但我时刻都在关注他的消息，为他的命运担忧。如今劫后余生，又见到了老校长，我的心情自然十分激动，恨不得立即走过去和他叙谈一番。无奈周围常有一些康生、“四人帮”安插在招待所里的耳目，所以我便没敢贸然过去，这倒不是我谨小慎微，而是我再也不想给老校长招惹麻烦了。 　　过了几天，我去开水房打水，恰好碰到了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同志，如今也老多了。是啊，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谁又能活得顺心呢?寒暄过后，她把我带到他们的住处，这才见到了周扬。 　　周扬夫妇把我让进屋子里，坐下后，周扬才缓缓地说道：“这些年一定受了不少罪吧?”我特别注意周扬的身体，问他受伤没有。 　　望着老校长那满头的白发，憔悴的面容，以及他那由于负疚感而变得痛苦的眼神，我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当年的事也确实不能怪他。 　　于是，我笑了笑，安慰周扬道：“我这不是挺过来了吗?当年的事也不能怪你。中央的指示，你作为中宣部的副部长、共产党员，能不执行嘛?”可能是得到了我的谅解，也可能是卸掉了压在心中多年的包袱，周扬的脸色变得开朗了许多，脸上也有了笑容，使得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不少。 　　我劝他不要总是呆在家里，这里的熟人很多，和大家见见面，聊一聊，可以得到许多消息，能够去掉心中的烦恼，就是有一点要注意，千万留神，别让康生、“四人帮”的狗腿子看到。 　　1976年深秋，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神州浩劫，之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使得许多现存的和遗留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这一切让十亿人民重新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 　　“文革”结束后，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处理了许多党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有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有的则须逐步落实。我的这桩文字公案，由于牵扯面广，株连人多，又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定的案，所以处理起来格外慎重，前后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使此案得以彻底平反。 　　1996.11于北京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